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特别纪念的贝满校友 杨崇瑞 （1912届）

管理员

杨崇瑞开拓中国妇幼卫生事业

作者：夏俊生

　　几年前，北京市东城区卫生局局长王炜和北京市东四妇产医院的领导在向我介绍东四妇产医院的历史时，送我一本东四妇产医院创办人杨崇瑞的画册。看完画册，杨崇瑞的传奇人生令我感动，总觉得这样一位杰出的女性，不应被后人忘记。
　　如果提起我国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年龄大一点的中国人都知道。但被林巧稚称为“老师”的杨崇瑞，却很少有人知道。其实，杨崇瑞与林巧稚都是我国著名的妇产科专家，都是在北京协和医学堂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高材生，都是为了事业终生未嫁的杰出女性，又都是在1983年去世。杨崇瑞比林巧稚大十岁，是我国最早的女医学博士、我国近代妇幼卫生事业的创始人、我国助产教育的开拓者；曾被联合国国际卫生组织聘为国际妇婴卫生专家，担任过联合国国际卫生组织妇婴卫生组的副组长；是新中国卫生部首任妇幼卫生局局长（后改为司长）。只是由于她在1957年的“大鸣大放”中发表了支持马寅初先生节制生育的意见，成了“右派分子”，被打入另册，从此在媒体上销声匿迹，不被人知。
　　杨崇瑞墓碑上的几个第一，说明了她在我国乃至世界妇幼卫生事业上的地位：在我国第一位把现代科学的妇幼卫生知识从城市大医院送到农村；第一位提倡新法接生，是全世界率先培训接生婆的人；第一位在我国创办助产教育，办起了示范性的助产学校及附属产院，并把培训的骨干分派到边远落后地区；第一位在30年代即提倡并办起节制生育指导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第一任妇幼卫生司司长。
　　杨崇瑞1891年出生于河北省通县燕郊镇兴都庄（现属河北省三河市）的一个农民家庭，1906年就读于北京贝满书院，1917年毕业于协和医学堂，成为我国最早的女医学博士。从协和医学堂毕业后，杨崇瑞先到山东德州博士医院任主治医师，1920年进入天津南关下头妇婴医院任主治医师，1921年到协和医院进修后留在医院妇产科。在协和医院妇产科期间，她在灯市口慈商工厂为女工、孕妇体检和治病，在朝阳门外设立妇产科门诊，还到北京郊区和河北省农村调查妇幼卫生状况，提出了当时产妇死亡率为千分之十五、婴儿死亡率为千分之二百的调查数据。
　　1925年，杨崇瑞获得奖学金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进修，对美国、加拿大和英、法、德等西方许多国家的公共卫生、妇产科及助产教育进行了参观、实习。这使她感受到公共卫生事业对保障民族健康的重要，特别是西方国家用受过严格训练的助产士接生与国内由接生婆接生造成的母婴高死亡率形成了鲜明对照，使她立志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祖国的妇幼卫生事业。1927年回国后，她毅然由妇产科转到公共卫生科，任协和医院公共卫生科教授兼国民政府卫生部技术室兼任技正，负责全国的妇婴卫生工作。1928年，她又兼任北平市妇婴保健所所长，建立保婴事务所。保婴事务所的主要任务，是对接生婆和助产士进行监察，对孕妇婴儿进行身体检查，对婴儿保健事业进行宣传，对婴儿的死亡进行统计和对孕妇进行训练，等等。
　　杨崇瑞认为，要在落后的中国推广新法接生，关键是培养新法接生人员，最快捷的办法就是对接生婆进行培训。1928年，她在北平办起了我国第一个接生婆讲习所（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培训班），第一批培训30人，平均年龄54岁。她办的接生婆讲习所先后对360个接生婆进行了严格训练，使她们成为新法接生员。据说，其中还有为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接生的原皇家接生婆。
　　为了在中国像西方那样培养经过严格训练的助产士，杨崇瑞到处奔走呼号，终于使当时的国民政府成立了助产教育委员会。1929年1月，正式批准杨崇瑞主持创办了全国第一所示范性助产学校——北平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学校附设一所产院，杨崇瑞亲任校长。1929年10月，她租赁灯市口71号民房筹备建校，录取本科生10名，附设招生10名的助产士训练班。12月7日，附设产院设立10张病床，开始收治产妇。1930年8月，杨崇瑞购买了交道口南大街84号被称为“蓉玲公主府”的房产，同时购买了相临的麒麟碑胡同6号民房，把其改建为三层楼，1931年8月竣工后，这里成为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和附属产院的新址，即现在的东四妇产医院。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新法接生的妇产医院。
