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老猫 于 2013-10-8 09:57 编辑
“生 死 之 交” ——记羡林叔叔与我父亲臧克家的友谊 臧小平
这是一篇跨越了一位伟大长者生死之界的文章。起笔时，他还活着，可以亲近，可以通信，可以交谈；而未待终篇，他已安然逝去，音容只能在记忆中相闻相见了。我不想改动已将成文的文字，就让它顺着我的思绪、我的情感，呈现给世间，敬献在羡林叔叔和我双亲的灵前。 2004年2月5日元宵之夜，我的父亲臧克家驾鹤西去；相隔整整5年后的2009年2月5日，我的母亲郑曼也辞别人间。最最亲爱的骨肉相连的双亲离开之后，孤寂与失落，完全占满了我的心田。落寞之中，对于父母亲那些如今健在的老友们，我便油然增添了许多情感上的怀念、挂牵与眷恋。季羡林叔叔就是我最为记挂的长者之一。 羡林叔叔小我父亲近6岁，是我父母60余年的老朋友，也是看着我从小长大又历经人生坎坷的长辈。由于怕打扰正在住院的老人，我给他的公子季承大哥打去了电话，请他捎去我深深的问候和祝福，也请羡林叔叔在精神好时为我题几个字，以留做我人生中永久的纪念。没有想到，很快，叔叔的题字就用特快专递送到了我手中。打开它，在印有“季羡林专用”的雪白的信笺上，有一朵淡淡的“季荷”正在怒放， 小平 生死之交 季羡林 09 4 27 几个大字，一下扑入了我的眼帘。立刻，一股热流从心底涌起，湿润了我的双眼。“生死之交” ！羡林叔叔写得多好啊！他用这四个饱含深情而又掷地有声的大字，总结了他与我父母63年的深厚情谊。一时间，那些纷至沓来的往事，如大海不尽的浪花，一下一下拍打着我记忆的堤岸。岁月在眼前一晃而过，我的思绪瞬间被拉到了几十年间那无数个场景面前。
（一） 那是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我父亲随我母亲的工作单位中央卫生实验院，先于母亲数日“复原”到了南京，并在那儿停留了十多天。那时，刚从德国留学十年归来的羡林叔叔，也路经南京，准备到上海稍作驻足后，去北京大学任教。正是他们同一时间在南京的“停留”和“路经”，使两人结下了今生之缘。当时，在国立编译馆工作的李长之先生，既是父亲的同学，也是羡林叔叔从小学至大学的同窗挚友，叔叔此次来到南京，就睡在长之先生的办公桌上。于是，父亲与叔叔在长之先生那儿的相识，就成了既是巧合，又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三位山东老乡在异地相聚，吃着家乡饭，放舟莫愁湖，享受着当时少有的快乐。父亲后来回忆说：“我们一见，彼此倾心。他在国外呆了多年，但身上毫无洋气，衣着朴素，纯真质实，言谈举止，完全是山东人的气质和风度，我心里着实佩服。”数日后，为了谋生和发展，父亲又先于母亲到了上海，在《侨声报》找到了编副刊的工作。不久，羡林叔叔也抵达沪上，就住在我父亲东宝兴路138号《侨声报》那间小小的日式宿舍中。这间本来只有一桌一椅的斗室，一下子被羡林叔叔随身携带的五六个装满书籍的箱子，填充得满满的。利用工作之余，父亲带叔叔去拜访了郑振铎、叶圣陶和郭沫若（可惜未遇）等学术界、文学界前辈。晚上，他们就热乎乎地挤在斗室中：“我俩在‘塔塔密’上，席地而坐，抵足而眠，小灯一盏，照着我们深夜长谈，秋宵凄冷，而心有余温。”父亲就这样把这次“心有余温”的团聚，印在了自己的记忆中。与父亲同样“一见如故”的羡林叔叔，也至今记得，“我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喝醉了酒，地方就在这里，时间是1946年中秋节。” 其实，在他们一见如故之前，彼此并非一无所知，甚至还打过一场“笔墨官司”。