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区美国基督教教会中学研究（1920-1941年）（三）

小小的太阳

（二）教会中学的教学水平和社会评价
     ３０—４０年代，在当时北平国立、市立、私立中学之中，汇文等八所教会中学的教学水平属上乘。１９３４年河北省（包括天津市）举行中学生会考，潞河中学名列榜首。同年北平全市会考，育英获高中团体冠军，初高中个人冠军。为此，社会名流丁锦先生赠“双元”匾一块，悬挂校门之上。在这次会考中，贝满列高中第五、汇文列第八。1936年全市会考，育英初中250名毕业生全部合格。教会中学教学质量高，与学校教师队伍素质有直接关系。教师绝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有的还在国外深造过。１９２１年汇文学校校长的年度报告中提到，该年有两位留美博士来校任教。１９３０—１９３４年，贝满的教职员中，大学本科学历者占５０％以上。为了保证学校拥有一支出色的教师队伍，各校设法给老师提供良好的工作、生活条件。育英为了保证教学质量，不惜用高薪聘请优秀老师。贝满给每个住校老师提供单间宿舍，学校还请专人给住校老师每周洗一次衣服，学校有十几架钢琴，可以供老师随时娱乐。学校教学质量高，还依赖学校实行的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学校淘汰了陈旧的灌输式的教学方法，代之以生动活泼的启发式教学方法，并使之进一步完善。理科教学，教员除传授一般基础知识外，主要是利用实验，进行形象教学。贝满的物理老师孙念台讲静电反应时，让全班同学手拉手，围成圈子，然后在一个同学手上通静电，大家都感到麻木，拉着的手全松开了，这个情景过了若干年后，不少校友还记忆犹新。英语是教会中学最重要的课程之一，老师除讲授文法、会话、写作外，还教学生读英文诗，唱英文歌，以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汇文的英文老师邀请学生到家里参加茶会，彼此之间须用英语交谈，给学生提供练习口语的机会。贝满排练英文剧，师生同台演出，生动活泼。另外，各校在高中设选修课，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又使学生学有专长，能适应将来的工作。
       为了保证教学活动的正常进行，各校均制订了完整的规章制度。汇文学校的学则十分详细，对学生的升学、选课、考试、请假、退学、休学、奖励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贝满规定，住校生除星期六和星期日外，不许无故离校，否则就算旷课。旷课不但扣操行成绩，还要扣学科成绩。贝满要求学生衣服庄重朴素，袖长过肘，衣长过膝，冬、夏季一律是蓝布大褂，只有深浅之别。慕贞的女孩子把星期六下午视为过节，因为每周只有这个时候，才允许出校门，“一个个人领了出门证，拿着包袱，喜气洋洋走出了校门，有的还脱去了学衣，换上一件花衣服，或穿上一双新皮鞋呢！只到六点半，一个个回来了。虽然校规是不许吃零食的，但今天不妨例外些。”严格的规章制度约束了学生的日常行为，使学生们养成了自觉遵守纪律的良好习惯，保障了学校教学活动的正常开展。
      由于各校在教师队伍素质、教学方法以及学生管理方面做了种种努力，使学校的教学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博得了社会的赞誉。家长不惜花昂贵的学费，也要送子弟入学，出现了有的家庭兄弟（姐妹）几人，甚至上下几代同毕业于一所学校的情况，学校学生人数成倍增长。汇文学校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开办时，学生仅３名，１９３１年学生竟有９０４名。同时，学生来源也发生变化，学生不再是贫寒人家的子弟了，而是多来自商人、政客、军官、医生等社会中上层家庭。学生人数的增加和来源的变化，反映出社会对教会中学的看法已经发生了观念上的变化，教会中学逐步为国人所接受。
（三）教会中学与社会
       如前所述，２０年代以后，教会调整了办学方针，学校必须走向社会、服务社会的意识得到重视和加强。这不仅表现在，学校在教学内容上，结合中国社会的需要，加强实用知识的讲授。而且，为了使学生能适应未来的工作，注意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开展各种形式的课外活动，就是出于这个目的。各校课外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广泛开展体育活动，强健身体，服务社会，是特色之一。在中国学校中，首先开设体育课的，当推教会学校。汇文、育英、潞河等校均有良好的体育设施，每逢比赛，校长甚至亲自挂帅出征。各校的体育成绩在全市是一流的。育英的“火车头”篮球队，所向无敌。汇文的足球队在３０年代闻名全市，曾经战胜过大学队。１９３３年华北运动会上，潞河有６人获名次，培养了许多网球、篮球、田径等运动健将。各校开展体育活动，并非单纯夺锦标、争名次，而是出于学生身体考虑，强调体育的普及性。汇文学校认为体育“不是仅为培养能给学校带来荣誉和知名度的少数几个明星，而是要教授群众体育活动，使全体学生处于良好身体状态。”体育的普及性加强了学生的身体健康，保证了学业。汇文校长自豪地说，“学生的体育锻炼在整个学生体质方面得到了满意的结果，我们学校学生中没有什么严重疾病和死亡的”。另外，学校注重体育实用性，把体育锻炼与社会服务、振兴国家联系起来。“九一八”事变后，育英举行秋季运动会，会场贴满救亡标语，如“要强国须强身”，“注重体育才能打倒帝国主义”，体育活动成为救亡图存的手段和方式。教会中学课外活动的另一特色是组织了大量社团，这些社团大致可分为文体、学术、宗教三类。社团多为学生自己组织，校方认为这是锻炼学生自治能力的好机会，故采取支持态度，并成立专门机构，指导学生的课外活动。学生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开展课外活动，不仅增长了知识，丰富了生活，同时也认识了社会。育英学生通过参观疯人院，认识到“在精神病院不只看一看病人，而我们可以从其致疯的原因，及疯人的阶级比例中可寻知在这个复杂的社会中，不同的阶级中，甚么人环境最恶劣，受痛苦最大。”学校组织学生开展课外活动，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毕业后能立足社会。而学生们却没有仅停留在此，而是通过课外活动，认识了社会，并 且勇敢地走向社会，投入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中去。“五四”运动中，汇文学生参加了游行示威。１９２８年３月１８日，因参加抗议段祺瑞政府反动统治的活动，汇文的两位学生壮烈牺牲。“九一八”以后，各校以各种方式参加抗日活动，募捐、战场慰问、抗日宣传等等。总之，从五四运动开始，以后历次学运和其他政治活动，教会中学的同学总是积极参加。由于教会中学的特殊环境，国民党力量不易介入，故共产党和青年团都在学校成立了地下组织。潞河一位校友回忆，他就是１９３２年２月在潞河谢氏楼前秘密入团的。“一二九”后，“民先队”在教会中学的活动频繁。贝满的“民先”队员出壁报、组织同学唱革命歌曲，举办读书会。２０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急骤变化，这使得教会中学的学生走出了封闭的宗教小圈子，走向社会，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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