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宝善 1945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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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宝善：燕园里从不休止的琴弦

	2005年10月26日11:18

贺宝善从一个普通学生的视角讲述了燕京大学。本报记者郭延冰摄 ■人物介绍 　　贺宝善  原籍湖南长沙，著名剧作家齐如山之外孙女。1945年考入燕京大学，翌年入音乐系。现居香港，著有《思齐阁忆旧》等书。 　　听司徒雷登出狱演讲 　　1941年，燕京被日本人占领之后，燕京迁到了成都并在那里复校。1945年，日本人一投降，燕京大学就在陆志韦校长的领导下于十月十日在北平进行了燕京复校之后的第一个开学典礼，同时，成都燕大也开始陆续回迁。所以在1945年到1946年那两年，北平和成都同时都有燕京。1945年，我从贝满中学高中毕业之后，学校6月放暑假，8月份，日本就投降了。我开始报考的是北大和辅仁大学，两个学校都考上了。我在沙滩红楼念了一个月外语系。后来听人说当时的北大是伪北大，我就转到燕京来了，那是在10月底。当时燕京的校园里还有好多日本的伤兵在养病，他们在临湖轩的男生宿舍那里，我们就用女部的一二三四院。一二三院住男生，四院住女生。当时的燕园百废待兴，学生的生活都非常辛苦，我们当时的伙食只有白菜汤、丝糕什么的。 　　在燕京读书第一年不分系，所有的学生都上文学院的课。那时候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有侯仁之、翁独健、齐思和、夏仁德等老师。后来司徒雷登从监狱里放出来，在临湖轩前面的草坪上给学生演讲，内容还是讲燕大精神。这是我在学校惟一一次比较近地接近司徒雷登。在这之前我就听外公齐如山说起过他，那时我住在外公的家中，外公听说我到了燕京，高兴地跟我说：“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是我好的朋友，他的秘书傅泾波（当时的人多这么认为，其实并不确切）为梅兰芳去美国演出，帮过很多忙。”一入燕京的时候，我想读生物系，所以报了很多生物系的课。但是后来音乐系的系主任许勇三老师动员我学音乐，他知道我过去在家中学过十年的音乐，差不多动员了有半年的时间。如果我要是不入音乐系的话，音乐系就没法开了。因为按照燕京的规定，至少要有五个学生选读这个系才能开。当时只有四个学生报了音乐系，加上我，人数就够了。当时的体育系就是因为人数不够，没能开起来。我读一年级的时候，音乐系还没有建起来，因为当时音乐系只有许勇三老师一个人从成都回到了北平，学校考虑到师资力量不足，并没有重建音乐系，但是许勇三当时也在学校里开设了和声课，同时为重建音乐系做准备。那时候许勇三还把燕京以前就有的合唱团重新建立起来，经常排练各类的歌曲，当时给许老师伴奏的就是后来跟我同时入了音乐系的李菊红。她后来是我们音乐系第四个获得斐陶斐金钥匙奖的人，后来毕业留在了学校教授钢琴课。 　　苏露德、许勇三重建音乐系 　　1946年，燕京音乐系的创办人苏露德回到了燕京。 　　她在1941年的时候被日本人关进集中营，后来到美国，但是她一直心系燕京音乐系。一听说燕京复校，就从美国赶了回来。那时我和苏露德接触比较多，她教我们钢琴，是当时女部的主任。她常常穿一个深紫色的旗袍，雪白的头发，美极了，像个神仙一样。音乐系的学生在入系之前大多数都学过钢琴，对于不正确的指法，她总是反复纠正。对于我们课后练琴的时间和地点，她都有固定的安排。苏露德特别认真，当时学生们练琴是否遵守时间，有没有乱串琴室的情况，她都经常检查，并一一记在她的小本上。现代许多的音乐家像芳爱立、池元元、沈湘等人都是出自她的门下。苏露德完全改变了之前弹钢琴的指法。曾经有一个学期让我很紧张，因为一切还要从头来。一直到五十年代，她回到美国之后，我还跟她保持着通信。 　　分系之后，音乐系就在姊妹楼里上课，课室、琴房、演奏厅、办公室和系图书馆都集中在那里，当时琴房管理和全部房间的卫生打扫都是由一个姓纪的校工负责，是个年迈驼背耳朵又有点聋的老头儿，我们当时的学生对他都很尊敬，管他叫纪大爷。我记得当时最有意思的就是王子文的太太，广东人，苏露德之前的女部主任，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她用广东普通话跟我们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官话。”