那是源于父亲1932年的一首诗《洋车夫》：一片风啸湍激在林梢，/雨从他鼻尖上大起来了，/车上一盏可怜的小灯，/照不破四周的黑影。//他的心是个古怪的谜，/这样的风雨全不在意，/呆着像一只水淋鸡，/夜深了，还等什么呢？羡林叔叔对诗中的最后一句持有异议：“这种连三岁孩子都能懂的道理，无非是想多拉几次，给家里的老婆孩子多带点吃的东西回去。而诗人却浓笔重彩，仿佛手持宝剑追苍蝇，显得有点滑稽而已。因此，我认为这是败笔。”然而，这场没有结论的“官司”，并没有在两人之间引起丝毫芥蒂，反而成了他们终生友谊之前的一段有意思的序曲。或许，它会成为今后老友相聚时的一段笑谈吧！ 南京、上海的相逢相聚，使父亲和羡林叔叔彼此都有气质相投、相见恨晚之感。全国解放前夕的1949年3月，我父母从香港北上，他们又相聚在北平（京）。起初，羡林叔叔住在翠花胡同北京大学宿舍中，离我家当时的住所不远，他和我父母时常往还相访。用父亲的话来说，那时与前两次的相见，是“两个天地，两个时代，两种心情”了。羡林叔叔在翠花胡同，住着两间小西屋，当时他的家眷还没有来京，屋子仍被书籍占了大半空间。这座清净的住处，树木成荫，古碑成行，附近还停放着一具古棺，（叔叔曾笑称：“我是与鬼为邻。”）让人颇有孤寂清冷和阴森之感。但是，甘于寂寞的羡林叔叔却认为，这不被外界过多干扰的地方，正是潜心学问的好住所。 后来，羡林叔叔搬进了北京大学，从此，我家住东城，他家居西郊，相距大约七八十里。两位老友除了在一些会议上短暂晤面外，平日里很难像过去那样经常往还畅谈了。大约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起，经历过“文革”阻绝的他们，深感步入晚年后友情的弥足珍贵，又慨叹因各自忙碌，每年见面的次数太少。父亲在1973年12月8日给羡林叔叔的信中感慨道：“春天相约看桃李；夏天相邀看牡丹；秋天希望同赏菊，到头来，什么也没看到，但乐观精神可表；冬天一道看梅花！有此心情，可以长寿。”叔叔在1975年2月春节前的来信中也说：“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进城了。因为我视公共汽车（电车）为畏途。……但是春节我已下定决心来看你，因为不给你拜年，好像一年的任务都没有完成。时间可能是正月初二上午。”于是，从这年开始，只要羡林叔叔抽得出时间，每年春节初一或初二到我家来拜年，就成了一条“不成文法”（羡林叔叔语）。这天，羡林叔叔或一人，或邀上两人共同的好友、我父亲的高中同窗、北大教授邓广铭叔叔，或与家人、秘书一道，跨几个城区而来，与我们全家团聚畅谈，共进午餐，欢庆新春。 羡林叔叔为人内向，他曾多次讲过：“我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不乐意拜访人。”他平生极少外出访友，但是，却“破例”地在以后许多年的春节，都准时来到我家，这成了叔叔几乎雷打不动的日程安排；这一天，也成了他心中的节日。父亲是个极重友情的人，他多次说过：“朋友是我生命中的大半个天。”老舍伯伯的公子舒乙大哥，曾在悼文中以《热情无人可比》为题，生动地描绘了父亲对友人们极为真挚热烈的情感，更何况这是终生挚友羡林叔叔的佳节来访呢！父亲发自内心的、热情如火的情态，与羡林叔叔相比之下略显内向的性格，形成了这样一幅情景：在我家那被羡林叔叔称为堪与刘禹锡的陋室相比的墨色逼人的客厅里，父亲亲自为老友倒上龙井茶，摆上早已准备好的糖果和果品之后，就会滔滔不绝地说起老友们的近况，谈及两人都关注的文艺界与学术界的各种问题，还会找出自己正在阅读的书籍，与客人们共享他的读书心得。是啊，这一年一次的难得相见，父亲该有多少话要向老友倾诉呀！