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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心愿论坛开展校友花名册与老照片征集活动以来，不少校友向公众号、微信、论坛递交了自己珍藏已久的资料，帮我们扩充着这份来之不易的档案库，也为我们讲述了一段段动人往事。
其中，67届初中校友王明明发来的照片，尤为令我们动容。可以说，67届校友是特殊的一届，新中国的历史在他们身上打下了不可抗拒的烙印，塑造了他们不同于众的人生历程——有理想也有疑惑，有快乐也有痛苦——所有的一切，都借着一张张记录着青春容颜的照片，无比鲜活地传递到我们面前。
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老照片的脚步，重忆67届校友时光中的故事。
一排左起：易敏、陈淮、陈波（原叫陈凤波）、陈华（原叫陈小娃）、伊亚静。 二排左起：戴玉玲、韩育茹、刁慧军、朱纪宁、单静、吳新玉。 三排左起：王明明、李庆兰、程林秀、罗江燕、梁安平。
王明明校友回忆道：“我们没有毕业照，只是北京去延安插队同学那天下午都要去天安门宣誓，宣誓完后我们照了一张合影。”
遗憾的是，合影中没有初67届4班的所有人。根据王明明校友的回忆，我们得以复原初67届4班的全班花名册——
教师名单
班主任于环，语文老师于环、数学老师张玉英、英语老师赵鸿义、政治老师陈维维、地理老师王立经、体育老师李秀杰
学生名单 1蔡少英、2厉惠珠、3陈小娃（陈华）、4李庆兰、5王明明、6戴玉玲、7罗江燕、8贾燕丽、9陈英、10朱纪宁、11徐玉珍（伊红英）、12武金玲（武红）、13郜锦丽、14王景新、15陈淮、16高崇、17张彩霞、18易敏、19李小月、20柏小萍、21梁毛毛（梁军）、22曹卫海、23张向东、24汪琴、25陈凤波（陈波）、26伊亚静、27韩育茹、28刁慧军、29金景云、30李莹莹、31吳新玉、32单静、33马荔、34赵荣菁、35宋振英、36郭燕文、37梁安平、38陆美、39李增运、40宋金湘（文革叫闯新）、41程林秀、42陆永庆、43范青兰、44杨提增、45纪萍、46开芸（老挝同学）、47西莎蒙（老挝同学）
回忆起曾经的学习时光，王明明校友说：“我们是1964年9月入校的学生，当时上女十二中初二时，我们4个班并排在一排平房，只是中间有一堵墙把2班和3班隔开了，我们和3班离得最近，课间休息时都在一起。在初中上学时，易敏和陈华（原名陈小娃）是学校的大队长，陈淮是我们班的班长。”
很快，同学们和睦的读书时光被历史打断了。初67届校友上到初二第二学期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生们停课闹起了革命。伴随着全国学生大串联的时代背景，女十二中的学生们早早地踏上了与其他时代同龄人绝不相同的教育历程。
1966年8月起，年仅15岁的同学们踏上了大串联的旅程。
前排左：陈小娃（陈华）、厉惠珠；后排左：郜锦丽、伊亚静、曹卫海、李莹莹，照于1966年
对着这张照片，陈华校友说：“我对南京记忆最深的是雨花石，和武汉高校里的钵子饭碗，辣菜太辣了！真正体验了湖北的辣，不亚于湖南！第一次大串联，美景没有看，都看大字报了......”
