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生致力于中学教育的管叶羽校长 作者: 黄亦平 李爽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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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生致力于中学教育的管叶羽校长
      黄亦平  李爽麟

       提起管校长来，凡是解放前在北京私立贝满女中读过书的同学和工作过的老师、职工，没有对他不敬佩和不爱戴的。著名作家冰心老人在《我的老师——管叶羽先生》（参见《中国作家》1985年第5期）一文中写道：“我这一辈子，从国内的私塾起，到国外的大学研究院，教过我的男、女、中、西教师，总有上百位！但是最使我尊敬爱戴的就是管叶羽老师。……回顾我做学生的28年中，我所接触过的老师，不论是教过我的，或是没有教过我的，若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教育服务’以及‘忠诚于教育事业’的严格标准来衡量我的老师的话，我看只有管叶羽老师是当之无愧的！”她的这段话，贴切地说出了我们全体校友心里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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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叶羽先生，字韵清，山东恩县人，1878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52年因病逝世，终年74岁。童年接受的是私塾教育，启蒙老师是他的伯父。1894年作为工读生在通州私立潞河中学读书。毕业后留校任教。不久，考入华北协和大学（燕京大学前身）。以优异成绩毕业后，留校担任物理系教学工作。1912年任华北协和女子大学物理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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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满女中是一所教会中学，至今已有一百二十余年建校历史。1932年贝满女中董事会聘请管叶羽先生担任校长。中国人在外国人创办的中学担任校长，管校长是第一个。他在贝满女中辛勤耕耘了二十多年，把一生精力都献给了教育事业。他这种忘我的献身精神，深深地教育并影响着全校师生。贝满有许多职工在这个学校工作的时间很长，例如，初中部主任侯玉美老师，由青年时期一直工作到白发年迈，直至病逝。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师生员工对贝满有如此深厚的感情呢？我们认为这和管校长的品德、为人及其献身于教育事业的崇高精神是分不开的。管校长生平极少著述，尤其不愿讲述自己，故此，我们只能根据纪念文章和校友们的回忆，整理成篇，来表达我们对管校长的缅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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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锐意改革  主张信教自由
      1922年管校长刚到贝满任职时，学校是一个四年制的女子中学。经他锐意改革，次年即改为六年制的女子中学，并制定了“敬业乐群”的校训，在学校规章制度逐步建立健全的基础上，对学校各职能部门作出了明确的分工；有关学制、学科，人、退学，请假制度，奖惩制度，考试制度及成绩评定等，也都有了明确的规定。旧时代，学校一切由校长说了算，而管校长在学校管理上，却主张“学校的事靠大伙出力、出主意”，坚持民主办校，发挥集体的力量。他主持成立了各种委员会。如：周会委员会、资助委员会、图书委员会、体育委员会、卫生委员会、招生委员会、常识委员会等。各委员会都由教师公推数人组成，分担校务各方面的工作。例如常识委员会，负责开展全校性的常识竞赛，从命题到阅卷，最后公布优胜者名单，都由常识委员会的几位老师负责。这些委员会都订有学期计划，对校长负责，  校长也经常过问这些委员会的工作。这样，整个学校的工作安排得周密严谨，有条不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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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管校长自己说的那样：“一个学校像一架机器，各种零件配合得好才能运转。”同学们则说：“咱们学校就像钟表一样准，什么时候干什么都有一定之规。”从此，学校教学成绩蒸蒸日上，声誉斐然，成了一所颇负盛名的全国一流学校，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有用之才。不但本市学生争来贝满女中上学，外省市学生及海外华侨也多慕名而来。家长们说：“把孩子送到贝满读书，我们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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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初，贝满女中的宗教气氛是很浓的。据1914年入学的冰心老人回忆她入学时的情况说：“同学们慢慢地和我熟了，我发现她们几乎都是基督徒……我们每天上午除上课外，最后半小时，还有一个聚会，多半是本校的中、美教师或公理会的牧师来给我们‘讲道’。此外就是星期天的‘查经班’，把学校里的非基督徒学生，不分班次地编在一起到公理会教堂作礼拜……”可见当时校内有不少宗教活动，圣经是定为必修的。管校长莅任后，取消了圣经课，把宗教活动安排到课外进行。
