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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添白发，恩爱犹青春 ——记我的父母臧克家、郑曼的婚姻生活 臧小平
“岁月添白发，恩爱犹青春”，这句饱含诗意与真情的话，是1997年9月我的母亲郑曼喜庆78岁寿诞时，父亲臧克家在大病之后，亲自用毛笔在一方洁白的宣纸上，为她写下的贺辞。92岁的父亲不仅用这十个字表达了对携手并肩相扶相助，共同走过漫长生命之旅的伴侣由衷的祝福，更是对他们五十六年婚姻生活的高度概括与深挚赞美。当身为儿女的我们用欢笑和掌声，为年迈双亲的这般真情衷心喝彩的时候，我心中溢满的，是深深的感动和赞叹；我眼前浮现的，是他们同心同德无怨无悔地走过的岁月。
（一） 我的父母初识于1941年冬天。那时，正值青春年华的母亲满怀爱国热情，为了寻找抗战机会，从故乡浙江辗转到湖北郧阳，在一家出版社站住了脚。1941年秋天，又随出版社迁到了河南叶县寺庄。这年年底，我的父亲为了在中原地区开展进步文化工作，创建新的左翼文艺刊物，与碧野、田涛、杜宇等作家和老报人，也先后来到了寺庄，分别在这家出版社和华中日报社工作。父亲在出版社挂了个副社长的名义，一面创作长诗《范筑先》和《泥土的歌》，一面和碧野、田涛叔叔着手筹办文艺月刊《大地文丛》。这时的父亲，已是蜚声文坛的著名作家。自1925年在《语丝》上发表第一篇文章起，他的作品，便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母亲自幼爱好文学，经常阅读进步的文艺刊物，对于思想进步成就卓著的作家，自然十分崇拜。于是，她和出版社中几个爱好文学的青年人，时常到父亲那儿去求教。接触中，母亲深深地感到，这个身为副社长的大作家，不仅没有一点儿架子，反而十分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喜欢与他们这些年轻人谈心。寺庄边上，有一条静静流淌的“沙河”，河边是一片沙滩，河的对岸有鸟儿栖息的灌木丛。父亲素有散步的习惯，每当夕阳西下彩霞满天的时候，他就约母亲与出版社社长一起去河边漫步。这时，沙河清清的水中，便会浮现出他们生机勃勃的身影。在悦耳的鸟鸣声中，他们谈着，笑着，还不时从沙滩上捡起小石子，向河中打着水漂儿。几个月后，那位社长调离了出版社，于是，这支每天傍晚在河边散步的小小队伍，只剩下了我的父亲和母亲。在他们之间，似乎有永远也说不完的话题：他们谈各自小时候的故事和在乡村中的生活，谈亲眼目睹的贫苦农民遭受的种种苦难与不幸；对日本侵略者的共同仇恨，更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有时，父亲还激昂地讲述起他亲赴杀敌战场的所见所闻。前方将士浴血奋战勇杀日寇的故事，深深震撼了母亲的心。在这些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他的正直、热情、才华与平易可亲，她的善良、聪慧、好学与温柔体贴，在彼此的心中，碰出了爱的火花。有一天，当父亲在沙河边，以诗人特有的激情和语言，向母亲倾诉他的心声时，她含羞地笑了。沙河——这古战场的遗址，成了父亲与母亲爱情的见证。 1942年5月1日，《大地文丛》创刊号出版了。它的问世，受到了读者们的热烈欢迎。寄到重庆的500本，很快就销售一空。然而，这份刊物鲜明的进步倾向，却刺痛了反动的重庆当局，《大地文丛》遭到了无理的查禁。父亲和碧野、田涛两位叔叔愤而辞职，他们的处境十分危险。这时，我的母亲毅然决定同父亲一起离开出版社。这个消息，被她中学时代的一位老师知道了。这位一直十分关心母亲婚事的长者，曾托人在年轻有为的军官中为她物色人选，听到这个消息，又托人特意跑来陈述利弊，劝我母亲慎重考虑。