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老猫 于 2015-7-7 19:02 编辑
前不久，心系家园学姐从国家图书馆借到一本书《育英往事——写给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学建校150周年》（团结出版社2014年9月第一版），作者刘德铭。她感觉很不错就拿来先让我看了。 看过之后，得知作者刘德铭是166中71届校友，1973年底于东城区师范学校政教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167中学（1978年并入25中）任教，一直工作到2014年退休。他特殊的学习、成长、工作经历，使他对育英、贝满的了解和感情是极其深厚的。看这本书不但了解了育英、贝满的历史沿革，还读到许多详尽的、有趣的涉及两校的人和事，其中许多章节有母校校友、老师的身影，如《我知道的郝又明老师》（贝满52届校友）、《孙老师的故事》（孙文冬女十二中1959届校友），《民主党派在25中》(范元斌老师），还有我的英语老师郑秀（贝满32届校友）写于1988-1989年的回忆母校的文章《贝满，我的母校》，这是郑秀老师生前撰写的回忆录（还未出版）的部分内容，经她的女儿万黛、万昭授权在书中首次公开发表。......都非常有收藏价值。 通过刘海龙老师我联系到作者本人，征得刘德铭老师的同意将郑秀老师的回忆文章在此转载。 另外，刘老师说，这本书是自费出版的，有多位校友慷慨捐资，目前还有少量存书，哪位校友想购买，我可以帮着联系。（原价32元/本，成包200元/10本）
贝满，我的母校 1926-1932贝满女中学生 郑秀
贝满女中（Bridgman Academy）于1864年由美国基督教会教友贝满夫人( Mrs. Bridgman)独资捐建的，隶属基督教公理会。校址设在北京灯市口大街公理会堂右侧，主楼是南北和东西走向相连接的，呈直角形的两栋教学楼（兼办公楼）。 教学楼楼下有一大教室，室内并列四排双人合坐的课桌椅，作为初一、二年级学生自习课堂。学习期间，不时总有负责老师在课堂内外巡视，同学们已养成遵守自习课规则的习惯，都在低头默默复习或仔细做作业，极少犯规者。 自习课堂北侧拐角一间过道小砖房是同学们的饮水、洗手室，墙四边钉有横木牌，按年级挂上各个学生的名牌，名牌下挂着带“耳朵”的搪瓷水杯和擦手的小毛巾。规定饮水前需先洗手、洗杯，然后才能喝水，小毛巾每周带回家清洗一次。还要求每人自带拭桌椅擦布一块，每晨进课堂都要先拭擦各自的课桌椅。（因当时无学生卫生值日制度，课堂清洁，打扫工作均由校工代劳。） 从饮水室通道向北行，左拐数步，便进入第二座教学楼，北向也有一间大教室，面向公理会大院，春夏之交窗前树木葱郁，繁花盛开，恬静幽雅，各年级学生在这温馨的教室里接受很好的音乐熏陶具有欣赏西洋音乐的修养。 初中阶段每周一堂音乐课，由专职教师蓝教士（中译名：兰美瑞，同学们称她Miss Lum）任教。她很和蔼，上课总是面带笑容。 她传授西洋音乐知识，教识五线谱，基本乐理，指导发音，教唱歌，不厌其烦地反复练习，直至她认为合格为止。在她的指导下，我们学会《One Hundred and One》（即《外国名歌一百首》）中的大部分名歌。 高中阶段星期一至星期六，每天半小时的“朝会”，逐日做具体课题安排，星期四的“朝会”是西洋音乐欣赏课，由兰教士主持。 兰教士每次有选择地向同学们介绍西方各国音乐大师的生平及其代表作品，并播放唱片，凡特优名作往往重复播放。记得在高中三年中，我们听过音乐大师的唱片不下百余张，其中印象最深者，如，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命运交响曲》、《田园交响曲》、钢琴奏鸣曲《月光》；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肖邦的升F大调《夜曲》，C大调《玛祖卡舞曲》；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婚礼》选曲以及他的《安魂曲》；舒曼的钢琴套曲《狂欢节》；门德尔松的《仲夏夜之梦》序曲；德沃夏克的《新大陆交响曲》和他的《幽默曲》；施特劳斯的圆舞曲《蓝色多瑙河》、《维也纳森林的故事》，等等。 