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在关注该网站，很希望融入,转发:别不了,司徒雷登(付慧英64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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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慧英(64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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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不了，司徒雷登

[size=167%]                  -----音乐、[size=167%]玫瑰花园的葬礼
[size=117%]    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发表了一篇《[size=117%]别了，司徒雷登[size=117%]》[size=117%]的文章。写道：[size=117%]  “[size=117%]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size=117%]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size=117%]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size=117%]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size=117%]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size=117%]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也大群地和工[size=117%]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size=117%]他，使得他[size=117%]“[size=117%]茕茕孑立，形影相吊[size=117%]”[size=117%]，没有什么事做了，只[size=117%]好挟起皮包走路。[size=117%]”
[size=117%]    毛泽东当时没有告诉敲锣打鼓欢迎解放军进城和共[size=117%]产党掌权的中国人民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渡江之后，[size=117%]所有驻华使节，包括苏联大使，都跟国民党政府南下去[size=117%]了广州，只有司徒雷登还执意留在南京，并试图去北京[size=117%]与毛泽东见面。
[size=117%][size=117%]毛泽东还写道：[size=117%] “[size=117%]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size=117%]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size=117%]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size=117%]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size=117%]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size=117%]” [size=117%]
    毛泽东没有告诉迷信他的读者的是，司徒雷登并不是[size=117%]“[size=117%]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size=117%]”[size=117%]。
[size=117%]    司徒雷登是真的爱中国。1949年回到美国之后，他[size=117%]被当时在麦卡锡反共运动笼罩下的美国国务院勒令不能[size=117%]讲话，不能参加任何正式活动。心情抑郁的他在照顾他[size=117%]的傅泾波家里不幸中风，从此靠这个中国家庭的无微不[size=117%]至的照顾度过余生。1962年司徒雷登在美国去世，留下[size=117%]的遗嘱是希望自己能够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里。他在[size=117%]1926年去世的夫人就葬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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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6年6月，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耶稣堂弄。少年时期的司徒雷登，能说一口流利的杭州话，也曾和小伙伴玩耍在西子湖畔的坊间里巷。1887年，他回到美国接受教育。1904年，他再次来华后的第一站仍然是杭州，这个他出生的地方又一次成为他新的起点。之后三年半里，他先后在杭州及周边地区传教、到教会学校任教。此外，司徒雷登还参与了之江大学的筹建工作。1919年，他成为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并主持燕大校务工作达27年，1946年~1949年他曾任美国驻华大使。1946年，司徒雷登先生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授予杭州市荣誉市民，并拿到了象征荣誉市民的金钥匙。如今，这把钥匙还静静地躺在耶稣堂弄司徒雷登故居。
[size=117%]
[size=117%]司徒雷登魂归杭州， [size=117%]骨灰葬于半山安贤园[size=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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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17%]    美国驻华大使雷德这样说：中国是司徒雷登先生热爱的[size=117%]国家，他出生在杭州，今天又回到这里，完成了他的人[size=117%]生旅途。他相信教育是加深两国关系的重要途径之一，[size=117%]如果他能看到今天的变化，他一定会非常高兴。


[size=75%]美国现任驻华大使雷德出席当天的骨灰安放仪式



[size=75%]碑铭上有司徒雷登的像，并写有中英文碑文：
[size=83%]司徒雷登
[size=83%]1876-1962
[size=83%]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size=117%]    司徒雷登晚年真正念念不忘的是他亲手创办的燕京大学。[size=117%]虽然杭州墓地上的碑文极尽简略，而且燕京大学也不复[size=117%]存在，但[size=117%]这所只存在了33年的大学，1949年后评出了56[size=117%]个院士。仅此一点，司徒就可以问心无愧地安息在中国[size=117%]的土地上了。
[size=117%]
[size=117%][size=75%]杭州市民以及中外友人参加司徒雷登骨灰安放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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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17%]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外交官。1876年6月生于杭州，父母均为美国在华传教士。1904年开始在中国传教，曾参加建立杭州育英书院(即后来的之江大学)。1906年，司徒雷登的独生子杰克也在杭州出生。1908年，应南京金陵神学院聘请，司徒雷登携妻儿离杭赴任。1919年起任燕京大学校长、校务长。1946年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8月离开中国。  
[size=117%]   司徒雷登的父亲司徒约翰是位牧师，1869年来到杭州并开始在此传教，直到1913年去世。他的母亲玛丽随丈夫来华后，热心于教育事业，曾创办女子学校。夫妇二人和司徒雷登的一个弟弟都葬在杭州九里松墓地。司徒一家和杭州可以说是结下了不解之缘。


[size=75%]司徒雷登少年时与全家的合影，中立者为家中长子司徒雷登



    在毛泽东笔下美国人司徒雷登是一个美国文化帝国主义忠实地守护者;在中国民众眼中他是一个能说一口流利杭州话的前美国驻华大使;而司徒雷登评价自己则是一个更甚于美国人的中国人。
[size=133%]    [size=133%]
[size=133%]      
    司徒雷登作为燕京大学校长，还积极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他公开同情学生，说：“燕京大学应该成为训练爱国青年的场所，造就爱国青年学子，期其能服务祖国，拯救同胞，为中国全民族谋福利。”
    1925年五卅惨案中，司徒雷登坚决支持燕大学生抗议英国巡抚在上海租界枪杀中国工人的暴行。1931年“9·18”事件，司徒雷登和燕大学生一起上街游行示威，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1935年“12·9运动”司徒雷登在美国，称赞学生运动是“在中国当代生活中最有希望的运动”。司徒雷登的这种对民众的热爱，对中国命运的同情，这种强烈的正义感，值得人们尊敬和热爱。
   