的确，当时的文人地位不高，不少人生活窘迫。父亲的进步思想，更为反动统治所不容。在两种不同生活、不同道路因而前途命运也不同的婚恋抉择面前，我的母亲婉言谢绝了老师的好意，坚定地站在了父亲的身边。1942年7月，相恋中的父母双双离开了出版社，离开了沙河——这孕育他们爱情的地方，开始了在旧中国那段艰辛而又屡遭风险的共同生活。 临行前，为了筹措路费，父亲变卖了他心爱的书籍，还向友人们借了一笔钱。他们两人克服了重重困难，步行千余里到达四川巴东后，又坐船溯江而上，于8月14日到达重庆。这时，已身无分文且正在发烧的父亲，没钱住旅馆，只能支撑着病体步行10余里去找投宿地。他送给重庆的第一首诗，就是《崎岖的道路》。这正是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 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许多文艺界著名人士把“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当成了家。到达重庆的第二天，我的父亲也找到这个家来了。这儿，住着父亲的许多老朋友：叶以群、葛一虹、宋之的、梅林……为了欢迎父亲的到来，1942年8月16日，文友们在“文协”召开了一个小小的茶话会。正是这个洋溢着友情与欢笑的简朴的聚会，成为我的父亲和母亲正式结合的婚礼。没有鲜花，没有婚宴，没有新房，朋友们以茶代酒，衷心地为这对新人深深祝福。那一年，父亲36岁，母亲22岁。新婚时恶劣的生活条件和经济状况，摧不垮我的双亲共同创建新生活的决心；相濡以沫的深厚情感，更为他们增添了幸福与温馨。刚到重庆，所有的钱都在路上用光了。母亲为了使父亲在新的环境中安心写作，毅然放弃了自己想继续求学的打算，在距离“文协”很远的一家文化单位找到了工作。每到周六，她都不辞辛劳地赶回他们在“文协”的住所，细心周到地照料我父亲的生活。那时，远近闻名的重庆“特产”——攻击力极强的大蚊子，曾使父亲夜不能寐苦不堪言。由于买不起蚊帐，母亲从十分紧张的生活费中，挤出一点点钱，扯来最便宜的纱布，在劳累了一天之后的夜半，借一豆灯光照明，一针针一线线地亲手为父亲赶制蚊帐。整整一个晚上，母亲的眼花了，臂酸了，手指被扎出了血，直到晨曦照亮了窗户，这顶饱含母亲深情与关爱的蚊帐，稳稳妥妥地挂在父亲床上之后，她才拖着疲乏的身体，又赶到十几里路之外的重庆南岸海棠溪上班去了。这份真情与这个不眠之夜，被我的父亲牢牢铭记到今天。正是在母亲这种全身心投入的照顾下，同时也为了减轻家庭经济上的贫困与窘迫，让新婚后的妻子生活得稍微好一些，父亲夜以继日地伏案写作，先后完成了《泥土的歌》《我的诗生活》《感情的野马》，并出版了《古树的花朵》（《即《范筑先》）和《我的诗生活》等长篇诗、文著作。新婚后的这段时间，他在文学事业上取得了很大收获。这是我的双亲婚姻幸福美满的一个佐证。 1943年夏，承友人余心清帮忙，父亲谋到了一个职业，在赈济委员会挂个专员名义，主编一个小刊物《难童教养》。8月，他们移居歌乐山大天池6号赈济委员会的留守处，总算有了个自己的家。在这座三面农田一面山的农舍里，从小生长在农村的父亲，像真正回到了久别的精神的“家园” 。他与同院的农民，亲如家人；还在这儿迎来了叶以群、徐迟等友朋的小住谈心。那清清的大天池中，又可以常常照见我父母并肩散步的倒影。每天两次，父亲总是站在小山坡上，迎接我母亲下班归来。三年的山居生活，表面上水波不兴，但是，实际上仍然处于革命与反动的斗争漩涡中。他们每天必读的《新华日报》，是凭借着报童的机智斗争才安全送到的，看完后，要小心翼翼地藏在隐蔽的地方。从这座农舍到歌乐山大街的途中，有住着不少正在养病的文化人的院子，听说里边就有特务监视。而那闻名于世的魔窟“中美合作所”，就在这座歌乐山中。