贝满32届校友,费路路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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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路路传奇　　

    1947午7月1日，《北平新报》第四版刊登了一条“豪华门第悄然弃走，人去犬死朱鉴尘封”的社会新闻，标题赫然醒目：“古城一怪宅！”这篇报道的开头部分甚是引人入胜，现详摘如次：
　　在东城八面槽锡拉胡同，有一幢座南朝北极为阔绰富丽的宅院，黑色铁门，门牌九号。半年以前，这所宅子开始被人发觉总也看不见有人出入，黑门紧闭，院内冷冷清清，从外面听不到任何动静。邮差来送信，最初还听见院里狗叫，但叫不开门，坊里来收清洁捐，也叫不开门，警察来查户口，仍叫不开门。于是，人们发生了怀疑，“院里究竟有没有人呢?”“是不是发生了甚么事故?”
　　此时负有维持治安之责的各机关都知道了，遂派人越墙跳进。在这安静无声的院落里，只见花枝树叶，随风飘动，屋内陈设整齐，家具精致。前后两进大院，杳无一人，但在里院屋内的桌上，发现许多碗筷家具，杯盘狼藉，象是客人刚吃完饭的情形。桌旁躺着一条狗，已经饿死了。遍寻宅内，发现不到一点线索，可以证明宅的主人是谁，只在一个纸袋里，捡出一个上书“刘费路路”的旧估封……
　　这座神秘宅院的女主人确实是“刘费路路”，也就是我们这篇文章的主人公费路路同志。这条新闻报道的，正是为我党从事地下工作的费路路，在1946年秋奉组织之命，紧急撤离北平，奔向解放区之后的情景。