另外，由贝满、育英和通县的潞河、富裕四校舍组的歌咏团，在北京也是颇享盛名的，除排练教堂歌咏外，也排练中外名歌，如《船夫曲》、《老人河》、《叫我如何不想他》、《好大的西北风啊！》等。 我们的指挥是Mr Van。1930年初冬的一个周末晚上，我们歌咏团在公理会大礼堂公演，受到千余听众的热烈欢迎，潞河音乐教师李任公，育英音乐教师李抱忱的男高音独唱和重唱更赢得阵阵掌声，他们演唱《好大的西北风啊！》和《快乐的曲调》经常在京郊巡回演出，还灌成唱片，行销各县镇，对普及音乐颇有贡献。 贝满是基督教会办的学校，但学生教徒不足三分之一。教会每年补助学校一部分经费，其余由学生缴纳的学杂费补充，因此，学生家长负担较重，如果学生学钢琴并住宿，每学期需缴纳当时货币60元（或等量的银元）。为此，社会上有人称贝满为“贵族学校”。 其实也不尽然，学校对家境困难的学生，不论教徒或非教徒，都给予助学金或免费待遇。她们课余做些类似勤工俭学的工作，例如文书抄写，图书馆管理，辅助宿舍校监执行晚间查房、点名等工作。 信教同学和普通同学之间相处无间，我们从不辩论宗教问题，也不勉强对方改变自己“有神”或“无神”的信仰，星期天可自愿参加公理会副堂的“主日学”和大礼堂听讲“道”的礼拜仪式。偶有人在此“领洗”入教，齐唱颂主诗歌并捐款济贫。 这样的集会，在中、小学的学习过程中，我参加过不下百余次，但我始终未“受洗”入教，也没有任何教士老师或同学做我的“思想工作”动员我，我也从未考虑过入教。 尽管如此，每年12月24-25日的圣诞节，无疑是我们最喜欢过的节日。圣诞老人背着礼品袋，从烟囱而降，每人都拿着一只新袜，准备接受礼品。副堂的大圣诞树上垂挂着五颜六色的圣诞饰品，还有悬挂四壁和房屋四角牵来各色纸链条，夹以闪光金银嵌片，真是美丽非凡，光彩夺目！同学们边唱“颂主诗歌”，边围绕圣诞树跳起快活的群舞，大家沉浸在无限的欢乐之中！圣诞夜，住校生午夜可以听到唱诗班同学到宿舍前唱《圣诞夜》《天使之歌》，宣告基督诞生，普天同庆……但我从未思考过这个节日对人生的意义。 我升入贝满高中，校址在灯市口东口佟府夹道内一座古色古香的“佟王府”。 前院不大，坐南一排客堂。 二进正面屋檐下的匾额写着“训怀堂”的大厅，就是我们的礼堂。礼堂正中壁沿上挂的横匾写着“敬业乐群”。 礼堂前两方草坪的四周遍植玫瑰、榆叶梅、黄刺梅各色花卉。礼堂东侧厢房为老校长管叶羽先生的办公室，西厢房作理化实验室。 院落清洁幽静，除了“朝会”、报告会或学生会活动等礼堂集会时，在会议前后可以听到同学们的说笑声外，大院总是肃静的。 三进院子东、西、北三面均为教室。 高一课堂在西厢房，学生约60余人，英语分为甲乙两班，教学极其严格，甲班每周8节课，2节会话，要求高三毕业时交一篇英文的简单论文。 高二、高三课堂均设在北屋，高二学生约40余人，高三仅20余人，北屋还有一个图书馆。 那时，虽无学习互助组，但优等生帮助学习差的同学，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因此当时，留级生绝无仅有，这可以说是贝满的好校风之一。 三进院中有一株古藤萝，盘延方圆三五米，藤架垂满串串紫色花蕾，绿叶茂密，遮阳避暑架下安放石桌、石凳，课后，同学们三俩成群，在架下或默默阅读，或低声谈笑、嬉游、休憩。四周繁花似锦，绿草如茵，好一个小庭院。 庭院东侧开辟一个操场，平时作为同学们课后班级比赛或练习打篮球、排球的场地。 我们入校不久，操场附近又修建了一座风雨操场，用作雨天、风沙之日，进行体育课和课外锻炼的场地。记得我班毕业，曾在场内塔台演出过话剧《聂莹》。后来听说，低班同学也在场内演过《雷雨》等剧。 操场西北部，建有一幢两层楼房，作为高中住校生宿舍。楼房西侧有盥洗室和浴室，每周两次可洗热水澡，并设有固定洗衣盆，自由放水、抽水，洗刷毫不费力。宿舍楼后，有木格虚位厕所，虽不若抽水马桶方便，因勤于洗刷，倒也清洁卫生。这样，住校生生活是十分愉快而舒适的。 三进小庭院的西墙外，有一条通道，幽静典雅，通往后院。行经小径进后院，犹如步入仙境，同学们很少涉足其间，记得只有校工时常往返递送书信，或为后院主人购物采什，这里就是美国教士的住宅。