在中华民族处在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殊死斗争中，我的父亲坚定地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他开始创作尖锐犀利的政治讽刺诗（后来结集为《宝贝儿》《生命的零度》和《冬天》），无情地揭露了国民党政权的腐朽与反动、矛头“刺向黑暗的‘黑心’” ；他还积极参加“文协”发起的各种争取民主、争取和平的签名和活动。在旧我与新我的斗争中，父亲沉下心来总结自己40年来走过的生活道路与十多年来诗歌创作的经验教训，无情地解剖自己。我的母亲在父亲的直接影响和严酷的革命斗争现实的教育下，逐渐看清了国家、民族的前途与希望所在，她和父亲站在一起，并肩前进。这个阶段，是他们婚姻生活和人生道路上的重要一页，更是他们共同在民主与革命的路上迅跑的难忘岁月。 1946年7、8月间，饱经动荡艰辛的父母先后从南京到了上海，驻足于《侨声报》宿舍的一间斗室之中。这间日本式的房子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铺地的“榻榻米”即待客又栖身。为了便于照顾家庭，母亲在一家屠宰场作税收工作，收入微薄，父亲在《侨声报》主编文艺副刊，4个月后因报纸停刊而陷入失业的困境。靠他拼命写作挣来的稿酬，大部分要寄给青岛的亲戚，用以抚养我的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在这段艰苦的日子里，两个已经十六、七岁的哥哥，正在青岛思想倾向不好的所谓“流亡中学”上学，生活费接不上时，他们就靠摆地摊挣点钱维持生计。听到哥哥们的处境，父母亲焦虑万分。这是关系到儿子们前途的大事呀。但是，经济的窘迫，住所的狭小，生活的不安定，再加上时局的动荡，使父亲下不了将儿子们接到身边共同生活的决心。面对这两个不是亲生的儿子，母亲却坚定地说：“他们年轻，不能让他们受那种教育的不良影响。一定要把孩子们接来。要苦，一家人苦在一起！”这并不是每个继母都能做出的决定，闪烁着我的母亲胸中那份母爱的博大，也从根本上决定了我的兄长们今后的生活道路。 两个哥哥来了，就睡在走廊过道上用木板隔成的屋子里，人口增加了，仍然只能借那个小小的煤油炉做饭。每到哥哥们交纳学费的时候，母亲得费尽心力地四处筹措。为了支撑4口之家日夜写作的父亲那时烟瘾很大，却只能买劣质的廉价香烟来吸。过度的劳累和一天两包劣质烟，使父亲在1948年春天患上了肺结核。这种富贵病对于这个贫困的家，无疑是雪上加霜。贫病交加之下，父亲听从医生的规劝，坚决戒掉了与他相伴多年的香烟。从此以后，无论什么场合，无论多好的香烟，也没有使他破这个戒。由于没钱治疗，父亲的病情发展了，虽然解放后得到较好的医治，但是，他的左肺还是留下了三个大空洞。面对这一切，同舟共济的患难夫妻更感到家的温馨和亲情的可贵。哥哥们优秀的学习成绩，常催开双亲的笑靥，母亲“近水楼台”地从屠宰场买回的牛蹄筋和牛尾，经她巧手烹调做成的红烧蹄筋和浓浓的罗宋汤，每每成为全家人一饱口福和“大宴”宾朋的美味。这余香满口的佳肴，教父兄和老友们直到今天依旧交相夸赞…… 这段时间，父亲不仅积极支持进步学生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群众斗争，而且继续创作了大量政治讽刺诗。他与友人曹辛之等合办了“星群出版社”，主编《创造诗丛》十二种，并接过了白寿彝叔叔让给他主编的进步文化月刊《文讯》，出版与刊发了郭沫若等许多著名的革命与进步文化人士的书籍与文章。1948年，白色恐怖更加严重，父亲以“写诗骂人” “主编左倾刊物” “搞星群出版社”等罪名，被国民党当局上了“黑名单” 。特务们搜查了星群出版社，四处打探他的下落。父亲曾在一周之内，被迫五易其居。偌大的上海，已经没有他的立足之地。这样，他像当时的许多进步文化人士一样，南下，南下，最后于1948年12月8日只身潜赴香港。