而羡林叔叔则面带会心微笑，静静地听着长自己6岁的老兄畅抒胸臆，并在适当的时候，语速舒缓地插上几句话。看到已入暮年的挚友见到自己后，高兴得“手欲舞足欲蹈”的样子，叔叔欣欣然沉浸在无比醇厚的友情之中。见此情形的母亲有时会提醒父亲：请季先生多讲几句。但，结果是——性情使然，改观不大。这个时候，谈话声、欢笑声便会冲出屋门，荡漾在我家的小院之中。 同样让羡林叔叔难以忘怀的，是我母亲精心准备、亲手烹制的菜肴，比如：香酥鸡、红烧肘子……这些唇齿留香的美味，往往令叔叔大饱口福后，又屡屡大赞不止。他与我们全家亲亲热热团团圆圆地围坐在桌旁，边吃边聊并共同举杯互助佳节的场景，至今还鲜活在我的脑海中。1976年国庆节后，羡林叔叔深深感叹人老去，而与老友一年一见次数太过稀少，就来信讲：“我总想设法打破一年一见的老例，去年打破了，今年已经到了十月，还没实现。照这样的老例，我们究竟还能见多少次面呢？我并不是伤感，生死是宇宙规律，我毫不在乎。但今年，一连三个最主要的领导人先后逝去，我不由得就想到了这些。”他在以后的信中，曾多次提议每年多来一次。我父母见信后十分欣喜并翘首以待。然而，忙于工作实在分身无术的羡林叔叔，最终没能实现这个美好的愿望。这种一年一度的春节欢聚，一直延续到2001年。此后，先是两位耄耋老人身体欠佳，接着我父亲病重入院直到2004年逝世。于是，就再也没有了他们人生中这个品尝友情的重大节日。2001年春节，羡林叔叔扶着我父亲，在我家客厅刘海粟先生写的那个大大的“寿”字前拍的照片，成了他们生命中的最后一张合影。
（二） 父亲和羡林叔叔之间的情感和友谊，绝非肤浅的泛泛之交和一般意义上的普通朋友，叔叔用“生死之交”四个字形容它，真是一语中的。父亲在晚年曾写过一首诗：“老友老友，/心中老有，/意志契合，/如足如手。”他们之间的这种“如足如手”的“生死之交”，首先就是源于他们的“意志契合”，心灵相通。尽管他们的人生经历不同，但是他们都是从旧中国和战乱忧患中走向光明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着共同的追求和理想，有着共同的爱国爱民和为国为民的博大胸襟。这一切，渗透在他们平日交往的点滴细节中，“为人民、为国家、为社会主义”的字样频频出现，这正是他们共同的心声。“文革”后期，已经67岁的父亲尚在湖北校，“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他在1972年8月1日，与羡林叔叔接上关系的第一封信里，就坚定地表示：“我坚决相信，我们还能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点滴贡献。”羡林叔叔在首封回信中，也这样写道：“我决不能白吃人民的小米，总希望能竭尽自己的全力为社会主义做点事情。”他们期许：“要打起精神，再活上三十年，为人民多做点事，多写点好诗。”这共同的意愿，是他们友情的第一块坚固的基石。因此，这对终生挚友志同道合而又默契相知。父亲在1981年12月13日的散文《朴素衣裳常在眼——记羡林》中，不仅提到了一年多前他为叔叔写的一首诗《赠季羡林同志》：“年年各自奔长途，/把手欣逢惊欲呼。/朴素衣裳常在眼，/遍寻黑发一根无。”同时，文章也回忆起30年前的一段往事。1949年初他们相聚北平时，曾谈起过知识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那时，刚从国外归来时间不长的叔叔，对此还有着一些想法：“共产党打下来天下，现在你要求入党了……”犹豫之中夹着顾虑。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对党逐渐加深的了解，叔叔对于入党的认识有了改变。