他郑重声明：“本校虽系基督教会所创立，然对宗教信仰绝不可勉强。凡课外的各项宗教集会皆可自由参加。”由此，宗教气氛日趋淡薄，非基督徒在学生中的比例逐渐增大。到了30年代，基督徒在学生中只占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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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校长本人是基督徒，但他在学校里从不宣传宗教，而且坚决不允许宗教干扰教学。有一位教师讲完物理课后，一个笃信宗教的实验员对同学们说：“他是魔鬼，别信他说的话。”管校长了解了这件事后，就果断地辞退了那个实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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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择师  一流教育
       管校长认为办好学校的关键是教师。因此，贝满聘请来的教师，绝大多数是学有成就、品德优良的大学毕业生或研究生；在教学上业务扎实，在工作中勤恳认真。
如：钱中慧先生，20年代在贝满任几何教师。她于燕京大学读书时参加了五四运动，是当时学生代表之一。她不但要求自己严，要求学生也严；她在教学中不采取灌人式的死记硬背，而是注重启发式的教学，培养学生的思考分析能力，使学生的知识扎实牢固，深得学生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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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教师常凤笄，山东齐鲁大学毕业。1933年在燕京大学生物系读研究生时，就开始在贝满授课。为了体现直观教学，她利用一个暑假绘制了一百多幅生物挂图。1963年退休前，她得知女十二中（解放后，贝满改名为女十二中）要分为两所学校，为了便利教学，她又给制了一套生物挂图。她的严谨教风和一丝不苟的精神，都深深地影响着学生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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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届的老校友、燕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宋毓真是同学们最喜爱的史地教师，她讲课语言生动精炼，叙述历史人物和事件感情充沛，爱憎分明。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在日伪统治时期，她在讲课中经常联系当时欧洲战场的反法西斯战争，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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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诗人王辛笛，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他在去英国爱丁堡留学前，即在贝满高三教国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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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念台，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入燕京大学物理系攻读研究生。他曾在贝满任物理教师多年。他的教学业务水平很高，善于启发学生思考问题，对文学、古诗词也颇具修养。他在星期日常给同学们讲物理发展史及这方面的新成就，为同学们补充了很多课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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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满的女教师多于男教师。无论男女教师，一旦发现有人不能胜任教学，或不足为人师表之处，管校长下一学期即停发聘书。有一位年轻的物理教师，骑着摩托车来上课，曾经两次因摩托车发生故障而迟到数分钟。这件事让管校长知道了。一天早晨8点钟，上课铃声响过，走进这个班上课的竟是管校长。他这堂课讲得非常精彩，深入浅出，使得好些同学暗下决心，将来攻读理论物理专业。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洪晶教授就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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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校长对学生的学习一贯抓得很紧，因此全校教学质量能够稳步上升。学校教室分大小两种，大课室设课桌，供文史各课及自习之用。小课室设扶手椅，四面墙壁都装有黑板，供数理化及外语等课用。在小课室上课时，可以让半班以上的学生同时上黑板，每人可做一题，然后教师讲评。这样的教学法给学生的印象很深。英语教师林懿铿回忆说：“学生像上体育课那样，报单双数，单数同学先上黑板演题，双数同学帮她们改错，反之亦然；最后由老师改正。有了这个‘大练习本’，学生练习的机会就非常多了，错误也能及时得到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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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英语课时，为了适应学生程度的 差异，各年级都按成绩高低编成甲、乙、丙、了四个班。并根据学生成绩的进退，每个学期进行换班调整。自初一年级开始，英语课教师一律全用英语讲授课文，所以贝满毕业生的外语水平一般比较高。有的外国朋友在和贝满校友交谈中，常用惊奇的语气问道：“你在国外留过学吗？你哪里学来这么流畅的英语？”有一位校友用英语向来自全国各地农业院校的专家们介绍世界各地农业科学进展情况，专家们听后于称赞的同时，又向她问道：“你是贝满的学生吧？”反问：“怎么看得出？”回答是：“从你的英语水平。”还有一位校友在和外商谈判陷于僵局的情况下，正是仗着在贝满学习的英语，委婉地谈妥了最后一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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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贝满，一般教师都要求学生预习功课，如英语课的预习是查字典，了解课文中生字的含义；数学、物理、化学的预习要求是提出自己的问题；地理课则要求课前查地图。