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老猫 于 2016-7-30 08:16 编辑
程熙是女十二中1956届初中校友，是中央文史馆馆员、国画家，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7月15日《世纪》杂志2016年第4期发表了一篇程 熙口述 吴睿娜撰稿的文章《随父亲程潜参加毛主席生日宴》，文章真实感人，并附有多张珍贵的老照片。征得她本人的同意，特转载在心愿论坛。
程熙学姐初中毕业后考上了师范，后潜心拜名师学画，虽未从事专门的绘画工作，但她精于工笔，又擅写意，在花卉、山水画等方面造诣甚高。她已将一本中国书店出版的《程熙画集》和为母校150周年校庆而作的山水画托杨春正、张荣琴两位学姐转交给校庆办公室。
程熙画集
画集第一页第一幅《写生盆花》上有叶剑英的题词：岁寒犹有傲霜枝。
程熙为150周年校庆题画
杨春正和张荣琴2014年去程熙家取画时合影
程熙为140年校庆所绘画的兰花
潘其华老师曾是她们的班主任，下面是2007年4月聚会时初三4班同学和潘老师的合影。
小资料（摘自百度）： 程潜(1882.3.31~1968.4.5)，字颂云，1882年生于湖南醴陵官庄，清末秀才，同盟会会员，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曾任湘军都督府参谋长、非常大总统府陆军总长，广东大本营军政部部长。
武昌首义后，参加阳夏战役。历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湖南绥靖公署主任兼省政府主席等职。解放战争后期，在长沙宣布和平起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湖南省省长。
1968年4月5日在北京病逝。
程熙在兄妹中排行第七，中央文史馆馆员、国画家
随父亲程潜参加毛主席生日宴
原创 2016-07-15 世纪特稿 [url=]世纪杂志[/url] 程 熙/口述 吴睿娜/撰稿
《世纪》杂志2016年第4期封面
1949年9月19日，毛泽东邀请部分国民党起义将领和民主人士游览天坛。前排右二李明扬、右三程潜、右五张元济、右六陈明仁，后排右三李明颢、右四程星龄
我的父亲程潜和毛主席是老乡，私交一直很好，在1945年秋重庆谈判时，毛主席还曾专门到家里和父亲深谈，并在许多方面有了共识。当时父亲就向毛主席透露，内战是不可避免的，让主席赶快撤离。1949年建国后，父亲曾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湖南省省长等职。
主席一直尊称我父亲为“老上司”。武昌起义爆发后，毛泽东决定弃笔从戎，于是他成了湖南新军的一名普通士兵。当时，我父亲是湖南督军府的参谋长、军事厅长。毛主席曾说：“枪上肩、枪放下、瞄准、射击等那几下子，还是从程颂公（程潜）指挥的新军那里学来的。我当时还拜访过你，还记得吗？”我父亲说：“当然记得。”
毛主席是不主张贺寿的，但他每年会请好友到中南海吃顿饭。他61岁到70岁之间的几次生日，父亲都带我参加了，吃饭的还有主席的家人，王海容和她的爷爷王季范。自60年代开始，章士钊、章含之也参加了。
每次主席的生日宴，也是我聆听他想法的好机会。他的很多思想也影响了我的一生。
毛泽东和程潜交谈
同游十三陵，主席叫我“小康熙”
1954年的一个周六，我父亲来北京开会。他告诉我，明天主席要去十三陵，带我一起去。我听了兴奋得一晚上没睡着。
第二天，父亲带我到了主席住的四合院，在中南海的颐年堂。当时的场景就像电影演的一样，几个长沙发摆在屋里，我们就坐在那儿等。我的心跳得像个小兔子，慌慌的。海容和她的爷爷王季范也坐在那儿。
一会儿，主席来了，他笑嘻嘻地和每个人握手。走到我面前时，他笑眯眯地低下头问：“叫什么？”我当时紧张地连话也说不出来了。父亲在一旁说：“他叫程熙。”主席问：“哪个xi？”父亲说：“康熙的熙。”主席说：“小康熙皇帝。哈哈，就叫小康熙吧！”以后主席见我，从来不叫我名字，就叫“小康熙”。