　　杨崇瑞之所以在麒麟碑胡同旁边开办妇产医院，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因为这里是当时北京的产婆集中之地，也是“麒麟送子”传说的发源地。
　　麒麟碑胡同清末称口袋胡同，30年代改为麒麟碑胡同，是个拐了几道弯的200米长的小巷，西口在交道口南大街，南口在今天的平安大街张自忠路，明朝时就已是产婆的聚居之地，居于巷西侧的多为皇家产婆，巷尾则为民间产婆。因明朝大将军仇鸾家住胡同西口，仇府门前立有一个雕着汉白玉麒麟的影壁，麒麟碑胡同由此而来。
　　传说明朝末年皇帝有个十分疼爱的小女名叫玲儿，16岁时与住在原仇鸾府的恭王相爱，皇帝闻之大怒，将恭王发配统镇边关。玲儿愤而离宫，5年没有音信。后其兄战死边关，玲儿哀其兄回京，但发誓永不回宫。皇帝怜爱女儿，遂将玲儿寝宫迁于麒麟碑胡同恭王府侧，称为蓉玲公主府。玲儿公主独居府中，终身未嫁，但非常喜欢小孩。凡在府前出生之子，必抱其抚爱。久之，京城降子之户，均前往公主府抚典。玲儿遂被民间誉为再世菩萨。麒麟碑胡同的产婆群体不断壮大，麒麟送子之说传遍京城。
　　东四妇产医院院内立有杨崇瑞的铜像，基座上的“牺牲精神造福人群”八个大字，是杨崇瑞为北平国立第一助产学校题写的校训，也是现在东四妇产医院的院训。杨崇瑞聘请朱章庚、林巧稚、潘光旦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协和医学堂的教授在国立第一助产学校任教，并对毕业生提出了有独立管理助产学校及产院的工作能力和会骑马、骑自行车以方便下乡、到山区工作等严格的要求。由于第一助产学校教学质量高，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声誉，当时被称为北京八大学府之一。在创办北平国立第一助产学校之后，杨崇瑞又创办了南京中央助产学校，并兼任这两个助产学校的校长，1937年她还创建了武汉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分校，抗战后迁至重庆。杨崇瑞为全国各省市选派助产教育人才，对各省市的助产教育工作进行指导，协助各省市54所公立和私立助产学校提高教学质量。十年间她从北平国立第一助产学校教职员中派往各省助产学校任校长、附属产院院长或教导主任的就有20多人，使全国54所助产学校都达到了在政府立案的水平，为我国各地培养了第一批妇幼卫生工作者和新法接生人员。据统计，仅北平国立第一助产学校从1929年到1939年就毕业各种学生255人，大多派往各省市公立卫生机关及边远地区服务。
　　为中国妇婴卫生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杨崇瑞，受到世界同行的尊敬。1937年初，她受聘为国际联盟妇婴卫生专家，对欧亚各国的妇婴卫生状况及助产教育进行考察。11月，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参加红十字医疗队，组织伤兵医院，从事妇婴保健工作，编写了《妇婴卫生纲要》、《妇婴卫生学》、《简易产科学》等妇婴卫生教材及一套妇婴卫生挂图发行各地。1948年10月，杨崇瑞被联合国国际卫生组织聘为国际妇婴卫生专家，担任了联合国国际卫生组织妇婴卫生组副组长。
　　新中国成立后，杨崇瑞怀着对新中国的向往和满腔热忱，毅然辞去了她在联合国国际卫生组织有着优厚待遇的职务，于1949年11月回到祖国，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第一任妇幼卫生局局长（后改为司长）。在任期间，她主持制订并组织实施了全国妇幼卫生工作的宏伟计划，建立起省有妇幼保健院、地区有妇幼保健所、县有妇幼保健站的全国妇幼三级保健网，使我国妇幼卫生工作得到全面发展。到1957年，全国共培训接生婆、接生员66万人，妇幼保健员9000多人，助产士由1949年的13000人增加到35774人。新法接生迅速在全国普及，短短几年就基本消灭了严重危害我国妇女和儿童健康的产妇产褥热和新生儿破伤风。1955年和1949年相比，北京市婴儿死亡率从千分之一百一十七下降到千分之四十四点五；产妇死亡率从千分之七下降到千分之零点四。