                  粉墨登场为赈灾
　　费路路，原是北京一个聪颖多才的大家闺秀，1913年4月20日出生在一个富有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兄妹八人，她排行老二。
　　她的父亲费起鹤终身从事职业教育，是位爱国、正直的知识分子。在父亲影响下，费路路自幼就有一颗爱国的心。她未满七岁进入北京培元小学，临毕业那一年，正值北伐战争前夜，南方各省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风暴，古老的北京城也受到撼动。这时的费路路才十三岁，却积极参加支援南方同胞罢工罢市的募捐行列，当了一名义务劝捐员。小学毕业后，她曾就读于贝满女中、培华外语学校。1932年中学毕业，进入北京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工作。
　　青年时代的费路路，是个性格开朗、多才多艺、心地善良的姑娘。她虽然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家庭中，但对身外之物并不看重。基于对弱者的同情和对孤苦儿童的怜悯，同时也为了充实自己的精神生活，她以极大的热情从事社会慈善事业和救济活动。三十年代初，武汉附近发生特大水灾，费路路为募捐救济款，在北京饭店举行了一次赈灾义演。她亲自登台表演京剧《贵妃醉酒》，而后，她又为著名的通县潞河中学募捐，在京剧《四郎探母》中扮演铁镜公主，并慷慨解囊，捐助当时的社会福利机构。她先后担任北京新华女子中学、基督教女青年会、香山慈幼院、崇慈女子中学和聋哑学校的董事。费路路的这些社会活动，受到了公众的赞赏，成为当时颇引人注目的一位女界活跃人物。
　　1936年9月，二十三岁的费路路同二十九岁的爱国富商刘仁术结为伉俪。刘仁术早年就读于北京财政商业专科学校，是费起鹤的学生。1928年毕业后，同哥哥一起在父亲开办的“振德兴”商号工作，帮助父亲从事工艺美术品出口贸易，并陆续开办了景泰兰、玉器、铜器、刺绣挑花等十几爿小型工艺美术工厂。
　　刘仁术与费路路的自由恋爱与结婚，遭到了刘仁术父亲的强烈反对和粗暴干涉。为了争得自由，刘仁术宣布不承受家庭任何财产，并与费路路一起出走，于当年10月24日到达上海，开始自谋生路。费路路先在上海爱国女中充任月薪十五元的英语教师，后来又为两户富商小姐当家庭教师，刘仁术则在上海怡丰搪瓷厂当了月薪十二元的英文秘书。
　　1937年“芦沟桥事变”前夕，刘仁术的父亲看到北平形势紧张，决定回山东老家躲避战火，行前答应以年薪八千元的条件让刘仁术回来看守“振德兴”的产业。于是费路路跟随丈夫回到北平。三天后“七七事变”爆发。
她的代号“九○二”
　　生活在日本法西斯铁蹄践踏下的古都，费路路十分苦闷，目睹日本侵略者令人发指的暴行，更激起她无比的民族仇恨。一次，她同丈夫路过芦沟桥，看到日本侵略者竟在日军向中国军队开第一枪的地方竖起了一块用石子砌成的简易纪念碑，他们怒不可遏，看看四周无人，就从车上拿下老虎钳，把支撑碑身的四根粗铅丝全部剪断，眼看石碑随时可能倒塌，才匆匆离去。
　　这对具有强烈爱国心的夫妇多么想为抗战尽一份力啊！一次，有位燕京大学学生、国民党地工人员找到他们，寻求支持，说：“为了反抗日本人，我出力，你们出钱。”谁知那人拿到钱后并不抗日，而是过上了花天酒地的生活。这使刘仁术夫妇颇为沮丧。正当他们极度苦闷之时，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向他们伸出热情的手，给他们带来鼓舞、信心和希望。
　　那是1939年秋天的事，刘仁术的母亲病逝，北平工商界的朋友纷纷来到东珠市口刘宅吊唁。有天晚上，在北平做挑花补绣生意的黄浩吊唁之后，悄悄对刘仁术与费路路说：“听说你们想抗日，受国民党骗了。国民党是靠不住的啊！”刘、黄两家在生意场上相识多年，本不是外人，但刘氏夫妇却从不知道黄浩这位商人竟是共产党员。