我的父亲与母亲又一次经历了别离的苦痛。 父亲离开后，母亲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生活，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谁料几天以后，他们又遭到房主的驱赶，不得已搬入出版《文讯》月刊的文通书局的亭子间，两个哥哥只能与书局的店员们挤住在一起。不久，母亲接到香港打来的电报，原来，父亲一到那儿就病倒了，40度高烧十几天不退。于是，她一边焦急地做着赴港照顾父亲的准备，一边筹划送身边的儿子们去青岛然后转赴解放区的路费和船票，并将他们托付给可靠的亲戚，使两个装扮成小伙计的孩子，顺利平安地到达了山东解放区。以后，我的沐浴着解放区阳光的哥哥们，一同进入华东大学读书，几个月后都入了团，毕业后又进一步深造，并于1952年先后入了党。在党的教育下，他们一起成长为卓有成就的专家。如今，均已离休的哥哥们谈起这些往事，对母亲的那种由衷的感激之情，依旧深铭肺腑，溢于言表。父亲曾多少次深怀情感地说：“没有你们的妈妈，就没有两个儿子的今天！” 父亲的病在党组织的关心和文友们的热情看护下，日渐痊愈，加上赶去香港的母亲的精心照料，渐渐恢复了健康。虽然他们居住的九龙荔枝角九华经，有诸多文友不时往来相处甚欢；虽然在那个被友人们戏称为“小桥流水人家”的放牛草的小小阁楼上，父亲与母亲享受到久违了的安宁与平静，但是，他们的心，却早已飞向了解放区，飞向了那光明的天地。他们多次向党组织表达了希望早日奔赴解放区的坚定意志与决心。1949年3月，冯乃超同志代表党郑重地将两张“宝通号”的船票，交到父亲手中。这是在周恩来同志的亲切关怀下，由党组织包租的一艘外轮，它将载着近百位著名文艺界进步人士和生活﹒读书﹒新知书店的同志们，乘风破浪地直达天津，然后奔向刚刚解放的北平，父母多年来的共同夙愿终于实现了！正如周恩来同志到北平永安饭店看望这批文艺界人士时所说的：“你们现在是到了老家了！”这是我的双亲久已向往的家呀！在这个老家中，曾经患难与共地度过七年艰辛动荡生活的父母，将永远告别旧时代的苦难。他们不仅与全国亿万人民迎来了彻底的翻身与解放，也迎来了他们婚姻生活的新的篇章。 （二） 来到北平后，我的父亲与母亲都满怀重获新生的欣喜和力量，这时，父亲更加热忱地在政治上关心、帮助母亲，更加热忱地支持她参加革命工作和各种社会活动。1949年5月，父亲任华北大学文艺学院文学创作研究室研究员的同时，母亲也进入这个研究室当研究生。9月，他们又双双被分配到新华书店编辑部，参加胡愈之同志筹办的《新华月报》工作，父亲任编委，主编文艺栏，母亲任资料员，后来合并到刚成立的出版总署工作。 1950年12月，母亲到安徽阜阳参加了土改工作。那时，1949年出生的我刚满两岁，正需要大人照顾；父亲又因肺病一直身体不好，瘦弱的身体仿佛能被一阵大风吹跑。但是，他全力支持母亲的这次远行，鼓励她在火热的农村革命运动第一线，经受锻炼，增长才干，自己担起了全副家庭的担子。他在每封家信中都报着平安，几天一封的频繁去信，使母亲成为工作队中收信最多的最幸福的人。就在母亲参加土改的时候，我大姨的女儿从浙江老家来到北京。她的到来，无疑给本来负担不轻且有病在身的父亲，又增加了一份额外的重负。但是，父亲没有将这位从未谋面的亲戚拒之门外，而是十分同情这失去父母的十几岁的女孩子，并将她留住在家中。他关心她的生活，也关心她的学业和前途。就这样，她成为了我们家庭的一分子，我的父母待她如亲生女儿。1957年，我的这位表姐结束学业被分配到南京工作，成长为一名学有专长的技术干部。许多年过去了，不仅是我的表姐，就连母亲谈起这件事的时候，还对父亲当年的那份爱心和关怀感念不已。我想，人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父亲当初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大半出自于他那“爱屋及乌”的情感吧！ 