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老猫 于 2015-6-1 09:19 编辑
女十二中 辛夷楣 选自《人约黄昏》
1966年，在我高三毕业那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家中的亲戚朋友熟人几乎无一漏网，全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黑帮份子”甚至“联合国特务”等吓人的大帽子。北京人艺那些我们熟悉的名演员毫无例外地进入了“黑帮队”。我们今天听说这个熟人跳楼自杀了，明天又听说那个熟人被打死了。我的两位堂姑先后疯掉了。 我们的中学——女十二中（现在的一六六中），新中国成立前叫贝满女中，建于1864年，培养出许多优秀人才，是北京的名校。而位于北京东城灯市口同福夹道的高中部来历非浅。同福夹道原为佟府夹道。佟府是清初顺治、康熙皇帝的内亲佟国纲、佟国维的府第，顺治之妃、康熙之母佟妃曾长期居住于此。 1959年，我先在初中部上学；1961年上初三时进入同福夹道高中部，直到1968年底才离校。这座佟府有着几进大四合院与一些偏院，相当有气势。而这些房间开间非常大，有的隔成两间或三间教室。那些耳房则是老师们的教研室，有一个小偏院是图书馆与阅览室。校园内一些百年大树枝叶繁茂绿荫铺地，更增添了历史感。 我想，这座佟府大院几百年来经历了不少跌宕沉浮，但它一定被“文革”的一幕幕搅得心神颤乱。如果它会说话，它一定会说自1864年以来，你们这几届在这里搞“文革”的学生最没良心，你们给老师们造成的创痛太深了。我觉得作为一名学生，我们怎么道歉都不为过，都不能挽回当年对老师们造成的伤害。 1959年，我进入女十二中上初一之时，还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小姑娘。我碰到多少学养高深、道德高尚的好老师啊，他（她）们的谆谆教诲、眷眷之心、殷殷鼓励，甚至他们的气质、风度都深深地滋润了我，影响了我。我和姐姐先后在女十二中从初一读到高三，我们经常怀着敬意谈论我们喜欢的老师。 但是，女十二中又是我们的伤心之地。那时，自上而下铺天盖地的阶级路线压得我们透不过气来，我们不断地检讨爸爸的“右派”问题。当了六年班主席的姐姐直到高三才入了团；而我则一直未能越过这个“标志杆”。我一生中思想最苦闷，情绪最低落的十年是在女十二中，并因为苦闷而生病。我在1964年休学一年，1965年再上高三，1966年高三将要毕业时，却赶上了这个“史无前例”的浩劫。爱恨交加，复杂纠结，这一段生活是我心中永远的痛。 运动初期，我像其他同学一样，整日整夜地在学校写大字报，揭露学校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一心一意要保卫毛主席。那时，盛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抓住一点小事就上纲上线。记得当时我和几个同学决定给班主任老师李爽麟写一张大字报，班上的红卫兵已经写了，主题是“揭开李爽麟的画皮”。我们几个大多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我还是“右派”之女。如果不跟上红卫兵的调子，就有维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之嫌。大字报由我执笔，我写了几稿，其他人都说不够尖锐。平时，李爽麟老师对学生很好，为人又很谨慎。要想给她挑错是很难的。我们于是费尽心机给她罗织罪名。 大字报终于贴出去了，我心里却在嘀咕：这样上纲上线生拉硬扯地罗织罪名对不对呢？后来，我越想越良心不安，觉得文中不实之词颇多。在那样的时刻，给老师无限上纲，不是把她往火坑里推吗？这想法困扰着我，以致在路上远远看见她，我就赶紧躲开。但是直到运动后期离开学校前，我都没有勇气去向李爽林老师道歉。现在想起来，我应该道歉的何止是一位李爽麟老师呢！作为学生，我们以老师为敌，给他们制造了一种多么恐怖的环境啊！ 运动的矛头很快就指向我们——所谓出身不好的同学了。按照“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逻辑，出身不好的人都是混蛋，都是狗崽子。作为“右派”子女，我当然被划归狗崽子之列。我们班上的一位同学，第一天被父母单位的红卫兵抄了家，第二天，她就在校门口的大影壁上贴大字报宣布，自己从此改名“x狗崽”了。学校里的红卫兵看到这张大字报，得意非凡，成群结队跑到我们班的教室，来看这个“x狗崽”，还大声地喊：“x狗崽滚出来，x狗崽滚出来！”那时，正兴改名，好多人改叫“李向东”、“张卫国”之类，以示自己革命。“x狗崽”事件象一颗炸弹，使学校里的气氛更加紧张了。 “x狗崽”事件对我刺激很大，我被激怒了。我父亲有问题，但是我没有问题，我是人，我才不是狗崽子呢！我不能坐视人家欺凌，我要反抗！我和几个同学组织了战斗队，开始写文章批判血统论。我们的这个战斗队很快就与其他年级观点相似的战斗队结合在一起。 面对这纷乱的世界，我暗暗下了决心：我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学会反抗。我知道自己不可能有机会上大学了。我也永远不能像爸爸妈妈那么有学问了。但是，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我要争取像妈妈那样善于保护自己，我要避免像爸爸那样被人无辜迫害。 妈妈可真是了不起，那么风云诡谲毫无章法的运动，那么多人陆陆续续被打倒，加之她又身在文艺单位，真是险之又险呐！虽然有人给妈妈贴了大字报，但最后什么罪名也没扣上。在“文革”中，妈妈始终保持了正常人的身份。这是妈妈难能可贵的胜利，也是我们四个孩子和奶奶的福祉。爸爸已经久陷劳改农场，如果妈妈再出事，我们一家可就惨了。 1968年夏天，在“文革”的惊吓中，奶奶患癌症去世。那是我第一次失去亲人，也是我第一次亲眼看着一个生命渐渐衰弱下来。奶奶卧床之后，每天中午，就由我扶着她在小院里走几圈。她总是说：“不想走了，走不动了。”我总是说：“奶，再走一圈吧。”她死去的那天下午，曾经有气无力地问我：“我一点东西都吃不下，怎么办啊？”我说：“奶，别担心，你会好的！”我不懂，奶奶已经病入膏肓了。那天傍晚她就断气了，妈妈和我们几个孩子悲痛欲绝。悲伤渗在我心中久久不去。我不敢相信，奶奶就这样永远地离我们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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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20 06:44:13
发表于 2015-4-24 18:3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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