管理员

更令人钦佩的是，早在30年代，从事妇幼卫生工作的杨崇瑞就预见到我国人口增长的严重性，开始宣传和进行节制生育工作。1933年，她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陈达、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雷洁琼3人共同发起成立了节制生育咨询部，开展节制生育工作。他们利用《北平晨报》的《人口》副刊，宣传节育，提倡“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她还在东单煤渣胡同46号开设了节育咨询门诊。这是北京最早从事计划生育宣传和实行技术指导的实践。1936年，她和当时同样热心节制生育的林巧稚大夫等邀请美国节制生育的倡导者山额夫人在协和医院礼堂讲学。这一活动，还受到一些国内报纸的攻击，可见当时提倡节制生育的社会阻力之大。
　　杨崇瑞创办的北京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到1951年并入北京医学院时，共办本科33个班，另有护士特科研究班等许多其他班次。附设产院改为北京医学院附属产院，1957年由北京市卫生局接管改为东四妇产医院，到20世纪末至少有11万人在这里降生。
　　杨崇瑞被打成右派以后，在国内销声匿迹，在世界妇幼卫生界的影响却没有消失，特别是她培训和利用传统接生婆的创举，至今在发展中国家仍有现实意义，得到国际卫生专家的高度评价。1991年9月6日，我国卫生部等单位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杨崇瑞博士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席詹姆斯·格兰特为纪念大会来函说：杨博士“是杰出的初级卫生保健的先驱者之一。她是改造旧接生婆的第一位倡导者。她在二三十年代的工作是后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949年及1950年在中国工作的基础，并为以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世界范围内改造旧接生婆的工作奠定了基础。”詹姆斯·格兰特让人在纪念大会上宣读了他的书面讲话，肯定杨崇瑞“在半个世纪前的思想和具体行动深深地影响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40多年来的工作。千百万儿童生存下来莫不与此相关，同样重要的是从20年代到30年代，她帮助建立了初级卫生保健的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从50年代到60年代首先在中国群众中使用，又在1978年世界卫生组织和儿童基金会在阿拉木图召开的会议得到认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每年有一千万婴儿出生，培训现代助产士会需要很多时间。从而在乡村和城镇，应当有效地利用传统的接生婆。她相信，在许多国家被称为接生婆的人是可以培训的，使她们领会接生的关键所在是清洁，处理好脐带，尽早识别难产的征兆，这已被后来的实践所证实。在北京，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在很大的范围内实行了她的想法。1948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中国的第一个项目就包括培训传统的接生员，根据这些成功的经验，她的想法传到其他国家。今年（1991年）6月在墨西哥城第一次培训传统接生员研讨会上，我在致辞的时候就想到：杨博士的这些概念仍然非常重要，甚至在今天，墨西哥30%的接生工作仍然由传统的接生婆承担，但她们没有得到过正规的训练。所以，在墨西哥正在引进一种国家的培训制度，这正是杨博士创立的。”“接生用的产包是杨博士早年创造的，至今仍无很大的改变。”
　　杨崇瑞这样一个为我国乃至为世界妇幼卫生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世界著名的专家，因为发表了支持马寅初先生节制生育的意见，1958年被错误地打成“右派”后，被贬到《中华医学杂志》当编辑，1979年平反后任中央卫生部妇幼司顾问，仍在关心着我国的妇幼卫生事业发展。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她在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提交了一份恢复助产教育的提案。1983年，杨崇瑞93岁高龄时病逝。
　　杨崇瑞终生未嫁，生活俭朴，把一生积蓄的6万多元完全献给国家。卫生部妇幼司将她的捐款交给北京医科大学校友会国立第一助产学校校友分会建立的杨崇瑞基金会，用于奖励妇幼卫生教育、妇幼保健及妇幼保健科学研究等方面有重大成果或突出成绩的人才。
　　杨崇瑞创立的东四妇产医院，主要业务用房是400多年前明朝木结构的古建筑，目前正在进行整修。北京市东城区卫生局局长王炜说，东四妇产医院所在地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翻建扩建后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旅游参观点，让人民在这里回顾我国妇幼卫生保健事业的发展历程和追思杨崇瑞博士对于我国妇幼卫生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
　　《炎黄春秋》2007年第8期 （责任编辑 杨继绳）

