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约黄昏》节选之一——培元小学 （澳）辛夷楣 （英）盖瑞•坦普

老猫

培元小学

辛夷楣

选自《人约黄昏》

  

      1953年8月底，当少年盖瑞在尽情享受英国西海岸的碧海蓝天之时，七岁的我欢蹦乱跳地与家人一起到达了北京。这座古城的外观与气氛使我们姐弟感到震撼，它与上海太不相同了。我们是傍晚时分到达前门火车站的。一出车站，我们就看见了威武的前门城楼和高高的城墙。上海可没有这个呀，我们都很惊讶地指指点点。妈妈告诉我们，北京城被一圈又高又厚的城墙围着，隔不远就有一个这样威武的城门楼，而一出城门可就是城外了。

     我们坐车进了高大的城门洞，又往东开。我们的新家在王府井北面的王府大街报房胡同西口。胡同就是小巷，和上海的弄堂大同小异，不过，北京人都叫它胡同。北京的新家和上海的房子不一样，不是小楼，是平房，有花砖地与护墙板的很好的平房。奶奶说，这叫四合院，因为四面都有房间围着，虽然那个院子没有东房，只有其他三面，但也是四合院的格局。

     我和姐姐都进了离家数步之遥的培元小学，大弟则进入旁边的博士幼儿园。妈妈回上海接我们之前，就打听好了，说培元与博士是东城最好的小学与幼儿园，学生大多是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懂礼貌，不骂人。

     那年，我正好该上小学一年级。考试那天，妈妈有工作，她就委托报社的一位同事带我来培元小学考试。我记得考场是在大院最南头的那间西房。小王老师挨个叫了好几个小孩儿，就是没有叫我。我等得好心焦吆。后来，恍惚间她叫我了，我急忙跑到她面前说：“我就是圆圆！”小王老师微笑着说：“你妈妈说，你改名叫徐棻（我的原名）了。我没有叫圆圆，我是叫言焱。你先等一会儿，我一会儿就叫你。”那第一面，我就爱上了小王老师。幸亏，妈妈说的话她都记得清，要不就让我自己把改名的事给搅乱了。

     说起改名的事儿，也有一番曲折。我一生下来，奶奶就给我起了小名圆圆。我上幼儿园时，自然也用此名。我们姓徐，该“孝”字辈，第三个字应是“木”字偏旁，但是我们的祖爷爷（也就是爸爸的爷爷）给姐姐、我和大弟起的名字风格陈旧，读音也不好听，爸爸妈妈都不喜欢。所以，后来爸爸要求一位学古典文学的老朋友再起。这位伯伯给姐姐起名徐植，曹植的植。他又开玩笑说，我再送老二一个名字——徐棻。

      可是，奶奶一再说，要我姓张，跟外祖父姓。张家辈份该排“国”字，她给我起名张国珍。来北京之前，我知道我到北京上小学，要改名字。我跟奶奶说：“张国珍太难听了，我不要这个名字。我要叫徐棻！”奶奶反复说服我，希望我做张家的后代，但是我不干。

      所以，妈妈给我在培元小学报名时，用的是徐棻。这个名字好是好，但棻字比较特别，很多人都不认识，所以后来叫我“徐菜”、“徐萘”的都有。有的人干脆问我：“徐什么？”我赶紧接茬：“芬芳的芬下面加一个木字，还念芬！”

      一开学，我就有处处跟不上趟儿仿佛乡下人进城的感觉。同学们说话都带浓重的儿音，而且新名词特多。我一张嘴，南音就出来了。更可气的是，我CZ不分，同学们忍不住笑我：“你怎么这么笨，连吃饭都不会说，说成呲饭呐？”

      开学不久，我还露了一个大怯，弄得同学们笑掉大牙。一位姓徐的女同学对我十分热情，约我下学后去她家里玩。我很高兴地跟着她走，心想又不远去去就回，就先不回家跟奶奶说了。没想到，她带着我走到王府大街北口，往东一拐，隔着马路，我就看见了隆福寺的庙门。

  我心想这不是城门吗，她们家在城外啊！我不由害怕起来，赶紧说：“我不去了，我不去了，你们家太远了，都要出城了！”她说：“我们家马上就到了，往那边一拐就到了，没出城呀！”我固执地指着远处的隆福寺庙门说：“那不是城门吗？我妈说了，一出城门，就是城外了。”我的同学急忙解释：“那不是城门，那不是城门……”可是，不管她怎么解释，我也不相信，我死活不肯往前走了。这样磨蹭了半天，她只好过了马路自己走了。

      我回到家，就把这事儿告诉我奶奶。奶奶听完，却开怀大笑：“你可真是没见过世面！那哪是城门啊，那是隆福寺的庙门。你这小上海，庙门和城门都分不清。隆福寺是个市场，里面很热闹，哪天我带你们去逛逛。”第二天，我到了学校，同学们听说我连庙门和城门都分不清，都觉得不可思议，非常好笑。我也觉得自己很蠢，不但说不好北京话，还哪儿都不认识，同学们知道的好多事儿我都不知道。

