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老师任教学校前身 贝满女中，Birdgman Girls’School,很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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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满女中，Birdgman Girls’School ，亦称“贝满中斋”，基督教新教教会学校，北京最早的西式学校，也是北京最早的女子学校。1864年由美国公理会创办，创办人裨吉励莎（Eliza Jane Bridgman），为纪念其亡夫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而建。最早在灯市口大鹁鸪胡同，1926年搬迁到灯市口同福夹道。1941年被日伪改为北京第四女子中学，1945年恢复北平私立贝满女子中学名称。1951年改为五一女中，1952年改为北京市第十二女子中学，现在是北京166中学。

知名校友：李德全、谢冰心、谢希德、王琇瑛、王承书、蒋丽金、孙维世。
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 ... D&variant=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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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贝满女校】(Bridgman Academy)亦称“贝满女子学堂”。基督教新教教会学校。北京最早的西式学堂，亦为教会在北京设立的第一所女子学堂。1864年，由美国公理会创办。因创办人俾治文夫人贝满（Elizah Bridgman）为纪念其亡夫裨治文而建，故名。旧址在北京东城大鹁鸪，1926年迁至灯市口同福夹道。以“敬业乐群”为校训。初为贝满女子小学，平均学生人数只有18人左右，学校免费，并向学生提供食宿。1870年，停办，1872年，恢复。1895年，设4年制度中学，称贝满女子中学。1923年，改为6年制完全中学。1927年，称私立贝满女子中学。1941年，被日伪改为北京第四女子中学。1945年，又改为北平私立贝满女子中学。1951年，改为五一女中。该校初期完全由美国传教士主持，学生全是教徒，每个年级只有几人，圣经课等宗教课程为必修课。校纪校规严格。后期取消圣经课，学生增加。贝满女中自1898年有第一届毕业生到1951年更名，共有51届毕业生。李德全（1915届校友）、谢冰心（1918届校友）为该校毕业生。1951年改为北京私立五一女子中学，1952年改为北京市第十二女子中学。

来源:
http://wmarxism.fudan.edu.cn/chr ... tent.asp?id=3040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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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档案馆收藏着 贝满女中50届校友合影等照片，北京贝满女中、女12中、166中学建校130周年纪念册。 陈世敏 贝满女中地下党活动的照片、贝满女中在京地下党员聚会庆祝北京解放50周年在照片，贝满女中49届同学回忆录一册、贝满女中地下党支部和学生支部合影、贝满女中30年校庆合影、贝满女中地下党党员纪念建国45周年、50周年合影。


来源：
北京市档案馆接受捐赠档案仪式在本馆举行
作者：佚名
来源：北京市档案馆
发布时间：2005-8-21 19:16:03
发布人：admin
6月29日上午，北京市档案馆接受捐赠档案仪式在馆举行。出席仪式的来宾有原北京市委副书记、中央党校副校长汪家鏐、原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大中、原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张廉云等21位同志。仪式由北京市档案馆时山林副馆长主持，北京市档案馆王芸馆长向16位捐赠者颁发证书并讲话。各位来宾进行座谈，给北京市档案馆提出了非常好的建议和宝贵意见。此次捐赠仪式是北京市档案馆历次捐赠仪式中规模最大、捐赠人数最多、捐赠档案数量也最多的一次， 16位捐赠者共捐赠档案2817件，主要包括：抗日将领、民族英雄张自忠将军的生平及几十年来全国各地各界历次举行各种纪念活动的照片、纪念文章书刊等档案资料，共计1567件；反映原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烈同志从事军政工作及其他活动的档案资料照片122件；反映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大中学生在地下党领导下进行轰轰烈烈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求生存的爱国民主运动的原版照片190张；清嘉庆以来到，民国时期的土地房屋证件、买卖契约、征捐收据、经营执照、税单及分家清单等300余件；清末、民国以来的地图8张，其中， 1938年日本帝国陆地测量部出版的《中国地图》、《最新天津全图》等将日本的侵略野心及各国在天津的租界地标注的清清楚楚；1966年出版的《全国徒步行军路线示意图》、《广东省内步行串连示意图》是文革时期红卫兵串连的历史见证；同时捐赠进馆的档案资料还有文革时期群众、组织的各种小报、档案资料500多件。 这些档案内容广泛、价值珍贵，不仅充实了我馆馆藏和国家档案资源，而且为丰富北京历史文化积淀增添了新的史料。原北京市卫生局局长、安贞医院名誉院长孙衍庆同志现场捐赠了收藏多年的建国前的老照片。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晨报、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中国档案》杂志、中国档案报七家新闻媒体到会采访报道。 （附表：接受捐赠档案资料主要内容） 捐赠者 捐赠的主要档案资料 张廉云 抗日将领、民族英雄张自忠将军的生平及几十年来全国各地各界历次举行各种纪念活动的照片、纪念文章书刊等档案资料， 共计1567件。 王 浒 有关北平学生运动的照片64张。 宋 柏 有关北平学生运动的照片。 徐 康 有关北平学生运动及学生社团活动的照片。 郝 真 贝满女中地下党支部和学生支部合影、贝满女中30年校庆合影、贝满女中地下党党员纪念建国45周年、50周年合影。 孙衍庆 北大医学院地下党员合影、1947年北京大学医学院地下党组织反迫害、反内战、反蒋军拍抓壮丁的话剧《凯旋》。 吴 源 原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烈同志从事军政工作及其他活动的档案资料照片122件。 关延朴 前清法部尚书廷杰针对平抑粮价、盘剥百姓、增建救济院、严禁娼赌等事宜的告示、记载义和团与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情况的"读通鉴辑览书后"、致那相国（那桐）、袁世凯的信件及个人的诗稿等100余篇。 张广安 1862年至1950年家传的卖地契约、典地契约、分家单、免欠租粮执照等，共计13张。 魏自强 中法大学参加"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示威游行照片、中法大学参加"反迫害"示威游行的照片、中法大学参加"抗议美军暴行大游行"的照片张。 杜玉林 清末、民国以来的地图8张，其中包括： 1938年日本帝国陆地测量部出版的《中国地图》、《最新天津全图》、1966年出版的《全国徒步行军路线示意图》、《广东省内步行串联示意图》。 安静娴 贝满女中党支部活动的照片、贝满女中50届校友合影等照片，北京贝满女中、女12中、166中学建校130周年纪念册。 刘良玉 "5.20"大游行从北大民主广场出发照片3张，"六九"大游行的口号照片。 陈世敏 贝满女中地下党活动的照片。 游润祥 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游行照片、反对美军暴行（沈崇事件）的游行照片、贝满女中在京地下党员聚会庆祝北京解放50周年在照片，贝满女中49届同学回忆录一册。 周永珍 文革时期群众、组织的各种小报、档案资料500多件。1814年至1953年家传的卖地契约、租地契约、典地契约、卖房契约、征捐收据、立粮、地粮执照、分家单等共计310张。 郭汝来 1902年至1939年家传的买地、卖地契约。