管理员

中国妇幼保健

事业的奠基人—杨崇瑞

杨崇瑞，1891年出生于北京通县的一个中农家庭，自幼随父耕读，幼小的心灵里播下科学的种子，1917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是新中国第一位女医学博士。毕业后选择去山东德州当医生，成为我国最早将现代卫生知识送往农村的人；在天津南京下头妇婴医院，开始与妇幼卫生结缘；1922年到北京协和医院工作，在3年的时间经常利用假日和休息时间到工厂、街道为怀孕妇女进行产前检查、宣传卫生知识。1925年杨崇瑞被选送到美国霍普金斯大学进修，在国外学习使她视野逐渐开阔，渐渐认定“公共卫生是一条保障民族健康的捷径——对于样样落后、经济贫困的中国是最节约、最易生效的预防疾病、保障健康的方法”。两年后她回到祖国，在接受上海《新闻报》记者采访时说：今后她要为祖国的妇幼卫生及助产教育事业奋斗终生。不久，她毅然放弃了卓有成绩的妇产科临床工作，转入当时不为一般人重视的群体妇幼保健事业。

管理员

      1928年，37岁的杨崇瑞博士在中国开办了第一个接生婆培训班，教导接生时如何消毒、如何进行脐带处理等科学方法，使消毒接生方法进一步推广。次年，她开始主持中国第一所现代化的助产学校——北平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和附属医院。1933年又创办了南京中央助产学校，“牺牲精神，造福人类”是这所学校的校训。作为校长的杨崇瑞，当时满怀激情和理想，为中国妇幼卫生事业拟定了一个大胆的50年计划，她希望在50年内，培养出15万高质量的助产士，建立一个全国性妇幼卫生保健网，使每一位中国的妇女和婴儿都得到呵护。杨崇瑞博士一生先后创办或参与创办了60多所助产学校，为中国培训培养接生员、妇幼卫生员40余万名，显著降低妇婴的死亡率。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正在日内瓦工作的杨崇瑞博士毅然回国参加中国红十字医疗队，投身于抗战救护工作。“妇幼卫生”与“节育”，是贯穿杨崇瑞博士一生的主题。30年代就和我国著名学者陈达、雷洁琼等人成立了“节制生育咨询部”，提倡“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在国际妇幼界，杨崇瑞博士的名字也常被人提起，1937年，她受聘成为国际联盟妇幼卫生专家，1948年又被世界卫生组织聘为国际妇婴卫生组织副组长。次年，她在欧洲各国参观时，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顿时欣喜若狂，为了实现自己报达祖国的愿望，她毅然谢绝朋友的挽留，放弃联合国的高薪和要职，辗转返回祖国，回国后她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新中国成立后，她接受新政府的邀请，成为卫生部第一任妇幼卫生司司长。1951年至1957年堪称中国妇幼卫生的黄金时期，这期间，杨崇瑞博士发表了《六年来妇幼卫生工作经验》，对此作了形象总结。1957年，欣闻马寅切在《新人口论》中主张计划生育时，杨崇瑞博士立即撰文论述节育工作，却因此被划为右派，免职下放。自此，她离开心爱的妇幼卫生事业第一线长达22年之久。

杨崇瑞博士终生未婚，信奉基督教，她曾经这样表达：“我和妇幼卫生事业结了婚，全中国的儿童都是我的孩子”。1983年，杨崇瑞博士离世。遗嘱中，她将自己积蓄的6.9万元人民币捐出设立了杨崇瑞基金，用于奖励中国的助产教育和地方妇幼卫生的先进单位和个人；就像她在1948年为《助产学报》创刊号题写“母婴万岁”题词一样，杨崇瑞博士为开拓中国妇幼保健事业付出了的一切，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值得后人的永远铭记。（陈川碧辑）

管理员

1983年7月20日 杨崇瑞逝世

　   杨崇瑞1891年出生于通县的一个中农家庭，她自幼随父耕读，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追求科学的种子。1917年，她毕业于协和医学院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22年她在协和医院妇产科工作，曾亲自到农村调查了解妇幼卫生状况。

      为了降低我国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杨崇瑞致力于预防产褥热和新生儿破伤风工作。她利用临床工作之暇，在北京灯市口慈善工厂专为孕妇及其她女工进行产前检查和疾病治疗，并在朝阳门外设立孕妇检查所，专门从事孕期检查及妇科治疗。

