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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忌日说当年（三） 温爽 (2014-02-06 17:01:54)
母亲逝世五周年的忌日，我在母亲的遗像前写《母亲忌日说当年》系列。心中的悲恸被历历往事冲淡，仿佛又回到母亲生前的那些岁月。
善良的本性和耿直的性格“遭遇”，往往会使生活处于纠结之中。倘若，仅仅是满足于物质生活而没有精神层面的追求还有救。母亲正是有这样的“遭遇”，又追求精神层面人。
（母亲旧照）
追溯母亲一生，童年时家庭幸福衣食无忧，是姥姥家人见人爱的“贺丫头”；少年时夹在父母分居的夹缝中，是衣食无忧心有忧；青年时代接受“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燕京大学精神，形成了人生观的雏形；再后来，就是在毛泽东思想的谆谆教导下成长了。 母亲本应是个寻求宁静度日，远离风雨之人。因她父亲对家庭的背叛，给母亲少小心灵留下了阴影。 某年，家中的一位亲戚闹婚变。母亲先是写信劝解，后又找坚持要离的一方谈话。以自己为例，诉说小时候父母分居给自己带来的不安和恐惧。“那时候，经常在夜里听见我妈哭。我害怕急了，就扑在母亲的怀里大哭。我爹不要这个家了，我真怕我妈也不要我。”在我母亲的劝解下，那个亲戚的婚姻保住了。 母亲与她父亲的关系真的简单到，每学期去他那里拿学费吗？似乎不是这样。抗美援朝时期，我姥爷是赴朝医疗队的。“当我听到我爹赴朝的消息，我大哭了一场！”生离死别，母亲真实的感情流露了出来。 母亲对婚姻的追憧是平安幸福，这从她选择了我父亲做伴侣能得出结论。母亲上大学时很漂亮，家境也比温家好。父亲追求母亲是下了功夫的。父母大学毕业时，正值北平刚刚解放。他们的同学中很多人去了部队参加革命。据说，他们也被分配到华北地区。是部队还是地方不知道，只知道他们没有去报到（属于不服从分配吧），直接到天津结婚去了！现在想想，也是明智之举。真去了，恐怕这婚还真结不成了！ 对于父母的婚事，姥姥家人说怪话的不少。对温家的经济状况评价是 “属于玩儿人的”——就是没有站着的房子、躺着的地，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工薪族”。对父亲的政治表现评价的是“不求上进，没有积极站在学校进步学生一边。”说这话的，是当年地下党城工部的姑姥。对父亲长相的评价是“长着一个猪肚子脸”——这话是我姥姥说的，那时候父亲挺胖的。说啥也没用！母亲就是看好我父亲了。据说，父亲没少在母亲面前大显厨艺。 父母在天津结婚，母亲在小白楼定制了两身丝质旗袍。一件是朱红色的，一件绿色带奶白的圆圈。某年，小妹因公去日本，母亲拿出这两件旗袍让小妹试穿。真漂亮！同事都问小妹在哪儿买的，小妹说”是我妈结婚时穿的，”出足了风头！可惜，我太胖。要不也换上拍个明星照。 母亲在小白楼附近的“芭佳”定制了高跟鞋，白色鹿皮的、满跟，鞋尖上有个漂亮的蝴蝶结。后来，这鞋放在衣橱底层的鞋盒里，我们常趁母亲不在家时穿上臭美。 母亲的婚宴隆重、排场，吃的是西餐。“我身边那个位子空着，我就吃了两份！”母亲得意地说。哈！人家没笑话你？ 婚后的生活，与想象有距离。温家是个大家庭，人员素质有高有低。有个小表叔，跟母亲开玩笑，让母亲请他下馆子。母亲说“我凭什么请你吃饭！”小表叔嬉皮笑脸地说“你是我新嫂子啊！”母亲生气了，找到我爷爷告状。爷爷在温家极有威望，把小表叔骂了一顿，吓得小表叔多少年不敢登门。 在温家，与母亲关系好的是我四叔。那时候四叔还在念高中，母亲和父亲常带着四叔出去玩。还听说过，母亲和四叔一起偷吃豆馅儿的事。过年要蒸干粮，我奶奶煮了些红小豆准备蒸豆包。没成想，都让我母亲和四叔给偷吃了。我奶奶说“吃就吃了吧！”心里肯定是老大的不乐意。 母亲也有不满意我奶奶的地方，比如说，成袋的白面送给穷亲戚；比如说，给母亲派活做这做那；比如说，大爷（父亲的大哥）一家从日本回国后，扔下我去看大爷的孩子。一直到母亲去世前，说起这些事母亲还耿耿于怀。自古以来，婆媳关系是最讲不清楚、最分不清是非的事了。 光是家庭的琐事还好，五十年代初的“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在津棉二厂当总务科长的爷爷，被列为“大老虎”。 