转自：
http://www.jlsdaj.gov.cn/zonghe04/show.asp?id=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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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北平专科和中等学校的费用 <

贝满女子中学，教会学校，由美基督教公理会设立。学费每学期２５圆。学生560人。校址在东城灯市口。
http://www.zmw.cn/bbs/thread-59458-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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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满夫妇的照片

http://en.wikipedia.org/wiki/Elijah_Coleman_Bridg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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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dgman was born in Belchertown, Massachusetts to a Lieutenant Theodore Bridgman and his wife Lucretia (Warner) who owned a farm at Pond hill which had belonged to his father, grandfather, and great grandfather, Ebenezer. Elijah was his second son, converted to Christianity when only eleven years old during a revival in Hampshire county.
Elijah graduated from Amherst College (1826) and Andover Theological Seminary (1829). In response to the urging of Robert Morrison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and of Christian American merchants who offered free sailing passage, Bridgman was ordained and was appointed for service in China by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on October 6, 1829 as their first appointee. In 1829 he sailed to China with David Abeel aboard the ship "Roman". They arrived in Canton in 1830, where they were welcomed by Morrison. Bridgeman and Abeel studied Chinese and Elijah soon began the literary labors to which he devoted much of his life. In 1832 Bridgman started a mission press and began publication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which he edited until 1847.
In 1834 he became the first joint secretary of 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he was a founder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and its president for many years, and active in organizing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1838). Later he edited the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From 1839 to 1841 he worked at Macau, preparing a Chinese chrestomathy to aid in language learning. During negotiations to secure American access to China, Bridgman assisted as translator and adviser from 1842 to 1844.
In 1840, Bridgman was part of a group of four people including Walter Henry Medhurst, Charles Gutzlaff, and John Robert Morrison who cooperated to translate the Bible into Chinese. The translation of the Hebrew part was done mostly by Gutzlaff from the 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 with the exception that the Pentateuch and the book of Joshua were done by the group collectively. This translation, completed in 1847 is very famous due to its adoption by the revolutionary peasant leader Hong Xiuquan of the Taipingtianguo movement (Taiping Rebellion) as some of the reputed early doctrines of the organization.
From 1845-1852 he continued to work as a translator. On June 28, 1845 Bridgman married Eliza Jane Gillett, an American Episcopalian missionary. They worked together at Guangzhou and adopted two little Chinese girls. Eliza later, in 1850, founded and managed for 15 years the first girls' school in Shanghai. After her husband's death she moved to Peking, secured substantial property and started Bridgman Academy, noted for educating a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women leaders.
Shortly after baptizing his first convert Bridgman moved to Shanghai in 1847, where he was primarily occupied in working on Bible translation, his version appearing shortly after his death. Bridgman published a translation of the Hebrew Bible, characterized by the accuracy of the translation and its loyalty to the original Hebrew texts.
Elijah Bridgman died in Shanghai. He and his wife are both buried there.