　　1925年，她被选送到美国霍普金斯大学进修妇产科，被国际妇产科权威威廉教授视为她最好的两名学生之一。然而，想到国内广大农村妇幼卫生工作的紧迫需要，杨崇瑞回国后毅然离开从事了10年并卓有成绩的妇产科临床工作，转入当时不为一般人重视的群体保健事业。1929年，她多方呼吁，排除困难，筹建了北京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和附属产院，1933年又创办了南京中央助产学校，并亲任校长。她治学严谨，把“牺牲精神，造福人类”定为学校的“校训”，作为学生的奋斗目标。以后她又在全国相继建起了60余所助产学校，培养了大批妇幼卫生人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早在30年代初，她就以一个医学家的远见卓识预见到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提出“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主张，主编《节育讯》，并创办了“节育指导所”，堪称我国倡导计划生育的先驱。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正在日内瓦工作的杨崇瑞博士毅然回国，参加了中国红十字医疗队，投身于抗战救护工作。

　　1948年，杨崇瑞被国际卫生组织聘为联合国妇幼卫生组副组长。次年，她在欧洲各国参观时，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顿时欣喜若狂。为了实现自己报效祖国的愿望，她毅然谢绝朋友们的挽留，放弃了联合国的高薪和要职，辗转返回祖国。回国后，她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接见。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第一任妇幼卫生局局长。

　　杨崇瑞博士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她终生为之奋斗的妇幼卫生事业。她身居要职，却终生粗茶淡饭，过着俭朴的生活，把积攒下来的钱用于助产教育和地方妇幼卫生事业。1983年她逝世后，亲属根据她的遗嘱，把她积蓄的6.9万元人民币和书籍杂志全部捐赠给国家。

　　（人民网资料）(责任编辑：李恺萌)

管理员

《协和医事》：协和医院的女大夫们



叶恭绍：中国青少年卫生研究所创始人

    1935年，叶恭绍二十七岁，从协和医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科工作。这时的科主任是袁贻瑾教授。他安排叶恭绍先到杨崇瑞办的第一助产士学校见习三个月。

    叶恭绍告诉科主任，自己将在10月份结婚。袁贻瑾当时反应很大。“他简直不能接受，而且感到失望。他要我去找杨崇瑞谈话，希望杨崇瑞能说服我不结婚。他还告诉我，协和医学院是不送已婚女医师出国进修的，因为女医师结婚后必定随她的丈夫去留。协和培养了，又不能用，太不合算!而且女医师生了孩子，就可能不再工作了”。

    科主任还举了杨崇瑞、林巧稚由于不结婚，事业才取得成功的例子；而沈骥英虽然曾是协和毕业生中的佼佼者，但在结婚后生了孩子，工作受到很大影响，以致结婚后就离开协和医学院了。

    “他想用这些例子来说服我，但我没有改变计划。我按预定时间，于1935年10月和黄祯祥大夫结了婚，并继续在公共卫生科工作，直到1941年冬珍珠港事件发生，协和被迫关门为止。我于1936、1938、1940年生了三个孩子。除了利用协和应有的每年一个月的休假外，我没有为生孩子而多请一天假。我就是要用自己的行动说明：已婚妇女照样能继续工作，以消除他们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我终于胜利了!”叶恭绍后来回忆时说。

    叶恭绍早年从事妇幼卫生工作，后来则重点进行儿童青少年的生长发育、形态机能与素质的研究。这位生了三个孩子的协和女大夫，1947年赴美国留学，建国后当过北京妇婴保健所所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北京医学院教授、卫生系副主任，北京医科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卫生学会主任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常务理事……

    在老协和时期，能选择报考“高难度”的协和医学院的女人，多半是希望在自己身上实践女性新式解放。叶恭绍的父辈并不想给女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她是在早年追随孙中山的二哥的帮助下，才走出了家庭接受新式教育，从天津中西女子中学毕业后，进了南开大学，两年后转到北平燕京大学医预科学习，后来考进协和医学院。

    在老协和，如果女大夫选择内、外、妇产科这样的大科，是不允许结婚的。对护士也有许多规定：必须吃、住在宿舍，如外出，晚10点前必须回宿舍。如有客人来访，可在客厅接见，禁止男客人上楼。协和的护士不许结婚，如要结婚，必须先辞职。

    有意思的是，因为性别而做出选择的公共卫生学家叶恭绍，却首次在中国提出了关于不同性别的少年第二性征的分度，并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

    严仁英：91岁的妇产科专家

    协和女人一般都比较坚韧，否则在协和这个环境里难以成功地生存。又因为新老时代背景的演变，协和女人的坚韧，在新老时代也以不同的方式展现。

    2004年CCTV的《大家》栏目，请到了北大医院91岁的妇产科专家严仁英。1940年，27岁的严仁英从协和医学院毕业，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师从中国第一代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林巧稚是协和医院第一位担任总住院医生的女性，也是当时妇产科职位最高的中国女性。她非常看重严仁英，有意培养她做自己的接班人。那时的严仁英，面临着和叶恭绍一样的两难选择：家庭还是事业?结婚还是独身?