把爷爷扣在厂里“交代”，一些人到家里要黄的（金条）。“要黄的？有啊。在茅房呢！”奶奶不信这个“邪”！ “还反了你了！搬！搬家！”就这样，一家老小搬出了二厂的高级职员宿舍。家具扔了不少，反正沙发也被这伙蛮不讲理的人坐坏了。搬进了工人区大杂院，屋子挤，不通风，热得出生不久的我成宿地哭。“抱着你，我的胳臂和你的屁股上都是痱子！” 如果说，仅仅是因为生活艰苦母亲还能忍受。可工厂那伙儿蛮不讲理的人开始逼问母亲，“我刚结婚，不知他家有没有金条。”母亲说。可是人家就是不信，一个总务科长能够不贪？就像文革期间，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大爷被关押起来，理由是“从日本回来的能不是特务？”这种异想天开的思维，是不是很可笑？可是长期以来，我们不就生存在这样可笑的氛围里？先抓起来审审，没问题再说！ 母亲的精神崩溃了！她带着我回到北京。娘家，总是嫁出去女儿的避风港湾。是姑姥（就是说我爸不进步的那位）介绍母亲到女十一中工作。先是做职员，后来去教课。这一干就干到退休。母亲说，“在哪儿都得做一线工作。在学校做职员，谁都能指使你，还不出成绩！” 不久，父亲也从天津金城银行辞职，转到北京工作。 在北京住的是姥姥的房子，什刹海附近的一座四合院。姥姥在清华附小当教员居然能买三百多米的院子？在今天，这事有点儿悬。这座两进的院子没有南房，应该是三合院。院子里有葡萄架、有枣树，小北院还有一课珍珠梅。夏天的夜晚，坐在葡萄架下吃饭乘凉，很惬意的。 爷爷因为与大爷从日本带回的夫人处不来，也到北京来了。那时候姥姥还没退休、弟弟还没出世，一家六口过着平淡温馨的日子。家里先后雇过几个保姆，印象比较深的是戴阿姨和刘大娘。 戴阿姨是东北人，她老伴儿是后海李广桥医院收费的。戴阿姨人特别好，每逢她休息就带我们去她家玩儿。她家住在东官房一个小院里，我在院儿里玩儿，她就给我焖豆干饭、做酸菜汆白肉吃。那是我吃过最好的东北菜。 刘大娘在我们家干半天家务，下午去一家中药厂包药丸。所以，身上经常有中药气味。那时我都上小学了，她给我的印象是特别能告状。所以，我跟妹妹都不喜欢她。 母亲很喜欢这种生活，她可以不做家务，可以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工作上。母亲说“为什么上大学，就是为了不做家庭妇女，不做家务事。”我原来很赞成这个观点，但实施起来有难度。 母亲的性格确实适合当老师。当老师面对的是单纯的学生，也就少了许多是是非非。社会上的事儿，她不关心也不参与。 我曾问母亲“五七年反右，那么多知识分子都遭殃了。你没参加你们学校的运动啊。”母亲说“那时候，学校也开会让大家提意见。我只管教书，什么事也不了解。发什么言啊。”亏得没发言！ 一九六六年“文革”，那可不是你不发言就躲得开的了。保姆走了，家里有点乱。母亲先是把家里的细软交到学校，再就是比大扫除还彻底的清扫。 说是细软，不过是姥姥的金戒指表、项链，还有些袁大头。这些个物件原来都装在“阿巴贡”里，那是一个比现在化妆盒大不了多少的保险盒，拧那密码是我们常玩儿的把戏。破财免灾，母亲一定是这么想的。这些物件，文革后学校给了六百块钱算是拉倒了。 再说比大扫除还彻底的清扫，母亲把结婚时亲戚送的法国香水倒在厕所里了，弄的厕所臭香、臭香的！把家里的《世界文库》、《世界美术全集》成斤的卖给收废品的了。我对《世界文库》不感兴趣，小时候总是翻看《世界美术全集》。再就是翻箱底。家里有个破铁皮箱子，姥姥喜欢的小玩意儿都装在那里。母亲说那些都是赝品。可包在赝品外面的旧报纸可了不得了，都是解放前的！这要是让红卫兵翻出来，那就是要变天的证据啊！把旧报纸扯下来，全部换成人民日报。那些解放前的旧报纸估计是烧了，扔哪儿都是祸！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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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2-13 09:1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