[size=133%] [size=75%]
[size=75%]司徒雷登于燕大博雅塔前留影

[size=133%]    司徒雷登是一个世界公民，一个具有人类情怀的人，一个终生信仰并追求自由的人，他在回忆录中说：“我强烈地认为，人身自由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和生存的条件，没有这一条，我们所追求的绝大部分利益——即便不是全部的——就毫无意义。……与人们一起同具一种信仰，坚持自由是一切人的权利，相信一切人可以通过自由而得到发展，这个原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创办的燕京大学就很好地显示了他的精神追求，其中的核心就是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他认为大学就是给学生以选择自由。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做到了什么，他明确地说，“保持中国的民族自由及其优秀的民族文化与实现太平洋的和平及全人类的进步事业是绝对分不开的。”他为自己能把一生献给这一事业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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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75%]1929[size=75%]年司徒雷登参加冰心与吴文藻的婚礼（左起四吴文藻、五司徒雷登、六冰心）


      1926年，燕京大学迁入新址——燕园。美国一对夫妇在湖边（注:此湖后来被钱穆命名为“未名湖”）捐赠了一处住宅，指定为校长居住，但司徒先生并未把它当作自己的私宅，接待来宾、重要会议或者燕大青年教师的婚礼，都常在这里举行。著名的女作家冰心与吴文藻也是在这里举行的婚礼，证婚人就是司徒先生。冰心与司徒先生的关系很好，这幢房子很长时间里并没有名字，直到1931年才由冰心取名为“临湖轩”，后由胡适撰写了匾额。

   先后作为燕大学生和教员的冰心这样描述自己的校长：“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他也是一位正直而勇敢的公民，曾经因为拒绝与日本侵略者合作，被日军关进集中营，直到日本战败后才获释。


[size=75%]1941[size=75%]年时的司徒雷登[size=75%]65[size=75%]岁的留影


太平洋战争时期司徒雷登（中）与亨利.霍顿博士（协和医学院院长，左）和特利弗.鲍恩博士（协和医院财务主管，右）三人囚禁一处

[size=75%]司徒雷登被日军囚禁了近四年，图为司徒雷登在囚所的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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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75%]司徒雷登（左一）与[size=75%]1946[size=75%]年入学的燕大新生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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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83%]    司徒雷登自己说过：[size=83%]“[size=83%]马歇尔当初之所以把我拉进他所致力的建立联合政府的事[size=83%]业，是由于我享有自由派美国人之声誉，对全体中国人都心存友好，以及并无[size=83%]对任何派别和思想学派的明显偏爱。[size=83%]”[size=83%]但此外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二次大[size=83%]战结束不久，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辞职归国，遗缺一直没有任命。原因是杜鲁[size=83%]门把选择权留给马歇尔，以便他挑选一个能够配合他工作的大使。
   

[size=75%]1946[size=75%]年，司徒雷登与周恩来在南京美国大使馆草坪上交谈


[size=75%]
[size=133%]周恩来会见司徒雷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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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自豪地写道：“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
    然而，正是这个闻一多，在他那著名的《最后一次的演讲》中，认为司徒雷登出任大使对中国是件好事：“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闻一多和毛泽东的说法矛盾了，怎么办呢？这本来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留给读者自己去判断就行了。但是，相关部门的做法并非如此，而是在将这两篇文章同时收入中学课本的时候，把闻一多演讲中这一段话不加任何说明地删去了，就当他没有讲过一样。
[size=75%]   
  
晚年司徒雷登与傅泾波、傅履仁父子
杭州名人纪念馆供图
  
晚年司徒雷登与傅泾波一家
      傅泾波生于1900年，出身于清贵族家庭，性格早熟而交往庞杂，一生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折冲周旋。1922年，傅泾波开始为司徒雷登工作，并受洗为基督徒，为他施洗的就是司徒雷登本人。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的时候，傅泾波既不是美国人，也不是美国大使馆的雇员，他的工资由司徒雷登私人支付，却对司徒雷登有莫大的影响力。外界将他视作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

   
傅履仁，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华裔陆军二星准将，其父子两代人为司徒先生的回归作出了半个多世纪不懈的努力。

      直到2006年习近平在访美期间，听说了司徒雷登的遗愿，经过多方斡旋和努力，终于在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魂归故土杭州。这可谓折衷之举，虽然与先生的遗愿并不完全吻合，但杭州市政府用隆重周到的礼节完成先生骨灰安放仪式，体现了一种人文关怀，极大地修正了先生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完成了驱魅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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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83%]    杭州耶稣堂弄是一条隐匿在市中心的小弄堂，紧贴银泰百货，平时来往的多是赶潮流的年轻人。很多人都不知道，一位和中国大有渊源的美国人曾出生在这里。弄堂里的银杏和榉树曾见过他小时嬉戏的身影，藏在住宅楼群中的那幢两层小楼作为他的故居已于三年前对公众开放。杭州市政府把司徒雷登的出生地改造为一个博物馆，在这所老宅子展出了他的政治命运发生转折前——1946 年被授予的“荣誉市民证”。

