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的 一 生
(前半生)
人岁数过了古稀之年后,就常爱回亿过去的事情,见到过去的朋友,相互叙旧其乐无穷,可是我身边没有旧友,只好自己在默默地甚至闭上眼睛回忆着一生所走过的路,我想如果写出来,会更有趣,所以我就决定用电脑写出我的一生。
欢乐的童年
我的童年是很幸福的,我的母亲一连生了好几个男孩子全家都希望有个女孩子,我就是在全家期望中来到了人间,自我呱呱落地的第一天就成了全家的宠儿,宠物就要受人的摆布,无论谁出去玩都爱把我带着,好似向人家显示,因此我的见识也就广了,别人对我有好感了,我的名声随之也就大了。我记得小时候我成了很有名气的小傧相,亲朋好友有人结婚都要请我来当小傧相，有时是搀纱有时是托花蓝洒花瓣。当时真是像在演戏。但是我自小也就学会了许多待人接物的礼节，也就更加被人喜爱了。我的姐姐比我大17岁，是最爱我的人，她除了给我做最时尚的衣服，把我打扮得非常漂亮，让其它的小朋友既羡慕又嫉妒。她每天和我相处教我学字，从3岁就开始写毛笔字，学念字号，背歌谣。所以到上小学时，我就感到很轻松，学校的生活很愉快，不像现在的小学生学习负担那么重，我的印象是上学是很快乐的事。每上一节课，都到室外操场玩，玩的花样真不少，一年级的学生每个班有个大沙盘，同学们在沙盘的四周蹲着用手拍沙子经过挖，堆，拍，建造出自己得意的桥，小河，房子。。。其乐无比。当时同学们玩的种类也不少，有跳绳，踢毽子，跳房子，玩吊环，滑滑梯，高年级的同学还有踩高跷，10分钟的课间休息，学生的思想放松了，再上课精神倍增。我的印象是那时的课程也很多样化，就拿手工课来说吧，如纸工，有叠纸，刻纸，编纸，剪纸。我记得在小学六年，共学过纸工，泥工，石工，竹工，木工，綉花，挑花，十字花，抽丝花，女同学到了高年级，还要学做布工，我做过手帕，小孩围嘴，老虎鞋，用钩针钩出茶壶垫，做锈花枕头套。用泥捏成泥茶杯，墨盒，用石块刻出自己的石头图章，用竹子做笔筒，用木板做线板和袜底板。现在我说出这些，可能有人不但不相信，还可能说我在吹牛，但这些的确是我的亲身经历，当时同学都非常喜欢上手工课。每周有一节手工课，小学六年下来就能学到这么多有趣的技能，其实当时学校给我们准备的工具很简单，把钢丝用斧头砸些锯齿固定在弯成弓形的竹条上，就成了很轻快的小锯，非常适合儿童使用，而且还调动了同学们的学习兴趣。除了手工课外，还有说话课，就是每个同学轮流上讲台前说话，低年级是讲故事，高年级就要由老师提前出题目，同学们自己写讲稿，轮流上台讲演，每个人都成了小演讲家，其乐无穹。至于语文，数学，我们好似没有什么压力当玩似的就学习了，到了高小（小学五年和六年级叫高小）有自然课，更有趣了，把当时的新潮事物，如电话，电报，它们的简单原理都很轻松地学习了。那时的家庭作业很少，但是写毛笔字是每天必有的作业，有时是大楷一篇，或小楷三行，到了高小要写白折子和行书。因为那时小学只有算数做题用铅笔，其余课记笔记写作业都要使用毛笔。总之小学的生活就是在寓教于乐中度过来了。
成长中的青年
我的中学生活是在逐渐成长中过来的。我是在辅仁女附中上的初中，中学的教学内容吸引了我，初中时我遇到了几位好教师，教我们语文的张老师，她不但讲课文，还启发我们多看小说，并且让我们写读后感。只要我们写了她必批阅，同时还要在文章后面写批语，对我们起到鼓励作用。同学们劲头可大啦，相互比着多看课外书。我在初中阶段几乎一个星期就能阅读一本小说，开始读冰心的，后来读巴金，鲁迅，矛盾，林语堂。。。，还有历史教师把历史都讲活了，同时也暗示我们现在是在沦陷区。无形中激起我们爱国热情。当时我们这些孩子就把愤恨移到日文课上，当时大家决定谁也不能好好学日语，上课和教师起哄，考试时谁也不能及格，以此来表示抗议。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幼稚的可爱。