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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区美国基督教教会中学研究（1920-1941年）
姬 虹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欧美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先后来到北京地区。随着北京地区教堂的纷纷建立，传教士在教堂或在自己家中，开办了若干类似中国私塾的蒙学馆（堂），招收学生入学，这就是北京教会中学的前身。这些学校在开办初期以《圣经》教学为主，毕业生也都从事宗教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变化，进入本世纪２０、３０年代后，上述学校无论在办学方针，还是在课程设置上均发生了变化，变化的原因何在？变化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又是什么？本文力图通过对北京地区八所美国教会中学１９２０—１９４１年历史的考察，从一个侧面就这些问题作一说明。这八所学校是汇文中学、慕贞女中、潞河中学、富育女中、育英中学、贝满女中、崇实中学、崇慈女中，它们分别由美国美以美会、公理会、长老会在１９世纪６０—７０年代创建。 一、陷入困境的教会中学
经过传教士数十年的惨淡经营，上述八所学校都已初见规模，有良好的校舍，师生人数也不断增长，而且学校业已走完了从小学到中学，甚至大学的历程（实际上，就学校的学术水平而言，这些学校还是以中学为主体，仅出现了大学班而已）。但是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使教会中学陷入困境，难以摆脱。（一）政治上。２０世纪，帝国主义列强加强对中国的侵略。面对侵略，中国人民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１９２３—１９２４年全国兴起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丧失主权的运动。运动中，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提出从外国人手中收回教育主权的要求，并得到各界的响应。中国共产党办的《向导》杂志认为，教会教育是“养成奴隶人材，为他们的帝国主义之前驱”。 《中华教育界》杂志推出“收回教育权专号”，呼吁收回各级教育机关，由中国人自办，该杂志还特别指出，“教会中学是教会学校之一种，而且是承上（大学）接下（小学）很重要的一种，倘把中学生看作中坚人物，教会中学是养成侵略中国供奔走中坚人物的机关”，教会中学课程重外文轻中文，结果使学生“在学术上事业上都‘自外生成’，不居于‘中国人’之列”，因此“这样地教育，我们还能让其继续增长吗？”
１９２５年５月，“五卅惨案”发生，这对收回教育权又起了助长作用。教会学校的学生出于爱国激情，提出罢课，参加运动。１９２５年６月，慕贞女中的学生因校长禁止学生参加五卅爱国运动，提出全体退学。教会学校学生的举动，扩大了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声势，同时也使教会和学校当局处于被动、难堪的状态。（二）思想上。如果说，在晚清社会影响基督教传播，主要还是来自传统文化的阻力的话，那么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随着提倡“民主”、“科学”的新文化运动的展开，随着进化论、唯物论思想的广泛传播，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意识、一种唯心主义体系，其传播就越来越困难，特别是在进步的知识分子之中。他们以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作为武器，对宗教产生了怀疑，并进行了批判。蔡元培１９１９年发表演讲，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１９２２年又提出宗教必须与教育分离的观点，主张教育必须由教育家担任，“毫不受各派政党和各派教会影响”。五四前后知识分子对宗教的批判，涉及宗教必须与教育脱离的问题。１９２３年因抗议世界基督教学生大会在华召开，要求实行宗教与教育分离的呼声越来越高。１９２４年１０月在全国教育联合会年会上，通过宗教与教育分离的议案，要求各级学校，概不得传播宗教，或者强迫学生诵经、参加祈祷礼拜等事。教会学校以传播教义为办学宗旨，如果实行宗教与教育分离，等于给其当头一棒，教会学校还有存在价值吗？（三）教育上。１９世纪中后期产生的教会学校，作为一种新式的教育制度，对中国传统教育来说是一种挑战，可是随着中国新教育体系的逐渐确立，这种优势丧失了。据教会统计，１９１６年全国非教会系统的中学共４４４所，学生６９７７０人，教会中学２９１所，学生１５２１３人。教会学校不仅在数量上失去优势，而且由于经费短缺，师资力量不足等原因，质量也在下降，为此，教会里从事教育的传教士忧心忡忡，“若将基督教在中国之教育，与官立或非教会私立者相比，如此年复一年，实形减色”，力图谋求解决的办法。 来自上述三方面的压力，足以威胁教会学校的生存，而教会学校内部又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更是雪上加霜，使之处境更加困难。学校因经费不足，经济上入不敷出。传教士为加强福音宣传，不顾人力和财力的局限，建立了许多学校，实际上连传教士自己也承认“关于学校的三个因素——校舍、设备和教职员——在三要素方面符合正常标准的学校为数甚少。