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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赵耕


1949年9月21日，中南海怀仁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这里隆重举行。同日，新华社发表社论：“这个会议，宣告着旧中国的永远灭亡和新中国的伟大诞生。” 政治协商会议将要决定的，是新生共和国政权的组成；政协代表中超过一半的党外人士比例，更显示了一个大党接管一个大国时应有的胸怀。肝胆相照的友情，只能源自生死与共的经历———与无数牺牲在革命战场上的共产党人一样，为了一个独立、民主的新中国的诞生，党外人士同样付出过血的代价。查阅会议文献会发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第一项议程，竟然是默哀———在大会执行主席周恩来的提议下，600余名与会代表全体起立，向为参加政协会议而牺牲的冯玉祥等七名代表默哀三分钟。

“五一口号”
    冯玉祥将军是第一个响应中共号召，回国参加政协会议的民主人士。1948年5月1日，远在纽约的冯玉祥接到了中共中央发出的“ 五一口号”，“ 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 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 由各党派共同组成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共早在1945年的七大上就提出的政治主张。”北京市委党校教授、党派关系史学者李燕奇说。此后历次会议讲到政权问题，毛泽东都会着重强调吸收“ 党外民主人士参加新政权的建设和工作”， 甚至在1947年撤离延安的紧要关头，中共中央已经十分精简的行军纵队中，依然保留了一个专管统战工作的机构。

1948年的春天， 解放战争刚刚出现转折，中共中央就正式提出“ 五一口号”，建立新中国的事宜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紧接着，5月2日，中共中央电示上海局和香港分局，邀请29位民主人士北上商谈新政协召开事宜，冯玉祥在这“29人名单”中位列第二。此时的冯玉祥正陷在极度痛苦之中——— 此前不久， 身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他被蒋介石开除出党，并被吊销了护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冯玉祥曾是国民党最忠实的追随者———1926年，因为仰慕孙中山和他的三民主义，行伍出身的冯玉祥率领整支部队集体加入国民党。北伐时，这支军队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冯玉祥也与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结拜为金兰之交。
    “ 蒋介石一生都在排除异己，他是留不住人的。” 冯玉祥的儿媳余华心这样解释冯蒋二人决裂的原因。“ 北伐之后冯玉祥的西北军达到鼎盛，有47万人，蒋介石随即‘ 削藩’，北伐四个方面军被他收拾了三个，冯玉祥的军队被收走最多。后来淞沪抗战时，他名为第三战区长官，蒋介石一道命令把一个炮兵连从前线调走， 他连知道都不知道。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给了他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名义上的二把手，却完全是个空架子。他非常看不惯蒋介石的独裁， 看到闻一多、李公朴、张学良、杨虎城等人的下场，只能主动提出到美国‘ 考察水利’。” 实际上， 对于忠贞耿直的冯玉祥本人， 蒋介石一直还是表现出尊敬的。余华心说， 张治中曾写信劝过冯玉祥回， 告诉他，总裁每每提起你，仍是一口一个“ 大哥”。政治上的巨大分歧，远不是一句“ 大哥” 可以弥合的。到美国之后，冯玉祥开始以各种方式“ 反蒋”。美国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的援华听证会邀冯玉祥出庭， 他却呼吁不要拿美国人民的血汗钱帮蒋介石打内战，“ 美国援华资金是往垂死的人身体里注入血浆！”最终，拨款委员会把原定的6千万美元资金削减到1千多万美元。

1947年11月5日， 冯玉祥公开发表文章《我为什么同蒋介石决裂》，痛斥“ 蒋政权是中国所有坏政府的顶点”。怒不可遏的蒋介石电调冯玉祥回国遭拒后，吊销了他的护照。

1948 年1月7日，冯玉祥被开除国民党党籍。与之相对照的是， 共产党一直把冯玉祥当作值得信赖和尊敬的朋友。余华心说，冯玉祥六十大寿时，所有中共高层都发来了贺信，就连他在美国的秘书赖亚力，都是一名共产党员。
    “ 五一口号”就是经赖亚力之手送给冯玉祥的，中国共产党甚至周到地为他设计好了回国的路线———乘苏联豪华客轮“ 胜利号”，过大西洋，经由黑海到达苏联敖德萨， 再换乘火车进入东北。

1948年7月31日， 冯玉祥摆脱特务的监视，带领全家登上“ 胜利号”，率先踏上奔向新政协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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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玉祥遇害
    此时，冯玉祥将军已经在回国路上了。冯玉祥始终不知道，他乘坐的“ 胜利号”，是中国共产党出钱包下的。

1958年， 我婆婆李德全才在一次党组会上听说，毛泽东、周恩来当时特别指示东北局财政负责人钱之光，拨专款雇了这条船接他们回国。”余华心说。顾忌特务的监视，冯玉祥很少出舱，他用几天时间给李济深写了一封长信， 把自己在美国的工作仔细梳理了一遍，字里行间，奔向新生政权的喜悦溢于言表。

8月17日，“ 胜利号”驶抵埃及北岸的亚历山大港，紧靠“ 胜利号”停泊的是一艘国民党军舰。警惕性极高的冯玉祥不再露面，夫人李德全替他上岸，到邮局投递出了将军一生中的最后一封信。
    “ 胜利号”在亚历山大港停泊了6天。这期间，有三千多名被埃及政府驱赶回国的苏联亚美尼亚人上了船。按照原定计划，“ 胜利号”将于1948年9月2日抵达苏联敖德萨港。

9月1日午饭后， 船长建议乘客们回舱好好休息，准备上岸。冯玉祥一家刚刚回到房间，“ 胜利号”的船长室内忽然冒出了浓烟。“ 是冯玉祥的小女儿晓达首先发现着火的，她头一个冲了出去。”余华心曾听丈夫冯洪达多次讲述过那场惨烈的火灾，“ 冯玉祥紧跟着冲出去———但火就是从过道和楼梯上烧起来的。我婆婆说，她曾经听到了丈夫的呻吟声，但很快她自己就失去知觉了。”冯洪达的房间恰好在船的另一边，起火比较晚，机敏的他用太平斧劈开父母房间的窗子， 救出了昏迷不醒的李德全，“ 当时房间里全是烟，他用灭火器喷了半天，才发现父亲头朝里、脸朝下躺在门口的地板上———再也叫不醒了。” 这场蹊跷的大火， 最终造成包括冯玉祥和冯晓达在内的200余人遇难。至于起火原因， 当年的说法是舱内放电影时胶片燃烧所致。直到1982年夏天，与冯玉祥同船回国的赖亚力约见冯洪达、余华心夫妇，才讲出了事实的真相。
    “ 他告诉我们，苏联最后有个调查报告———那场大火是烈性炸药所致，否则难以解释为什么是多点起火，” 余华心说，“ 但是谁干的到现在也不清楚———船在美国曾经进行检修，会不会被人做了手脚？那几千名亚美尼亚人登船，会不会有国民党特务混在里面？都讲不好。唯一能确定的是，那场海难不是意外，而是谋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