[size=75%]杭州耶稣堂弄里的司徒雷登塑像

    2008年11月17日，美国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骨灰葬于杭州半山安贤园，安眠于青山苍翠的怀抱之中。墓碑上简简单单写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的司徒雷登先生于1955年曾立下遗嘱：死后骨灰能够安葬在北京大学的校园里，与他的夫人一起合葬。




[size=133%]    著名历史学家林孟熹这样评价司徒雷登[size=133%]：[size=133%]“[size=133%]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他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size=133%]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size=133%]”
[size=133%]    司徒雷登先生秘书傅泾波的后人、美籍华人傅履仁老先生这样说：[size=133%]司徒雷登先生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size=133%]的教育事业，回到中国是他最后的心愿。今天，中美关系已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有了相互理解和尊重的[size=133%]基础，求同存异。

2166

人人欢迎真善美，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有朋自远方来，真善美齐来，我们齐欢齐迎。太好了，太欢迎两位了。

2166

人人欢迎真善美，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有朋自远方来，又有朋自远方来，两位、多位好朋友都来了，
太好了。欢迎你，感谢你。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166

人人欢迎真善美，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有朋自远方来，又有朋自远方来，两位、多位好朋友都来了，
太好了。欢迎你，感谢你。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金光大道

感谢傅履仁父子两代经过不懈的努力，能使为中国教育事业无私奉献终生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安葬在他的出生地杭州。还先生的本来面貌。

