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女十二中陶凤娟校长纪念丈夫----二十五中仓孝和校长的文章

管理员

经陶校长家人同意,在论坛转发陶校长纪念自己爱人的文章:

职青支部李炳泉、仓孝和对和平解放北平的贡献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原北京女十二中校长   陶凤娟

       今年是建国60周年，也是北平和平解放60周年。当前我国正处于和平发展阶段，和平解放北平的意义显得更加深远。建国前我是北平东城区地下党员，我想补充的点滴史料——中央平津学委职青支部正、副书记李炳泉、仓孝和对和平解放北平做的事情也发生在东城区。建国前地下党员李炳泉的公开身份是《平明日报》记者，住东城区大草场胡同；仓孝和的公开身份是育英中学（现北京25中学）教师，住东城区骑河楼胡同。

      我了解的北平和平解放是党的系统工程。第一，高级领导向下布置任务。1946年党中央青委负责人冯文彬向当时在北京（北平）的地下党员仓孝和布置“钻入敌人心脏”。第二，要有执行的组织。1948年夏，仓孝和被编入职业青年支部任副书记时向书记李炳泉传达此任务，支委会（即正副书记）认真执行。第三，基层在时机成熟时要按党的系统上报。1948年11月上报，建议党派代表见傅作义共商和谈，上级平津学委会书记黎智同意李炳泉见傅作义，黎智上报华北局城工部长刘仁同意执行，刘仁向林彪证明李炳泉、仓孝和是党员。至此，和谈有了“突破性”进展。由于当事人的保密习惯，生前留文甚少，致使上述情况鲜为人知。某记者曾采访过崔月梨和傅作义接头的情况，崔让记者去找南系地下党员仓孝和。仓孝和写了“通向和谈之路”。
      当时南系平津学委职青支委会李炳泉、仓孝和在和谈时起了重要作用。仓孝和文中谈到淮战期间，支委会得知傅作义极其苦闷，认为向傅提出商谈和平解放时机已成熟，并向上级汇报，请党组织考虑派代表见傅作义。黎智经过一天研究考虑同意李炳泉见傅作义。1978年黎智探望仓孝和，我有幸和他们共同谈话。我清楚地听到黎智说当时情况。他说，那时我的担子很重啊，我也找了傅冬菊（傅作义之女）谈，她的功劳很大，但当天她谈的是一般情况，我主要是根据你们支委会对情况的分析，决定李炳泉见傅作义。1983年仓孝和写给党组织有关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况。他写到，“我们下决心去见傅和傅当时的精神状态有关。情况大都由刘时平提供，支委会讨论。傅常自打自己嘴巴，在地毯上爬，撅扫床用的扫帚，幕僚随从们说，从未见过长官这样……”。正是因为支委会当时非常准确地摸清了傅作义的精神状态，并及时向上级组织汇报，才促使黎智做出派代表见傅作义的重要决定，为和谈取得突破性进展。当时的支委会只有书记李炳泉、副书记仓孝和，他们对和平解放北平做出了重要贡献。
    重要贡献体现在支委会书记是见傅作义的第一个共产党商和谈的代表。1948年北平的中共地下党有了不少党组织按党的指示，通过多种关系向傅作义将军做工作，但都没有能使共产党的代表和傅作义直接沟通商谈和平解放的问题。这时，谁能率先和傅作义接上头，谁就立了头功。正因有了重要的第一次，继而又有二、三次，双方反复协商，终于达成协议，北平才得以和平解放，所以职青支委会书记李炳泉和副书记仓孝和深入研究，正确判断，抓住时机以职青支部支委会名义正式向上级党组织提出建议，认为时机已成熟，请党考虑派中共代表面见傅作义，商谈和平解放问题，为和谈做出了突破性的进展，确实是功不可没的。
       以下从两方面提供一些情况，一是我保存的有关当事人留下的书面材料，二是我所了解的真实情况。
一、有关当事人留下的书面材料、
   1、电报
    原南方局平津学委书记黎智（时任武汉市委书记）1984年从武汉发给北京师范学院仓孝和同志治丧委员会的电报。电报全文如下：
    惊悉仓孝和同志病逝的噩耗，不胜悲痛。仓孝和同志1948年任中共平津学委职业青年支部书记期限间，英勇机智，不避艰险，努力工作，成绩卓著，为北平的和平解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追忆往事，感慨万千，深为失去了一位老战友，好同志而感到无限惋惜。沉痛悼念仓孝和同志。并请向仓孝和同志的家属陶凤娟同志转致亲切的慰问。另请代制花圈一个。
    以上内容白介夫（时任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在仓孝和同志悼词也提到了。如“在他担任中央南方局平津学委职青支部书记期间，他英勇机智，不畏艰险，努力工作，成绩卓著。…….职青支部打入敌人要害部门，向党提供了敌人准备偷袭石家庄及党中央所在地的重要情报…….并直接对傅作义将军和他周围的重要将领做了争取工作，…….地下党组织互相配合，傅作义将军终于接受了和平解放北平。”