主席很热情地握了我的手。这时，我又从心里感到他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伟大形象，而是慈祥、诙谐、平易近人的长辈。
1954年4月，毛泽东和程潜（右二）、程星龄（右一）、王季范（左一）在北京十三陵合影
主席歇了一会儿就开始抽烟了。他是烟不离手的。“有你们在我就有烟。”说着他从桌上拿起一包烟装到了兜里。后来我才知道，对主席的抽烟是有限制的，每天有一定的量。抽完烟，他起身说：“我们走吧。”我们就各坐各的车，开赴十三陵。
我特别关注主席的一举一动。到了十三陵，主席拿了一根大竹竿当拐棍，而我父亲和王季范都是拿着手杖。主席拿着棍子幽默地说：“我们向明成祖讨饭来了。”
等我们走到陵道上，毛主席低下头对我说：“小康熙，你去给明成祖鞠个躬，代表我啊！”我就跑过去到明成祖的墓前鞠了一个躬。
毛主席对明成祖还是很敬重的。他评价朱棣在皇帝中算是有魄力的，是朱棣把首都迁到了北京，派郑和下西洋，并编写了《永乐大典》。
中午我们就在那儿野餐。工作人员把几个八仙桌拼成一个大桌子，又弄了些藤椅板凳。大家就围成一桌吃。在座的小辈儿里，一共有五个孩子，李敏、李讷、海容、我和叶子龙的女儿，叶子龙的女儿比我还小。
上世纪50年代初，王海容（后排站立者）、李讷（前排左一）、叶子龙女儿（前排左二）、李敏（前排右一）游十三陵
主席对我们几个说：“你们不要像地主啊，还要人夹菜。你们自己吃，想吃什么夹什么。”其实吃的也一般，按现在的标准就是食堂饭。
这次出游，有一件事情我记在了心里。那就是主席和我父亲讲到了抗美援朝。由于当时国家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又要打仗。毛主席说：“抗美援朝是有人不同意的，程老你呢？”我父亲说：“我支持你啊。”
毛主席就讲：“有时候，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为什么要抗美援朝？唇亡齿寒啊！美国人有什么，我以前常说美国人是纸老虎，纸老虎就要用真老虎来打。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了。我就不信打不垮他们！美国也没什么可怕的！他们有武器军备，而我们有精神，全国人民团结一心，才是不可战胜的力量。”
我和主席一共出游过两次，还有一次是去官厅水库。每次他都拿根竹棍。
从念师范到学画画，主席的话影响我一生
我初中毕业那年（1956年），主席在他的生日宴上谈到了教育问题，而他说的话也影响了我的一生。
主席说，他曾当过小学教师。一个人带三个班，分别是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给一年级上课的时候，剩下两个年级的休息或上自习，给三年级上课，另外两个年级上自习。
我听着觉得不可思议，一个老师怎么可能教这么多班。主席说：“农村的很多地方，到现在还是一个老师教好几个年级。要想把教育搞好，首先要培养师资。”他就问：“你们谁愿意念师范啊？”我立刻就举手说，“我愿意！”
就这样，我念了幼师中的普师班，念了第三师范学校，后又转到第二师范。但在实习课的时候，我讲课，学生在底下闹。下课了学生打吐沫架，我去劝架，结果吐得我一身。我发现自己实在不是当教师的料。无奈，我给父亲写了封信。说我从小就喜欢剪纸、画画，我还是画画吧。父亲回信说，那你就易学吧。
那时，我每周日都会去总政文工团的傅钟将军家看电影。当他得知我想学画，就拉着我找到了画家黄胄，黄胄又把我介绍给了北京画院的崔子范院长。正好北京画院有个中央美院的毕业进修班，我就进了这个班学画。我被分到胡絜青、王雪涛、马晋等花卉组。王雪涛后来的学生很多，中央文史研究馆的金默如、刘继瑛馆员都是他的学生。