曹卫海校友说：“那时候照片少，所以格外珍贵。现在纵然有先进的摄影器材和高超的拍照技巧，却无法时光倒流，回到那时的你我她。”
两位校友，道出了每个人的心声。 1967年串联停止了，主要的时间还是在家里。直到1968年，同学们的毕业证书才发下来。大概1968年10月左右，学工生涯开始了。
初67届4班伊红英（原名徐玉珍）的毕业证书 原本应该1967年初中毕业的同学们，1968年才收到毕业证书。
学工的时间并不久，因为很快，另一波浪潮即将席卷这些年轻学生的命运，甚至彻底改变了很多人的一生——上山下乡开始了。
王明明校友回忆道——
1968年12月22日，我和同学们正在北京麻纺织厂学工劳动，车间的广播里传来了毛泽东主席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大概在12月26日，我们停止学工劳动了，学校通知我们回校报到，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会议开始了，工宣队xxx宣布：今天内容是到延安插队的动员大会，他讲的许多话我忘得差不多了，只记得他说：“延安每年毎人可以分粮食800斤，自己吃400斤，剩下400斤可以交公粮；老乡们特别欢迎你们去，窑洞早已准备好了；延安的枣特别便宜，1毛钱1斤⋯⋯我听到这些，感到比北京还好，于是报名去延安插队，回家后立刻拿着户口本和学校的证明把户口迁了。
很快，学生们纷纷踏上了漫长的旅程，抵达她们从未去过的地方。
初67届4班贾燕丽校友从内蒙古插队一年后，回京探亲时和同学们合影留念。左起：曹卫海、厉慧珠、贾燕丽、汪琴。此时是1969年5月，班里大部分同学已经离京。
那么，迎接她们的是什么呢？
王明明校友回忆道——
1969年1月7日，我们怀着一颗炽热的心，在欢送知青的锣鼓声中，登上了西去的火车，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插队。在火车上，我才知道我们插队的地方是延安蟠龙公社，并且自愿结组，我、李庆兰、单静、朱纪宁、毛雅莲我们5人分到了蟠龙公社瓷窑沟大队第一小队。一路上的火车、汽车的征程，1月11日，我们终于来到了队里。
对路上的经历，校友尹春侠印象深刻——
“7号走，8号铜川，9号因延安下雪无法走，在铜川呆了一天，10号到延安，住了一夜，11号先到公社然后下队。”
短短的4天，却意味着天翻地覆的改变。然而，此时的她们并不知道，在抵达公社后，同学的笑脸依旧明亮快乐。
同学抵达枣园后和大队书记见面，两位同学分别是初67届1班张兰兰和初67届4班郜锦丽。照片拍摄于1969年1月。
多么可爱的同学！然而，紧跟着新鲜感而来的，却是困惑。
王明明校友回忆道——
当年，我们这届插队是去延安蟠龙公社，女十二中只有4、5人到延安枣园公社枣园大队插队。
来到队里，快中午了，队里派了妇女队长给我们做饭，第一顿吃的饭是牙碜的馒头，我心想：“怎么馒头还牙碜呢？”所以没太吃，那顿吃什么菜忘了。妇女队长给我们做了两天饭就不管了，无奈之下，我们只好自己做饭了。到队里的第一天晚上，队长叫我们去开会，地点是驴圏里，老乡们说的什么话我们也听不懂，只见到有人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或捻毛线或织毛衣⋯⋯不时地听到驴叫唤的声音和难闻的气味。
在陕北农村，正月十五之前在家休息，不出工。在这些日子里，我们串了串老乡家的门，看到老乡每天都在吃发黑的糠窝窝，就着酸菜和土豆煮到一起的大烩菜，偶尔也能看到有家在吃杂面面条，这就是高级饭了；从老乡那里知道，有几家出外讨饭去了；看到这些和听到这些，怎么和当时工宣队说的差距这么大呢，我们感到自己发蒙了，有点被骗的感觉，有的同学甚至哭了⋯⋯
我队男生是灯市口中学的，他们比我们晚来3天，到队里一看这种情况，听说也有人哭了。有个男生给江青写了封信，反映这里的情况。后来才听大队书记跟我们说，这封信从北京退回延安，延安退回公社，公社退回大队。
正月十五一过，我们和男劳力一样开始出工了。往山上担粪，掏地，锄地，样样都干。最远的路程担一挑粪肥来回要用2小时。担粪几天后，我们每人的肩膀都磨烂了，血肉模糊一片，疼得要命，既使这种情况，没有人在家休息的，咬紧牙关忍着疼痛继续担粪。那时候，我们18岁，只有毛雅莲比我们大3岁，可能21岁，她是老高二的。