2、亲笔信

    仓孝和于1977年向冯文彬反映刘时平及职业青年支部情况的亲笔信。
    我们的支部通称“职青支部”，成立于1948年7月，书记是李炳泉（文化大革命“自杀”身死），副书记是仓孝和，1948年10月成立总支，李炳泉任书记，仓孝和任副书记，1948年12有李炳泉、刘时平、周毅之等三人调出直接参加关于北平和平解放的各项工作，书记由仓孝和接任。由李炳泉和仓孝和组成支委会，了解全部组织情况，并经常研究工作。职青支部属南方局平律学委（书记是黎智），上级是王汉斌，有时由许京琪联系，有一个时候，由黎智直接领导。
    支部成立后，李炳泉同志就在支委会上提出刘时平的问题。因为刘时平是绥远人，职业是益世报的记者，和傅作义的伪华北剿总和一些绥远人多半是老关系和老同学，利用记者及同乡身份与这些人接近是很自然的，有可能提供重要情报。后许京骐通知李炳泉，根据刘的表现可先吸收为党员，只由李炳泉个人和他联系，除支委外没有别的人知道他的情况，但所有刘提供的情况都由支委会研究。
    刘时平经常提供傅作义的情况，东北战役后，傅已经处于相当苦闷的状况，淮海战役开始后，到黄维兵团被歼，傅的精神苦闷接近失常的边缘，支委会根据刘（还有其他来源，主要是刘的）的情况判断，认为从傅的精神状况判断，并根据其他各种条件的分析，判断傅有可能接受与我党进行关于和平解放北平的建议，于是支委会正式向上级提出见傅，向他提出和平谈判建议，这个建议得到批准。决定由李炳泉通过他的堂兄李腾九（当时在傅的伪剿总任职）去见傅作义，傅即同意派崔载之（当时平明日报社社长）和李炳泉一同出城，他们走到青龙桥（即颐和园附近的青龙桥）遇到四野的先头部队，要求做为俘虏送平津前线司令部，经刘仁（当时在良乡）证明了李炳泉的身份，林彪才电告毛主席，以后北平和平解放的谈判即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进行了。
    李炳泉数次奔走于平津前线司令部和城区之间，作为我党代表与傅商谈条件，城里即由刘时平代表我党与李腾九联系。职青总支另一同志周毅之（当时身份是《平明日报》记者，是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的未婚夫，傅冬菊于1948年由王汉斌发展入党后，由王汉斌单独联系，没有编入职青支部）每天从傅冬菊那里得到关于傅作义的当日动态，向崔月犁汇报，由崔月犁每天发电到解放区，1948年12月下旬他们三个同志从职青总支调出，和华北局城工部的崔月犁、佘涤青在一起，关于北平和平解放的谈判的工作职青总支就没有再参与了。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李炳泉回来在分配工作之前和仓孝和谈了谈判的全部过程，因为他认为这是职青支部的一项重要的工作，支委（即正副书记）是应该知道的。以上情况供参考。
    刘时平1955年肃反时就因为他和剿总的关系受到审查……（略）我个人意见；组织似应对1957鸣放中的问题做些调查，如确是由于对肃反时审查刘时平提过意见而划的“右派”，则此问题似有重新考虑的必要。
    我个人做为曾任和李炳泉同志共同战斗的原职青支部（后来是总支）的负责人之一，对于这种状况是不能没有意见（甚至是义愤）的！
    我想起1946年8月冯文彬同志路过北平时向我说的“尽可能地接近和钻入敌人的心脏”我认为职青支部是执行了冯文彬同志所传达的党的这一指示的，从而在比较早的时候就做了必要的准备和部署，因而当条件成熟的时候，才可能对北平的和平解放做出了微薄的贡献。共产党工作，是无条件，是不计任何“报酬”，我们从没有以此“居功自傲”，就我个人来说，如果不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与此有关的同志发生了种种的事，我甚至于已经忘记了这此事！诚然，即使没有职青支部的工作，北平仍然是要解放的，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这是以毛主席为领袖的党的胜利，以毛主席为统帅的伟大的人民的军队的胜利，但是，北平是以现在历史上这种形式解放而不是以其他别的形式解放的（这一点在毛主席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已经以“北平方式”肯定下来，并且也正是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取得的），则职青支部的这几个同志们的工作不能说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吧！可是其中有的同志至今连个符合实际的结论都还没有。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之后，革命形势正在全面的向着好的方向发展的今天，他们的问题应该解决了，这就是我向您，并通过您向党，反映这个情况的原因。
                                                      仓孝和
                                                    1977年12月9日
    仓孝和给冯文彬写此信不久，刘时平就得到平反。读者通过阅读仓孝和信中有关“北平的平解放”的情况，对于职青支部支委会是如何贯彻执行党的指示并对北平和平解放做出贡献，可以有进一步的了解。
二、我所了解的真实情况
    我和仓孝和于1952年结婚。他和我谈了不少关于职业青年支部的情况。几十年来，我和职青支部的同志们一直保持联系，因而了解更多情况。我认为职青支部是北京地下党中最杰出的。因为他们对北京的和平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不仅是关系到北京的大事而且影响到全国和全世界。遗憾的是，职青支部支委会的当事人正副书记李炳泉，仓孝和都已去世，留下的回忆文章少。近年来，我看到有些文章不符合历史事实，例如，把中共代表李炳泉说成是傅作义的代表。等等。因此，我认为有必要把我了解的真实情况写出来。