上世纪50年代初，父亲借去济南开人代会的机会，看望了正在泉城家中的羡林叔叔。这时，视我父亲如兄长的他，再次谈及了这个问题：“党组织培育了这几年，我现在在考虑这件大事。我的为人你是知道的，入了党，就要为党工作，全力以赴，把个人的一切全交给党。”父亲听了这番推心置腹的话，非常感动。他严肃地对叔叔说：“你以前关于知识分子入党的想法，今天用事实纠正了。这一步，你是迈过来了，党和群众培养你，信任你，你应该写入党申请书。”对叔叔十分了解的父亲知道，“羡林不论做人、做学问，不是暴雨式的，而是沁透式的。他入了党，一定会给党好好地工作，只想给党添什么，绝不想向党要什么。”“果然，羡林是这么做了。”据我所知，这对老友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包括政治、学术和文艺观点），都是一致的。这也是他们之间的友谊一直和谐完美的一个佐证。 近几年，人们一直为羡林叔叔辞去“国学大师”等三顶桂冠而钦敬有加，孰不知，上世纪80年代初，父亲和羡林叔叔之间，就已经有了“贺去职”的佳话。1984年3月，父亲从报纸上得知，羡林叔叔不再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职务，为之大喜，立即写信向老友祝贺，并马上在《光明日报》发表了《贺友人去职》的抒怀之作。正如父亲在文中所写的：“一般情况是贺就职，祝升级，我为何反其道而行之？不知我者，或以为矫情，知情况者，便觉得其中有深意了。”的确，他为何会有这番不合常情的举动呢？原来，羡林叔叔和父亲生前，都被自愿或非自愿地挂上了许多职务和名义，一人身兼数十职，各色聘书几大摞。这种情况，在父亲的老友中很普遍。他们在彼此的交谈和书信往还中，常常提及此事，皆称“苦不堪言”。“苦”从何来？父亲在1978年写给羡林叔叔的信中谈到：“恭三（北大教授邓广铭先生，‘恭三’是先生的号）来信，说你又荣任北大副校长，乌纱帽多了，也压人。我觉得，你应以大半精力与时间搞点研究、翻译工作，就长远利益讲，这样功效大，因为非你莫办；而行政则别人亦可也。”当时也身兼20多项职务的羡林叔叔，对此一直深有同感，他多次向我父亲大吐苦水：“我非常害怕又恢复文革前的情况，头衔挂了二十多个，但无益于人民。我已下定决心 ，再也不干行政工作，甩掉一切乌纱帽。年纪渐渐老了起来，想干的事情多得很。”“我简直想‘出家’ 当和尚。”由于事情过于繁重忙碌，叔叔甚至几次累得病倒在床上。 其“苦”真不堪言也！为此，父亲代表自己和老友们发言了。他在1980年的文章《兼职过多压死人》的开头，就开门见山地比喻道：“一个人的脖子上套上花环，当然很光荣，但花环太多，也觉得压得慌。”接着，他就不指名地以羡林叔叔和邓广铭叔叔为例，倒出来他们兼职和非专业性事物过多，每天限于“文山会海”而不能“务专业”的极大苦恼。父亲在同时期的其它文章中，对此问题也有谈及：“随着岁月的增长，羡林肩头的担子，越来越重。二年前，他告诉我身兼二十七项职务，近来又添了好几项。他经常一天开几个会，开玩笑地向我诉说：‘非退休不可了。’他现在是北大副校长、南亚研究所所长，名义太多，我实在也说不过来。……我觉得，羡林的头虽然全白了，但他精力充沛，奔‘四化’的劲头十足。使他苦恼的是兼职太多，事情太杂，不能集中精力在学术上做出更大的贡献。”是呀，这批“老更成”的专家学者晚年对于他们来讲，正是潜心学问，做最后一搏的极其宝贵的时光，也应该是他们人生中大出成果的丰收季节，但却消磨于无可奈何的兼职和杂务中，这种珍稀人才的极大浪费，真是令人扼腕。父亲在《贺友人去职》中，为此大声疾呼：“去掉空的，干实的。去了别人能干的，挑起自己专干的。