    严仁英谈到：“林大夫不结婚，因为她在协和的那个地位，女的里头能当上教授、主任的就她一个人，如果她结婚了她就没有这个前途了。我也有这个问题，到底是要事业还是要家庭，是要结婚还是要继续干下去。在林大夫的心目中，可能我是她的接班人之一，我到底是踩着她在协和的阶梯继续往上爬，还是建立家庭离开她，这是一个矛盾。”

    美国对日宣战后，协和关门了，在林巧稚的介绍下，严仁英来到著名妇产科专家杨崇瑞创办的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工作。半年后结婚，先生是在协和医学院的同班同学王光超，后来的著名皮肤病专家。他们相伴走过了人生的六十个春秋，被称为“杏林双彦”。

    北京电视台的《世纪之约》也对严仁英进行过采访，也提到老协和女大夫的独身，比如她的导师林巧稚。严大夫说：“她这个独身不是她自己选择的，是被逼的。我在1948年到美国的时候，就发现美国的很多妇女结婚了以后就都只能看门诊了，再也不可能当教授、当主任。我心里头想美国又是民主又是自由的，怎么对妇女这么样子的歧视。所以像林巧稚那一代的我好多老师都是独身的，这并不是她们自己的选择。”

    20世纪初，中国最好的医学院都为欧美人所办。一篇题为《中国提倡女子就业思潮与贤妻良母主义的形成》的论文中提到：“据1916年之调查，中国全土医学生人数在一千九百四十人左右，其中百二十九人为女学生”。文章提到了北京的协和医学院，这里培养有一批优秀的女医生，接着说到叶恭绍，“出生于一个典型的封建大家庭，其二哥官至北洋政府的交通次长，家有七个姐姐，一个妹妹。小学毕业后，进入教会办的天津中西女校，目的是为了做一名小学教师，以达到经济独立，因为她对母亲及姐姐、嫂子们的生活方式很反感，不愿做一个只会打牌、管家务的富家太太，认为这是一种寄生的生活。因而中学毕业后进入协和医学院深造”。她“成为一个特例，协和毕业的女医师的确大多终身未婚”。

    创办于1913年的金陵女大，一开始就把培养专门人才作为自己的目标，在这所大学获得学士学位的学生，可直接去美国大学的研究院读硕士。该校培养了众多的职业女性，“以毕业生多单身而著称”。而由美国传教士的妻子范约翰夫人1861年创办的上海清心女校，对聘请教师规定很严，一定要是基督徒，而且是不结婚的，一旦结了婚，就要辞退。令人感兴趣的是，这种将“贤妻良母”与职业分离的选择，为何竟然出自受西方影响最深的女校。

    杨崇瑞：中国第一位女医学博士

    毕业于协和医学院的前身——协和医学堂的杨崇瑞，是中国的第一个女医学博士，也是终身未婚。但她却像林巧稚一样，一生关注的是中国妇女的健康和生存问题，挑战当时中国传统妇女的生育问题。当林巧稚还是协和医学生时，曾来到北京东城的第一卫生事务所实习，在保健科主任杨崇瑞的指导下工作。她们虽然相差十岁，但同是基督徒，在精神气质上颇有相似之处。

    杨崇瑞从协和医学堂毕业后，去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进修公共卫生。这一年，她三十七岁，开始酝酿中国的助产教育。她的一个行动是倡导开展助产教育，从培训旧式接生婆做起，义务为孕产妇做“产前检查和咨询”。后来这一行动受到南京政府卫生署的关注，批准成立了国立第一助产学校，由杨崇瑞领导，她特聘当时在协和医院的林巧稚去讲授产科学。