绝对是；别不了！司徒雷登。

望远镜

好文章！

从贝满到燕京

傅泾波：站在司徒雷登身边的人

傅泾波（右）的一生和司徒雷登（左）的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两人间的关系在当时的燕京大学引人瞩目。     傅泾波     1900年出生于满族正红旗的一个贵族之家。曾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     1920年，傅泾波成为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和助手。     从此，傅泾波开始了他毕生的事业。傅泾波长期伴随在司徒雷登左右，司徒雷登返美后，傅泾波一家也移居美国，司徒雷登的晚年全赖傅氏一家照料。1988年，傅泾波在美病逝，享年88岁。        ■链接     傅泾波在共和国的影响     2004年4月，纪念傅泾波先生座谈会在北大未名湖临湖轩举行，这里曾经是司徒雷登居所。在座谈会上，北大副校长、学者郝平提出了傅泾波与中国共产党之间有极其微妙而密切的关系，主要根据大致是：（一）1949年4月，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前，傅泾波极力反对司徒雷登撤离。解放军占领南京之后，傅泾波马上代表司徒雷登拜访了中共派驻南京的外事主任黄华。（二）中美关系解冻后的1972年，为了解中国的情况，美国政府组织了一批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到中国访问。傅泾波的小女儿傅海澜也是访华团成员。临行前，傅泾波将他写给周恩来的一封信托女儿带到中国。收到信后，周恩来即向傅泾波发出秘密邀请。1973年，傅泾波在离国24年后回国，在北京住了十个月。（三）傅泾波在美国去世后，中国驻美大使韩叙、侨务参赞陈启道和大使馆武官，以及新华社驻美分社社长等人都前往悼念，并且参加了他的追悼会。这是海外党外人士能得到的最高礼遇。       结识司徒雷登，人生里程碑     在燕京，傅泾波是个谜一般的人物，司徒雷登在《在华五十年》一书中这样写到“傅泾波之于我，就像我的儿子、同伴、秘书和联络官。”（1）旅加拿大学者林孟熹则这样说：“傅泾波是对司徒一生最具影响力的人，也是对司徒帮助最大的人。不理解傅泾波就无法理解司徒……”（2）     1918年，18岁的傅泾波陪同信仰上帝的父亲傅瑞卿，到天津参加全国基督教青年大会。也是在那次大会上，尚在南京金陵神学院任教的司徒雷登被邀在大会上演讲。在此之前，对司徒雷登钦佩有加的傅瑞卿曾经请求司徒雷登有机会多指教他的儿子。司徒雷登演讲完毕走下台来，注意到了傅瑞卿身边的这个年轻人，并且跟他握手。司徒雷登大概没有想到，他精辟的讲演、高雅的风采，特别是他所散发出的人格光辉深深地吸引了这个18岁的青年。傅泾波的长女傅铎若事后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写到：“这次与司徒初聚后，竟成了我父的人生里程碑，成了他生活道路的新起点。”（3）     在与司徒雷登相遇的那一年，傅泾波正在北京大学读书，任侠好客的傅泾波身上颇有一些五陵少年“交结五都雄”的气质，当时学校里活跃人物大多与他来往频繁，其中就包括近现代史上大大有名的胡适、陈独秀和李大钊，至于校长蔡元培，那更是父亲傅瑞卿的老朋友。由于父亲的关系，傅泾波很早就和基督教有所接触，并且每周都参加北京青年会查经班的聚会。不过当时的傅泾波只是把基督教当作几种主要思潮之一加以比较。有时他参加完查经班，就带着心中的疑问去请教胡适和陈独秀。胡陈两人后来的立场虽然不同，但是在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就是不赞成傅泾波参加宗教活动。胡建议他多读杜威的书，陈则斥宗教为灵魂的鸦片烟。     不过傅泾波的交往远远不只如此，留法派先驱李石曾与他有世交之谊，另一位留法派先驱吴稚晖也是他的朋友，在他的朋友当中，还有当时尚未步入政坛的山西巨富孔祥熙、左翼文学家瞿秋白以及南开中学的周恩来。他甚至还通过溥仪的英籍老师庄士敦，去谒见过当时仍住在故宫里面的逊位皇帝。     傅泾波当时的思想状况可以说是在唯物主义和基督思想之间摇摆的，因为除了热心参加基督教的活动，他还参加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每周一、三、五晚上在北大举行的鼓吹暴力革命和唯物论的聚会（4）。     约法三章，成燕大校长助手     不过，这种思想上短暂的摇摆在1920年傅泾波转入燕京大学之后就结束了。在燕京大学，傅泾波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学生，他一边读书，一边帮助司徒雷登工作。晚饭后的时分，傅泾波经常和司徒雷登一起聊天。司徒雷登的言传身教无疑给了傅泾波巨大的影响，1922年，傅泾波在司徒雷登的家人面前接受了司徒雷登为他进行的洗礼。傅泾波曾经这样叙述司徒雷登给他的印象：“他给予我的印象仿佛他本人就是基督的化身。他在各方面都吸引了我。他对我十分仁慈。而我对他的爱也超过了对我的亲生父亲。”（5）     司徒雷登初到北京上任，人生地疏，需要一个人际关系极为熟络的人作为助手。傅泾波在这方面显示了他非凡的热心和能力，为了帮助司徒雷登迅速打开教育界的局面，1920年，傅泾波为司徒雷登在崇文门内盔甲厂（燕京大学迁址燕园之前的旧址）的住宅内，安排了12人参加的晚宴，出席者包括蔡元培、蒋梦麟、周贻春等当时最负盛名的学者和一流大学的校长，这令司徒雷登惊喜不已。司徒雷登觉得傅泾波“好像从他那世代都是高官的祖先那里继承了一种政治上的才智，他生来就有一种通晓官场心理学的本能”。（6）     这种发现让司徒雷登对傅泾波赞赏有加，在那次聚会之后的不久，司徒雷登跟傅泾波说起，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把燕京大学办成一所中国化的大学，一所生根于中国、为中国服务、有中国人管理和支持的大学，而不是沿袭传统教会大学的模式。