有一次花卉组开会，山水组的一个党员画家颜地老师也在。他看了我的气质，又拿起我的画看了许久说：“很多女画家都画花卉，你不要画花卉了，画山水吧。要拿出六年时间好好学，你一定能成。”从此，我就跟着颜地学画。
但这是一个艰难的事，画好山水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过去的女孩子是很难做到的，吃不了苦是无法成为一个好的山水画家的。
程熙（中）、王海容（左），李讷游十三陵
颜地给我布置的作业很多，也独具风格。他要求我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背《论语》，读韩文、柳文、唐诗、宋词。
毛主席也曾对我说过：“你要画画，散文是要读的。柳宗元的《小石潭记》，韩愈的《师说》，都很有逻辑性，文章写得很好。”主席还特别推崇鲁迅的文学作品，他认为鲁迅把国人的特点研究得非常深刻，真正写出了国民性。
我喜欢画画的过程，那是一种精神的享受。艺术需要积淀。我从画院借来了许多书籍，俄国、法国、英国、美国那些名家的小说我也都读了。
后来，我又有幸拜唐云、李可染等画家为师。李可染非常喜欢我，但他起初并不想收我这个女徒弟。他指着楼下的一棵树说：“那儿有棵树，你去画吧。”和我一起画树的还有刘少奇的女儿，结果刘少奇的女儿不见人影，我从早上8点一直画到11点，画好后拿给他看，他挺感动的。对我说，作画就是要能坚持，几个钟头坐下来看你坐不坐得住。其实做任何事都是很辛苦的，要有毅力坚持才能出成绩。
唐云先生又带我拜山水画家赖少其先生为师。正好赖老要上黄山写生，我就跟他上山了。他裁了16张纸给我，我就老老实实地画了16张画。等我画完拿给赖老看，他感动了。下山的时候，我发烧了，头滚烫滚烫的，赖老给我讲了他的经历，我才知道他的不容易。
这些老师的言传身教，让我受益匪浅。他们都对我说，作画千万不能被名和利所累，这样才能有成就。我觉得这话是对的。所以，我虽然学了画，但我没有拿画画当职业。
父亲和章士钊先生为主席祝寿
1963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70寿辰。常说“人生七十古来稀”。那年年初，父亲就与同乡章士钊先生一起商议，想为毛主席祝寿。但主席有规定不许给他祝寿，如何既不违反这一规定，又能表达祝寿的心愿呢？再三商榷，父亲决定写一组七律，给主席一个惊喜。
在他专心写诗的日子里，我每天都会看到他逐字逐句斟酌，反复推敲、吟诵和修改，当他反复吟诵时，我才得知诗原来是可以这样来吟唱的。1963年夏，父亲终于完成了12首七律组诗的创作，这绝对是父亲晚年的呕心沥血之作。
8月底，父亲就开始用隶书体书写这12首诗。看似容易的书写，对父亲来说却极为不易，因为1939年3月7日他曾在西安中过日本人的毒气弹，当时他被活埋在长安行营的地下防空指挥所中，虽抢救及时捡回一条命，但终因大脑神经受损害，患上了“帕金森综合征”，拿筷子、拿笔，手都会颤抖。父亲以极大的毅力克服手抖，完成了书写，最后选出三份他比较满意的作品。
手稿送到北京荣宝斋装裱成三本册页，其中一本用中国红金丝缠花云纹图案锦缎面料，极为亮丽喜庆，另外两本则用的是普通锦缎。每本册页都有章士钊先生亲笔书写并加盖印章的题“为毛泽东主席七十大寿祝诗”。父亲在诗后签署的日期是：一九六三年国庆日造，署名：程潜，并加盖了自己最中意的印章。那年他整81岁。
1963年7月，毛泽东和早年相识的师长、中央文史馆馆长章士钊交谈
主席70大寿那天，他特意摆了两桌家宴，除了亲人，只邀请了三位湖南同乡，其中有父亲、章士钊和毛主席的表兄王季范及叶恭绰先生。小辈里有章含之、王海容和我参加。我则准备了花卉剪纸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主席。
那天的家宴办得十分丰盛，桌子上摆满了湖南家乡菜。毛主席那天十分高兴，特意叫厨师为我父亲加了豆豉炒辣椒和熏鱼，这是他平日最喜欢吃的两样菜。席间，不擅喝酒的父亲也频频举杯，祝主席健康长寿。