直到现在，我们这些老校友，当看报纸遇到某个国家国名时，还能清楚记得当年在地图上找到该国家主要城市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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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制度除月考和期末考试外，平时常采用称作“日课”的小测验，以检查、督促学生学习。每次测验只用5到10分钟，从不预先通知。这就使学生养成经常复习功课的习惯，以便牢固掌握学科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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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校长重视物理、化学、生物课的实验，实验室里仪器完备、药品齐全。高中生物课实验，两个学生合用一台显微镜，每个星期都要去购买新的动物供实验用。物理、化学实验也是两人一组。这样的设施在一般中学里是不多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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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校长很重视图书馆建设。贝满图书馆的藏书量，在中学校里也是颇具规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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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祝建校120周年纪念时，大会主席台上坐着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南丁格尔奖获得者王琇瑛，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物理学家王承书，化学家蒋丽金等校友。协和医院放射科老主任胡懋华大夫因病未能出席盛会，感到非常遗憾。这些已经成为著名科学家的贝满老校友们，都认为自己之所以有扎实的基础知识，严谨的治学方法，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是与在贝满受到的严格教育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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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满除了学有专长的好教师、设备齐全的实验室和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外，还有一个幽雅安静的校园。这对学生的成长来说，也是至关紧要的。它在情感上和行为上，无疑起着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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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满女中的校园一直是很美的。初中部门前是一大片椭圆形的草坪，四周围了一圈小柏树，草坪中间矗立着三棵古老的白果树；校门的南侧有两棵参天的苍松，环境被点缀得十分幽美。高中部设在清伶王府的古老庭院里。进二门，正中是礼堂，左边是实验室，右边是校长办公室。第三院内则是高中部教室所在地。每个院子的地面上，在各条两道之间都铺满了绿色的草坪，到处是玫瑰、刺梅、榆叶梅等。每到春天，鲜花盛开，香气四溢。东夹道有长长的一排松树，中院有紫色的藤萝，后院种了一排排翠竹，还有几棵生长茂盛的丁香，洁白的小花在绿叶里摇曳，煞是好看。四围墙上爬满了绿色的爬山虎，每到晚秋变成了红色的叶、黄色的叶、金黄色的叶，色彩斑斓，别具情趣。整个校园宁静而幽雅。藤萝架下立着石桌和石凳，学生们可以坐在那里复习功课。在干净明亮的课室里写读书心得，在小松树林里背诵英文单词，这是一个多么让人留恋的学习环境啊！难怪一些老校友过了四五十年之后，还深情地怀念着母校的校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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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父慈母  学生第一
      学生们普遍感觉管校长有如严父，对他有些敬畏；但是更深刻的感受却是他那犹如慈母般地无微不至的关怀与爱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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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电邀孙中山先生北上。当时段祺瑞排斥冯和他的国民军。待孙中山到北京时，政局已为段所把持，冯夫人李德全代表冯玉祥欢迎了孙中山。于是段祺瑞执政府把魔掌伸向李德全（她是1915届贝满校友、管校长执教协和女子大学时的学生）。一时她无法在家呆下去了，便到贝满求救于管校长，管校长说：“学校里能把你藏起来的只有一个地方，那就是初中部后楼的女教师宿舍。”李德全在那里躲了两个星期，之后安全地离开了北京。由此可见管校长首先想到的是学生的安全，从不考虑这样做会给自己带来什么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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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6年3月18日那一天，贝满同学要出校参加爱国游行。管校长因听说前一天群众在游行示威时，有被段祺瑞政府的军警打伤的，所以，他劝阻初中部同学不要去参加游行示威。在同学们据理力争下，管校长让步了。当天下午天阴沉沉的，远处传来阵阵枪声。