司徒雷登进而说，达到这个目标的惟一途径就是要和中国社会沟通，这样他们自然乐于拿出精神和物质来支持，然而，他对于如何办好一所大学以及争取美国方面的支持都有相当的把握，但是他不知道怎么样去和中国社会沟通。司徒雷登说完后，问面前安静倾听的傅泾波：“你是否愿意帮助我从事这项工作？”傅泾波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几天后傅泾波决定答应司徒雷登，但是有三个条件：（一）除差旅费外不接受任何薪酬；（二）不参与燕京大学的任何校内事务；（三）只对司徒一个人负责。（7）从此，傅泾波开始了新的生活。     以“私人顾问”身份入住大使馆     就像司徒雷登深深地影响了傅泾波一样，傅泾波也深深地影响了司徒雷登。在傅泾波的影响下，司徒雷登在中国社会中成为了一个中国通。从他初到燕京大学到他出任大使的27年间，司徒雷登成功地把燕京大学办成了一所一流的中国化的大学。傅泾波在这个过程中究竟起了多大作用？根据现有的资料还不好定论，不过这个过程与傅泾波关联甚深则毫无疑问。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傅泾波的身份颇为尴尬：他从来不是燕京大学的正式职员，与其说他在为燕京大学工作，倒不如说他在为司徒雷登工作更为贴切。这大概也是关于他资料甚少的一个原因之一。     这个问题在司徒雷登担任燕京大学教务长的时期还不算大，虽然“司徒雷登了解燕大有相当一部分教职员对傅抱有成见，不欢迎他介入燕大的事务”，（8）     但是由于司徒雷登的位置和威望，燕京时期傅泾波的工作并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到了1946年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的时候，如何安排傅泾波成了难题：他此时更加需要傅泾波的帮助，但是根据安全守则，傅泾波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不能居身使馆之内。不过他们之间这种亦师亦友、情同父子的友谊得到了马歇尔的理解，最后还是马歇尔给傅泾波想出了“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的头衔，让傅泾波可以跻身美国大使馆内并住在司徒雷登的邻室。     定居美国，奉养司徒雷登如生父     短暂的大使生涯让司徒雷登心力交瘁，随着南京的解放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彻底失败，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不得不踏上回美国的飞机，随行的还有傅泾波一家。     在司徒雷登炙手可热的时候，傅泾波曾经有很多机会得到更好的工作，但是他没有离开司徒雷登，因此还受到一些人的猜疑。现在，所有的猜疑都不攻自破。司徒雷登在美国中风以后，傅泾波，这个中国王公的后代，像儿子一般服侍在司徒雷登的身边。据傅泾波的女儿傅海澜回忆：“我父母对司徒雷登完全像父亲一样看待，我们几个孩子一直用英文叫他‘Grandpa（爷爷）’”，司徒雷登最感谢的是他的中国儿媳、我的母亲刘倬汉。“（9）     1962年9月在司徒雷登临终之前，他给傅泾波留下了两个遗愿：一是将当年周恩来送他的一只明代彩绘花瓶送还中国；二是将他的骨灰送回中国，安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内。（10）为了在有生之年完成司徒雷登嘱托，傅泾波曾多次向中国驻美大使馆陈述司徒雷登的遗愿。1986年，他找到中国驻美大使韩叙，托韩将两封信带回国转交有关方面，其中有一封信是直接写给邓小平的，信中再次提到了司徒雷登的遗愿。（11）今年三月份，曾经在中国驻美使馆工作的国仲元（国先生因为花瓶归还一事与傅泾波相识相交，并且与傅家保持联系至今）先生回国，在跟记者谈起他和傅泾波的交往时说到：“他对于司徒的尊重，完全是中国传统的体现，他表现出来的那种君子之风，现在不容易看到了。”本报记者 陈远     引文出处：     （1）、（6）《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著），转引自《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林孟熹著，新华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二版；（2）、（4）、（7）、（10）《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3）《傅泾波》（傅铎若文），载于《燕京大学人物志》第一辑，燕京研究院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第一版；（11）《纪念傅泾波先生座谈会资料汇编》；（5）PhilipWest所著《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英文版），转引自《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8）《悼傅泾波老人》（何迪文），载于《燕大文史资料》（第七辑），燕大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第一版；（9）《司徒雷登的晚年生活》（王如君文），转引自燕京大学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所编《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

