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区美国基督教教会中学研究（1920-1941年）（二）

小小的太阳

（二）“中国化”色彩加强
      为了打破以前学校与社会脱离的封闭状态，为了消除社会对教会学校的偏见，教会提出，教育必须“适合于中国之需要，而不当偏重其己国之教育方法与种类，以妨害大局之成功也”，因此，“我们现在所努力的，即如何使此基督教教育中国化，如何求中国化之彻底！”而不是“造就外国国民的教育”。加强“中国化”的具体行动：其一，在中国政府立案注册，承认“基督教的教育与政府教育并行不悖”，是国家教育制度的一种辅助形式。１９２５年起，这八所中学先后在政府注册。１９２７年在华北长老会年会上，与会者认为在政府注册有诸多好处，“未经注册的中学毕业生进入大学将遇到困难，因为后者已立案或正在立案，注册了的中学将排除这些困难”，“注册将使基督教学校在教育进步方面，跟上官方学校”，“注册可使我们的学校适应公共舆论的要求，可停止敌对分子对我们学校诸如‘外国人走狗’的辱骂，有助于我们摆脱不平等条约的恶劣影响”，所以，“我们应该乘机利用北洋政府提出的较容易的条件”，否则“以后若提出更严厉的限制，那时注册将更加困难”。这恐怕代表了当时教会人士的普遍心理。
其二，任命中国校长。形式上将学校行政管理权交于中国人，外籍教员仅担任英语、音乐等课的教学，负责宗教活动。依北洋政府颁布的“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教会任命了一批中国人充当八所中学的校长，如汇文的高凤山、贝满的管叶羽、育英的李如松、潞河的陈昌等。他们多为教会学校的早期毕业生，受过高等教育，有的还在美国留过学，比起学校初期的传教士校长来说，他们具有丰富的教育学知识，懂得如何科学治校，任期也较长（有的长达２０—３０年），为学校在３０年代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教会并不因此全部放弃行政权，而是通过校董事会，干涉校务。
其三，课程安排尽量与政府规定保持一致，重视中文教学。教会认为学校“应当尽可能遵守政府所订的课程：（１）可使政府调查人员易于了解他们在教会学校中所见的事物；（２）用以强调教会学校同情政府的计划这一事实；（３）可以便利学生在教会学校和国立学校之间的转学。”从学校后来的课程安排上看，还是基本上与政府颁布的教学大纲吻合，如国民党政府进行“党化教育”（后又称“三民主义教育”），要求各校开设公民课，教会中学无例外地执行了。另外，各校重视中文教学，不惜重金聘请国文教员，在学生中组织
研究中国文化的社团。汇文学校把校友捐赠１００００元作为奖励基金，以表影在中国语言和文学方面做出成就的教师。教会通过以上三方面的努力，力求加强学校的“中国化”色彩，改变学校以往的形象，消除国人对学校的偏见，这对于学校的发展，无疑起了推动作用。
（三）突出职业和专业教育
      早期教会学校以《圣经》学习为主，同时也向学生传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但远远不能满足中国民众的需要。可以说，学校的办学方针是与中国社会的迫切要求相脱节的。经过２０年代的动荡之后，教会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结合中国社会需要办学，学校才能存在和进一步发展。为此，教会调整了办学方针，尤其在宗教教学方面。尽管仍强调学校要给学生“基督徒的品行与宗教上的教练”，可是在形式上有所变化，“教室中宗教教训点钟之多寡，其重要盖不若学生对于基督教精神沾染之程度，其入世后信仰之忠坚，与其对于其人民所能尽基督教的义务之热诚为如何也。但实际上之问题，如每日圣经之研读，是否为必要；礼拜堂之祈祷，是否须强迫执行，以及学生是否皆须与教堂相联合，亦当为教师及校长会议中所须常常讨论者也。”也就是说，对于学生，不再使用强制手段，使其信仰基督教，而是通过基督教教育的特征，以及基督教教员的言行给学生以潜移默化的影响，最后形成所谓“基督教化”人格。
办学方针的另一重大变化是，考虑到中国的具体国情，即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完成中学学业后不能继续升学，为了使学生能适应将来的工作，学校加强了专业和职业的训练。