[edit] Bibl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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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网上的自动翻译http://www.hao123.com/ss/fy.htm,得到楼上贝满(布里奇曼)先生生平:

布里奇曼出生于Belchertown ，马萨诸塞州一名副西奥多布里奇曼和他的妻子柳克丽霞（华纳）谁拥有一个农场在池塘希尔曾属于他的父亲，祖父和曾祖父，埃比尼泽。以利亚是他的第二个儿子，改信基督教时只有11岁时，在汉普郡的复苏。

伊莱贾毕业于阿默斯特学院（ 1826年）和安多弗神学院（ 1829年） 。在回答敦促马礼逊在伦敦传道会和基督教的美国商人谁免费提供航行通道，布里奇曼被任命，被任命为服务于中国的美国委员会的委员，外交部代表团1829年10月6日作为其第一次任命。他在1829年驶进中国大卫Abeel船上“浪漫” 。他们抵达广东在1830年，他们在那里欢迎莫里森。布里奇曼和Abeel学习中文和以利亚很快开始了文学的劳作使他投入了大量的生命。在1832年启动了一项任务布里奇曼记者，并开始出版的“中文知识库” ，他编辑，直到1847年。

1834年，他成为第一个联合秘书学会传播有用的知识，他是个创始人莫里森教育学会及其主席多年，并积极组织医务传道会在中国（ 1838 ） 。后来，他编辑的杂志华北分公司皇家亚洲学会。从1839年至1841年，他在澳门，准备援助中国chrestomathy学习语文。在谈判过程中，以确保美国的访问中，布里奇曼协助的翻译和顾问， 1842年至1844年。

在1840年，布里奇曼是一组4人，其中包括华陀梅德赫斯特，查尔斯Gutzlaff ，约翰罗伯特莫里森谁合作，把圣经译成中文。翻译希伯来语部分做主要是Gutzlaff来自荷兰传教士协会，除了说，摩西五和约书亚记做集团集体。这翻译，完成于1847年是非常有名的，因为它通过了革命性的农民领袖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运动）的一些早期的著名理论的组织。

从1845年至1852年他继续工作，作为一个翻译。关于1845年6月28日结婚伊丽莎布里奇曼简吉列，美国圣公会的传教士。他们一起在广州，并通过了两个小女孩中。伊丽莎后，于1850年，创立并管理了15年的第一所女子学校在上海举行。在丈夫死后，她来到北京，大量的财产担保，并开始布里奇曼学院，指出教育了大量的中国妇女领袖。

不久后他的第一次洗礼转换布里奇曼迁往上海， 1847年，他在那里主要是在被占领的圣经翻译工作，他的版本出现后不久去世。布里奇曼翻译出版了希伯莱圣经，其特点是精度的翻译及其忠于原始希伯来文。

伊莱贾布里奇曼在上海去世。他和他的妻子都埋葬在这里。

[ 本帖最后由 L601 于 2009-4-19 21:1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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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jyouth.ynet.com/attachment.db?26287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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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贝满女校】(Bridgman Academy)亦称“贝满女子学堂”。基督教新教教会学校。北京最早的西式学堂，亦为教会在北京设立的第一所女子学堂。1864年，由美国公理会创办。因创办人俾治文夫人贝满（Elizah Bridgman）为纪念其亡夫裨治文而建，故名。旧址在北京东城大鹁鸪，1926年迁至灯市口同福夹道。以“敬业乐群”为校训。初为贝满女子小学，平均学生人数只有18人左右，学校免费，并向学生提供食宿。1870年，停办，1872年，恢复。1895年，设4年制度中学，称贝满女子中学。1923年，改为6年制完全中学。1927年，称私立贝满女子中学。1941年，被日伪改为北京第四女子中学。1945年，又改为北平私立贝满女子中学。1951年，改为五一女中。该校初期完全由美国传教士主持，学生全是教徒，每个年级只有几人，圣经课等宗教课程为必修课。校纪校规严格。后期取消圣经课，学生增加。贝满女中自1898年有第一届毕业生到1951年更名，共有51届毕业生。李德全（1915届校友）、谢冰心（1918届校友）为该校毕业生。1951年改为北京私立五一女子中学，1952年改为北京市第十二女子中学。
http://wmarxism.fudan.edu.cn/chr ... tent.asp?id=3040175

[ 本帖最后由 L601 于 2009-4-20 22:5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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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入了贝满中斋   (转帖)

  

    我在北京闲居了半年，家里的大人们都没有提起我入学的事，似乎大家都在努力适应这陌生而古老的环境。我忍耐不住了，就在一个夏天的晚上，向我的舅舅杨子敬先生提出我要上学。那时他除了在家里教我的弟弟们读书以外，也十分无聊，在生疏的北京，又不知道有什么正当的娱乐场所，他就常到米市大街基督教青年会去看书报、打球，和青年会干事们交上朋友（他还让我的大弟谢为涵和他自己的儿子杨建辰到青年会夜校去读英文）。当我舅舅向他的青年会干事朋友打听有什么好的女子中学的时候，他们就介绍了离我们家最近的东城灯市口公理会的贝满女子中学。