来源：《新京报》

（责任编辑：张帆）

从贝满到燕京

傅履仁：美国首位华裔将军

馆长: shiqu     创建时间: 2010-5-17     总浏览人数: 456     总祭拜人数: 6

标 题: 从移民到少将 美首位华裔将军傅履仁的传奇人生发 布 者:
发布时间: 2010-5-17 15:15:30

    美国首位华裔陆军将军、百人会前任会长傅履仁先生因心脏病发作，于美国当地时间5月11日在马里兰州国家海军医疗中心逝世，享年75岁。傅履仁1934年出生在北京，父亲傅泾波是美国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秘书。傅履仁毕业于乔治城大学，在美国陆军服务33年，任职军法处总监。退役后曾担任麦道中国总裁、波音中国副总裁。图为傅履仁出席百人会年会的档案照片。 中新社发 陈钢 摄

从移民到美军少将

　　美国东部时间5月11日，美国首位华裔陆军将军、百人会前任会长傅履仁因心脏病突然发作，在马里兰州国家海军医学中心去世，享年75岁。消息传出后，全世界的华人华侨为之悲痛。
　　傅履仁1934年9月12日出生于北京，父亲傅泾波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美国最后一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政治秘书。1950年，15岁的傅履仁随母亲从北京辗转香港来到美国。傅履仁随家人来到美国后，在华盛顿完成了中学教育。他在学校品学兼优。中学毕业后，傅履仁就读美国乔治敦大学求学，本想应征入伍，成为一名军官，但当时他尚未加入美国国籍。从乔治敦大学毕业后，傅履仁进入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学习。临近毕业的时候，他终于收到了征兵通知，加入了陆军。而这个时候，他正准备结婚。
　　在乔治敦大学读二年级时，傅履仁在一个聚会上认识了还在读高中的宗毓珍，两人后来结为伉俪。宗毓珍出生在苏州，1937年来到美国。宗家有5个女儿，号称“五朵金花”，宗毓珍排行老三，她最小的妹妹，就是后来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美国广播公司担任女主播的宗毓华。傅履仁笑着说：“我认为我太太是五朵金花中最漂亮的！”他们的一子一女均是律师。
原本在美军3年的服役，最后成了33年的职业。1984年，长期任职陆军军法处的傅履仁晋升为准将，同时担任军法处民事法律部门助理总监。1989年再升为少将军衔，成为美国第一位华裔陆军将军。期间他创建了美军第一个环保法部门和采购欺诈法部门。 1991年执掌陆军军法处总监，也是美军波斯湾战争中陆军参谋长的法律顾问。33年的军旅生涯中，傅履仁屡获杰出服务奖、国防部高级服务奖和军团优异奖等。
　　促进中国和美相互理解
　　1993年，傅履仁以少将军衔退役。退休后的傅履仁积极参与中美两国之间的经贸和政治活动，先后担任麦道中国公司总裁和波音中国公司执行副总裁等职位。2004年获美国华裔先锋奖，2006年被推选为美国华裔精英组织百人会会长，2008年获美国移民局杰出公民奖以及全美亚太裔律师协会开拓者奖。
　　2006年接任美国华人精英团体百人会会长。百人会于1989年由贝聿铭、马友友以及40名其他杰出的美籍华人创办，是一个由美籍华裔杰出人士组成的非政治、非盈利组织。百人会现已经成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华人民间团体之一。其会员已增加到149人，总部设在纽约。会员名单中可见到这些华裔名流：雅虎创始人杨致远、美国唯一的华裔州长骆家辉、著名社会活动家陈香梅、神探李昌钰、好莱坞著名电影导演吴宇森、著名音乐家谭盾、著名流行病研究专家何大一等。
　　担任百国人会会长后，傅履仁不敢懈怠，他开始在中美之间穿梭。因为他清楚地知道，百人会的“两大使命”之一就是促进中美的相互理解。百人会创立至今在推动中美关系方面所作的贡献：鉴于美国民众对中国了解甚少，1993年百人会委派某研究所进行“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民意调查，并在次年访华时将调查结果告之中国政府；2005年百人会做的“美国人对华态度”民意调查，包括国会在内的美国机构都很关注；2001年和2005年，傅履仁将军和沈坚白先生先后率团访问中国，拜会中国领导人，并就中美关系以及两岸关系交换意见。
　　傅履仁希望在任期间能在华盛顿地区、在美国国会提高百人会的声望和影响力。他说，让美国国会增加对中国的认识非常重要。“有一些国会议员是没有护照的，他们从来没出过国，在制定对华政策的时候要依靠他们的助手。”他强调，百人会将会增强在国会工作的力度，协助国会成员了解中国的现状。
　　将司徒雷登归葬于中国土地上
　　傅履仁为自己树立了崇高的目标，毕其一生致力于司法公正、美中关系和家族荣耀。傅履仁的家族与美国有着不解之缘。他手中有一张大约50年前的照片，那是傅家父子与司徒雷登老人在美国华盛顿的合影。相片中，傅履仁拉着司徒雷登的手，与父亲一起搀扶着这位老人。在中国，司徒雷登是尽人皆知。傅履仁笑着说：“毛泽东那篇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让中国人都知道了司徒雷登。”傅履仁的父亲傅泾波，曾担任过原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秘书。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傅泾波随司徒雷登回到美国。
　　司徒雷登与傅家一直交从甚密。傅履仁出生在北京，傅家祖上是满族正红旗人。早年傅泾波曾就读于燕京大学，作为司徒雷登的学生，他一边读书，一边帮助司徒雷登工作，曾经当过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校长秘书。“1920年的一天，司徒雷登对我父亲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把燕京大学办成一所中国化的大学，一所生根于中国、为中国服务、有中国人管理和支持的大学。”傅履仁说：“父亲与司徒老人为中美关系所作出的努力，由于受时代局限，未能完成。”司徒雷登后来的岁月贫病交加，全赖傅家为其养老送终。
　　1962年，司徒雷登在华盛顿逝世，傅履仁的父亲傅泾波为他办理了后事。在遗嘱中，司徒雷登表示希望自己的骨灰能够被送回中国。但由于种种原因，司徒雷登的心愿未能实现。而这也成为傅泾波多年以来还未完成的一项艰巨的任务压在心头。经傅履仁等人的努力，他们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将司徒雷登的骨灰于2008年11月17日在其出生地杭州安放。燕京大学校友会演奏了《星条旗永不落》和《奇异恩典》)两首歌曲。傅履仁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这是一个半世纪后兑现的承诺，司徒雷登大使和我的父亲现在可以安息了。"(老任）