逗得同学们都大笑不止。在音乐系重建之后担任系主任的许勇三老师在处理系务工作的同时还开了好几门课，许先生讲课从来不满堂灌，而是让学生们发问，他来解答，并且启发我们去自己思考。 　　在燕京找到我的爱情 　　跟外子姚刚相识也是因为在燕京。我入学的时候，他已经是三年级的学生了，当时在经济系。他对于音乐的兴趣很浓厚，常常到我们办的音乐会上去听音乐。（姚先生插话：“她当时是燕京的四大美人之一，追求她的人很多，好多男生对她都很崇拜。分系之后，音乐系跟别的戏联系比较少，很多人都去找她希望跟她谈朋友，后来认识了我，我就不允许她跟别人来往了，会影响念书嘛。”）他说的那些事都算得上“上古史”了，当时我们在学校里其实比较朴素，比如和其他的同学经常骑骑自行车，在图书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跟我说：“你功课那么好，跟我出去走走吧。”但是姚刚跟别人却不一样，他总是说：“你的功课做完了没有？做完了再出去走走吧。”后来一起到王世襄先生在文章中提到的常三饭馆去吃饭，已经是交往得非常深了。 　　虽然是五个人的小系，但是辅修的人也不少，其他系的学生可以随便来听课。 　　当时的情况说起来比较惨，战乱之后的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交响乐，什么是打击乐。所以当时系里每周都在大礼堂举行唱片音乐会，很多别的系的同学都来听。 　　在放音乐的同时，介绍音乐家的生平事迹，像贝多芬、巴赫等等。当时用的喇叭是那种旧式的大喇叭，唱片都要用手摇。虽然只有五个人，但是课程却很正规。当年的同学除了我之外，后来都在音乐领域是非常成功的人，只有我一个人做了专职的家庭主妇。我们五个人当时也不是每天都在一起，除了音乐系的课在一起上，上完了之后，大家就都忙着去上自己感兴趣的其他系的功课了。当时燕京要求学生在毕业时要选够20个学分。 　　请来马思聪专职任教 　　就这样在燕京读到了快要毕业的时候，1948年4月，音乐系聘请了马思聪到系里专职任教，我因为主修钢琴，跟马先生接触比较少。马先生主要教创作课，他在创作课上发现很多作曲主修生在习作时都急于做很多民族化和声的尝试之后，跟当时的学生说：“如果首先不掌握各流派的和声风格，就急于摸索写自己民族的和声风格，就会像你们现在这样：风格杂乱什么也不像。”给当时选他课的人触动很大。 　　到了年底，时局变得十分动荡了。学校里的学潮此起彼伏，像沈崇事件、反饥饿反内战啦，我记得沈崇事件发生的时候我还跟着去游行了两天，但是后来的活动就很少参与了，因为音乐系的课程比较繁重，每天要弹三四个小时的钢琴，但在算学分的时候才算两个学分。我比较幸运的是平时修的学分比较多，那时候就可以毕业了。别的系的学生毕业的时候要写毕业论文，但是音乐系的学生不一样，我们毕业的时候要举办一个毕业演奏会。指导老师会事先给你设计好你要弹的曲目，然后让学生自己下去准备。这种形式对我们音乐系的学生来说是轻车熟路，平时我们系每个月都会让我们几个人举办演奏会，全校的学生都可以来听，老师则在一旁指导。三年下来，我们都积累了很多经验。但是毕业演奏会跟平时的演奏会有个区别，平常的演奏会都是独奏，毕业演奏会是需要有伴奏的。 　　我本来是1949年才毕业的，但是当时时局变得很乱，学校允许我们离开北京到其他有音乐系的学校去借读，当时国内有音乐系的大学比较少。我本来也是准备要走的，但是许勇三老师跟我说：“你的学分已经修够了。你举办了毕业演奏会就可以毕业了。”当时给我伴奏的美国老师已经回到了美国，我又重新找了一位老师给我伴奏。匆匆忙忙地办完了毕业演奏会，我的同学跟我说：“你就这么匆忙离开学校了。”过了两天，我就跟我舅舅一起到了台湾。后来学校把毕业证书交给我的家人，家里人又托颜惠庆先生把毕业证书带给了我。不过我一直也没有用过。 　　□述/贺宝善  采写/本报记者 陈远 　　■记者手记 　　在燕京，学生运动一直比较活跃。 　　在我接触的许多老燕京里，很多人谈到那几年，主要内容是学生运动。 　　个人的痕迹似乎之后在风风火火的时代洪流中才有记忆，其他的，好像不复存在。 　　贺宝善的叙述给了我另外一种印象，她能够记得几十年前老师的衣着神态，但是问及当时的社会政治，她却很少能说出什么来。我问她：“当时在燕京像你这样情况的学生是多数还是少数？”她说：“大多数。 　　在事后的叙述中，贺宝善这一类人的历史似乎被淹没了。 　　事实上打捞这些记忆也确实是件困难的事情，在和贺宝善的聊天过程中，我问一句她答一句，在她上学的时候，她大概没有意识到，多少年后，她们这一代人也将走进历史。 　　在经历了时代变迁之后，历史的底色慢慢地改变了，而真实的情况，却恰恰在这种不起眼的细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