　　从那以后，黄浩经常到刘家同他们谈心，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在黄的启发和引导下，费路路先参与一些革命外围活动，1941年正式参加由我晋察冀边区政府公安管理处直接领导的地下情报工作，代号“九○二”，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妇产医院的不速之客
　　费路路的主要任务是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和家庭影响，搜集敌伪军事情报，秘密印发文件，掩护地下党员，为抗日根据地购买急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械等物资，联系和输送技术人员，团结爱国民主人士和民族资本家。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费路路历经艰险，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交办的任务，多次受到上级的称赞和表扬。
　　有一次，中共华北局社会部秘书长甘陵化名柳允诚潜入北平，落脚在费路路家中。不久，日寇为搞“强化治安”，突然在全城进行挨家挨户的大搜查。地下党紧急通知费路路将甘陵同志转移到安全地点隐蔽起来。情势紧迫，费路路急中生智，立即给妇产医院挂了一个电话，要田院长为她的“亲戚”安排一个清静的单人病房。田院长当年赴美留学时，曾得到费起鹤先生帮助，一直把费家当作恩人看待，所以对费家二小姐的要求满口应允。
　　当费路路亲自驾车把甘陵送到医院时，田院长不由得目瞪口呆，原来站在她面前的“产妇”竟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费路路微笑着，带着歉意说明事情的原委，并晓之以民族大义，终于取得了田院长的支持和谅解。在田院长的亲自关照下，甘陵住进了产科一间僻静的单人病房，对外则声称病人神经不好，平时除费路路外，谁也不准进病房探视。狡猾的日寇万万料不到妇产医院的病房里竟会住着一名特殊身份的男“产妇”！甘陵就这样躲过敌人搜捕，后来离开医院，顺利地回到了抗日根据地。
　　费路路从事地下工作，沉着、机智而又临危不惧。四十年代初，抗日战争正处在艰苦的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一面在沦陷区搞“强化治安”，一面对我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为了把日本鬼子的部队番号、兵员数额、调动方向等机密情报弄到手，她和刘仁术经常在家宴请负责军需工作的敌伪官员和翻译。她在魔鬼中周旋，探听所需要的情报，并将情报及时转送到抗日根据地。此外，她还同协和医院的李庆丰等人一起，经常为抗日根据地购买大量急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械。
　　有一次，她携带满满一箱西药前往天津，准备交给那里的地下党联络站。不料刚下火车，敌人就把她和药品扣押了。
　　“你带这么多西药到天津干什么?”在审讯室里，日本宪兵头目厉声问道。
　　费路路急中生智，镇定地回答：“我是受这里的李惠南先生之托，私人做点小生意。”
　　李惠南是天津宏钟酱油公司经理，早年留学日本，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与刘家是老相识。日本宪兵队马上把李惠南找来对质。费路路一见到李，边使眼色边抢先说道：“李经理，你托我买的一箱西药现在带来了。”李是个机灵人，立刻明白了究竟。他转向宪兵头目，用日语解释，并为费路路作了保。这样费路路才化险为夷。