乐群

   曾看过64届付慧英学长，如上提供转发的：“别不了，司徒雷
登”。两个月前，我曾在网上看到一篇“难以道别的司徒雷登”，
无论前篇或此篇，请各位学长耐心读读，会有助我们思考些问题。
贝满、育英、燕京…曾被有过同样疑义：是文化交流，还是文化侵
略？……

   看到如今的北京大学，应不忘当年司徒雷登请美国设计师，按
中国文化理念，设计了中西合璧的美丽的燕园。司徒雷登评价自己
是一个更甚于美国人的中国人。

   请看：“难以道别的司徒雷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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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道别的司徒雷登 作者：齐宏伟 浙江经视四集大型人文纪录片《司徒雷登先生》近期一经播出，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令很多刚庆祝了燕京大学九十年校庆的校友奔走相告，观众们也第一回见到了一个别样的司徒雷登。 之所以说“别样”，是因国人对他早有了根深蒂固的偏见，这偏见是由入选中学语文课本的《别了，司徒雷登》带来的，作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他在我们脑海中就这样被定型了。一九六七年版《毛泽东选集》对此文还有一条注释说，“他一向是美国对华文化侵略的忠实执行者。” 殊不知，同样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闻一多的《最后一篇演讲》，原文中有这么一段话：“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奇怪的是，这段文字总被无情删除，不见天日。 但总有热爱真相的人们。二ＯＯ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司徒雷登骨灰安葬在杭州半山安贤陵园文星苑，美国驻华大使和杭州市副市长均出席安葬仪式。六十年来关于他的争议也该尘埃落定，该还世人一个真实的司徒雷登了。这正是《司徒雷登先生》摄制组北上南下、国内国外辛苦拍摄的初衷。显然，《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说司徒雷登“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是不公平的。对于一个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六年，创办了著名的燕京大学，又留下遗嘱愿埋骨中国的人来说，这份爱要怎样假装出来呢？ 说到底还是因为我们无法理解这份爱。他怎么可能爱得那么痴情，那么愚蠢，那么义无反顾？而这也正是《司徒雷登先生》的纪录片仍然未能解释清楚的地方。 无缘无故，重返中国 司徒雷登在自传《在华五十年》开篇即写：“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以中国为家。精神上的缕缕纽带把我与那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伟大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晚年长期照顾司徒的傅泾波及其女儿傅海澜回忆，这位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姓的老人家晚年常常望着中国的方向，身在美国心却盼着回中国，在他心底，他仍执拗地以中国为家，哪怕这个国家如此深地误解着他甚至伤害着他。他精心地保存着所有跟中国有关的物件，卧室墙壁上四处挂着燕京大学的照片。 他的父母是来杭州的传教士，他在杭州出生，一直长到十一岁，牙牙学语之时即操杭音，能说一口流利的杭州话。到河坊街王润兴饭庄吃饭，会对伙计说：“件儿要瘦、肥了倒胃；木郎豆腐多放胡椒，要烧得入味；响铃儿要熬稍！”后来他还学会了南京话、苏州话和上海话。 一八八七年他回到美国，一八九三年考入汉普顿悉尼学院。一八九六年他大学毕业，到母校潘托普斯学校当拉丁文和希腊文教师。一八九九年入弗吉尼亚协和神学院读神学。他在自传中回忆，在第二个学期他感受到要去中国的召唤。他厌恶到中国，不愿意“在街角的小教堂里和庙会上给那些懒散、好奇的人群大声布道，几乎白送一样地向人推销宗教小册子，被当地老百姓戏弄，忍受人生的种种烦恼和困苦，没有机会搞学术研究，过着一种现代遁世隐居者的生活”。但他所信仰的就是一位为了别人肯牺牲自己的神，由此他无法面对内心的拷问。他彻夜反省自己是否愿意抛弃物质因素和人生种种享受而为了信仰的无上价值而牺牲。 最终，他决定以一生来回应这份召唤，于是才有了后来四十五年之久在中国的经历。 这份超凡脱俗到无缘无故的爱，直到今天我们还感到陌生。六年前，我到贵州凯里采访一对夫妇，他们放弃在美国的绿卡，跑到偏远的凯里长期住在那儿，从海外募捐资金帮助那些上不起学的苗族孩子，让他们不至于辍学。我住了一周，看到他们帮助了几十个孩子，有的孩子到广州去当乞丐，被他们找回来继续上学。这些善举得不到当地政府的理解，后来他们被劝退了。面对我的提问，那对夫妇回答：“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信仰让我们不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 燕园之美，何以支撑 这样的话同样体现在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throughTruthforService)中。校训取自《圣经》里耶稣的两句话，“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是我见过的最深邃美丽的校训。这一校训对燕大学生影响深远，司徒雷登自豪地说，他所知道的大学校训没有哪一个像这个一样对学生产生这么重大而有力的影响。 关键是燕大的首任校长和校务长就是这样的人。一九Ｏ四年司徒雷登偕新婚妻子回到中国，一九Ｏ七年协办育英书院和之江学堂。一九Ｏ八年迁居南京金陵神学院任希腊文教授。一九Ｏ二年他的二弟受美南长老会委派来杭州之江大学任教。一九一九年五月，司徒雷登受聘成为新成立的北京燕京大学校长。 他多方结识中国政要和美国富人，并在美国各界为燕大筹款。他用不到十年时间，便把一个几乎一无所有的烂摊子，办成一所闻名世界的综合性大学，获得哈佛大学的认可，两者还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学社。燕大教师包括吴雷川、周作人、张东荪、冯友兰、俞平伯、谢冰心、钱穆、顾颉刚、钱玄同、赵紫宸、陈垣、埃德加·斯诺等，可谓群英荟萃。 一九二二年，他又为燕大找到清华园对面未名湖畔的新址。为了新校舍，这位司徒校务长披荆斩棘，聘请美国著名设计师墨菲按中国文化理念设计建筑，建成了当时中西合璧的美丽的燕园。 到一九三七年止，燕大收到的捐款高达二百五十万美元。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燕大总预算为三·五万美元，有百分之八十七来自教会捐助。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预算为二十一·五万美元，教会捐助达百分之十四以上，美国私人捐赠为百分之五十五。 燕大有钱，但司徒雷登本人却没钱，他很少买衣服，袜子和内衣上都是补丁，哪怕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当过驻华大使，到了晚年仍是一文不名，无任何积蓄，寄居在亦生亦友的傅泾波家中，在美国连立锥之地都没有。 