• 具有使命感、责任感，才可能钻入敌人心脏

    我所认识的李炳泉和仓孝和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爱国民主学生运动中培养出来的追求真理并决心投身 推翻剥削制度的优秀共产党员。1946年8月中共南方局派到北平的地下党员仓孝和接待了一位路过北平的党的高级干部林维敦，他带着女秘书约仓孝和到公园、故宫僻静处谈话并布置任务。他说，李昌同志不会来北京找你了，你也不要自己去找党，你要隐避下来，等党找你。他简要讲了形势后说：“尽可能地接近和钻入敌人的心脏”。还说你现在有你母亲的住宅和你在育英中学教员的宿舍两个住处是很不够的，你应懂得“狡免三窟”计谋。此后仓孝和一直把“钻入敌人心脏”作为党的指示牢记心中。他当时并不知林维敦是谁，解放后，才知林维敦就是中国第一位团中央书记冯文彬。但当时林维敦说出李昌，也足以使仓孝和信任林维敦。仓孝和于1945年7月从重庆中央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即被中共南方局派他开辟新路带领重庆、成都等地的大中学生二三百人进入中原解放区，先后在三五九旅、民主建国大学工作。仓孝和1943年参加革命，1945年加入共产党。李昌是他在民大的领导。林维敦走后，党组织曾数次派人和仓孝和联系，如1947年李之楠，后有王刚、徐明江等来联系，但未把仓孝和编入党的基层组织。他以做育英化学教员为掩护做青年工作，还联系有些学生如傅亨（傅作义之子）。1983年傅亨和仓孝和说，我父亲那时并不像傅方人士写的那么进步。
    1948年7月成立职业青年支部，李炳泉和仓孝和分别任书记和副书记，组成支委会。仓孝和向李炳泉传达了林维敦下达的党的指示，“钻入敌人心脏”。从林维敦带秘书这一点，他二人判断林是一个高级干部，因此支委会就把党的这一指示当做支部的一项重要工作。
    “钻入敌人心脏”是艰巨的任务。但是，职青支部的工作在几个月内就有“突破性”进展，这和李炳泉、仓孝和二位领导有较强的使命感、责任感分不开的。他们在人员安排和分析情况方面做得很出色。支委会把人员安排和主要任务挂上了钩。李炳泉自己就是傅作义办的《平明日报》的记者；他又吸收和“华北剿总”能拉上关系的刘时平入党，都有利于获得情报，他还保持和堂兄李腾九的关系，利用李腾九是傅作义幕僚的关系又开辟了一条通向傅作义的通道。仓孝和通过他联系的《大公报》记者刘桂梁，转告《平明日报》记者周毅之（傅作义的女儿傅冬，原名傅冬菊的未婚夫），“保持灰色样子，不能太红”。这是上级王汉斌给仓孝和的指示，其用意是要周毅之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