饭后主席还提出要单独和父亲、章老拍照留念。
风雨前夜，最后一次参加主席的生日宴
令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则是1965年主席的生日宴。
当天因为江青要和彭真谈一个有关戏剧的问题，去北京市委还没回来，大家就在主席的客厅里一面聊天一面等她。以前的生日聚会，江青很少参加，我都觉得很放松。
1952年，毛泽东邀请程潜到中南海参观，亲自为他划船
记得那天主席好像是在思考着什么问题，他对父亲说，你们来了我很高兴，现在能交谈的朋友越来越少啦！谈了一会儿又对父亲说：“颂公，你要辞去湖南省长的请求，中央几个人讨论过了，觉得在湖南只有你的威望还镇得住，你还要继续干，哪怕挂个名也可以。”
那天周世钊也去了，他是主席原来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他说起同是师范的一个同学现在生活困难。我父亲就提出可以每个月给他补贴（毛主席曾亲自特批了每月5万斤大米，作为父亲的特别费，以应酬旧部，由他随时支用）。主席就说：“不用你，我来，我有稿费，反正我也不用。”
主席还问起了我学画的事，说齐白石、徐悲鸿的画很好，要我好好学习。他对我们几个孩子说，你们读过林觉民的遗书没有？我佩服林觉民，他为理想牺牲了。说到这里，他又扭过头对父亲等人说，现在真正学马列的干部不多，天天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拿鞭子赶他们下乡，他们都不去。当时全国正在开展“四清”和“社教”运动，我猜主席可能指的是这件事。
后来话题转到了章士钊写的《柳文指要》上面，两个人谈了许多学术问题，我基本上听不懂。我看到桌上放着约有一尺多高的、用毛笔写的《柳文指要》原稿，是主席看完了准备还给章士钊的。
上世纪50年代程潜和女儿程熙合影
这时江青进来了。她一进门，跟大家打了招呼，又对主席说，彭真问你生日好。随后她坐下来听大家谈话，还拿了个垫子，说是腰痛。
江青看到了《柳文指要》，指着说：“要批判的啊！”此时章士钊就很不安了。主席说：“盖棺而定。”章老才平静下来了。江青又咄咄逼人地说：“该批判的就要批判，不仅你的东西要批判，吴晗的《朱元璋传》也要批判！”
我傻呵呵地坐在那儿，听着江青说“这个要批判、那个要批判”，就觉得味儿不对了。
这次家宴是两个圆桌，客人一桌，工作人员一桌，两桌相隔不远。菜很清淡，有笋，有青菜，没有红烧肉，但有炸乳鸽和烤鸭。我挨着江青坐，江青说她不吃炸乳鸽，就把鸽子夹到我碗里。我就吃了，挺香的。吃饭的时候，主席突然讲了一个故事，他说，诸葛亮和司马懿交兵，司马懿刺探军情主要是了解诸葛亮的饭量大小。当听到探子回报说“吃的不多了”，司马懿大喜过望，他知道诸葛亮的日子不多了。
主席突然在这个场合说了这么个故事，我就感觉不太对。他其实是说给另外那桌工作人员中的一些人听的。后来我才知道，主席那时已开始琢磨，怎么开始“文化大革命”。那时候，江青那一帮子写文章，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和谐了。打这以后，我父亲要再见主席就难了。
吃完饭，快要离开时，父亲希望主席少抽点烟，改成抽雪茄也好。主席回答说，我抽烟有限制，可不抽烟不能思考问题呀。
那天主席一直把我们送到了院门外。汽车开动时，我看到主席目送着汽车，又挥了挥手。
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主席。
本文口述者程熙女士在画室
（口述者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撰稿者为国务院参事室《国是咨询》编辑部主任；本文由《国是咨询》编辑部供稿）
| 
发表于 2016-7-29 13:25:59
发表于 2016-7-29 17:07:27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