    我对北京是慢慢习惯的，大概至少用了两年时间。渐渐地，我ZC能分了，说话同学不笑了，我的儿音不如他（她）们重，可也很有点标准普通话的味道了。这一下我的自信心回来了。我在课堂上也敢举手发言了。

      我从小就特爱说话，我发现在课堂上最好的说话方式就是举手发言。假如，你在下面与同学说话，老师很快就会发现，一发现就会当众批评你，弄得你很下不来台。所以，老师一让同学们举手发言，我就常常举起手来。有时候，我并没有想好答案，也本能地举起手。老师叫我回答，即使我说得不对，我也不在乎。奶奶说我胆子大脸皮厚，其实我就是爱说话想说话而已。

      有一次，上语文课，老师让我们归纳一篇寓言的中心思想。我和几个同学都发了言，老师仍在摇头。我不肯罢休，想啊想啊，努力在脑子里搜索答案，手却一直举着，始终没有放下来。当老师第三次叫我时，有同学抱怨说：“你怎么老叫她啊？”老师说：“她说的有一点儿接近答案了。”我很感激这样的老师这样的同学，很庆幸在小学时期拥有这样的学习环境。现在回想起来，举手发言培养了我上课精神的高度集中，对我大脑的发育或许大有裨益呢！

      1954年，我上小学二年级时，妈妈调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又过了一年多，我们全家搬进了北京东城灯市口史家胡同56号的人艺大院。那时，首都剧场还没盖好，剧院的办公室、排演厅都在56号大院里。风度翩翩的男女演员们整日在院中穿梭来去，看得我眼花缭乱。

      我家门口的排演厅更成了我流连忘返的好去处。我每天下午放了学，拿上几块奶奶烤好的馒头干，就悄悄溜进排演厅。那里一年四季，都在排戏。我们刚搬进56号时，正在排郭沫若的《虎符》，后来又排苏联话剧《带枪的人》，排老舍小说改编的《骆驼祥子》，排《智取威虎山》。再后来，王府大街上的首都剧场修好了，溜进剧场去看连排、彩排就成了我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雷雨》、《日出》和《北京人》等等，我都是这样看了一遍又一遍。

      这样天天看戏，不仅使我对话剧越来越痴迷，也使我意识到，当演员可真太不容易了。你看他（她）们一个个的多用功啊！我常听见焦菊隐、梅阡、夏淳等导演给演员们一遍遍说戏。演员们听完了，就排呀练呀，上上下下反反复复多少遍。我也经常看见于是之、蓝天野眉头紧锁，默默地在我身边走过。我就想，他们肯定又在琢磨自己的新角色呐！

      到了学校，我忍不住和同学们兴致勃勃地大谈话剧大谈人艺。我们小学就在首都剧场旁边。到我们上五、六年级时，首都剧场盖好后成为北京人艺的剧场。剧场外面有一长溜儿放置剧照的玻璃橱窗。我们放了学，经常在这溜儿橱窗前指指点点地欣赏剧照。

      到六年级时，两个要好同学终于被我鼓动起来了。我们说干就干，决定在班上成立个话剧组，排戏演戏。我当话剧组组长，她俩当副组长。我们先是自己编剧本，后来又从少年读物上找到一些剧本。戏排好了，老师就安排我们在星期六的班会上给全班演出。每次的演出总是很成功。

      话剧组的活动搞得热火朝天。全班的大多数同学都被吸引进来。我们暑假就要毕业了，大家商量要在全校的欢送会上演多幕剧《大灰狼》。话剧组开会分配角色那天，我感冒没有上学。结果，别的角色都顺利分配下去，只有大灰狼一角男生女生谁也不愿演。最后，有人出了一个主意，说今天组长生病没来，我们分配她演，她也许会答应，她要不演她会再想办法的。我一来上学，两位副组长就很为难地对我说了这事儿。我一想：我要不演，这台戏不就麻烦了吗？演就演吧！不就是要不怕丑，不怕往坏里演吗？人家人艺的演员如果都只想演好人不愿演反派，那不是就一台戏也演不成了吗？

    《大灰狼》可是多幕剧，排练很费时间。都快考试了，我们话剧组还是雷打不动，每周活动一次，坚持认真排戏。班主任老师可急了：“你们是毕业班，考中学要紧，得利用一切时间复习功课，话剧组暂停活动！”可同学们对话剧的痴迷真令人难以想象，大家都不想停止活动。我们决定瞒着老师到同学家偷偷活动，有一次还跑到首都剧场前的广场去排戏。后来，我们也意识到这样做不对，我就主动去向班主任老师检讨，保证一心准备考试，先不排戏了。

      没想到，没有得到充分排练的《大灰狼》演出竟相当成功。我带着一个纸做的狼头面具，穿着奶奶的黑色香云纱大褂，又用墨把手背与手臂涂黑，那样子确实很吓人。这样一化妆，一下就缩短了我与角色间的距离。我憋着嗓子阴阳怪气地说话，不时地舞弄着吓人的双爪，尽量表现大灰狼的狡猾与贪婪。演出大受欢迎，大弟（他与我一个小学，比我低一班）班上的同学来家玩，一再地对我说：“你这大灰狼演得太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