五十年代，母亲更忙了，除了本职工作之外，还参加了北京市东单区的普选工作。晚上常常开会到很晚才回家。这段时期，她光荣地当选为北京东单区第一、二届人大代表；在工作上，先后担任了人民出版社资料科科长，《新华月报》杂志的编辑组组长，并于1956年入了党。看到母亲迅速地成长为在政治上不断有所进步的国家干部，看到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同时，获得了这样的荣誉，同时承担了工作、写作和家庭三副担子的父亲，是多么欣喜呀！谁能说这里边没有为她减轻了后顾之忧的父亲的贡献呢？我曾不止一次地听母亲感慨地说过这样的话：“你父亲对我的政治上、工作上的关心和帮助，是非常之大的。解放前，如果不是和他结合，在他的影响下走上追求革命的进步道路；解放后，如果没有他那样热忱地支持我的工作，那么，就不可能有我的今天！”这是母亲总结了自己的婚恋抉择和成长历程后的肺腑之言呵！ 就在母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1956年前后一年间，父亲先是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调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主编《诗刊》 ；后来又在中南海勤政殿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共同探讨了诗歌问题；我的妹妹苏伊又在1956年10月呱呱落地，全家人为此沉浸在无限的喜悦中。正如一些朋友们形容的那样，当时，我家真是“四喜临门”。这种欣欣向荣蓬勃向上的氛围，正是解放初期我的父母工作、生活和精神面貌的缩影与写照。 在新中国成立四十多年的岁月中，我的双亲在工作上相互支持，生活上彼此照顾，他们共同分享事业成功的喜悦，共同将子女哺育培养成国家的有用之材，共同经历政治风云的变幻冲击，也共同扶持着走过了遭受非人待遇的“文化大革命”。无论是隔离审查还是挨斗挨打，家庭和亲人，是支持他们活下去坚持下去的重要精神支柱。1969年，我们全家四口人天各一方，我最早离京奔赴东北建设兵团，父母亲和小妹先后去了湖北文化部五七干校：父亲在咸宁向阳湖围湖造田，母亲在汀泗桥开山烧石灰，小妹在咸宁城内上小学，三人相隔各30里。这30里长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腿泥，但是，每逢节假日，母亲都风雨无阻地去探望尚未“解放”的父亲。在这难得的相聚中，他们交谈各自的情况，相互鼓励着一定要走完这艰难的路程，他们共同牵挂着分散在异地的子女们，期望他们个个健康平安，能经受住考验与锻炼。母亲还要忙着拆拆洗洗，缝缝补补。父亲则偷偷地托人买来一些好吃的食品，款待远道而来的母亲。匆匆几个小时过去，母亲又要赶回连队了，父亲站在门前的路旁，目送着母亲渐渐远去，远去，最后消失在大道的那一边……几年的干校生活，其他人利用节假日，几乎都游历了井冈山、庐山等名胜，而一心牵挂着父亲的母亲，却什么地方都没有去过。患难之中的这份真情，是温暖，是慰藉，是希望，亮在父亲久遭磨难的心中。 （三）