                    夜闯西直门敌哨卡

　　抗日战争期间，费路路冒着生命危险，为我党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抗战胜利后，她又为了人民解放事业，继续战斗在险象环生的北平。
　　1946年，费路路奉命，在北平开设了安达贸易公司，她亲自出任公司经理。公司的主要任务是，推销边区政府从张家口运来的羊毛皮张，换回解放区急需的医药等国民党禁运的重要物资。费路路把公司命名为“安达”，就含有“平安到达”的意思。
　　一天深夜，费路路刚要入睡，电话铃声突然响个不停，原来是公司告急－－公司的十几车羊毛，被扣在了西直门哨卡。
　　当时，刘仁术已经前往解放区，在张家口出任察哈尔省人民政府工商厅厅长(现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中共党员)，费路路家中除了一个贴身保姆之外，别无他人。
　　“你们别着急，我马上去！”费路路问清情况后，当机立断地回答。
　　她放下电话，一面吩咐备车，一面对镜梳妆，寻思对策。到国民党大兵的哨卡去，弄不好会落入虎口，但若是不去，党的这批资财将被敌人没收，而“安达”这个据点也会全盘暴露。为了革命利益，她决定再次深入虎穴。
　　夜半时分，费路路驾驶一辆黑色菲亚特轿车，只身来到西直门。她一进哨卡，便将一大叠钞票和一捆名烟好酒往桌上一放，豪爽地说：“这点小意思是慰劳各位弟兄的。”看到国民党哨兵们喜形于色，她接着说道：“外面大车上的那些羊毛，是我们安达公司底下工厂的原料，还望弟兄们高抬贵手！”
　　哨卡里的大兵们看到这位衣着摩登华贵的女经理气度不凡，不知有什么来头，便顺水推舟：“好说！好说！”当即让费路路将十几辆大车连同货物领走了。
　　安达贸易公司及其女经理的活动，渐渐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1946年夏末的一天傍晚，著名律师陈瑾琨请法学家张友渔吃饭，费路路也在座。席间，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我方一名工作人员匆匆赶来，通知费路路立即转移。
　　原来，刘仁术奔赴解放区后，曾在察哈尔省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痛骂国民党，他的讲话公开刊登在《晋察冀日报》和画报上，消息传到北平，又在工商界中引起反响。国民党当局早就怀疑安达公司在为共产党搞贸易，刘仁术演说的消息更提供了佐证。于是，他们以安达贸易公司“偷税漏税”为借口，逮捕了公司的七名工作人员，查封了公司及其仓库，并立即追捕女经理费路路。费路路有家不能归，于是，锡拉胡同九号宅院，便成了《北平新报》报道的那样“人去犬死，朱鉴尘封”的“古城怪宅”。
　　费路路从陈瑾琨律师家出来之后，先在城里躲了几天，后来又潜赴天津。由于她连续转移隐蔽地点，我地下党一时找不到她。为了她的安全，党组织便决定派正在八达岭附近同国民党特务伪造晋察冀边区钞票进行斗争的刘仁术重返北平，接费路路到解放区。8月的一天，费路路化妆成农村妇女，在刘仁术陪同下，越过三家店、妙峰山一带敌军封锁线，辗转到达张家口解放区，开始了新的生活。
冀西山区的游击生涯
　　塞北重镇张家口，当时是我察哈尔省政府所在地。费路路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到这里，立即被解放区热火朝天的崭新革命景象所吸引。她被任命为察哈尔省立医院副院长，人们称她“费路路同志”。她从内心深处感到，这是自己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解放！
　　1946年秋，全面内战已经爆发。为了打赢这场战争，察哈尔省政府号召全体机关干部节衣缩食，支援前线。费路路带头响应政府号召，与刘仁术一起自愿停领政府发放的津贴费，并捐款五百万元，还献出他们在张家口工厂投资所得的全部红利，以支拔革命战争。为此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张苏特写信给刘仁术、费路路，转达我边区委员会对他们夫妇的嘉奖。
　　1946年10月10日，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我军进行战略转移。费路路随着部队撤退到冀西山村，此后她不断随部队转移，过起了艰苦的游击生活。她曾参加三天三夜的急行军，因为过度困倦从马上掉下来；她曾在鹅毛大雪中拉着马尾巴爬山；她曾把裤子当口袋运送粮食，她吃粗粮，睡土炕，和大家一起排演活报剧，学唱《黄河大合唱》……所有这一切，对于曾经是阔夫人的费路路无疑是脱胎换骨的考验。她经住了这些考验，并在艰苦的斗争中成长。1947年底她来到解放了的石家庄，随后投身于轰袭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之中。1949年1月又踏着人民解放的隆隆炮声，进入天津，开始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而奔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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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最早的女法官

