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老猫 于 2014-5-14 16:00 编辑
现在再转载她的两篇文章，以便让现在的学弟学妹们对我们当年毕业后的去向和再求学之路有所了解。
关于“上山下乡” (2012-01-20 16:33:23)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编者按语。在介绍了甘肃省会宁县城镇的一些居民，包括一批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的事迹后，引述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随即在全国各地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大批的城市青年被下放到了农村。当时的学校，积压了66、67、68三届的初高中学生400多万人，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这么多学生呆在城里无事可做，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于是乎，党中央、毛主席想出了这个办法。1969年春节过后，学校即开始了“上山下乡”动员，当时最好的出路是当兵，那得有门路，能当兵的一般都是部队的干部子弟。其次是留北京进工厂，成为光荣的工人阶级的一员，但也要家庭成分好、父母没什么问题的才有可能。像我们这样父母被打倒没解放的，只能“上山下乡”去农村插队了。当时我们学校有个别比较“革命”的同学，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最典型的就是高一三班的熊某某，不仅主动要求到内蒙古大草原当了牧民，为了表示扎根边疆的决心，还和一个牧主的儿子结了婚，生了三个孩子（当然那是后话了）。当时她的行动得到了校方的大力表扬，被树为典型，还在学校的墙报上贴出了她在草原骑马驰骋的照片。前些年听说和丈夫离了婚，嫁给了她的初恋情人――她的表哥，但是这个表哥不长寿，得病去世了。熊对她的表哥感情很深，把她表哥的骨灰盒放在床头很多年不肯下葬，最后在子女的劝说下才埋在了门口的大树下。前几年她的事儿还上了电视。我记得记者采访她时还留了个悬念，就是说人老了要有人照应，意思是有可能和她的前夫复婚，毕竟和前夫有三个孩子，且她的表哥也去世了。我觉得她的故事可以拍成电视剧，一定很传奇也很感人。 我原定和几个要好的同学（赵suxuan、臧xiaoping等）到山西夏县插队，那里的一个大队的支部书记是我在昆一中的同学孙dahong的同父异母的哥哥，他已经给我们开来了同意接收的信函。正当我们紧张地做着插队准备的时候，传来了一个好消息。中央军委批准成立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招收大批知识青年屯垦戍边，平时生产，战时打仗。父亲单位对外文委支左的军代表是38军的，他们军队负责一部分组建工作，同意接受一批父母到干校的家里没人管的孩子到兵团去。和插队比，到兵团无论从安全性还是保障性来看都要更好一些，一是有现役军人管理，按照部队编制；二是吃穿不愁，还发零用钱。于是对外文委的干部们纷纷争取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兵团,有些孩子那时才只有十五六岁。上学上不成，放在北京又不放心，只好送到有人管教的地方去。我的父母也很愿意让我到兵团去，觉得比插队让人放心，于是我只好放弃了去山西插队的打算，和我的朋友分了手，她们后来也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69年6月1日，我和几十个对外文委的干部子弟们坐了十多个小时的火车来到了内蒙古临河附近的一个叫巴拉亥的地方，我们被分到了3师24团，从此开始了漫漫的屯垦戍边生涯。 几十年过后，看到一些对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评价，其中有人说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特殊的历史为一代青年提供的一条特殊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有宝贵青春的荒废，有美好理想的破灭，有生活信心的动摇，更有一代知青的奋斗业绩。在国家最艰难的岁月，是他们同当地人民一起，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支撑着共和国大厦。较之后来的青年，，他们更多一些对人生艰辛的领悟，更多具有吃苦耐劳的品格。“知青”二字已不是单纯字面上的含义，而是那段特殊经历赋予他们的一种“资格”。此话说得很好，那段经历对于我们这些知青来说，的确是一种宝贵的财富，其中值得回顾、反思的东西很多，希望我们都不要忘记。
我的大学梦 (2011-11-1817:24:48) 最近，从作家文摘上看到了一篇关于林乎加建言高校扩招、上书邓小平的文章，勾起了我对当年上大学的回忆，因为我就是这批扩招的受益者。 文章说，1977年恢复高考，有570万人报考，只录取了27万；1978年又有610万人报考，原计划招生29.3万人，实际招收40.2万人。扩招的动力不是来自教育部，而是来自社会和地方。特别是先后担任天津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林乎加，起到了特殊的作用。1978年5月，林乎加从上海市委书记调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上任后，很多人向他反映，高考中分数及格的考生很多，但天津市的招生名额太少，这些人进不了大学。林乎加为此专门召开了一次教育口会议，把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的领导请来，讨论有没有可能扩大招生，把考试合格的学生都录取下来。与会者说，主要是校舍和宿舍容纳不下。林乎加问，有没有教师？他们说，有教师。林乎加说，可以招走读生嘛！这样就没有宿舍问题了。这个想法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最后决定把一些中学拿出来做校舍，办公经费和教师工资以及必要的实验设备，由市财政负担。