      学校除保证一部分学生继续升学外，主要围绕教育、商业、农业、工艺等职业，对学生进行培养和训练。汇文学校实行“三三制”后，高中分为商、文、理、教育等科。商科学生毕业后一般不升学，直接参加工作。教育科学生是为初等学校预备师资的。崇实学校设有石印、织毯、铅印、皮件等科，除解决贫寒学生的生活问题，同时又进行了职业教育。潞河中学利用靠近农村的特点，传授一些农业知识，如养蜂学、养鸡学、园艺等。３０年代初期，这些课程由教员杨锦波和美国牧师亨德担任，教学质量很好。学校还请了一位被称为花把式的张姓技师，在校园内建立了养蜂场和苗圃。
      突出非宗教的职业训练，是２０年代教会中学的共同特点。其作用，对于学生而言，不再像以前那样仅仅获得宗教知识，而是全面的、系统的知识，为在社会各个部门施展才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对于学校而言，由于学生就业面的拓宽，学校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日益加强，这对于实施使中国“更基督化”的方针有利，与传教士办学的初衷也不违背。对于中国社会而言，中国的发展依赖教育的发展，需要培养大批建设人材，教会学校能根据中国社会的需求，加强职业教育，如教会认为“中国人民一大半皆居于乡野，故乡野职业教育之不发达，实为对于国家，对于教育，及对于教会之一重大问题”，突出“农业及其他相属之职业”的训练，起到的实际效果，是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的。
       总之，教会为了摆脱其在教育上的困境，不得不制定新的方针。新方针既是在新形势下的应变措施，也是传教士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深刻认识的产物，他们从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而变为认识到中国文化也有其合理性，从与中国社会相脱离到逐渐走向中国社会，教会中学出现的三方面变化就是一个很好的具体实证。
三、３０—４０年代教会中学的发展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教会教育方针的调整，无疑为教会中学的发展提供了较充分的条件，另外，还应看到，这种发展与社会政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１９２７年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它对教会学校的政策有别于清政府，也有别于北洋政府。清政府自命“天朝上国”，对洋人办教育这一既成事实拒不承认。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国内烽火连天，对于教会学校实际上是无能为力，只好听之任之。国民党政府的统治相对稳定，对于教会学校采取了比较明智的政策。教会学校从数量上还是为数不少的，政府显然无力全部接收。再者，国立各级学校力量有限，不能满足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一方面颁布法令法规，要求外国人所办学校必须立案注册，纳入国家教育的系统，学校不允许传播宗教。另一方面，只要学校在政府立案，政府对学校事务并不多加干涉，只定期派员视察而已，对于学校仍然存在的宗教活动，也不多加干涉。因此，对于教会学校既用严法约束，又给予相当自由，无疑是促进了学校的发展。
      ３０年代以后，随着教会中学的发展，学校的面貌也大大改观了，这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反映出来：
（一）教会中学与教会的关系