小后院四周满墙爬山虎，院内栽有北方稀有的翠竹，微风吹来，竹叶摇曳，沙沙作响，颇有南国庭院韵味。 执教高中的几位英语教员，如康、何、寇、费教士住在这里，她们不仅在教学上是我们的老师，而且为了与我们多接触，让我们多学口语，课外，如在就餐时，有意安排每桌一位教士与我们同桌吃午饭。 在饭桌上，除英文口语交流外，同学们还教老师说中国话，特别是日常用语，膳食风俗习惯，包括用筷子。美国教士学用筷子很困难，她们很长时间都学不会用前三指，特别是中指的起伏去夹菜。 社会上都说贝满学生“英文好”，其实就是由于我们多一些与美国老师接触的机会，掌握一些日常用语是从贝满的环境中“熏”出来的。即使我们学的教材不深，但我们入大学后，就能听懂教授们用英语讲课，并记下笔记，无疑，应归功于贝满传统英语的教学方法。 贝满的教学方法师从美国，严格认真，考试、测验频繁。每堂讲新课前必先测验，英语会话课上，如当天不能对答如流，必须站着听下面同学对话，留待下节补课，直至及格过关为止，教师脸上才显露笑容，鼓励说：“That's better，try your best next time!”（“这次你做得比较好，下次你要争取做得最好。”） 我们在高中数学课，一贯由杨老师执教。杨老师是河北外县人，虽在北京市上育英中学，协和大学，但他的乡音始终未改，说话有些“垮”，头发有些卷曲，我们很不该背地给杨老师起绰号“卷毛羊”。杨老师为人和善耿直，经常辅导学生，几乎有求必应。 他家即住在校门外的一个小院内，一家生活简朴，未脱农家风气。师母是地道的“农妇”，终日为丈夫、儿女们操劳。每当我们课后求教杨老师时，师母总是热诚相待，常常拣出家乡出产的大红枣、花生，让我们品尝，拉着我们的手问长问短。从杨师母身上可以看出我国农民善良、淳朴、诚挚的优良品质。 杨老师虽然表面上“好说话”，不够严格，但在每堂教学却是一丝不苟。我们的数学教室，四面都安装黑板，以便学生当堂练习，教师面批面改。每个学生至少每间隔一堂课，都有机会当堂练习一遍。这样，既鼓励了同学们学数学的积极性，又减轻了课后作业负担，使数理智力较差的同学，也能在堂上老师的启发下，逐步开了窍，基本上消灭了不及格的现象。 初入高一年级，设有生物学课，教师张先生是前几年燕大生物系毕业生。她家无老人，丈夫在省外工作，所以每周三堂课都必须携带两岁幼女上班，上课时托校工赵奶奶代为照看。即使如此，张先生讲课、备课都极认真。她不但传授给我们生物学的基础知识，而且教我们听讲和记笔记的要点和方法，不时抽查我们的笔记，并细心批改，使我们逐步养成记笔记的习惯。因此，无论在抓听讲课要点上，还是在记笔记速度上，都达到较高的水平，使我终生受用。尤其是解放后，经常听报告，参加会议记笔记，做记录，受益匪浅。 贝满传统的好校风的创始人是管叶羽老校长。管校长是20世纪初期北京极少数的高级知识分子之一，燕京大学前身——北京协和大学物理系的优秀毕业生。他虽然长期受基督教学校的教育，但身上毫无“洋”气，日常穿灰布大褂，冬天套上黑马褂、白线袜、黑布鞋，看上去，是一位淳朴、敦厚、地道的中国人。 管校长教育学生，语言和善，每出一言，往往都经过深思熟虑，不轻易下结论，伤害同学的自尊心，他讲话时常间隔“噢”音，我们为此背地里给管校长起了“深呼吸”的绰号，回想起来，实在不敬之至。 我班升入高二年级，秋季开学后因理化教员尚未到校，管校长立即来班上代课，我们最早接触物理基础知识，就是由管校长亲自传授的。他讲物质三态，深入浅出的讲解，使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而且当堂掌握了三态的变化的条件和规律。近一个月的物理基础课至今印象犹新，难以忘怀。 管校长又是一位不骛虚名、勤勤恳恳、一丝不苟、脚踏实地的教育家。他任贝满女中校长二十余年，他的治学思想和治校方法虽受时代和他所处环境的局限性，但他仍无愧为贝满独特的优良校风的创造者。他所标树“敬业乐群”的校训，实际上是严格要求学生在德智方面遵守校规，勤于学业，善与人交，乐于助人。 体育方面，贝满当时的体育水平也是扬名全市的。体育教员刘维英老师培养出女子100米、400米短跑冠军段滨容、刘文汉，女篮、女排成绩也颇享盛名。 母校贝满的校舍、庭院、场地虽小，教员虽也平凡、谦和，但是一百多年来，却为国家培养出各行各业一批又一批合格的人才，乃至社会精英。