屈指算来，母亲如今已是虚龄八十的老人，按常理，早该含饴弄孙颐养天年，或是在儿女们的照顾下生活了。然而，1983年已离休的她，并没有心安理得地安享晚年，而是更甚于前地将全部身心和精力，都投入到为父亲校勘旧稿、编辑出书和照料他的生活中去，成为年逾九秩的父亲须臾不能离开的最亲近的人。她先后为父亲编辑了《臧克家文集》1—3卷、《臧克家诗选》1986年增订本等书籍，校勘并增补了《臧克家生平及文学创作活动年表》和《诗与生活》等旧稿，帮助父亲编辑了后来获得第五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的《毛泽东诗词鉴赏》；为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的《臧克家文学创作生涯65年展览》，提供了一系列极为宝贵的资料与照片，收到了参观者的交口称赞。母亲为了老伴儿和这个十七口人的大家庭，真正做到了父亲常常夸奖她的那句话：“离而不休” 。尤其是近三四年来，父亲重病五度住院，母亲体念儿女们全天候在医院照顾父亲的困难，几乎是衣不解带地一直陪住在医院中。每天清晨的一阵忙碌过后，她天天是汗水湿透衣衫；父亲病情危急的那些日子，操劳、焦虑过度的母亲，疲惫得无力从椅子中站立起来。在这段时间里，她的老病美尼尔氏综合症曾数次发作，但只要能坚持，她决不离开医院，实在眩晕得不得不回家休息，她也是刚好一点儿，就急着返回她终日牵挂的老伴儿身边。由于多种疾病的反复折磨，父亲有时不免脾气急躁执拗，母亲对此却宽宏大量地不予计较。说到陪住，这“住”的条件实在是太差了。由于医院规定不许在病房内搭行军床，父亲又极不习惯请别人护理，于是，三只高低不平的凳子拼在一起，就成了母亲每天晚上借以栖身的“床”。而中午，疲乏的她只能靠在椅子上闭一会儿眼睛，以至于住院部每当有病人家属提出陪住条件太差时，我七十多岁老母亲的这些感人事迹，变成了护士长口中用以说服别人的有力范例。三年来，几百个日日夜夜，母亲的白发稀疏了，体重锐减了十多斤。她就是这样牺牲自己，奉献自己。我想，如果没有夫妻间深挚的情感，任何人都是做不到这一点的。1998年5月，出院不久的父亲又因不慎摔倒而致腰椎压缩性骨折，卧床静养动弹不得。母亲不离左右地护理，甚至要用手指帮助排便不畅的父亲解除痛苦……她牺牲了自己的全部娱乐和个人活动，像照顾小孩一样地照料着他，将一颗心全系在老伴儿的身上。父亲对此感念不已，现在，只要有一会儿看不到母亲，他便会急切地问：“郑曼在哪儿？”牵挂之情，溢于言表。母亲这八旬老人在晚年的诸多辛劳与忘我奉献，九秩老父这时刻不能分离的深深眷恋，不正是“岁月添白发，恩爱犹青春“的最好证明吗？
现在，每当我看到满头白发的母亲，小心翼翼地搀扶着已入耄耋之年的父亲，双双在洒满阳光的室内缓缓地散步；每当我看到躺在床上的父亲，用他深情的目光注视着母亲的身影，我的心，便被一股巨大的暖流所融化；我的情感，便为一种圣洁崇高的境界所激荡。五十六年——半个多世纪的岁月！并不是每对夫妻都能共同度过这漫漫人生中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而我的父亲臧克家与母亲郑曼，却携手并肩地走过了他们的青年、中年时代；如今，又一起迎来了晚霞满天的老年时光。是什么，使这对脾气性格与习惯爱好并不相同的人，迈越金婚，成为相携终生的伴侣？我想，这是源于他们忠贞的爱和深挚的情感，源于他们共同的人生追求、生活准则和备受人们尊敬的精神境界。身为他们的女儿，我还深深体味到，五十六年中，他们不仅以不变的心与感情，护卫了他们的婚姻，而且在这段漫长的婚姻生活中，共同用他们的人格与精神，言行与举动，为我们这个大家庭中的后代们，树立起典范与楷模。他们两个人亲手缔造的那种正直质朴、热情善良、朴素勤俭、兢兢业业、严于律己、诚以待人、敬老爱幼、团结和睦和富于爱心的家风，已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血液与灵魂中！这也是他们婚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呵！ 写于1998年9月，刊登在1998年10月17日的《文艺报》上
照片为网上下载，致谢作者。 | 
发表于 2013-8-13 08:04: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