此事教育部领导不太赞成，怕不能保证教学质量。林乎加认为，这些学生是经过考试超过及格线的，与“文革”中推荐工农兵学员的情况完全不同。当时邓小平访问朝鲜归来，在天津住了两天，对天津各项工作很支持。林乎加就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反映这一情况。邓小平很快批示：这是好事情，国家财政又不拿钱，可以让他们试试嘛。得到批示后，天津就放手干起来了。依托已有的大学，天津自筹资金办了10所分校，扩招了8000名学生。1978年10月，林乎加调到北京任市委第一书记。当时1978级新生已经入学。和天津相比，北京达到及格线而未录取的考生更多，社会反映更强烈。于是，林乎加先在市委会议上介绍了天津的做法，所有的人都赞成。接着，他以北京市委名义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首都所有大学校长参加的会议，希望校长们支持市委办分校的决定。这个决定当即得到了所有大学校长的支持。市政府决定，每个城区至少腾出两所中学给大学办分校，有条件的局、办和大企业也要尽量提供校舍。教学经费需要好几千万，北京市压缩了行政费用，还挤占了基础建设经费。从1978年11月开始酝酿，到1979年2月开学，短短的三个月，北京就建起了36所分校。1978年高考五门试卷的满分是500分，凡是达到300分的北京考生都可以录取。于是，16800多名青年在1979年春天走进了大学课堂。 1975年底，我通过对调回到了北京，到了北京市机械设备成套局工作。这是一个二级局，只有二十多人，大学生没几个，多是中专生，但局长是很有名气的“文革”前的北京市机械局局长王甦。我没在工厂呆过，对机械设备一窍不通，什么阀门、电缆的，什么这规格、那型号的，觉得很没意思。带我的老师姓李，三十多岁，是个办事干练、风风火火的人，经常带着我到化工二厂去谈成套设备的事儿。我那时已怀孕，别的反应不大，就是犯困，尤其到了下午。跟着李老师下午在厂子里谈事儿时我都是硬撑着，告诫自己别睡着，那种感觉非常难受。 1977年国家开始恢复了高考制度，这对我们这些“老三届”（“文革”前在校的66届至68届高初中学生）来说恰如是晴天里的一声春雷。国家十年没有通过高考招生了，断送了多少年轻人的大学梦啊。要不是“文革”，上大学对我来说一直是理所应当的事儿，一是学习一直不错；二是父母对我的期望值很高；三是为了上大学保险，从昆明转学到北京时不惜留了一级。但国家刚恢复高考有个年龄限制，加上我的孩子还小（1976年10月出生），我就没报考。到了1978年国家放宽了高考年龄，我开始动心了。局里有一个文学界前辈韦君宜（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女儿杨团（她父亲是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述，“文革”中去世），是个活跃人物，在她的鼓动下，我拿起了扔了多年的课本，开始复习功课。最后考了303分，不够普通大学的录取分数线。眼看着我上大学的愿望就要落空了，这时传来好消息，北京要办若干所大学分校，高考成绩在300分以上的都可以上。这就要感谢林乎加了，是他的德政和远见使得北京市每年都能增加一万名大学生，不仅可以弥补“文革”十年造成的人才空缺，而且也给了这些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就业压力，一举三得。林乎加在大学校长会议上讲得很动情，他说“文革”十年有那么多孩子没有书读，十年没有培养出合格的大学生，我们国家自己推迟了自己的建设时间。现在的情况是国家不能再等了，年轻人也等不起了，大学老师那么多年不能教学，也不能再等了。他说，1978年考试是十年里积攒的人，有几百万人参加，可录取的人才只有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三，有那么多考试合格的青年不能进学校读书，这对他们不公平，可能他们一生再也不会有机会上大学了。北京市委的这个决定得到了北京市所有大学校长的支持，会上没有一个人反对，也没有一个人提问题，观点从来没有这么统一过，办事也从来没有这么顺利过。短短的三个月，北京市就办了36所分校。可见办教育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因此得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支持和拥护。 当时北大、北工大、北航、人大、师范大学等都办有分校，有的还是两所。我们这批扩招生是1979年2月份入学的，学制四年。我上的是人大一分校，学的是经济管理系的计划统计专业。地点在夕照寺，我们都是走读生，只有极少数郊区的学生住校。我们实行大班制，70多个学生组成一个大班。班里学生年龄差距很大，有三十岁左右的“老三届”，也有18岁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有像我一样的孩儿爸孩儿妈，也有正值豆蔻年华的少男少女。来上课的老师大都是人民大学的老师，也有少数本校的老师，讲课水平基本都不错。 这次学习机会来之不易，我很珍惜。为了上学，我下决心把两岁的儿子全托到南河沿的缎库胡同托儿所，虽然离家很近，但为了不影响学习，一个星期（当时是六天工作制）才接一次。对学习我还是很努力的，成绩也基本可以，毕业论文得了优。但也有些功课比较吃力，如高等数学，还有就是需要死记硬背的东西。1983年2月毕业分配时我到了市委研究室，有二三十个同学分配到了国家统计局和北京市统计局，经过多年的变化，仍战斗在统计战线的同学只剩下一半了，但出类拔萃的不少。大学同学后来聚会过几次，我参加了三四次，同学见面还是很亲切的，其中不乏发财致富和事业有成的。但不知怎的，大学同学始终不如中学同学关系密切，可能还是和走读与年龄差距过大有关。事实证明，这些大学分校毕业的学生一点也不差，毕业时都成了“抢手货”，分配的单位都很好，许多人后来都成了单位的业务骨干和领导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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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5-14 16:0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