在插队的日子里，虱子和跳蚤也常和我们作伴，洗衣服时，时不时发现虱子和虱子卵在衣服里，再勤洗衣服也不管事。我们5个同学，除李庆兰外，毎人身上都抓烂了，方才知道是被跳蚤咬的。
第一年插队生活还算能过去，国家给每个知青250元钱的安家费，每月还有42斤供应粮，可以去粮站购买，但买回的都是原粮，高粱最多，吃得同学们大便都困难。没有面粉吃了，就要头天和喂驴的老乡说好，第二天一早我们用驴推磨，把麦子里的土块儿捡出来，用簸箕簸干净麦子，再用水把麦子洇湿了，这样磨出的面粉细；没有小米吃了，提前几天把谷子放到老乡的炕上（老乡的炕烧得热），用驴拉着碾子把壳碾出来，再用簸箕簸出壳（糠），就是小米了⋯⋯陕北的农村买不到酱油，吃的油是麻籽油，蔬菜以洋白菜、土豆、胡萝卜为主，69年的冬天，队里分给我们许多白菜（陕北白菜不包心），队里有烧粗瓷的窑，我们5人买了5个大缸，积了5缸酸菜。
第二年就惨了，国家什么也不管我们了，辛辛苦苦挣了一年的工分，沒分多少钱，也沒分多少粮食，为了节省粮食，有时我们也吃上糠窝头了。我们5人每天在家轮流做饭，农村没有自来水，山上流下的水流到山下一个大坑里，我们再用肩膀担到山上我们住的窑洞里，倒进水缸里，担一次水来回15分钟。由于国家不管我们了，灶上如买煤、买菜、买油的钱还得同学们均摊，只能向家里伸手要钱了，来出灶上的生活费。
我们吃饭比较单一，吃得最多的饭在陕北叫玉米饭（其实就是玉米和黄豆放在一起煮一锅稠粥），在玉米饭里放上些盐和韮菜拌一下，每人能吃一大盆。白薯下来了，我们一天三顿饭都吃白薯，吃得同学们肚子疼⋯⋯
就是这样的日子里，留下了一张张宝贵的同学合影。
插队蟠龙公社瓷窑沟大队一小队合影，摄于1969年5月 一排左起：单静、毛雅莲（高67届4班） 二排左起：王明明、李庆兰、朱纪宁（初67届4班）
插队蟠龙公社瓷窑沟大队一小队，摄于1970年8月 左起：王明明、李庆兰、毛雅莲、单静、朱纪宁
延安蟠龙公社纸房沟大队－1969年 一排：左：易敏、陈华；二排：左：陈淮、伊亚静、陈波
初67届3班插队延安蟠龙公社李渠大队同学，照于1969年 一排左：李小卉、张凤沁、张凤英；二排左：陈云燕、方怡、刘佳美、王丽丽
初67届3班插队延安蟠龙公社李渠大队的同学和本队知青老乡留影 一排左起：李小卉、张凤英、方怡。照片来自方怡，估计照于1969年
“当时的大家真有眼光，留下了这么多老照片。”我说。
王明明校友说：“当时我们也说不上有眼光，只是想给家里寄张我们的照片，叫家里放心。”
短短一句话，我却红了眼眶。作为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我看到的只是老照片中年轻的容颜，看到她们的朝气与笑容，却忘了这背后，有多少知青家庭的牵挂、年轻学生的苦闷。这不仅是一张张老照片，更是一段段说不出的心事，一天天对家人的思念。
在1969年11月，队里的活儿少了，家里给我们寄来了路费回北京，回到家人身边。在故乡的景色中，年轻的同学们面对相机，留下一张张纯真的笑脸。生活的苦难、命运的波折，并没有在这些同学身上烙下丑陋的影子，相反，透过老照片，我们仿佛还能触摸到一颗颗水晶般的心灵。
初67届1班同学插队回京的合影，照于1969年11月，北京中山公园 左起：孙国光、张爱容、李泽宏、舒小琪、张文荣。照片由孙国光转发给4班韩育茹，韩育茹转发给王明明
王明明校友回忆当年插队的大致分配情况——
老初三、老高三、老高二的同学多数人去了山西原平插队，走的时间大概1968年12月中旬，老初二多数同学去延安插队，老初一和老高一分配较晚，时间大概是1969年3月，都分配在北京的工厂了。咱们学校，有初69届的几个同学也去延安蟠龙公社插队去了，老高三的郑金珠、章康林，也去蟠龙公社插队去了⋯⋯
受文革影响的不只是我们这一届，上到大学生，下到小学生，有的大学生1965年9月进的大学校门，1966年6月文革开始了，算大学70届毕业生，大学课程基本没学到什么；还有，1959年出生的孩子，1966年该上小学了，上不了；我弟弟1966年小学三年级，1972年初中毕业了，什么也没学到，分到了北京郊区的农场；我妹妹1966年小学六年级，1969年初中毕业，1969年9月分到了黑龙江建设兵团，那年她才16岁。我们初67届只是大海里的一朵浪花，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一代人！