2、抓住机遇、当机立断，才能做出重要贡献

    职青支部支委会经常根据所掌握的情报研究傅作义的情况。李炳泉住东城区大草场胡同，仓孝和住骑河楼胡同，两人相距不远，过从甚密。为了避免引起怀疑，仓孝和常常夹着几张唱片去找李炳泉，好像他们俩的来往只是由于都爱好音乐的原因。李炳泉夫人刘可兴和我说过：“仓孝和一来我家就被李炳泉带到小屋，很长时间都不出来。”由此可见，他们两人经常在李炳泉家秘密研究各方送来的情报。他们的情报来源是可信的，如情报来源之一的记者刘时平就曾说过，新闻贵在“新”、“抢”、“跑”。支委会分析，辽沈战役后，傅作义已经处于相当苦闷的状况，可蒋介石还亲来北平部署一切，使傅作义的心情更加焦虑。淮海战役中黄维兵团被歼，傅作义终日坐立不安。据傅身边的人传出，傅经常呆坐不语，举止反常。支委会根据傅作义的精神状况结合其他条件分析，判断傅作义有可能接受我党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当时的情景是：比较爱激动的仓孝和提出：“是时候了。”比较稳重的李炳泉沉思了一会，接着一拍桌子说：“是时候了”。于是他们二人正式以支委会正、副书记的名义向上级平津学委提出建议，即支委会认为时机已成熟，请党考虑派代表见傅作义，商谈和平均解放北平问题请平津学委书记黎智研究考虑，同意李炳泉先见傅作义。李炳泉通过堂兄，傅作义手下的少将联络处长李腾九，于1948年12月中旬以中共代表身份见了傅作义。至此，和平解放北平才有了突破性进展。
    几十年后，仓孝和曾和我谈，回忆这段工作，在关键时刻支委会思想一致，抓住时机，当机立断，是非常重要的。派党的代表见傅作义既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太早则傅作义自认为拥有重兵，难有谈和之意，太晚则战争打响后，就会失去和谈机会。后来我阅读《通向和谈之路》一文，李腾九回忆“在危城中，值傅独立思量，异常苦闷之时，我问傅：“今后的大计如何？”傅反问：“你说如何？”我进一步说，“只有和、战二字，不能战，就得讲和。”傅问：“如何和法？”支委会正是在时机成熟时及时抓住了机会，才出色地完成了“钻入敌人心脏”的任务。
    七十年代末，黎智到我家拜访，谈起和平解放北平，他说，“那时我才26岁，担子真是重啊！”仓孝和接着说，“我是25岁，李炳泉是29岁”。我插话，“你们三个20多岁的青年。两人建议，一人拍板同意，保密工作又做得好，只三人知道，就做了这么重要的一件大事。”仓孝和说，“黎智同志很快做出决定同意派党代表见傅作义也是不失时机的。”黎智还说，“我同意李炳泉见傅作义，这事很重要。所以，很快去泊镇向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同志汇报了。”由此可见，各级党组织一环扣一环都重视不失时机，北平的地下党最高领导刘仁同志才能在平津前线司令部需要时证明李炳泉中共党员身份，把握了和平解放的机遇。
    黎智，原名闻立智。他走后，我问仓孝和：“你说过李炳泉数次向上级黎智提出要你和他一起去汇报，黎智坚决不见你，只和李炳泉单线联系，坚持保密原则。奇怪的是他虽然不见你，但又很了解你。”仓孝和说：“他如果见我，我能认出他是闻立智，他和我是湖北高中的同学，我俩住上下床。他早就参加革命了，我经常看他的进步书籍。他坚持保密是对的。”