作家谢冰心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冰心先生是母校1918届的老校友，半个多世纪以来，她在父母的影响下，以独具的文学才华，为中国写下了优美娟秀、寓意深邃的诗篇和散文，她的《寄小读者》和歌咏印度泰姬陵的《致瑰园》等洋溢着诗情画意的小品以及数年前的新作《橘灯》都是脍炙人口的名作。 我是冰心先生的后学。记得，1926年我随大姨母，乘日轮“长沙丸”（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辱国的二十一条虽已废止，但日寇在我沿海一些港口，仍享有航海权），从天津回故乡福州，有幸在船舱里遇见冰心先生。 那时我不满15岁，冰心先生那时可能已从燕京大学毕业后留美归来在燕大执教，我和她与老夫人同舱。她和老夫人买的是靠窗的席位，通风较好，又能凭窗望海。在近一周的航行中，除清晨、傍晚她独自到甲板上凭栏观海外，其余时间都陪伴着老夫人。 上午她母女俩读书，看报刊，偶尔用福州乡音朗读诗文。老夫人是典型的老知识分子，发丝斑白，戴一副银框高度近视眼镜。她身体瘦弱，需少吃多餐，冰心先生每天上午十时，下午四时，都要给老夫人添餐。其实不过吃一二片饼干，一小碗冲藕粉之类的食品，有时或选一块光饼夹肉松。 家乡的土产“光饼”，很像北方的无芝麻的烧饼，但饼面光滑，中有穿孔，咸淡相宜，是福建百姓爱吃的干粮。相传，戚继光当年打倭寇，把它作为发给士兵的口粮，用绳子将其穿起来，背在肩上，可供十天半月食用，故称“光饼”。记得，我小时在乌石山，就常吃光饼当点心。在旧北京东安市场内开设有“兴记”小爿点也能自制光饼，如再夹以福建肉松，那就美味极了。 船上晚饭时间约在下午五时半，日轮伙食是按日本人的习惯供应的，很简单，一般是几条半生的小鱼，黄土萝卜（用盐和清洁的黄土腌浸，色金黄，脆而嫩），以之佐火腿米饭，十分清香爽口，堪称物美价廉的佐餐佳品，闽人多嗜此。 晚餐时，我从舱位抬头向靠窗那边望去，冰心先生正用小刀将一段萝卜切成小薄片，便于老夫人咀嚼，又从打开的罐头里夹出几片火腿，盛在小碟里，放在老夫人面前。老人用慈祥的目光望着心爱的女儿，用福州话说， “汝食，汝食，我买食几萨（不能吃这许多）!”当时，天热，船舱里很闷，冰心先生又拿出小蒲扇，不时给老人扇扇。 冰心先生侍母至孝，我在小学时就早有所闻，那次随姨母南返榕城，有幸与冰心先生母女同舱旅行，亲眼所见，证实传闻不缪，使我更加敬佩她了，决心待我长大，要以冰心先生为榜样，刻苦读书，写好文章。 为此，我自己改了别号，为“颖心”（按家谱我同辈姐妹系以“如”排行，我的别号为“颖如”），以示崇师之意。后来，在分送好友的相片背后都用“颖心赠”的字样。嗣后，在贝满校刊上，发表了一首所谓白话小诗文《美丽的玫瑰，你的汁液为什么这样苦？》，亦用“颖心”为笔名。 过了将近60载，如今皓首，回忆童真时期的“傻想”，未免可笑 1932年夏，我从贝满高中毕业，因学业优秀，与其他七个同学被保送燕京大学。 贝满毕业考试后，是由当年燕大教务长梅贻宝先生亲自来校主考英文。贝满中学英文水平虽属上乘，但面对八长页洋洋大观的各类考题，真有望“洋”却步之感。在两小时的紧张的思考，解答问题和撰拟短文的过程中，深感自己学识之不足，但总算能应付过去。 考后与同考的两个同学核对答案，我可属中上游。发榜后得知我英文入学考分得83，中文考分为93。我被录取了。 保送生接到录取通知后，我遄返南京家中，准备暑假中好好游玩一阵。不料，父亲要求我再报名投考清华大学，不得违命。最后，我通过考试，进入了清华大学。 1988-1989年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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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7-7 19:0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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