　　新中国诞生了。经过地下斗争考验和革命战争洗礼的费路路，最初参加军管会接管天津海关的工作。不久在民政局担任秘书，而后调到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担任审判员，成为建国以后我国地方法院最早的女审判员之一。从此她满腔热情地投入了法律的制订和宣传工作。政府颁布新《婚姻法》后，她每周到天津人民广播电台作一次广播讲话，还深入工厂帮助那些受封建包办买卖婚姻枷锁束缚的妇女争得自由解放。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她同样昼夜奔忙。她负责审理的几例性犯罪案件和婚姻案件，曾作为典型判例受到上级司法部门的赞赏，她还曾参与我国民法和民事诉讼法草案的制订工作。
　　费路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尽心尽力，同时又为国分忧，慷慨献金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五十年代初，她积极购买国家的建设公愤，在抗美援朝时一次就捐献人民币八万多元。她还陆续将自己的工厂、设备、商店全部捐献给了国家。费路路的爱国行动，也多次受到政府的嘉奖和表彰。
　　1956年12月，费路路从天津凋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正当她满怀信心，想踏踏实实地干一番事业时，灾难竟降临到她的头上。1957年她被错划为右派份子，撤销了原有职务，给予“留用察看”处分，还降薪五级。1958年又被下放到京郊的一个小山村——昌平县八家村清凉洞，劳动改造。
客厅里的业余英语班
　　1963年底，年逾半百的费路路终于摘了右派帽子，并被允许回到北京。尽管如此，她并没有得到启用，只好在家里耐心等待。谁知等了两年多，等来的竟是一场更大的灾难——“文化大革命”！
　　在那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年月，以费路路的经历自然在劫准逃。1971年3月，当她走出牛棚时，已经是五十八岁的老人，并且成了心脏病患者。她病得不轻啊，曾被宣判为“心力衰竭并发肾衰竭症”。住院期间，她甚至为自己安排了后事。谁知在医生的抢救下她竟奇迹般地活了过来。当她走出医院大门时，仿佛重新回到了人间，更感到人生的可贵。她多么想做点事情！可呆在家里能干些什么呢?不，还是有事可做的，外地来京求医的病人，修理自行车的聋哑人和遇到困难的弱者……她都给予热情的帮助。
　　一天，一个小女孩手拿荚浯课本来到费家，怯生生地请费奶奶教她英语。费路路由此得到启发，索性在家中的客厅里办起了一个业余英语学习班，不收学费，来者不拒，由费路路亲自授课。当时许多青年苦于求学无门，这个英语班犹如茫茫戈壁上的一块绿洲，受到年轻人的欢迎。消息不胫而走，北京几所大医院的医护人员，机关、学校的青年男女纷至沓来，学员由几名、十几名，迅速发展到几十名，最后数以百计。
　　这个英语班成了费路路精神上的最大寄托，她放下了药瓶，也放弃了休息，把全部精力都扑在教学上。每天白日讲课，夜晚备课，星期天也不例外。学员们英语基础参差不齐，她把他们分成两个班，隔日上课，缺少课本和教具，她亲自上街采买，她单枪匹马忙不过来，就邀请她的朋友、政法学院教师周勤中等到这里义务授课。这个英语班开办了好几年，费路路从未休息过一个星期天。当年的学员，如今有的已出国留学，有的被分配到外事部门工作，有的仍在坚持自学。费路路对此感到极大的欣慰。
她找到了贡献晚年的神圣事业
　　人生总有几个难忘的日子。对于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费路路来说，1979年的农历除夕令她终生难忘。这天傍晚，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亲自登门，向她宣读了《中共北京市高、中级人民法院委员会关于费路路同志所谓“里通外国”和右派问题平反、改正的决定》。尽管这个“平反，改正”来得晚了点，但六十六岁的费路路还是为重新得到党的理解和信任，流下了欣喜的热泪。她觉得自己得到了第二次解放！
　　恢复了政治名誉的费路路，立即被委任为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顾问，并增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被冷落的时代结束了，应当怎样度过未来的岁月?费路路知道，逝去的二十一年是追不回来了，而未来留给自己的时间也不会太多。在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哪怕只是参加一场“安慰赛”呢，也要努力拚搏去争夺“元老杯”！