珍惜专家们——特别是老专家的学术研究工作，因为他们来日已无多。”父亲“贺去职”的去信和文章，引起了羡林叔叔的极大共鸣，他特意用彩笺立即写来了回信：“你的祝贺，实获我心。去掉乌纱，如释重负。不过这只能算是一个开端，外面还有不少的近似‘乌纱’的‘会长’一类的头衔，有待去掉。看《北京晚报》，白寿彝同志讲，七十岁以后他感到才开始钻研学术，我极有同感。有好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做。”此后，叔叔还多次对我父亲讲：“我希望再过三五年，把这一切帽子都甩掉，那样可以安心写点东西，培养几个青年学生，对人民会更有好处。”从30多年前的这段往事，我深深体味到，只有真正肝胆相照的老友间，才会有这种呼吁为友人“去职”和“贺去职”，并得到对方衷心赞许的事情产生。从中，这对已入暮年的老人那种苍龙行雨、老树着花，欲在各自专攻的领域中，全心全意为人民做出最后贡献的精神和行动，深深地打动人心。
（三） 父亲与羡林叔叔的生死之交，使他们在遭遇挫折和人生苦痛的时候，得到了对方的理解、支持和发自内心的宽慰，从而汲取到情感的温暖与心灵上的慰藉。有两件事，不能不提。 记得1976年“四五”之后，父亲当时任顾问的《诗刊》杂志奉上级之命，要组织发表“批邓”的诗歌专版。那时的一位副主编多次打电话并亲自登门，再三要父亲写诗批邓，以支持刊物工作。父亲找理由一再婉拒。但是，正当此时，由诗刊社转来了一封已经拆开口的、写给父亲的反革命匿名信。父亲读后立即上交了《诗刊》社领导。于是，这位副主编在后来锲而不舍的约稿电话中，就加上了“收到反革命信件之后，应立即表明立场”之类的话。当时的主编也对杂志社的其他同志说：“他是名人，影响大，也是对匿名信的一个回答。”重压之下，父亲无奈地写了几句应付之作。发表时，他发现某些诗句被改动过，更易引起读者反感，但原稿却在杂志社遍寻不见。粉碎“四人帮”后，身为党外人士的父亲，几次主动在作协的会议上，流着泪做了严厉的自我检查。1977秋，上级提名父亲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文革”前他就是第二、三届人大代表）。在《诗刊》编辑部征求意见时，让人万万想不到的是，正是当初多次向我父亲约稿并施加了压力的副主编，代表主编表示了反对，理由是：他写了批邓诗，思想意识有问题。当时，《诗刊》社许多同志议论纷纷，对此表示极不理解并为我父亲鸣不平。一位同志气愤地说：“很多人不知道有个《诗刊》，但对臧克家的名字，人人皆知。他思想的积极、诗歌的影响，不是一般人所能代替的。怎么能因为一首诗而否定一个人？！”直到距此事近30年后的2004年我父亲去世时，当时亲历此事的原《诗刊》社的几位老同志，还不约而同地在悼文中，为此愤愤不平。父亲在重压下写的这首批邓诗，给他的声誉带来很大的损毁。但是，父亲默默地吞下了这枚苦果，并在以后的工作和交往中，依旧以极宽厚的胸怀，对待这两位《诗刊》领导（也是他的朋友）。但作为当事人，父亲当时的憋屈和愤懑，可想而知，他只能向几位至交吐出心中的不平。羡林叔叔在1977年12月3日接到父亲的信后，立即就写来了宽慰老友的话语：“刚才读到来信，深为不平。你对‘四人帮’的憎恨，别人我不清楚，我是完全知道的。我们见面次数不多，但每次你都对我痛骂江青之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北大XX，在《人民日报》、《红旗》写文章批邓。但邓副主席知道他被别人而迫。邓一恢复工作，立即调其到中国科学院任半导体研究所所长，这是何等胸怀！我们老一辈革命家真让我们佩服，他们心中只有党和人民的利益。而你们诗刊这少数人竟形而上到这种程度，真堪悲叹！