    杨崇瑞的另外一个行动则是开设了节育咨询门诊。多胎生育不仅危害了女性和婴儿健康，也不利于国家发展。她请社会学教授陈达在北京《晨报》上发表宣扬节育的文章，邀请美国著名的节育运动倡导者玛格丽特·桑格，到北京协和医院做“节育”的演讲。当时北京的小报上描述杨崇瑞在前门车站迎接桑格：“外国反动医学人士来华，拟宣传所谓的节制生育。国人则有一奇装异服的中年妇女前往迎接，居心叵测，需加注意。”所谓杨崇瑞的“奇装异服”，不过是改良过的旗袍和盘在头上的发髻。

    桑格在协和礼堂的演讲题目是《节制生育的各种措施及今后的展望》。可以说，中国妇女处境的改善，有一部分是从身体解放开始的。这些关于助产节育的行动，开始改变中国人被生育牵制的悲惨状况，渐渐地，中国妇女们可以自主地选择什么时候怀孕，用什么方式来控制生育，如何优生优育。

    林巧稚：中国第一代妇产科专家

    林巧稚的弟子、今日的协和妇产科名家郎景和，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科学家也许更多地诉诸理智，艺术家也许更多地倾注感情，医生则必须把冷静的理解和热烈的感情集于一身。”在今日关于林巧稚的文章中，常常会提到她的这句话：“健康应从婴儿抓起。我一辈子没有结婚，为什么呢？因为结婚就要准备做母亲，就要拿出时间照顾好孩子。为了事业我决定不结婚。”

    虽然她自己没有结婚，没有孩子，但经她手接生的孩子千千万，人们给了笃信基督教的她这么一个称谓：不曾做过母亲的“万婴之母”。她为林徽因、冰心这些文化名人接生过孩子，也给周恩来夫人、朱德夫人、彭真夫人看过病，她更为众多社会上的普通妇女治过病接过生。就像康克清在一篇回忆林巧稚的文章中说“她是看病，不是看人”。

    一位内蒙古的女工焦海棠给林巧稚来信，说她已经连续夭折三胎，现在又怀孕待产，向大夫求救。林巧稚根据信中所说的症状判断，她的孩子患的是新生儿溶血病，国内尚无成活的先例。接受焦海棠这样的病人风险太大了，但林巧稚不能面对一位母亲的求救而背过身去。她遍查全世界最新的医学期刊，搜寻有关治疗新生儿溶血病的资料，最后决定用婴儿脐带换血的手术，来挽救新生儿生命。她组织各科专家制定了整套方案，并亲自主持手术。就这样，中国第一例新生儿溶血病手术成功了，母亲为孩子起名叫“协和”。

    一位名叫董莉的患者，结婚六年初次怀孕，来协和检查时发现宫颈有乳突状肿物，经取活体组织做病理检查，怀疑是恶性肿瘤，必须尽早手术切除子宫。林巧稚反复研究了董莉的病理检验报告，查阅国外资料，思考会不会有另一种可能呢？大多数专家仍坚持应尽快手术。手术方案制定了，只等林巧稚签字确定时间。可半个月过去了，她依然没有签字。她每天给患者仔细做检查，认定症状未见发展，有可能是一种妊娠反应，决定暂不手术，出院后定期检查。为了这个决定，林巧稚承担了巨大的压力与风险，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她的设想和推论是正确的，一个六斤重的女婴降生，孩子的父母给她起名叫“念林”。原来董莉的宫颈肿物是一种特殊的妊娠反应。

    在林巧稚接生过的孩子中，有不少名字叫“念林”“爱林”、“敬林”、“仰林”的。这也许是来自民间的普通妇女们，表达自己对林巧稚感激之情的最恰当方式。作家冰心的三个孩子都是在协和医院由林巧稚接生的，在孩子的出生证上，她签上了英文“Lin Qiaozhi's baby”（林巧稚的孩子）。所有经她之手接生的孩子，都有这么一份出生证，这温暖的签名深深地打动了冰心。终身未婚的林巧稚说自己“生平最爱听的声音，就是婴儿出生后的第一声啼哭”，这生命的进行曲，胜过人间一切悦耳音乐。

    摘自《协和医事》讴歌编著

三联书店 2007年10月版

yongxinai

读着这些文字,真是令人感动!

风雨操场

令人感动！ 林巧稚的老师。
可是看到：
http://www.bm12166.com/viewthread.php?tid=136&extra=page%3D1

铜像已经藏在旮旯，好象没有人再知道她了。

管理员

http://www.bm12166.com/viewthread.php?tid=626&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