　　第二年春天，她视察工读学校的时候，在这个容易被人们遗忘的角落，选中了自己贡献晚年的场所。
　　费路路对失足青少年并不陌生。当年她在天津法院工作时，亲自审理过“十三太保”、“九龙一凤”等流氓盗窃集团的案件，那些犯罪分子多半是青少年。每当她提笔对这些脸上还带有几分稚气的少年犯判刑的时候，心情总是沉重的。此刻听了工读学校校长的汇报，她越发感到，帮助这些孩子，寻找失落的世界，是一个司法工作者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也是自己力所能及的。
　　费路路并不满足于到工读学校走马观花视察得来的那些感性认识，干脆跑到丰台区工读学校，住了下来，一住就是十天。白天找工读生促膝谈心，向教师了解全面情况，夜晚在灯下伏案翻阅有关材料，起草调查报告和论文提纲。离开学校时，她还捐赠了一批书籍，帮助学校建立了“育苗”阅览室。
　　这次调查研究收获匪浅，她回城后撰写了《一个工读学校的调查报告》和《工读学校应当走什么样的道路》两篇论文，发表在内部刊物上，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
　　从那以后，费路路又调查了北京市当时仅有的七所工读学校。根据第一手资料，先后撰写和发表了《救救孩子》、《谁之过》、《青少年的性罪错和家庭教育》、《化苦果为琼浆》等十多篇调查报告和理论探讨文章，受到社会的注目。
　　费路路还热心帮助工读学校解决许多实际问题。诸如装电话，联系绿化校园的草皮。更重要的是，她千方百计地为工读教育事业，争取社会的支持。她邀请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中国的“保尔”吴运铎和儿童教育家孙敬修等，到她家共同商讨如何扶持、帮助处在创业时期的工读学校。还邀请著名表演艺术家李万春、魏喜奎，以及殷之光朗诵艺术团到工读学校为孩子们演出。她吁请文艺家们多塑造一些真实可信的“金不换”形象，让误入歧途的孩子们下决心同昨天告别。
　　费路路出于司法工作者的责任感，为工读学校不辞劳苦地奔波呼吁，受到工读学校师生的赞扬和爱戴，她被北京门头沟、海淀等四所工读学校聘为名誉校长。
播下自尊自爱的火种
　　工读学校的生活远非人们想象的那样灰暗和单调，但是人们习惯于用一种奇异和遗憾的眼光，注视着里面的孩子。费路路深知这里的孩子们自尊、自卑而又孤独，他们更加需要亲人的温暖和社会的关怀。因此，她总是寓严肃的思想教育于慈母般真挚的理解、体贴和爱抚之中。逢年过节，是这些孩子最寂寞的时刻。费路路此时总要带上糖果、花生、瓜子到工读学校去看望孩子们，同他们一起做游戏、猜谜语、唱歌、朗诵、讲故事，热热闹闹地度过节日。有两个工读生是兄弟，也是孤儿，大的十六岁，小的才十三。他们从小就失去了父母，不会自己料理生活。费路路得知后，送给他们两个铝盒，里面配置了剪刀、针线、顶针和碎布，嘱咐他们“象有妈妈的孩子那样学会生活自理。”她还戴着老花镜，亲手为这两个孤儿做棉衣，教他们钉扣子、缝手套、针针线线凝聚着慈母情。门头沟工读学校有个学生患肠热症，她特地带上软食前去探望，有个工读生喜欢画画，她就购买绘画用品，鼓励他好好学画，改掉身上的坏习气。这些看起来只是一些家常琐事，但孩子们的心灵正是在这春雨般的关怀中得到了滋润和复苏。
　　为了让工读生能象普通中学生那样有着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费路路耗费了许多精力和心血。她想方设法让几百名工读生较早地到官园参观。在旅游季节，她又亲自带领工读生们前往拒马河畔的“小桂林”十渡，让孩子们领略大自然的山川美景，陶冶性情。美国篮球队首次访华，只在首都比赛几场，有些球迷都弄不到球票，而费潞路四处联系，竟弄到五十张球票，分送给各工读生们，让他们也同其他中学生一样兴致勃勃地欣赏精彩的国际篮球赛。费路路还倡议举办北京市工读学校第一届运动会，在有关方面支持下终于实现了。
　　为人民做了好事的人，人民是不会忘记的。为挽救失足青少年倾注了晚年全部心血，并取得了卓著成绩的费路路，赢得了社会的尊敬和赞扬。1985年，全国首创的北京市关心青少年教育协会成立，费路路被推举为副会长。为了表彰费路路在挽救失足青少年工作中所作的突出贡献，全国妇联两次授予她全国“三八”红旗手的光荣称号。1986年，她又被北京市政协评为先进工作者，并增补为市政协常务委员。
　　面对纷纷涌来的鲜花和荣誉，七十三岁的费路路诚恳地对笔者说：“这是党和人民对我的信任和鼓励。象我这把子年纪，时间太紧迫了。我曾写过两句诗：‘但愿苍天宽时限，夕阳未必逊晨曦。’我只想把自己的余生全部贡献给挽救失足青少年的事业。”