    我的父母并不反对我入教会学校，因为我的二伯父谢葆?（穆如）先生，就在福州仓前山的英华书院教中文，那也是一所教会学校，二伯父的儿子，我的堂兄谢为枢，就在那里读书。仿佛除了教学和上学之外，并没有勉强他们入教。英华书院的男女教师，都是传教士，也到我们福州家里来过。还因为在我上面有两个哥哥，都是接生婆接的，她的接生器具没有经过消毒，他们都得了脐带疯而夭折了。于是在我和三个弟弟出生的时候，父亲就去请教会医院的女医生来接生。我还记得给我弟弟们接生的美国女医生，身上穿的都是中国式的上衣和裙子，不过头上戴着帽子，脚下穿着皮鞋。在弟弟们满月以前，她们还自动来看望过，都是从山下走上来的。因此父母亲对她们的印象很好。父亲说：教会学校的教学是认真的，英文的口语也纯正，你去上学也好。

    于是在一九一四年的秋天，舅舅就带我到贝满女子中学去报名。

    那时的贝满女中是在灯市口公理会大院内西北角的一组曲尺形的楼房里。在曲尺的转折处，东南面的楼壁上，有横写的四个金字“贝满中斋”——那时教会学校用的都是中国传统的名称：中学称中斋，大学称书院，小学称蒙学。公理会就有培元蒙学（六年）、贝满中斋（四年）、协和女子书院（四年），因为在通县还有一所男子协和书院，女子书院才加上“女子”二字。这所贝满中斋是美国人姓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ｎ的捐款建立的，“贝满”是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ｎ的译音——走上十级左右的台阶，便进到楼道左边的一间办公室。有位中年的美国女教士，就是校长吧，把我领到一间课室里，递给我一道中文老师出的论说题目，是“学然后知不足”。这题目是我在家塾中做过的，于是我不费思索，一挥而就。校长斐教士十分惊奇叹赏，对我舅舅说：“她可以插入一年级，明天就交费上学吧。”考试和入学的手续是那样地简单，真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我是又高兴而又不安。

    第二天我就带着一学期的学费（十六元）去上学了。到校后检查书包，那十六元钱不见了，在校长室里我窘得几乎落下泪来。斐教士安慰我说：“不要紧的，丢了就不必交了。” 我说：“那不好，我明天一定来补交。”这时斐教士按了电铃，对进来的一位老太太说：“叫陶玲来。”不久门外便进来一个二年级的同学——一个能说会道、大大咧咧的满族女孩子，也就是这个陶玲，一直叫我“小谢”，叫到了我八十二岁——她把我带进楼上的大课堂，这大堂上面有讲台，下面有好几排两人同桌的座位，是全校学生自修和开会的地方。我被引到一年级的座位上坐下。这大堂里坐着许多这时不上课的同学，都在低首用功，静默得没有一点声息。上了一两堂课，到了午饭时间，我仍是羞怯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同学们都走了，我也不敢自动跟了去。下午放了学，就赶紧抱起书包回家。上学的第一天就不顺利，既丢了学费，又没有吃到午饭，心里十分抑郁，回到家里就哭了一场！

    第二天我补交了学费。特意来送我上学的、我的二弟的奶娘，还找到学校传达室那位老太太说了昨天我没吃到午饭的事。她笑了，于是到了午饭时间，仍是那个爱说爱笑的斋二同学陶玲，带我到楼下一个大餐厅的内间，那是走读生们用饭的地方。伙食不错，米饭，四菜一汤，算是“小灶”吧。   这时外面大餐厅里响起了“谢饭”的歌声，住校的同学们几乎都在那里用饭。她们站着唱歌，唱完才坐下吃。吃的是馒头、窝头，饭菜也很简单。
同学们慢慢地和我熟了，我发现她们几乎都是基督教徒，从保定、通县和北京或外省的公理会女子小学升上来的，也几乎都是住校。她们都很拘谨、严肃，衣着都是蓝衣青裙，十分朴素。刚上学的一个月，我感到很拘束，很郁闷。圣经课对我本来是陌生的，那时候读的又是《列王纪》，是犹太国古王朝的历史，枯燥无味。算术学的又是代数，我在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只学到加减乘除，中间缺了一大段。第一次月考，我只得６２分，不及格！这“不及格”是从我读书以来未曾有过的，给我的刺激很大！我曾把它写在《关于女人》中《我的教师》一段里。这位教师是丁淑静，她教过我历史、地理、地质等课。但她不是我的代数教师，也没有给我补过课，其他的描写，还都是事实。以后在一九一五年的暑假里，由培元蒙学的一位数学教师，给我补了这一段空白。但是其他课目，连圣经、英文我的分数几乎都不在９５分以下，作文老师还给过我１００加２０的分数。

