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运动中的基督教学生 张淑义(1931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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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述：一二·九运动中的基督教学生

                                                   张淑义(1931届)　

      “一二·九”运动是一次发动广大学生参加的爱国群众运动，其中也包括了基督教学生。从历史上说，基督教传人中国和基督教在中国办学校，都有它自己的目的和意义：但是到了后来，人民苦于没有结社集会的自由，而国难已当头，就有进步人士通过基督教某些团体的合法地位，进行爱国的和革命的宣传活动，为革命聚集力量，为抗日救亡运动的斗争作出一份贡献。我最初就是受了基督教内的进步分子的影响而参加革命的。“一二·九”运动对我说来，更是一次深刻的教育。五十年来，每当回想到这次运动，都禁不住要引起感情上的波澜。现在就回忆所及，把往日那些事情，做一些扼要的叙述。
                    踏着先烈们的血迹前进
       “一二·九”运动以前，北平学生抗日游行请愿多次。“三·一八”惨案就是其中之一，我曾亲临其境。那是在一九二六年，日本帝国主义联合英美等八国向北洋军阀段琪瑞执政府提出撤出大沽口国防设备等无理要求。北平大中学生群众在李大钊同志等人领导下，在天安门集会抗议，会后游行请愿，要求拒绝八国通牒。段琪瑞竟令卫队开枪，死伤学生多人，造成惨案，激起全国人民极大愤怒。我当时只有十二岁：在道尔顿制的艺文中学读初二，三月十八日跟全校师生到天安门开会，会后游行到铁狮子胡同向段琪瑞执政府请愿。先有学生代表进去谈判，各校学生排队在外面等候。我们年纪最小的站在队伍最前面，看见一排持枪警卫队站在对面。突然听到枪声，学生队伍被冲散了。大家回过头往大门口跑。年纪小的被后面的人压倒，形成人堆，把大门口堵上了。我后面有人受伤倒下来了，鲜血流到我身上。我使劲拉住人家的衣服，钻出人堆，跑到门外。忽然听到我大姐（淑仁，十五岁）的叫声，我回过头看见她被压倒在最底层。正想前去拉她时，站在门前的一排军警高喊“打！打！打！”随即一位带有红十字袖章的青年从旁边跑过来，把我扶到旁边胡同里的一个救护站，因看我满身都是鲜血，还以为我受了重伤。经检查无伤，才放我回去。一位男同学则当场死了。次日，全校举行追悼死难者的大会，声讨北洋军阀执政府背信弃义，向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杀害手无寸铁的学生。后来，艺文中学校长高仁山，同李大钊同志等，一起被万恶的奉系军阀杀害了。
      “三·一八”惨案，在我幼小的心灵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决心长大以后要踏着先烈们的血迹前进。
艺文中学在学生参加抗日爱国游行后被勒令停办，我便转入贝满女中（解放后改名为女十二中、一百六十六中男女合校）。北平贝满女中虽然是教会学校，但师生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一九一五年反对“二十一条”的斗争中，就有该校学生参加，如燕京大学老前辈同学、当时贝满学生谢冰心就是参加者之一。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向政府请愿的学生代表中唯一的女生代表就是贝满校友钱中慧。一九三○年我在贝满高中读书时曾和高君纯、高毓馨等同学参加“河北省基督教学生团体联合会”（以下简称“河北联”）组织的寒假“到民间去”的活动。记得我们在通县附近农村，曾和潞河中学学生萧乾（当时名秉乾）一起表演歌舞，还教乡下孩子唱歌，用通俗易懂又为当时农村能够接受的话，宣传爱国卫生知识，讲述抗日爱国的道理。

               在燕大接触进步书籍
       一九三一年我毕业于贝满女中，立志为社会服务，考入北平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因父病请假一年。我父亲张志新原来是基督教中的一个革新者，拥护民族民主革命，迎接北伐军的胜利，曾经被北洋军阀逮捕入狱，后来就一病不起。一九三二年我进燕京大学读一年级，住在朗润园徐宝谦教授家，免交膳宿费（后三年都靠学习成绩获奖学金念完大学）。当时徐宝谦在宗教学院教哲学，我有机会结识宗教学院的一位进修生孙化新（又名焕然）。他是沈阳基督教青年会保送他到宗教学院进修的。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入我国东北三省，使他觉醒，走上抗日爱国的道路，参加了共产党。他曾向我讲述苏联十月革命和江西瑞金苏区的情况，教我唱苏联的工人歌《生活象泥河一样流》。我有时接到中共地下党印发的传单、号召书等，可能就是他寄给我的。一九三一至三三年间，在燕京大学先后成立“反帝大同盟”和“社联”等秘密组织，就由孙化新参加领导。当时我和高君纯参加了“社联”组织的读书会，记得读过李达著《辩证法唯物论》，是高名凯同学辅导讲课的。似乎还读过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到了一九三四年由于北平共产党的组织被破坏，燕京“社联”被迫停止活动。到了一九三五年下半年燕京的“社联”又重新建立，有牛文颗，王永棋，杜若（杜含英）等新同学参加，充实了新的血液，积极开展一些进步活动，陆续扩大党的影响，在燕京大学为后来发动“一二·九”运动打下了基础。