转自:http://www.rwabc.com/diqurenwu/diqudanyirenwu.asp?people_id=11459&id=20770

	作者：何玉林	点击次数：1255
	出处：《人物》	上传日期：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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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过多久，安达地下公司就遭到敌人的破坏。一夜之间，七名工作人员被捕。幸好当晚费大姐去赴著名律师陈谨昆的家宴，才未被敌人抓去。第二天，敌人就在北平城里贴出了悬赏捉拿她的通令。我们党的地下组织及时营救了她，让她化装成农村的新媳妇回娘家，通过西郊三家店等敌人封锁线，辗转到张家口解放区。到解放区后，她爱人刘仁术担任了察哈尔省实业厅厅长，她先后担任了省立医院副院长、解放区救济总署英文秘书和华北区临时政府人民代表等职务，过起了艰苦的打游击的战斗生活。当时，察哈尔省立医院的院长是张苏同志，他对费大姐投身革命的行为十分赞赏，风趣地说：“过去，闹革命的都是穷人，没见过你和老刘这样背着洋房、汽车，夹着金棍子出来‘讨饭’的!” 费大姐脱险之后，一直惦记着北平城里她父母亲的安全。因为安达地下公司遭敌人破坏之后，她们家就全部被伪市长何思源非法侵占。在我军攻占石家庄后，长期领导北平地下情报工作的许建国同志，给费大姐弄来了一张她父亲做生日的照片，兴奋地安慰她说：“我们不久就要进城了!等解放了北平，你就可以回家去了。”可是，谁知和平解放的北平，唯独炸毁了费大姐一户人家的房子。由于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斗争，有人在伪市长、军统特务何思源老婆和女儿的住房里安放了一枚定时炸弹。而何思源老婆、女儿住的正是费大姐原先的卧室。炸弹爆炸，何恩源女儿丧命、老婆致残，房子也被炸飞了顶……加上何思源在逃跑时，事先把费大姐家的楠木和紫檀木家具空运走了，等她随解放大军回到北平时，她的家已毁得面目全非了。因此，可以说，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故都的解放，费大姐不惜献出了全部的家产!

转自:http://shang.cnfamily.com/198408/ca26373.htm

乐群

   感谢贝满校友会，转帖老校友费路路的传奇故
事，以前只知费路路是位名人，是贝满校友，却不
知其如此传奇、坎坷、多色光彩的人生故事。

   八面槽锡拉胡同，伪北平市长何思源家爆炸的
事，当时轰动，市民皆知，且不知这座房原是费路
路的家。

   看过上面内容，我在网上再搜索看了一些。请
看下面“爱心之母—费路路”，记述了1996年费路
路女士、刘仁术先生的寿诞及共度钻石婚的融融佳
话。

乐群

“爱心之母—费路路”