慢慢地高班的同学们也和我熟了，女孩子究竟是女孩子，她们也很淘气，很爱开玩笑。她们叫我“小碗儿”，因为学名是谢婉莹；叫我“侉子”，因为我开始在班里回答问题的时候，用的是道地的烟台话，教师听不懂，就叫我在黑板上写出答案。同学中间到了能开玩笑的地步，就表示出我们之间已经亲密无间。我不但喜爱她们，也更学习她们的刻苦用功。我们用的课本，都是教会学校系统自己编的，大半是从英文课本翻译过来的，比如在代数的习题里就有“四开银角”的名词，我们都算不出来。直到一九二三年我到美国留学，用过ｑｕａｒｔｅｒ，那是两角五分的银币，一元钱的四分之一，中国没有这种币制。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是从《资治通鉴》摘编的“鉴史辑要”。只有英文用的是商务印书馆的课本，也是从ＡＢｏｙＡＰｅａｃｈ开始，教师是美国人芬教士，她很年轻，刚从美国来，汉语不太娴熟，常用简单的英语和我们谈笑，因此我们的英文进步得比较快。

http://www.bingxin.org/databank/zp/hy/wrrb.htm

[ 本帖最后由 L601 于 2009-4-20 23:0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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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楼上)

我们每天上午除上课外，最后半小时还有一个聚会，多半是本校的中美教师或公理会的牧师来给我“讲道”。此外就是星期天的“查经班”，把校里的非基督徒学生，不分班次地编在一起，在到公理会教堂做礼拜以前，由协和女子书院的校长麦教士，给我们讲半小时的圣经故事。查经班和做大礼拜对我都是负担，因为只有星期天我才能和父母亲和弟弟们整天在一起，或帮母亲做些家务，我就常常托故不去。但在查经班里有许多我喜欢的同学，如斋二的陶玲、斋三的陈克俊等，我尤其喜欢陈克俊。在贝满中斋和以后在协和女子大学同学时期，我们常常一起参加表演，我在《关于女人》里写的《我的同学》，就是陈克俊。

在贝满还有一个集体活动，是每星期三下午的“文学会”，是同学们练习演讲辩论的集会。这会是在大课堂里开的。讲台上有主席，主持并宣告节目；还有书记，记录开会过程；台下有记时员，她的桌上放一只记时钟，讲话的人过了时间，她就叩钟催她下台。节目有读报、演说、辩论等。辩论是四个人来辩论一个题目，正反面各有两人，交替着上台辩论。大会结束后，主席就请坐在台傍旁听的教师讲几句评论的话。我开始非常害怕这个集会。第一次是让我读报，我走上台去，看见台下有上百对的眼睛盯着我看，我窘得急急忙忙地把那一段报读完，就跑回位上去，用双手把通红的脸捂了起来，同学们都看着我笑。一年下来，我逐渐磨练出来了，而且还喜欢有这个发表意见的机会。我觉得这训练很好，使我以后在群众的场合，敢于从容地作即席发言。

我入学不久，就遇到贝满中斋建校五十年的纪念，我是个小班学生，又是走读，别的庆祝活动，我都没有印象了。只记得那一天有许多来宾和校友来观看我们班的体操表演。体育教师是一个美国人，她叫我们做下肢运动的口令是“左脚往左撇，回来！右脚往右撇，回来！”我们大家使劲忍着笑，把嘴唇都咬破了！

第一学年的下半季，一九一五年的一月日本军国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五月七日又提出了“最后通牒”，那时袁世凯正密谋称帝，想换取日帝对他的支持，在五月九日公然接受了日本的要求。这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各地掀起了大规模的讨袁抗日爱国运动。我们也是群情愤激，和全北京的学生在一起，冲出校门，由我们学生会的主席、斋四同学李德全带领着，排队游行到了中央公园（现在的中山公园），在万人如海的讲台上，李德全同学慷慨陈词，我记得她愤怒地说：“别轻看我们中国人！我们四万万人一人一口唾沫，还会把日本兵淹死呢！”我们纷纷交上了爱国捐，还宣誓不买日货。我满怀悲愤地回到家来，正看见父亲沉默地在书房墙上贴上一张白纸，是用岳飞笔迹横写的“五月七日之事”六个大字。父亲和我都含着泪，久久地站在这幅横披的下面，我们互相勉励永远不忘这个国耻纪念日！

到了一九一五年的十二月十二日，那是我在斋二这年的上半季，袁世凯公然称帝了，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他还封副总统黎元洪为“武义亲王”，把他软禁在中南海的瀛台里。黎元洪和我父亲是紫竹林水师学堂的同级生，不过我父亲学的是驾驶，他学的是管轮，许多年来，没有什么来往。民国成立后，他当了副总统，住东厂胡同，他曾请我父亲去玩，父亲都没有去。这时他住进了瀛台，父亲倒有时去看他，说是同他在木炕上下棋——我从来不知道父亲会下棋——每次去看他以前，父亲都在制服呢裤下面多穿一条绒布裤子，说是那里房内很冷。

这时全国又掀起了“护国运动”，袁世凯的皇帝梦只做了八十三天就破灭了。校园内暂时恢复了平静。我们的圣经课已从《旧约》读到了《新约》，我从《福音》书里了解了耶稣基督这个“人”。我看到一个穷苦木匠家庭的私生子，竟然能有那么多信从他的人，而且因为宣传“爱人如己”，而被残酷地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形象是可敬的。但我对于“三位一体”、“复活”等这类宣讲，都不相信，也没有入教做个信徒。