3、李炳泉、仓孝和的优秀品质，令人敬佩

    李炳泉的可贵品质是“公而忘私，从不夸功”。1978年务报登载的“李炳泉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中说，“1948年底，李炳泉同志根据党组织的指示，积级参加同国民党傅作义先生谈判的工作，并曾经两次冒着生命危险到北平城外和我解放军总部取得联系，为和平解放北平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作出了贡献，立下了功绩。”那时李炳泉新婚不久，他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生命危险去见傅作义，在战争状态下奔走城郊。但李炳泉认为他所做的工作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从不夸自已的功劳，可他对别人的点滴贡献却非常尊重。以下几件事都说明了这一点。

• 我们俩共同做的

    李炳泉常说，“这是我们俩共同做的。”指的是他和仓孝和共同志讨论，决定向上级建议和傅作义谈判的事。仓孝和对台戏我说过，这一工作李炳泉是做得出色的，而仓孝和在支委会正式向上级提出见傅作义后，未再参与此事。但李炳泉总是说，“这是我们俩共同做的”。在他调出做和谈工作时，他严格保守党的机密，从未再和仓孝和谈过什么。一次，他向仓孝和借一项新的呢帽，说有要紧事去见一个人，仓孝和心领神会，认为上级已同意支委会建议，李炳泉要去见傅作义了。还有一次，李从城外回来，他俩在路上遇见，他高兴得和仓孝和拥抱起来，具体却什么也未说，仓孝和也猜到，可能是和谈有进展。北平解放后，李炳泉把和谈的全部情况告诉了仓孝和，开头还是那句话，“这是我们俩共同做的”。
    正如仓孝和在此“通向和谈之路”一文中所谈的，“ 1949年2月初，李炳泉把仓孝和约到他家，详细地和谈了会见傅作义将军的全部过程。炳泉同志说：‘这件事是我们这个支部的一件大事， 我们两人共同负责这个支部，所以你需要了解钱部情况。’”他把他所知毛主席是怎样直接领导这一工作的，聂荣臻说要有回旋的余地时，还学聂做了个双手摆动的姿势给仓看。他讲到第一次与傅作义见面，当傅作义知道李炳泉是《平明日报》的记者时，有些惊讶。他猜想傅可能没有想到共产党已经钻到他所管辖的内部了，因而感到惊诧。数十年后我了解较多情况后，认为傅作义的惊讶感是不奇怪的。那时傅作义不但不知道李炳泉是共产党员，也不知道《平明日报》还有其他共产党员。如我所认识的周毅之、曹绮文、王汉斌，因地下党的纪律不允许暴露党员身份。甚至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虽替父做过和中共联系的工作，但傅作义也不知道她是共产党员。我问过傅冬：“1948年你入党后，告诉过你父亲你是共产党员了吗？”傅冬说：“没有”。我又问：“听说你对父亲说过，你能找到共产党，你父亲说你找到要是假的呢？”她笑着说：“我父亲是怕我遇到假的。”所以，那时傅作义听到共产党李炳泉就是自己身边之人，当然会感到惊讶的。
    李炳泉和仓孝和还谈到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同志配合解放军胜利形势，在南系职青支部上级平津学委书记黎智汇报见傅作义之事以后，立即把南北两个系统的有关党员汇合在一起，对和平解放北平做了周密部署。他对刘仁惊人的记忆力非常佩服。他说，前线司令部不知道是不是共产党员，幸亏刘仁及时证明了他。他奇怪的是，南北两系是不通的，刘仁怎么会知道他的名字？刘仁说了两个共产党员的名字：李炳泉，仓孝和。这个谜在20世纪70年代末才解开，黎智告诉仓孝和说，他拍板派代表见傅作义后，立即到泊镇向刘仁汇报了此事并汇报了支委会二人的名字。更令人难忘的是1950年拍《中国人民的胜利》电影，有和平解放北平的和谈镜头。李炳泉要求拍职青支部支委会李仓二人讨论见傅作义的镜头，但拍摄单位只给一镜头，只能拍李炳泉、崔载之和解放军代表见面的镜头。李炳泉就借了仓孝和的棉袍去拍电影，他说“这事是我们俩共同做的，你也应上镜头，当时我借了你的帽子去见傅作义，现在我要穿你的衣服去拍电影，体现这是我们两人共同做的。”
    李炳泉重视让仓孝和了解他们俩共做的大事的情况，甚至以后新了解的情况还要告知，在仓孝和给党组织写的材料有“炳泉在60年代初和我谈过，他曾看到毛泽东给林彪的一个电报，内称责成李炳泉回北平，见傅，如何如何……。”