这时，管校长面色焦虑，在校园里到处巡查、探问还有哪些同学没有返校。当他得知同学们已安全归来后，紧锁的眉头才舒展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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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由于公理会教堂一个被解职的职员的诬告，当局在一天之内就无端地逮捕了管校长等四人，四人被囚禁了十几天。军警还到管校长的家里抄查了所有的信件和日记等。当管校长被释放回来的时候，全校师生都集中在高中部的校门口迎接他。大家回到礼堂，学生代表致词说：“校长，在您受难的日子里，我们更加遵守纪律，好好学习，祝愿您早日归来。”当时学生们都哭了。管校长也流着眼泪说：“我没有连累你们，殃及学校，就很好。”他一字不提自己所遭受的折磨，而首先想到的是师生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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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位老校友临毕业时对管校长说:因为家庭经济困难，不能上大学读书了。管校长关切地对她说：“我给你在培元小学找个工作吧。”当时，北京的几所教会中学，每年可以给一名学生提供奖学金去燕京大学读书，于是管校长推荐了这位校友。后来这位校友读完研究生，又回到母校教书十年。1945年抗战胜利时，这位校友准备去大学教书，她很不好意思地对管校长提出了自己的打算，管校长十分愉快地答应了她的要求。直到现在这位校友提起这件事，对管校长的品德为人，还激动得热泪盈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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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位立志学医的校友因珍珠港事变，协和医学院停办，只得改学化学专业，研究院毕业时得了硕士学位，却又面临求职的问题。正当她走头无路之时，管校长派人来问她是否愿意回母校教化学，她一口答应了。在距离开学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她又找到去医学院做药化系助教的机会。她一方面为找到业务对口的工作而高兴，另一方面又担心无法向管校长交代。当管校长听她讲完经过后说：“不要激动，我知道医学院的机会是很难得的，这个工作对你极合适，不要犹豫了，还是去那里吧。”这位校友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她硬咽地问管校长：“时间这样紧，您有把握再找到一位化学教师吗？”他反而劝她不必担忧，说他有办法的。事实上有一段时间学生没有上成化学课。管校长这种体谅人、为别人着想的长者作风，使这位校友永铭于心，感念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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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都以为贝满女中是一个“贵族小姐”学校，其实学生中家庭经济一般的居多。此外，还有不少出身贫寒的学生，连交学费也有困难。学校专门设了工读生名额，有困难的同学可以申请做工读生，每周有几小时劳务，如刻蜡板、修补图书。整理实验室等。也有的同学家庭经济困难，课余又无时间做工，学校便设有免费生名额。有的同学家庭一时有困难，交不了学杂费，学校则定有允许缓交学杂费的办法，使她们不致因一时交不上学杂费而辍学。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一段时间，学校经费拮据，教职工的工资都得由管校长苦心筹措，但对工读生、免费生和缓交学杂费的办法一直坚持不改。管校长对事务主任说：“再困难，也不能在有困难的学生身上打算盘。”由于设置了工读生、免费生和规定了缓交学杂费的办法，使不少家境贫寒而又具有才华的同学能够在贝满完成了初、高中全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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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犯了错误，管校长一般是讲明道理，进行规劝，从不横加斥责。管校长规定的训育原则是：“以积极指导为主，遇事先说明理由，不采取命令的方式。学生犯过，以促其反省为原则，不采取斥责、记过等惩罚。”对学生非迫不得已，很少采用记过、开除处分。即使犯有严重错误，开除离校，还要发给她一张肄业证明书。
      1944年后，把开除处分改为“令其退学”，并发给转学证明书，用管校长的话说：“不能让学生走绝路，换个地方还得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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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校长不仅体贴学生、关心学生，他还十分了解学生，差不多都能说出每个学生的家庭状况。所以他常常告诉老师们应该怎样教育各种家庭出身的学生。他很形象地说道：“一棵小树还要修剪扶植，一个老师对待学生怎么能放任不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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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教育初执教鞭的青年教师们如何对待学生。有一位老师回忆说：“我刚 到贝满教书的第一天，管校长只和我说了几句话：‘学生无论多么调皮、不讲理，您都不要和她们生气，您是教育者，您总要想办法，把她们教育好。’我做了一辈子教师，几十年来我始终忘不了老校长的这几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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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业乐群  谆谆教诲