但是我认为，对你来说，免掉这一顶桂冠，反而可以潜心多写点好诗。……你心里那一点情绪也完全可以去除也。”读了羡林叔叔细心劝慰的信，父亲非常感动，他按照自己的习惯，特意用红铅笔在信封的左上角画了双圈，以示这封信的重要，还在信中羡林叔叔的话下边画了红线。老友间的温暖，逐渐化解了父亲心中的委屈与苦闷。一向心胸开阔的他，很快就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和创作中去了。 羡林叔叔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位品德高尚的长者。我记得从小到大有好几次，父母对我讲起，叔叔是留德十年的大学者，在东方语言学等方面，是独掌一门的学术权威。但是，从德国归来到北大当教授后，他并没有像某些人那样，丢掉旧式妻子，又娶新人进门。他与从老家来的文化不高的夫人彭德华阿姨，一直和和美美，相濡以沫。文化和学识上的差异，可能会在思想共鸣和共同语言等方面，给他们的家庭生活带来某些影响，但羡林叔叔对妻子，没有丝毫嫌弃之情。在这个从旧时代带来的问题上，足见叔叔的品德与操守。我父母一直对此钦敬有加。叔叔曾在自己的散文中，这样描写贤良淑德的妻子：“在文化方面，她就是这个样子。然而，在道德方面，她却是超一流的。上对公婆，她真正尽上了孝道；下对子女，她真正做到了慈母应做的一切；中对丈夫，她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绝对爱护。她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孝顺媳妇，贤妻良母。她对待任何人都是忠厚诚恳，从来没有说过半句闲话。她不会撒谎，我敢保证，她一辈子没有说过半句谎话。”从这段话和羡林叔叔的用词中，足以看出他对妻子由衷的感激之意和深厚感情。彭阿姨不仅全方位地尽心照料叔叔的生活和饮食起居，而且在每年春天二月兰怒放时，必定和老祖（叔叔的婶母）用刚刚挖来的极新鲜的荠菜，亲手为老伴包荠菜馅馄饨吃，其味之鲜之美，在叔叔的散文中可以品到。这真是人生难得的享受。1994年冬天，在老祖和爱女婉如先后不幸故去后，与羡林叔叔结婚65年的老伴，也离开了人间，羡林叔叔对着她的遗像老泪长流，他内心的悲痛与孤寂，可想而知。我父亲得知了这不幸的消息后，立即写信去安慰：“死生亦大矣，你一定为之哀伤，此人情之常也。你与我，对生死的看法是一致的：乐生而不畏死。……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总希望保重身体，多活几年，多看一些新事物。一切在变，变化无端，‘鲁一变，至于道’，拭目以观。”他还与我母亲几次去电话，多方劝慰，请老友珍重节哀。为此，羡林叔叔在12月12日的来信中说：“你的信带给我极大的安慰，有如干旱中的春雨，‘润物细无声’。我年届耄耋，饱经忧患，对人生自谓已经参透。宋人词‘悲欢离合总无情’，自谓已能做到。然而生活了六十多年的老伴一旦行，‘总无情’我就有点办不到了。”这番话，道出了叔叔失去老伴后的无比悲痛，也凸现了在人生重大打击面前，深挚友情的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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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8-27 05:37: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