• 不忘他人功劳

    再一件事，也可以看出李炳泉同志不夸自已而总是肯定别的同志的成绩。例如，李炳泉在发展了《益世报》记者刘时平入党后，由他单线联系刘时平，为了保密，在支委会上也不提姓名，只说大个子如何如何。刘时平做了不少工作，他经常提供傅作义的情况，特别是提供敌人部署偷袭石家庄，企图进犯我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这个情报支委会极为重视。马上汇报，通过地下党的电台发往解放区。李炳泉充分肯定刘时平的工作。刘时平后来作为与傅作义和谈的党的重要工作人员，党还派刘时平与李腾九联系。1948年12月31日刘时平到徐楹家与地下党员佘涤清接头，两人先后被特务逮捕。在审讯时，两人都不承认识，敌人一无所得。1949年1月23日刘时平和佘涤清才走出了监狱，这时和谈已签字了。2月初地下党员大会时，李炳泉、仓孝和与刘时平才见了面。李炳泉向仓孝和介绍说，“这就是大个子刘时平。”李炳泉还和仓孝和说，刘时平被捕了，他经受了考验，没有暴露党员身份。李炳泉时时事事从不忘记其他同志的功劳。
    （3）“你立了大功”
    还有一件事与我有关。我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在爱国民主学生运动中受到培养锻炼，是1948年入党的华北局城工部地下党员。1946年我到贝满女中当数学教员。1947年初陈布雷之女陈琏到贝满女中当历史教员。我俩思想上都要求进步，很快成了好朋友。1947年9月底我和陈琏约好共同去参加一个进步教师的读书会，晚上和《平明日报》的刘秀麟一起去看话剧“丽人行”。星期六下午我到陈琏家时，她家有两个军人把守蹲坑，我意识到陈莲被捕了，马上拿出三张戏票说，我是送戏票的。巧妙脱身后，当即将此事通知了《平明日报》的刘秀麟，让她转告别人都甭来陈琏家，因为她家里有军人。那时我不是党员，不知道职青支部将在此开会，没想到我的通知竟然保护了地下党组织未被破获。我和李炳泉认识十几年从未谈过此事。1962年职青总支委在李炳泉家聚会，我偶然谈到此事，李炳泉马上说：“你可立了大功，没有你通知，我那晚就要去陈琏家开会，肯定会被捕。”我说：“那是我应做的，你未被捕太好了，你对北平和平解放贡献大，你才立了大功。”李炳泉谦虚地说：“没有群众掩护，我们寸步难行。”
    仓孝和一心为人民，也具有“公而忘私，从不夸功”的品质。
    第一次“公”与“私”的考验是1945年7月，他在重庆中央大学刚毕业就接受了南方局交给他的任务，带领二三百重庆等地大中学生开辟新路到中原解放区。他毅然放弃了中央大学化学系主任要他留校任教并将派他出国深造的难得机会。1946年夏，他从中原解放区护送老干部到苏北解放区。途经上海，南方局要他留在国统区，并派他去北平做地下工作。他又一次不能继续从事他酷爱的科研工作，再一次接受“公”与“私”的考验。他认识到在旧社会，科学救不了中国，所以放弃了个人兴趣，服从了革命需要。他就在中共地下党斗争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方针指引下，和党组织各方面同志共同努力，出色地在和平解放北平的伟大事业中做出重要贡献。他从不夸功，他在和平解放北平所起作用，除组织要材料或记者要他写此事外，他很少写或说此事。
    建国后他献身于党的教育事业，曾任北京二十五中校长，北京教师进修学院（现为北京教育学院）党总支书记、副院长，北京师范学院（现为首都师范大学）教务长、院长，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把从年轻时就喜欢的科学研究作为几十年的业余爱好竭尽毕生心血写出七十万字的《自然科学史简编》来回报人民，成为我国教育家、自然科学家。