                    参加基督教学生团体
      一九三三年，我第一次参加夏令会是经燕大同学任宝祥介绍的，他当时任“河北联”主席。同年寒假，在圣公会美籍牧师赫斯带领下，任宝祥和我代表“河北联”到上海参加全国基督教学生团体联合会的会议。全国基督教学生团体联合会在解放前二十多年中，为民族民主革命起过一些启蒙、推动作用。这次会议使我获益不浅。在会上，我第一次听到陶行知、章乃器等爱国民主人士的报告，基督教领袖吴耀宗（逝世前是全国人大常委、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主席）、刘良模（现任全国政协委员）等人的发言，受到教育。会后参观上海的工厂、工人区和女工夜校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耳闻目睹了女工姊妹们受日本资本家压迫剥削的悲惨处境。她们以惊人的勇气和毅力，在每天上工十二小时以上之后，还步行到女工夜校读两小时书。她们一且识字读书后就能很快觉悟，团结在一起，参加罢工、抗日救亡等革命斗争谋求解放。
       上海之行进一步激发了我的革命热情。回北平后，我积极参加基督教学生团体的活动，还参加“河北联”在西山卧佛寺举办的夏令会。会上，有全国女青年协会劳工部干事邓裕志讲劳工问题，说苏联就没有劳工问题，因为社会制度不同，已经没有压迫和剥削，实现了男女平等。另一位引起全体注意的是张德厚（希尧）介绍东北义勇军奋勇抗日的英雄事迹。这两个报告引起与会者的热烈讨论。记得有一位路河中学学生杨某说，在那次夏令会上，他第一次受到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我就在那次会上，被选为“河北联”主席。各校同学要求在会后继续联系开展工作。我记得曾借用公理会小教堂召开时事座谈会讨论形势，还借用协和医学院礼堂举行赈灾义演，组织学生到乡村宣传等。我当时虽然还不是党员，但常感觉到有党的领导在不断帮助我，指引我前进。
       直到一九三五年秋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通知我立即到燕大校园中小山上的亭子里会见一个朋友。原来是曾在东北义勇军中工作过的张德厚（张希尧）在那里等我。他通知我党组织已同意吸收我入党。于是，我就按规定的仪式宣誓，张德厚和东北大学的董学礼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从此，我在地下党的直接领导下，更注意团结各个教会学校的同学们，一道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基督教学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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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学生参加“一二·九”运动

      我作为河北省基督教学生团体联合会的主席，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初的傍晚，接到通知去燕大男生宿舍参加一个大中学生代表的秘密会议。会上决定要向华北最高当局发起大规模请愿，陈述人民坚决抗日反对投降的要求，为游行示威进行各种准备。他们知道我们“河北联”的态度是真正为真理而奋斗的，并且团结了一大批纯洁爱国的青年，所以征求我的意见，是不是可以发动这一批青年作为一个方面军？我当即表示可以通知“河北联”所属的各教会学校的青年会或“团契”骨干，组织各该校学生参加。会后，分头通知了育英、潞河、崇慈、崇德、汇文、慕贞等教会学校的进步骨干，发动学生准备参加游行请愿。
      “一二·九”运动那一天，我随燕大同学的队伍被阻于西直门外；到了“一二·一六”大示威，为了吸取前次游行队伍未能进城的教训，决定头一天晚上让一些城内有家的同学先进城，次晨再与大队汇合。我家当时住在本城黄土岗三号，就有好几位女同学到我家过夜。大家兴奋得难以入睡，好容易等到天亮，就赶忙跑出门去找队伍。
      我记不清是在哪条街上，军警打开事前准备好的龙头向队伍身上喷水。大家迎着刺骨寒风，穿着浇湿了的棉袍，进行顽强抵抗，继续向前冲，直到队伍被打散。我步行到北池子一带时，突然遇到警察，被打一棍，我躲进了一个胡同。我猛然发现那是一个死胡同，就走进一个大杂院，立即把门关上，才摆脱了那个恶棍。那个大杂院里的人虽不认识我，但知道我必定是参加游行的学生，都表示同情支持。回家后，我母亲（一个略微识几个字的基督教徒，有些同情革命思想的家庭妇女）告诉我，她也走出家门，向街上店员、小贩、人力车夫等宣传为什么学生游行的道理。她亲眼看见人们送茶水给游行队伍，有的还跟着喊口号。
      同年十二月底，我再发动“河北联”的会员团体和个人参观中国大学举办的血衣展览，会后参加控诉大会。他们看到“一二·九”“一二·一六”受伤同学的数百件血衣，对反动当局的蛮横镇压，极为愤慨。事后有不少人参加了平津学联组织的南下扩大宣传团，后来自然而然的成为“民先”的第一批队员。我因另有任务，组织要我留在北京，没有下乡。
      记得燕京学生参加南下扩大宣传归来后，整个校园又活跃起来。当时各种活动多集中在穆楼，许多会议通知、布告，壁报、黑板报、标语口号等琳琅满目，到处可见。当时学习汉字拉丁化、世界语之风盛行；还有时事座谈、文艺社、音乐欣赏、歌咏、话剧等多种课外活动。我参加了不止一项。
记得学生会举办过一次春节军民联欢大会，把附近军警、全校职工及其家属都邀请来了。大家济济一堂，观看精采演出，十分愉快地接受了抗日爱国的宣传教育。还有一次是民先队组织，在西山卧佛寺附近举行的营火晚会。大家在那里围着篝火高唱革命歌曲，有说有笑，情绪激昂，直到深夜。
      有一天，我应邀到美籍教授夏仁德家里。在他家第一次会见斯诺夫妇，还有史沫特莱女士。这些美国朋友对当时“一二·九”游行赞助同情，对外宣传了事实真相。在座的有学生会主席张兆鏖、副主席龚普生以及陈翰伯、龚维航、陈？等。这些学运骨干向他们介绍了“一二·九”运动以后各校的情形。我记得当中有个小插曲，就是史沫特莱女士递烟给各位同学，轮到我时，我摇头说：“不会吸烟”。她竟说，“哼！革命者不会吸烟？！”当时，我感到很窘，不知说什么好。这个玩笑给我很深的印象，直到四十年代，我有机会在美国看到她时，她还谈起这事。
      一九三六年上学期快结束了。我该写毕业论文了。当时社会学系严景耀教授同情并支持“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我就和他商议，决定以北平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伟大意义和经过为题，将国共双方文件、宣传品、各校学生的刊物、传单、告民众书，以及中外新闻报导等材料集中一起加以分析研究，写成论文。严教授表示同意并答应作我的论文导师。论文写成后，一九三六年七月，我拿到了学士文凭。