      管校长为学校规定了“敬业乐群”的校训。新生一进校，在开学典礼上校长就要进行“敬业乐群”的教育。在高中部礼堂高悬着一块写着“敬业乐群”四个大字的匾额，同学们经常看着它，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平时的周会上，管校长也常常围绕校训对学生进行教育，使她们懂得，“敬业”就是敬重自己的学业，专心致志地学习，尊重和热爱知识；“乐群”就是乐于生活在群体中，与同学愉快相处，团结友爱，切磋琢磨，共同提高。在这个校训的指导下，形成了贝满女中的优良校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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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校长很重视对学生的道德品质教育，要她们遵守纪律，爱护公共财物，节约用电用水，尊重劳动者；要言必信，行必果，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但他不是用说教的方式，而是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例如教导学生“勤则不负时光，俭则不耗物资”，他就是天天在为安排好教学和学生学习与生活而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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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教师病事假不能到班时，他就是理所当然的代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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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学校宿舍最后两排是高三学生住的十间小平房，管校长在每两间房之间的墙壁上开了一个一米多高的长方形洞，冬天取暖的炉子就安在这里。这样十间房就少生了五个炉子，不但节约了煤，又给学生生活带来了无限情趣。小姐妹们一边围炉谈心，一边烤着美味的包子和香甜的白薯，吃着带冰碴的冻柿子，至今我们不少人还怀念着那个愉快的时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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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校长平时不苟言笑，可是在周会上讲话却又非常幽默。他不赞成学生穿高跟鞋，但不直说不让穿，也不硬性规定不许穿，而是说：“我们学校是老房子，砖地凹凸不平，穿平底鞋走不好还会磕磕绊绊的，如果不是平底鞋，那就更容易跌跤了，还是稳当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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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时学生在校必须穿校服，冬天是深蓝色的布长罩衣，夏天是浅蓝色的布旗袍。可是一到星期日，有些同学便换上了五颜六色的花衣服上街、拜访亲友。甚至还有同学用火钳把头发烫成波浪形的弯弯。为此，管校长在周会上说：“平时在学校里我都能够认识你们，也能够毫不犹豫地叫出你们的名字来，但是偶尔星期天在街上碰见你们时，却常常愣住了，不认识你们是谁，当然更叫不出你们的名字来。最好无论是在学校里还在校外，都能让我认得才好。”虽然学生们知道他在“数落”自己，但还是非常喜欢听他讲话，会场上不时地爆发出欢快的笑声。直到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回想起来，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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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校长认为学生的健康对学生关系至大，学校有一个卫生委员会，辅助卫生室管理全校的卫生事宜。卫生室聘请协和高级护士学校毕业的护士负责疾病预防等工作。学生入学后每年定期进行体格检查，并将健康情况记入《健康记录册》。卫生室和市第一卫生事务所建立固定联系，学生身体需要矫正和治疗的，一般都由市卫生事务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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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校长懂得卫生习惯要从年纪幼小的时候抓起。初中部在南校人口处安装了一面大镜子，同学们每天到校后，一进门就可以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面貌和衣着是否整洁。初中部南楼北侧是一间饮水室，墙上装有碗架，那里为每个学生准备了有学号的、消过毒的水杯。他为小同学考虑得多周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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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订有学则，责令学生严格遵守对考勤、成绩考查、升留级制度都有明确规定。如无故旷课，不仅扣操行成绩，还要扣学科成绩。对学生生活方面的要求也很具体：学生衣着要庄重朴素，在校要穿校服，上体育课要换体操服，穿硬底鞋不能进操场和践踏草坪等；若有违反，则给予批评甚至处分。学生遵守校纪，蔚然成风。刚入学的小同学如穿着硬底鞋走入操场，就会听到高班同学善意的提醒：“请不要穿硬底鞋进操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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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校长教育学生不要乱摘花朵，他说：“我不是不让你们摘花，如果你们用剪子一朵一朵地剪下来，插在花瓶里，那就好嘛，而乱摘乱揪会损坏花木的。”有一年下大雨，礼堂前的玫瑰花被雨水冲倒，他亲自踏进泥水里把花扶起支好。当他看到有的同学把铅笔屑撒在桌面时，便亲切地劝告道：“这样教室就变垃圾堆了。”他告诉同学要用纸把笔屑包起来，扔到纸篓里。这虽然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给同学们的教育极为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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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智体美劳全面要求