贝满中斋的课外活动，本来很少，在我斋三那一年，一九一七年的暑假，我和一些同学参加了女青年会在西山卧佛寺举办的夏令会。我们坐洋车到了西直门，改骑小驴去西山。这是我到北京以后的第一次郊游，我感到十分兴奋。忆起童年骑马的快事，便把小驴当成大马，在土路上扬鞭驰骋，同学当中我是第一个到达卧佛寺的！在会上我们除开会之外还游了山景，结识了许多其他女校的同学，如天津的中西女校的学生。她们的衣着比我们讲究。我记得当女青年会干事们让陈克俊和我在一个节目里表演“天使”的时候，白绸子衣裙就是向中西女校的同学借的。

开完会回家，北京市面已是乱哄哄的了。谣言很多，说是南北军阀之间正在酝酿什么大事，张勋的辫子军要进京调停。辫子军纪律极坏，来了就会到人家骚扰。父亲考虑后就让母亲带我们姐弟，到烟台去暂避一时。

我最喜欢海行，可是这次从塘沽到烟台的船上，竟拥挤得使我们只买到货舱的票。下到沉黑的货舱，里面摆的是满舱的大木桶。我们只好在凸凹不平的桶面上铺上席子。母亲一边挥汗，一边还替我们打扇。过了黑暗、炎热、窒息、饥渴的几十小时，好容易船停了，钻出舱来，呼吸着迎面的海风，举目四望，童年的海山，又罗列在我面前，心里真不知是悲是喜！

父亲的朋友、烟台海军学校校长曾恭甫伯伯，来接我们。让我们住在从前房子的西半边。在烟台这一段短短时间里，我还带弟弟们到海边去玩了几次，在《往事（一）》中也描写过我当时的心境。人大了些，海似乎也小些了，但对面芝罘岛上灯塔的灯光，却和以前一样，一闪一闪地在我心上跳跃！

复辟的丑剧，从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起，只演了十二天，我们很快就回到北京，准备上学。

贝满中斋扎扎实实的四个年头过去了，一九一八年的夏天，我们毕业时全班只有十八个人。我以最高的分数，按照学校的传统，编写了“辞师别友”的歌词，在毕业会上做了“辞师别友”的演说。我的同班从各教会中学升上来的，从此多半都回到母校去教书，风流云散了！只有我和吴搂梅、邝淑贞和她的妹妹，我们这些没有教学的义务的，升入了协和女子大学预科。

我以十分激动的心情，来写这四年认真严肃的生活。这训练的确约束了我的“野性”，使我在进入大学的丰富多彩的生活以前，准备好一个比较稳静的起步。

１９８４年３月１４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收获》１９８４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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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作者为“冰心”
冰心以笔名发表作品以来，获得无数荣誉，连她本人的真名谢婉莹也被其笔名的风头盖过。究竟“冰心”笔名的来历是怎样？
1919年，冰心在发表她的第一篇创作小说《两个家庭》时，第一次使用了“冰心”作为笔名。据冰心表示，“当时我不愿同学们知道文章是我写的，而‘冰心’笔划既简单好写，又与我的本名谢婉莹的‘莹’字含义‘光洁、透明’相符。我出生后，祖父曾找算命先生为我算命，算命先生说我应该是男命，命中有文曲星，还说我的八字里缺火。所以二伯父给我取名‘婉莹’，‘莹’字头上有两个‘火’字。”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677367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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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来:《 贝满人语——贝满女中一九五零届校友忆存》

新年前收到陈贞华老师寄赠的这本书；拜读之后，收获很多。是一本很值得细读的书。乍一看书名，以为不过是老太太们絮叨陈谷子烂芝麻；读后方知是自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前辈女杰忆事怀人的文字，关乎北京的地方史、教育史、社会史、教会学校的实录，师生们的气度、襟怀、思维和生活方式，以及对社会发展的贡献，都如实记录其中。岂能以老太太絮叨去揣度？

   当年的名媛淑女，在历尽沧桑的暮年，秉笔直书革命先行者反抗黑暗社会现实的奋斗史实，匡正对教会学校的偏见；以女性特有的如花妙笔抒发女性特有的细腻情感，每一篇文字都如歌、如诗、如画。

  贝满女中，位于灯市口大街路北。成立于1864年，属基督教公理会。创办人是美国人伊莉莎。贝满。50届校友是跨越新旧的一代，她们的叙述有着不同的意义。

  她们一生都践行贝满校训：敬业乐群。从事什麽的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一丝不苟。和谁都乐于相处，有乐同享、有难同当。为人做事，谨尊校训。

  贝满校歌的歌词是：可爱可亲我贝满，谆谆训育青年敬业乐群为我校训，同学一起奋勉，东西南北聚一堂，彼此欢乐无限。速进修，莫迟延，万勿辜负我贝满。

   可爱可亲我贝满，时时规劝青年，克勤克俭金石良言，终生实行不变，德智体群四育备，力图人生美满。齐努力，莫留连，万勿辜负我贝满。

   校歌校训一再强调人的素质养成，是教育的根本。素质不是专业技能的熟练和精通。那是挣钱吃饭的能耐；不是人生道路的全部。

  景仰贝满，不仅缘于“男育英，女贝满”的美誉，也不仅是她出了冰心、李德全、孙维世这些名人，更不是因不少大家曾在贝满执教。是我有幸和50届校友中两位相识。一位是陈贞华老师，本书的编委，我五十年前的老师。一位是郭瑞珍二姐。提到贝满不惟崇敬，且有亲切。