校友陈华回忆道——
当年去延安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没有受欺骗的感觉。因为我串联时曾去过延安，对于艰苦是有思想准备的。没有报怨，但是感觉前程无期，不知归宿⋯⋯
初67届3班插队延安蟠龙公社李渠大队的同学和本队知青老乡留影 一排右起：李小卉、方怡、张凤英。照片来自方怡，估计拍于1969年
迷茫之中，曾经在女十二中的学习经历，显得尤为珍贵。67届的同学们文革前才上到初二，后来不少同学都在不同领域干得不错，每次聚会同学们都说：“真要感谢女十二中老师给我们打下的基础、培养的学习习惯。”
难怪，学生证、录取信都被校友珍藏着，用张彩霞校友自己的话说：“学生证伴随着我南征北战，都破旧了，没舍得扔。”
初67届4班伊红英（原名徐玉珍）的入学通知书
初67届4班 张彩霞学生证
对于这些宝贵的资料，校友们纷纷感慨——
陈淮校友说：“保存了半个世纪的学生证，太棒啦！满满的青春记忆。” 高崇校友说：“你太棒了！那时候的学生证还留着，你看，那时候的你还多小啊！如今几十年过去了，真是光阴似箭啊！” 易敏：“能找到学生证真不容易！” 那么，学生们后来的命运如何呢？
王明明校友回忆道——
1970年9月，我队有几人招工走了。1971年9月，我也招工来到了华山脚下的西北第二合成药厂，结束了我的插队生活。
蟠龙公社插队知青合影，照于1973年5月，华山 一排左起：屈庆乙（85中）、李维维（初67届2班）、王明明（初67届4班）；二排左起：朱纪宁（初67届4班）、尹春侠（初67届2班）、尹春侠妹妹、李立（初67届2班）、曹燕（初67届2班）
老照片中这些年轻人的笑脸，仿佛在告诉我们：女十二中的学生们，是不向风雨低头的翠竹，是不因寒霜凋零的青松。这份毅力，在那个乱世中尤为稀少，也尤为可贵。
离开女十二中后的近半个世纪中，初67届的校友们，各自经历了不同的生活和工作轨道——下乡、进工厂、参军、进入学校深造。大家在各个平凡的岗位上恪尽职守，每个人都坚持着“热爱生活，阳光向上”的初心。
其中，易敏、蔡少英、朱纪宁等校友在教育领域工作，张彩霞、张向东、韩育茹、李莹莹、李小月、刁惠军、陈波（陈凤波）等校友在医药卫生部门工作，李庆兰、高崇、赵荣菁、贾燕丽、曹卫海、伊红英（徐玉珍）、罗江燕、汪琴、武红（武金玲）、王景新、吴新玉、戴玉玲、王明明、陈英、梁安平、柏小萍等校友在企事业单位工作，陈华（陈小娃）、梁军（梁毛毛）、陈淮、郜锦丽、宋振英、厉惠珠、伊亚静、马荔、金景云、单静等校友在政府部门工作。初67届同学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分别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国家做出毕生的贡献。目前还有去外省工作和出国的同学联系不上，限于篇幅，无法一一致意。
如王明明校友所说，这正是应了那句老话：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女十二中的学生们，正是这大浪淘沙时代中闪闪发光的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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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24 17:3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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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25 19:3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