           继承“一二·九”精神做女工教育工作
一九三六年下半年我到了上海，参加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工作。当时上海抗日救国会已经很活跃，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谢祖仪和劳工部主任干事钟韶琴都是爱国民主人士，经常参加各界特别是妇女界的救国会活动。我初到那里，主要任务是在各工厂区租借小学校的课堂，开办女工识字学校。我负责选聘教师，请教师和文化界人士编写适合女工需要的教材，还负责辅导各校每周一次的“友光团”活动。当时在上层知识妇女中成立劳工委员会。得到她们的支持赞助，在工厂区开办了六个女工学校，有一千二百左右的女工学生，近三十名教师。高级班和特级班的教材有大众哲学，社会发展史、简单的革命史等。当时提倡“小先生制”，有些教师就由本校毕业的女工学生担任，有些是进步朋友和妇救会推荐的革命知识分子如罗晓红（解放后曾任全国妇联主席蔡畅的秘书）、胡瑞英（曾任江西省总工会副主席）、陈维清（曾任纺织工业部顾问）等；女工出身的教师如李淑英（曾任食品工业工会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卢英（曾任抚顺市女市长），任秀棠（已故，曾任广州市出口商品检验局副局长）等。女工学校学生的自治组织“友光团”是工友们团结起来走向光明大道之意。每次周会由学生自己主持，表演节目，反映她们的生活现实和革命要求，学唱抗日歌曲，表演话剧，演讲辩论等，锻炼她们的口才，活跃思想，用集体力量进行自我教育。教师和千事共同辅导，并请当时的教育家陶行知去演讲，进步音乐家如孟波、麦新教唱救亡歌曲，导演崔嵬指导她们演剧。女工自己编的歌剧《我们为啥生活这样苦》，描述日本纱厂女工受压迫受剥削的情况和觉醒，还有《女性歌》，她们深有体会，演唱起来十分感人，使大家受到教育。她们由不识字到识字，文化、政治水平不断提高，革命意志更加坚强。各校女工学生踊跃参加历次罢工斗争、抗日救亡游行示威等活动。“八·一三”抗战在上海爆发后，她们先后组织两个“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到内地参加抗战，为伤兵服务。有的参加新四军，有的到延安进抗大、女大、鲁艺学习。解放后，许多曾在女工学校读书的人，饱经考验，成为革命干部，在各条战线发挥重要作用。
      一九三九年我被调到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任劳工兼民众教育部干事，在邓裕志（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领导下工作，编印“友光团手册”。一九四○年初到重庆召开全国女青年会民众教育会议，得到美国干事夏秀兰女士（已故）同意，邀请中共领导董必武同志介绍延安的民主政治，请进步经济学家许涤新、章乃器等做报告。会后，我从宝鸡工合学习参观后，返回重庆，和燕大校友卢琼英合办一个抗日家属制鞋合作社，直到一九四一年我离开重庆到美国留学。可以说，我离开燕京以后，无论在上海或内地，或美国，仍继续发扬“一二·九”精神，宣传抗日救亡，在党领导下，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