  张中行先生仙逝。网上报导，参加悼念活动的人士中有他的学生陈贞华；陈老师是我1960年以前，在宣武区职工业余学校念高中时的老师，断无消息近五十年，我时在念中；几年前在报国寺书摊上见到她用过的教学书（封面有名字，内页有批注），睹物思人，当纪念品买下。不想网上又见信息，经过北青报记者帮忙，承蒙陈老师不弃。打来电话，热情相邀；我只记得她讲课认真生动，她讲“师说”、“促织”等文章，至今犹有记忆。但她的容貌已甚模糊，她于我就更不会有什么印象。我拜谒了老师，一同回忆当年的情形；我上学时间不长，又是业余，下班匆匆赶去，散学急急回家；同学面背而坐，当时相识无几，而今早已忘光。我一直想当教师，一生不得遂愿；对教师从心底敬仰尊重，“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是信条。直接教过我，当然必执弟子礼。见到老师，学生进入残年见到教过自己的老师，是值得庆幸的。历尽劫波的重逢，是无比快慰的。

  此书问世，承蒙老师惠赐，扉页还热情的题写了一段话：

Xx先生雅正：

   有缘与您多年前曾在一间教室相互学习，又蒙您通过传媒找到我。能以历尽沧桑仍记起一个小小的草根教员，诚挚之情，我由衷感激。祝健康、幸福！

                     陈贞华2008、12.

                    恰75岁，完成了第75本书。

她本是师长，谦逊如此。贝满人的做派！

  郭瑞珍老师，首师大教授，早已退休；于微积分，学有独到，颇受称道。是朋友的胞姐。官称“二姐”，为人极热诚。每到家里，盛情招待；有事相求，竭力尽心。不离“敬业乐群”，贝满人的做派！。  

http://club.qianlong.com/?uid-12 ... wspace-itemid-48119

管理员

话说贝满──代序来源： 作者：舒乙 时间：2008-12-17 点击： 67 旅居美囯的张之宇、张之丙姊妹打电话来，说她们正策划编辑一本回忆录，是关于她们母校贝满中学的，暂取名《五0届贝满人语》，嘱我写一篇小序。我一听，毫不犹豫地便答应了。虽然，我和贝满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它早年是女校。

可是，我自认，贝满的事我多少知道一些，我的亲人和朋友也和贝满有过许多联系。

先说我的父亲老舍先生和贝满吧。

那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事了，正值贝满女中创办了六十年的样子。贝满是教会学校，属于基督教公理会，是美国的派系。1921年年轻的老舍先生在基督教英国教派伦敦会所属的北京缸瓦市教堂接受洗礼，为的是取得合法身份，对缸瓦市教堂进行改革，由他起草了教堂改革章程，公开发表，决心将外国势力赶出教堂，对教堂实行中国人全面管理，即实现经济独立、人事独立、传教独立，应该说这是基督教“三自”运动的先声，是一件可以在中国基督教历史上大书一笔的事情。当时，对老舍先生有重大影响的人是宝广林先生，字乐山，他是英国伦敦大学神学院的毕业生，回国后在北京缸瓦市伦敦会基督教堂负责全面工作，唯不愿当名义上的牧师，力主实行宗教改革。宝先生1923年被推选为北京基督教联合会会长，以后又兼任过北京青年会总干事。发表过许多著译文章，并创办《真理周刋》。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力志社会改革的青年人，如许地山先生、老舍先生、彭锦章先生、全绍武先生等等。

当时，公理会大院位在北京灯市口大街中段路北，分三部份，中间是教会本部，有主教堂和附堂，附堂常常用来开会，西部是贝满女斋，东部是育英男中。在灯市口大街东端路北，佟府夹道里有协和女子大学，此地1920年至1926年，由三个大学合并为燕京大学女校。冰心先生是在此毕业的。现在这三处是三个学校，西边为贝满女中（初中部）和育英合并而成的25中，中部为景山学校，东头原贝满高中和燕京女大所在地改为166中。

公理会下设慈善机构，叫北京地方服务团联合会，分七处，总部设在贝满校门外面，老舍先生在天津南开中学执教一学期后，回到北京先在教育会任文书，1923年在北京地方服务团联合会任干事，就在贝满外边的两间平房里办公，手下有两名助手，其中一名叫朱德普，是老舍先生在第十七小学任校长时认识的，以后朱德普当了育英男中的注册部主任，其哥哥朱向辰先生当了贝满女中的庶务主任。

老舍在地方服务团服务时有三个兼职，一是在市立一中教书，以补其在地方服务团收入之不足，主要是供奉老母，教的科目是语文、修身和音乐；二是在基督教联合会下属的主日学委员会中任总干事，主持主日学改革，撰写了一篇宣言式的论文，叫《儿童主日学与儿童礼拜设施之商榷》，分三期在《真理周刊》上连载，顺便说一句，主日学委员会成立大会便是在公理会附堂举行的；三是在唯爱会中任书记，唯爱会是国际性的反战组织，唯爱会开会地址也在公理会附堂。