     １９２５年后，汇文等八所中学先后在中国政府立案注册，接受政府领导和监督，但同时又与原属教会在行政、经济、宗教活动上保持联系。行政上，教会通过校董会介入学校的日常工作。学校立案后，教会放弃了直接管理学校的权力，任命了一批中国校长。从这些校长的简历可以看出，他们均与教会有一定的关系，通过他们遥控学校的管理，恐怕是教会的真正用意。根据中国政府颁布的外人捐资办学认可条例，八所中学均成立校董会。校董会由教会、中国地方代表、校友等人组成，如崇实学校董事会“甲、外聘校董四人。乙、本地中国代表四人。丙、本校毕业生代表四人。丁、本会西差会四人。戊、本校校长为当然校董”。各校董事会的职责也差不多，如汇文规定“校董事会对于学校之计划与财政负有全责与全权；校长由董事会聘任；职教员由校长推荐经董事会通过；校章之制定与更变得由校长建议经董事会决之；本校的经费之预算、审查、决算，须由董事会议决之；每届毕业生须经董事会通过。”概括之，校董事会是学校的决策机构，教会利用与学校的历史渊源关系，在校董会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并通过之，介入学校的行政工作，这种介入往往又是具有权威性的。另外，各校校长每年须向所属教会递交年度报告，汇报一年的工作，请示有关学校的重大问题。教会并没有因学校已在中国政府立案，而放松对学校的控制。
       经济上。学校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学杂费收入，不再单纯依靠教会补贴，但是学校的经济并没有完全独立，一定程度上还须依靠教会。据统计，１９３２—１９４０年间，汇文等八所学校接受教会津贴从６３０—２００００元不等，有时教会津贴甚至关系到学校的生存。１９３６年慕贞学校，“本校设立者函，有意将本校归并于天津中西女校或谋自立，并通知本校由本年起，将补助费减少一半，至１９３８年取消补助”，这对于慕贞来说，是个沉重打击，“可谓最悲哀之消息”。后来，差会又同意继续拨款，全校上下才松了一口气。从慕贞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学校对教会的经济依赖。
       学校继续保留相当程度的宗教色彩，因此在宗教活动上不可避免地与教会发生联系。政府规定，学校不得进行宗教教育，因此各校都取消了强制性的宗教教育，采取信仰自由的政策。学校的宗教气氛较学校早期而言，相对淡薄了，但由于学校的宗教传统，以及大部分教职员均为教徒的关系，学校的宗教活动仍很活跃。首先，存在一支信教学生队伍。根据中华基督教教育会１９３２—１９４０年年度报告书统计，八所学校学生中，教友比例占学生数的８％—５０％不等，慕道友比例是１％—５５％，一般女校比男校信教学生比例高。在当时全社会宗教气氛不浓的状况下，教会中学信教学生仍然不少的原因，除学校的传统及教职员影响外，家庭的作用不可忽视。
      其次，学校的宗教组织与领导。教会中学最早的宗教团体是青年会（初称幼徒会）。潞河学校在1885年左右就出现了青年会，是全国最早有该组织的学校之一。本世纪２０年代后，教会中学主要的宗教团体是团契。团契主要成员是教徒，也吸收非教徒学生参加。团契一般由师生合组，有的学校除全校性大团契外，还有各种名称的小团契。团契等宗教团体由学生自发组织，学校和教会共同给予指导。育英的“生活指导部”负责指导宗教活动，崇实成立有“宗教教育委员会”。各校所属的教会也有宗教活动指导员，经常去学校主持活动。教会还在教堂组织聚会、礼拜、查经，以吸引学生参加。北平青年会和女青年会有校会组，常派青年干事到教会中学活动。
     再次，宗教活动的形式和内容。
     学校早期的宗教活动很简单，育英青年会成立之初“除查经、祈祷及礼拜外，别无工作”。
３０年代后，为了吸引更多学生参加，同时又不违背政府有关学校不得传播宗教的法令，宗教活动的形式变得多样，内容变得丰富了。主要有：（１）宗教选课。课程包括宗教哲学、宗教史、伦理学等，学生选课情况，根据慕贞女校１９３１年报告，“学校１／３的学生选修了宗教课，尽管该课要求交相当高水平的作业，第二学期选课的人比第一学期更多了”。（２）礼拜、祈祷、查经。崇实学校每星期日上午，举行主日礼拜，每天有晨祷、晚祷，还设中英文查经班。慕贞“每天上课前１５分钟有学生组织的早祷，……参加者１５０人，差不多是注册人数的一半”。这些活动为自愿，不强迫参加。（３）演讲、讨论。内容广泛，不局限宗教，涉及人生、社会等。（４）文体活动。每年的圣诞节、复活节、春季开学时，团契均有文娱活动。唱诗、远足、野餐等是宗教活动的形式。（５）社会活动。各校宗教活动目的是“本基督之爱，精神团结，并效法基督牺牲服务之精神，以求人群之福利”。所以，社会服务是宗教活动的重要形式和内容。各校办有主日学，利用星期日进行义务教育。活跃的宗教活动，给传教士提供了接近学生和影响学生的机会，他们管理和主持了学校日常宗教活动，一直到１９４９年。

[ 本帖最后由 小小的太阳 于 2009-8-14 13:52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