实际上，我们所有的中学在这三个项目中都有两个项目有缺陷，除少数外，所有的学校在这三方面都达不到相当有效的标准。事实上，用一句行话来说，我们‘铺子’铺得太大了”。 正是由于人力、财力的分散，又逢欧美发生战后经济危机，国外捐款减少，学校经济来源受阻。汇文中学校长抱怨教员工资低，不安心工作，他认为“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加，我们在学费、膳费等方面的收入大大增加了，但是这个方法很快就会达到极限。增加膳费不合增加额外收入，因为学生仅支付了他所消耗。有能力支付和愿意支付比现在更多的费用的仅是一部分学生，大部分学生来自穷人家和靠奖学金或其他资助维持学业的。增加费用可能会使一大部分人失学，其结果是学校的特性面临‘非基督教化’的危险。我们建校目的是为了给这个国家的年轻人提供基督教教育，如果对于一些学生不要求宗教考试，甚至完全取消，学校将失去创建者和赞助人的同情和支持”。 既然学校无法解决经济问题，只好求助教会，教会实际上同样无能为力。由于教会学校未向政府注册，学生在转学、升学、就业等方面遇到困难，不安心学习的现象日益突出。早在１９０９年左右，因清政府不承认教会学校学生的学历，在“预备立宪”中失去选民资格的教会学校毕业生，曾写信给“中华教育会”（教会的教育组织），抨击他们所接受的教育。１９２４—１９２５年收回教育主权运动中，教会学校学生纷纷罢课、退学。崇实学校“学生感于升学困难，率多退学，以致学生额数大减，学校经费几频（濒）于不能维持。”
面对来自中国社会和学校内部的两股冲击波，教会派出了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团，目的是通过调查，提出新的应变政策。
二、教会中学的改革与出路
１９２１年在洛克菲勒财团的资助下，由欧美各差会派员参加的中国教育调查团分批前往中国各地，对各级各类学校进行了实地调查，并出版了《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这次调查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是深远的。教会根据调查团的建议，对其教育方针做了调整，使教会学校渡过了难关，而且扩大和加强了势力和影响。
在这次教育改革中，教会中学同样发生了巨变，正是这种变化，给教会中学带来了转机，找到了出路。变化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教会中学的地位与作用得到重视
从１９世纪末起，传教士为培养高层次的人材，以备将来控制中国社会，极力突出和加强高等教育，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财力，其结果是高等教育得到了发展，而初等、中等教育却发展缓慢，造成整个教育系统的脱节。１９２２年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基督教大会上，有人指出：“学生于此之时（指中学阶段），大概定夺其一生之事业，且亦定其心志之标准，更有极能接受基督教之感情，立志作信徒，而思‘非以役人，乃役于人者也’，按作中国之领袖，多欲先入中学。……而一班为信徒之教员，与许多之布道员，及尽义务作教会工作者，又有看护士与任实业者，以及一班有感召力在家庭与教会之妇女等人，大概目的只限于中学之学生”，因此“则欲加增中学，多而且美，欲学校之房屋壮丽，欲教员有上等之训练与人格，又欲改良其工课，以便教会中不受圣职之领袖人材更得利用，良因现今工课，只合预备入大学之用”，指出了中学的重要性，并希望给予重视。
中国教育调查团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对中学的作用，有了更明确的认识：中等教育是整个教育系统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中学为教育系统之中坚，下级学校教师之一大部分皆由中学供给之。在全体教育组织中，中学为最稳固最能自立之部分，而入基督教的专门学校之一大部分学生亦皆由斯出焉。”
中学生是教会可以争取的重要力量。由于中学是人生发展的重要阶段，教会把弘扬基督教的希望寄托于中学生。“在目前基督教的事业之全体中，基督教中学实为一最重要之部分”。 “吾人所谓基督教之脊骨非可于初级或大学中求之，乃当求之于中学校者也”，“学生之未及中学之程度尚未能有为人民领袖之力。学生之经过中学校以上者，在目前情形之下，常多半投身职业界中。是以教堂之所赖之实力乃必由中学校而来。”
教会承认过去对中等教育“实为最未经注意者”，开始给予重视，这还是出于教会要扩大，加强基督教势力的一贯主张。２０年代后，教会提出使中国“更基督化”口号，为了达到此目的，不仅要培养高精尖人材，而且要通过普及教育（如中等教育），影响与作用于中国社会，因为普及教育具有人数多、涉及面广的特点。为了集中力量，分别发展各级教育，北京的各教会联合起来，在汇文、贝满、潞河三校的大学部基础之上，成立燕京大学，上述三校变为单纯的中学，按照中国政府颁布的“新学制”，改组成三三制中学，即初高中各三年。大学与中学的分离，有利于中学的进一步发展。其他各校，１９２２年崇实学校改为三三制中学，１９２３年慕贞女中学制由四年延长到六年，１９３０年育英学校设高中三年。经过这次调整，基本上奠定了以后各校的格局，一直延续到１９４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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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8-13 14:4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