乐群

“爱心之母—费路路”
爱 心 之 母——费 路 路

——罗军著同名传记之《序》《跋》和传略

一、“爱心之母”序

一个似乎极寻常的日子，往往能将许多极不寻常的人物、事件联系在一起。
公元1996年4月20日，适逢中国农历三月初三，新版的老黄历书称这一天为“谷雨”，也是王母蟠桃会举行之时。正所谓黄道大吉日，奠基、兴业、婚配、出游，般般皆宜。坐落于首都北京西城百万庄申区的23号宅院内，端的喜气盈门，嘉宾如云，真好似蟠桃会降临人间。硕大的蟠桃，据悉出自昔日皇苑御膳大师后裔之手，堪称正宗的面点佳作，与鲜桃一般无二。两盘寿桃中托着欧式糕点精品，斗大的“寿”字用甜美的各色奶油花组成。用黄金、白银两色配制的蛋糕，不仅象征着寿星的雍容华贵，还以两色表示日月交泰，情联爱合。真是无巧不成书，同一个寿辰属于两位寿星，寿联题款为：
费路路女士
八十三岁
刘仁术先生
八十九岁
华诞吉辰
好一对老寿星，好一对老夫妻，历经岁月沧桑，共度银婚、金婚后，这年喜逢钻石婚，更为寿辰日平添了融融佳话。 二老虽年属耄耋，仍然精神矍铄、谈笑风生、安坐华堂，接受四座嘉宾捧上的一份份非同寻常的贺礼。
贺礼是如此不同寻常，因为，每一份礼物都饱含着这一对老寿星多年来的共同期待。
以中国第一位女法官、法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心之母——“费路路”名字命名的“特殊学校”和幼儿园发来了贺电、贺信以及学生们的优异成绩单；请费老荣任名誉职称的医院、学校、公益社团、海外公司送来了礼品、纪念品和事务进展的佳音；费老与海外人士共同创办的中国海峡两岸“炎黄杯”长跑大赛、喜获中国国家体委批准支持，确定第5届大赛在京举办；首都各界名流、国外亲友和驻华使馆官员的问候电话、鲜花……
最令寿星欣慰的是，欢聚一堂的世交、知已、晚辈和工作人员异口同声表达的共同心愿——精诚团结奋发、一如既往参与推进费路路毕生追求的伟大爱心事业。现阶段在全力筹办“中华费路路爱心基金会”，并策划好爱心事业系列工作，作好长远规划，使这一事业后继有人、发扬光大。
“爱心事业”！这是一对世纪老人身临本世纪变幻风云后发出的震天撼地的呐喊，这是生息在古神州的炎黄子孙饱经人间忧患形成的共同心声。当此世纪更迭，新世纪圣婴即将临盆的前夜，费路路，这位未经历产痛却承受过百倍于分娩之苦的中国女性，欲借着自己的诞辰日重入产房，用她本人及家庭在本世纪承受的全部苦难作为腹压，为新世纪圣婴分娩出一位“爱心之母”！
岂是十月怀胎，而是百年怀胎，孕育了她献身于爱心事业的结晶。爱心昭昭，如日月经天行地、掷地有声，终于化为她的经典铭文《爱心宣言》。于是，她捧起铭文，用汉语、英语娓娓读来，如诉如歌，诉与整个大千世界，歌与天地间所有族群——
请允许我用我的心声，表达你们的衷言。因为我已敞开心扉，邀请所有人走进我心中。
大千世界的精英是你们，你们的灵魂是爱心。惟有爱才是人类的根本，生命的基因，情感的源泉，理想的结晶，是人类创造世界并完善自身的巨大动力。拥有了生生不息代代繁衍的爱，就能超越时间和空间，达到金钱权位武器文字难以企及的新境界。反之，就会因为爱的贫乏缺损带来危机和灾难。
显著的危机和潜伏的灾难依然存在于这个地球上。天灾疾病战争犯罪贫困忌恨之类的总和，依然是人类痛苦的根源。要奇迹般的铲除这一切，使幸福欢乐健康和平永久地护佑着我们，就必须大力弘扬我们与生俱有的人类的爱。为此，我期待着以“中华费路路爱心基金会”和“爱心之家”的名义，实施爱心系列工程——扶助伤残男女自立自助的“扶助工程”；帮教回头浪子自新自强的“帮教工程”；温暖所有因灾难贫病孤老愚昧而倍感痛苦的弱者，使之获得自信自助的“温暖工程”。你们绝不会对如此众多的人在痛苦中难以自拔而无动于衷。我愿同你们一起，一如既往、全力以赴，就像我的家族一百年来同千家万户并肩携手所做的一切。

让我们凭着爱心的名义而共同宣言：为振兴中华、完善世界，投入世代相传的业，建立一个以“爱”为姓氏的跨国大家族——包含人类所有渴爱者、求爱者、育爱者、播爱者的世界“第一家族”，为21世纪的到来铸造一座爱心金字塔，从而以辉煌的业绩证实我们是

跨越了本世纪百年沧桑，开创着人类文明新纪元的新生代！
费路路发表的《爱心宣言》赢得了海内外经久不息的掌声。掌声中她默然转向窗前，窗玻璃中映出她慈眉善目之中那颗端庄圣洁的“观音痣”，正巧镶嵌在透过玻璃所见的朝云紫霞间。但见两行热泪落自中天，她想起了母亲说过的生她养她的故事，想起了她的家族泪兮血兮的故事。她记得，很久以前她就想有儿子，很久以前她就想做妈妈。
她的儿子，叫“爱心”。她那满腔爱心，永远装着天下无数的儿女，欲凝聚成当今世界上人数最多的爱心之家——“第一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