     后记

——北京和平解放六十年感言

    在北京和平解放六十年之际回首往事，深感北平（北京）解放方式的成功经验并非一、两个人的功劳，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党内外各方合力的结果。在各方合力作用下重要个人的功劳，是我们应该永远铭记的。这其中和职青支部关系密切的傅冬，就是应该永远纪念的功臣。
    中共党员，傅作义将军的女儿傅冬，在解放北平的和谈中起了无人能替代的作用。1974年傅冬的丈夫周毅之找到他在地下党时未见过面的职青支部领导人仓孝和后，周毅之、傅冬和仓孝和、陶凤娟两家就成了好朋友。我感到傅冬确实是具有革命责任感的好党员。她曾对我说过：“解放前我父亲曾与胡适商量要送我去美国留学。我怎能出国而不管我父在国内打内战呢？我要在父亲身边，促成他不打内战。”北平解放前夕傅冬曾向党组织提供重要情报，平津学委书记黎智遵照上级“立足于打的同时，力求和平解放北平”的指示，于1948年10月在职青支部书记李炳泉家接见了傅冬菊（傅冬）。黎智问她：“傅作义有和平起义的可能吗？”傅冬回答：“有这种可能”。傅冬谈到她父抗战初期与共产党合作得很好，他对国民党是不满的，听女儿谈国民党反动、腐败都不反驳，对蒋介石派来北平的“剿总”副总司令陈继承不满。傅作义和蒋介石之间有矛盾，有可能走向和谈，但他和共产党打过两年仗，要和平起义心有余悸。只要多做工作，有可能争取傅作义起义。（《黎智纪念集》武汉出版社，第112页——第113页）这次见面后，黎智安排傅冬留在北平做父亲的工作，随时掌握傅作义及其军队的动态，并将她男友《平明日报》驻津记者周毅之调回北平，以便傅、周在关键时刻天天都能送出情报。情报有时是傅冬送，有时通过周毅之送给崔月犁，再通电台送往前线，她和职青支部的周毅之合作得很好。
    文革中周毅之受到批判。1974年他找到仓孝和要求证明他在北平和平解放期间做的工作，仓孝和、陶凤娟、周毅之一同到崔月犁家谈此事。崔月犁说他可以证明傅冬、周毅之的情报工作做得很好。1983年，崔在《革命史资料》（1983年）回忆文章中，写到傅、周二人的情报工作，还说刘仁谈过，聂荣臻司令员说，像这样迅速、准确了解敌军最高指挥官动向的情报，是战争史上罕见的。傅冬很少谈自己的功劳。我们谈往事时，她总像在说故事。她青年时上南开中学，曾找过周恩来，她说她不是以南开校友而是以世交情分叫周恩来“叔叔”。她上西南联大加入了进步组织民青。后来她被告知，1945年王若飞失事飞机中未被烧毁的进步组织人士名单中竟有她的名字。2009年2月文摘报中，我看到她的文章《我与父亲傅作义》。文章谈到傅冬如何在“在父亲身边‘卧底’”，讲到她做情报工作的情况。我又想起了以前她在我家讲的往事，感到她始终站在人民一边。
    六十年感言，深感为北京和平解放做出重要贡献的人都是革命责任感很强的共产党人。这个事件是我们振兴中华、创造未来美好世界应该学习的重要经验。只有树立革命责任感，才能继往开来，才能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奋斗。

http://wuliucun.ycool.com/post.3332788.html
五柳村2009年9月2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