据统计，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五二年，燕大办学仅三十三年，注册的学生达九千九百八十八名，为中国培育了一大批高水平人才，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四十二人，中国工程院院士十一人，各学科带头人超过一百人。“二战”时，中国驻世界各大城市的新闻特派员，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燕大新闻系毕业生。“二战”结束，在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受降仪式，中国派出的三位记者均出自燕大。一九七九年邓小平访美，代表团二十一人集中了当时中国的精英，其中燕大毕业者竟达七人之多。 无处埋骨 燕大今日早已并入北大。燕大旧址仍有北大最美丽的塔光湖影，却寻不见一丁点儿对司徒雷登的纪念。司徒早年埋葬妻子的燕大公墓早成了社区体育活动场所，他的临湖轩住所已成会客室。 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司徒雷登留下遗嘱，里边提到，“我指令将我的遗体火化，如有可能我的骨灰应安葬于中国北平燕京大学之墓地，与吾妻遗体为邻；我并指令，如果此种安葬证实不可能，则上述骨灰可安葬于其他任何地方。”一九六二年，司徒雷登逝世，傅泾波一九七三和一九八四年两次访问北京，均向有关当局提出将司徒雷登骨灰回葬燕园之事。傅泾波在一九八六年还为此事请中国驻美大使递信给邓小平。 一九八六年六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北大校务委员会主任王学珍去信同意司徒雷登骨灰以原燕京大学校长名义安葬于临湖轩。“不料，一群‘马列主义老太太’联名反对，事情不得不搁置。”燕大校友王百强回忆，有人联名上书反对安葬。 据《司徒雷登与西湖》和《走近司徒雷登》两书作者沈建中介绍，为首的上书者，正是司徒雷登当年一位秘书的遗孀。反对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司徒雷登是毛主席点名批评的人。于是，一九八七年四月，中美驻美使馆正式通知傅泾波，此事因故暂缓办理。一九八八年，傅泾波带着遗憾在美国病逝，去世前还在念叨此事。 毕业于燕大政治系的林孟熹二ＯＯ一年四月在新华出版社出版《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一书，在附录中他呼吁：“过去的燕园曾经培育出无数英才，其中不乏蜚誉国际的大师级人物，如今的燕园更成为中国首席高等学府北京大学所在地。但是这位燕园的策划者司徒雷登的骨灰，至今仍在大洋彼岸寂寞凄冷地等待着，何时才能重新回到他一手策划经营并曾誉满全球的美丽燕园与他的爱妻长相厮守？” 随着“暂缓办理”，中美关系已入新局，国人重新认识传教士“带着爱来中国”和“用生命爱中国”的情怀，对他们的贡献高度肯定，也有人重新反思司徒雷登的大使生涯，他的和平、民主谋求和理想主义精神及处处为中国争取美国贷款的义举并建议蒋介石退休的提议……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司徒雷登仍不能入土为安。 于是，傅泾波后人开始考虑让司徒雷登骨灰安葬杭州。杭州毕竟是杭州，不仅没有拒绝，反而积极欢迎司徒雷登的归来。沈建中更是出书赞成，他在《司徒雷登与西湖》中认为司徒出生在杭州，会讲一口杭州话，又是杭州的荣誉公民，家庭成员中，父母和两个弟弟均葬在西湖之滨，耶稣堂弄又有他的故居和讲过道的天水堂，因此，若不能回葬燕园，杭州当是首选。此书出版次年，司徒雷登安葬于杭。有燕大校友感慨说：“偌大的燕园，竟容不下一个司徒雷登！” 有憾，但无悔 究其实，这并非仅只一安葬问题，许多到中国的传教士都有这样的心志：要死在中国。因为“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样的心志，同样是我们感到陌生的。爱，就是要花时间经营，就是要至死不渝，就是要地老天荒永在一起。试想，若没这份爱，司徒雷登怎会在日本人占领北京后还坚守燕大？怎肯在日本人监狱中坐牢三年半？当时并不是有国难回，司徒雷登却自己选择守在战火频仍的中国，跟中国人一起受苦。 今天，中国终于有勇气凭良心说话，承认自己对不起司徒雷登，对不起这位为中国活了一辈子的美国人。国人常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但面对人家的“涌泉”之恩，我们“滴水”回报也没有，到现在还在猜疑他办学的动机，还有人抱着他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象征”的观点不放。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一边倒要反美拥苏，于是只好对司徒雷登坐等解放军进南京、积极奔走直到一九四九年八月二日才乘飞机离开中国的举动视而不见。 既然燕园已无司徒雷登，既然有人认为凡是毛主席点名批评的就应该永世不得翻身，我决定还是去杭州寻觅一下司徒雷登的踪迹，也凭吊这位甘愿死在中国的“好人”——这是燕大校友们给他的评价。 跟几年前比，杭州堵车严重多了。七弯八绕才找到那条叫“耶稣堂弄”的小巷，不管从中山北路这边还是银泰百货那边进去，很快就能看到司徒雷登的塑像，上边说他是传教士和外交官，而忘了写上他更是教育家。在中国，他贡献最大的还是教育。 他原来的故居占地四千一百三十八亩，他就出生在这儿，现在只剩下一座二百三十多平方米的中西结合的二层小楼，里边有司徒雷登一九四六年获赠的杭州市“荣誉公民”的金钥匙。还有许多友人在他过生日时赠送的字画，以及国民政府的褒奖令等等。 其实，原来的住宅早被拆掉了，这一座小楼是复建的。二ＯＯ一年，杭州市文物部门以二百四十万元购得司徒雷登故居的房屋产权，顶着压力修复故居。修复后的住宅为二层，顶为人字屋架，四面坡屋顶，上覆小青瓦，倒也别致。只是墙上配着一幅天主教圣母的画，显然缺乏基本的宗教常识。 司徒雷登墓在杭城东北郊安贤陵园，这里苍松翠柏，流水潺潺，飞瀑四溅，风景宜人。墓碑上简简单单写着他的中英文名字和生卒年月，还有“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字样。不过，黑色碑石上倒是刻印着一张司徒雷登微笑着的照片。他的眼睛凝望着，他说他相信永恒，相信灵魂不朽，从那不朽的岸边，他回望到这块他回不来但最终还是回来了的土地。 他晚年极钟爱这首诗：“我要这样地死去／漫漫时日使命已履／已得酬报的我心中有一只岁暮百灵在歌唱／让我皈依那宁静西方／像日落，死得灿烂、安详。” 回南京的车上，同胞们的争吵声中，我还在回想他那释然眼神和灿烂笑靥。我记起一个登山家的故事。人们责备他为什么总要离家外出，他说：“不为什么，因为山在那边。”若有人问司徒雷登为什么一定要来中国，我想他也会说：“不为什么，因为中国在那边。” 有憾，但无悔。付出者在付出中已得酬报，因他不是为了果效，而是为了心中那不灭的信念和伟大的爱。从一八七六年到现在，一百多年过去了，那份爱还在激荡，让人终还是无法挥手道别。 摘自《南风窗》201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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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乐群 于 2010-7-22 15:55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