      贝满女中的课外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每天下午安排有体育活动时间，活动的内容有射箭、武术、田径、球类等。而且经常有班际比赛，每年开三天运动会，除高、初中田径赛外，每个年级都有团体操表演。在市运动会上，贝满女中曾多次获得女子团体总分的冠、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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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校长认为学生总靠老师扶着走不行，他主张学生自治，练习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
       学生活动的大本营是学生自治会。它仿照当时市政府的机构，采取了“学校市”的形式，下设“膳务局”、“警察局”。“教育局”“卫生局”和“社会局”。“警察局”主管学生遵守校规和课堂纪律。课间换教室规定要靠一侧走，所以在楼道内有两个或几个班同时换教室时，秩序也相当好。“卫生局”负责检查学生个人卫生及班级的环境卫生等。“社会局”主管各种文艺、体育、演讲、辩论比赛和壁报、郊游等活动。这种组织形式培养并锻炼了学生们一定的自治组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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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年，一位名叫孙淑贞的老师告诉学生们说，5月1日是国际劳动节。高三同学知道后就倡议：全校工友放假一天。管校长完全支持这个倡议，这成了贝满女中的一个传统，即每年5月1日，工友们都放假休息。在5月1日，“学校市”安排全校同学代替全体工友分别担当起全校的勤务：有的打扫刷洗，有的下厨掌灶，有的看守校门、传达送信。在那天下午，学生们还开游艺会，请工友们观赏。会上，送工友们每人一件小礼物，如毛巾一类的东西，作为纪念。管校长平日待人平等，对待劳动人民的态度尤为和蔼，他本人的作风使学生们不知不觉地受到影响，学生们一般对人都比较能够做到尊敬他人，有礼貌，和气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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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暑假前，在校同学要为毕业班举行大型的欢送会，高中毕业班在毕业前夕要举行“辞别会”。每次都演一出大型话剧，如：曹禺的《雷雨》、《日出》，田汉的《苏州夜话》，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席勒的《阴谋与爱情》，洪深根据王尔德的作品改编的《少奶奶的扇子》等等。1947年，为庆祝管校长70寿辰还演出过《万世师表》。别看这些都是女扮男装，但演出却相当成功。此外还演出过英语剧，这对锻炼同学们的英语会话能力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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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满校刊每年出一期，有些毕业班还出班刊。在老师的协助下，从撰稿、排版、校阅、选印相片到联系印刷厂等，都由同学们分头去做，连校刊上的广告，也是学生们自己联系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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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满女中很重视音乐教育，课外音乐活动非常活跃。学校有校歌，每班还有班歌，歌词分别由师生创作。在初中部楼上有琴房，高中部的宿舍前有一排小琴房，喜爱钢琴的同学可以在这里练琴，课后叮叮咚咚的琴声不断。每年举行一次班级间的歌咏比赛，指挥和钢琴伴奏都由学生担任。民间歌曲《凤阳花鼓》、古曲《老渔翁》以及许多优美动听的英、美、德、意。法等国的歌曲，都是歌唱的内容。30年代，贝满女中曾在上海百代公司灌制过唱片，有黄自创作的《山在虚无缥缈间》等艰深的歌曲。贝满女中还和育英中学组织过一支水平较高的混声歌咏队，每年公演一次，演唱过《可爱的中华》（是把威尔第的著名歌剧《阿伊达》中的《凯旋进行曲》曲谱填人中文歌词）。这样的歌目以前都是由专业团体演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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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满的宗教活动仅仅是课外的一小部分，宗教组织是团契。活动内容有查经班、晚祷班、宗教讨论班等。教徒和非教徒都可自愿参加。英语教师还组织过英语查经班，参加的同学大多是为了提高英语会话水平而来，因为这种活动均由外国教师主持，可以练习英语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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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诞节是基督教的一个大节日，因此教会学校的圣诞节都过得很热闹。圣诞节时组织的各种活动，如演圣诞剧、唱圣诞歌曲等，不论是否基督徒都可以去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