地方服务团的活动有组织女工织祙，救济孤寡老人，组织贫儿扫盲，打苍蝇宣传讲卫生等等。这些活动的宗旨和改革缸瓦市基督教堂的宗旨是完全一样的，一脉相承，即以“社会服务是关紧要”为中心任务，达到救国救民的最终目的。

这样看来，上世纪初致力社会改革的年轻人，总体上说，走的是三条路：一为左派的路，基本上是走无政府主义或马烈主义和十月革命的路，关键是1921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二为中间的路，即宗教的路，尤以基督教的改革派为代表，以实行基督教原教义的目标――救穷人为目的；三是右派的路，即国家主义的路。

由于旧中国特别穷，左派和中派最终都走到了一起，许多进步的基督徒最终去了延安，许多青年会骨干也纷纷成了著名的爱国进步人士。老舍先生1924年去了英国，他那些留在国内的基督教朋友们却遭受了一次重大打击，许多人被捕入狱，如彭锦章先生、全绍武先生，而宝广林先生则被迫远走上海。原因是他们后来都从事了反对北方军阀统治的斗争，秘密贮备军火准备武装斗争，并接受地下共产党员孟用潜的教育，传播并学习唯物辩证法及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籍。革命党人包养浩在缸瓦市教堂被捕，后同李大钊同志一起被张作霖处死，被追为革命烈士。张作霖的高参马炳南是教徒，用张氏小卧车秘密护送宝乐山先生逃到城外进入燕京大学，并转道天津去上海。这些故事生动的记录了那批先进青年在黑暗中探索人生道路的艰辛历程。

令人吃惊的是，故事的发生地许多竟然是贝满女中的所在地，这是许多人根本不知道的秘密。我有幸调查采访过一些当事人和他们后裔。现在借着写贝满首次披露出来，也算是为那个时代做了一点真实的记载吧。

重庆解放后，我随母亲返回北京，正值父亲由美国回来，一家人1950年初在北京团聚，我插入育英中学，半年后，初中毕业，考入北京二中。大妹妹舒雨进入贝满女中，念了两年半，初中毕业，考入石油中专。她是我们家在贝满就读的第一个成员，她算是1955届的。

又过了27年，到1977年，我的女儿舒悦考入了167中学，这个学校的前身就是贝满女中，也还在贝满院子里上学。那时大教堂还存在，附堂也存在，只不过后者变成了实习工厂，西面的小楼是她的教室，楼前那棵大树依然茂盛，那口铜钟仍然高高悬挂在树枝上。

我清晰地记得此时贝满的老教学楼已相当破旧，开家长会时，透过地板的大缝子甚至可以看到楼下房间。女儿在校念到一半的样子，学校和育英合并，改名25中，并将大教堂拆掉，盖了新的教学大楼。

其实，最有资格写贝满的，当首推冰心先生。八十年代后，她有过三篇专写贝满的文章。一是自传系列中的第四篇──《我入了贝满女斋》，二是《我的大学生涯》，三是《关于男人》系列中的第四篇──《我的老师――管叶羽先生》。她在贝满四年，在协和女子大学五年，前后九年，正值她的少女时代，也是她走上文坛的，并在文坛上大放光彩的年月。

在冰心先生晚年，常有166中学的校长、老师和学生到她家中去看望她，要她题词，要她当同学会会长，要她为学校办事。她都一一爽快的答应。

三年前，在贝满建校一百四十年之际，166中为冰心先生立了一个胸像，嘱我和卓如女士（她是冰心传的作者）去剪彩。我在冰心铜像前向同学们讲了许多冰心先生和贝满的故事。仪式之后，我走进新的教学楼，楼梯迎面挂着妈妈胡絜青为学校画的一幅大画，提到这件事，为我的贝满之文仿佛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不过，真正的代序还是冰心先生的《我入了贝满女斋》最有资格。她是真正的贝满人，能和比她晚30多年的50届贝满人心心相印，连那里的味道或许都会息息相通，只须一个眼神或者一个惊叹号就彼此心领神会了，何要我来啰嗦呢，是吧？

由冰心先生和50届贝满校友的文章中可以看出，贝满是个好学校，有好校长、好老师、好校舍、好校风、好传统，培养了成千上万好学生。

总之，贝满是个值得好好夸夸的好学校。是为序。

http://www.bjfengtaichurch.com/h ... /20081217/1127.html

知梓

      贝满听老老师们说是一所非常好的学校，女十二听老师们说也是一所好学校。
      166中，我们都知道是一所好学校，她的校长刘学良、各科老师，当然包括郭芸男老师，都是最好的老师，他们治学严谨、师德高尚、为人师表、一身正气......。
      现在166和128合并了，但还叫166，我们都是166的学生，衷心希望她能够继承名校的优良传统，在当今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出淤泥而不染，担当重振师德、校风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