更值得一提的是教数学的张立容老师，由于她课讲得有趣，使我对数学特感兴趣，记得有一次在暑假里我做了几百道数学题，一大本子都交给了张老师，她不但仔细批阅了每一题，而且还在后尾写了许多鼓励我的批语。就是由于我遇到了这么多爱生如子的好老师，使我对学习感了兴趣，学习成绩飞快上升，在全班是名列前茅，由于学费全免因而在家里也得到父亲的夸奖。我就是在鼓励和夸奖的环境中，激励着我对学习是如饥似渴有使不完的劲。虽然那时我并没有明确的学习目的，但是培养了我对学习的浓厚兴趣。我现在虽已年近80岁的人了，但对学习还是每日不间断的，这还要感谢我的启蒙老师们的培养，使我受用一辈子。
父亲突然病倒，使我家的生活发生变化，首先是经济上的，生活的压力和身体疾病使父亲脾气很大，记得我在高一开学前，要交下学期杂费时，正赶上父亲发脾气，没敢向他要钱，而是向我的数学老师张立容借的。这时我认识到不能再在教会学校上学了，因为虽然我考第一免去全学费，但是杂费也是个不小的数目，要减轻父亲的负担，必需转到市立学校。于是我下定决心要在寒假里投考市立女一中高一的插班生，我虽然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了，但是我一进这学校就心凉了半截，因为市立学校要受市go-vern-ment的领导，而沦陷的北京是日本人的天下，所以学校讲的全是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圈，典型的奴化教育，根本学不到知识，这时我再不是只知读书，要考第一的青年了。过去在辅仁女附中，因为它是德国天主教办的学校，当时德日是同盟，所以学校不被日伪go-vern-ment接收，只是加了一门日语课，但不派日本教官，只是请一位日本女教师，记得那位女教师穿中国旗袍，是个日本帝国大学的毕业生，她还会说汉语英语，教书也不厉害，我们不好好学，她也不在意，她还对我们说她不喜欢做日本女人，受男人压迫。我们给她起个外号叫豆包。所以感觉不到做亡国奴的味道，但是一进入女一中，亲身体会到奴化教育的滋味，压的我喘不过气来。我当时有个最好的同学王明秀，（后来她改名叫王镜岩，解放后她在北大毕业后就留在北大教书，是北京大学的教授，著有《生物化学》一书，是考研必读课本，该书曾获数次奖，现已退休，至今我们还保持着联系）。从小学到初中整天在一起，放学后，不是到她家就是到我家一起学习，我们无话不谈，她了解了我的情况后，她说只有到抗日大后方去才不受亡国的压迫。我问她谁能带我去，她告诉我她大姐就可以带我去（解放后我才知道她大姐当时是地下Communistparty员，现已离休）。我当时就是为了不受日本人的气，所以我就决定和她大姐去抗日大后方，到底是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我偷偷把要带的东西用一个小布书包放好，拿到王明秀家，就等她大姐回来时把我带走。家中只有七哥知道我要走，他替我瞒着家里人。我每天心神不定焦急等待，日子一久我就病了，也巧她大姐回来时我正好发高烧，她大姐考虑她们都要夜间行走赶路，白天在老乡家睡觉，我的身体原本就瘦小，怕我病倒在路上，因而决定等我病好，下次再带我走。我当时真是难受到极点。但是我是决定要离开女一中，经多方打听，当时的女四中虽名义上是市立学校，但它还是原来教会学校贝满女中的原班人马，只是学费按市立的收。我当机立断投考女四中高中部，由于我学习的底子扎实，考试顺利地被录取，进了女四中。这时是1945年的7月份。到1946年正式退还给美国公理会教会，改回原校名贝满女中。
进了贝满女中后，正好日本战败投降，八年的沦陷生活结束了。女四中要交回美国公理会，恢复成教会学校。而我又发愁了，因为学费又要高好多倍，班主任了解我的情况后，和我说学校考虑到我们这些同学的困难，我们可以做工读生，这样每学期作100小时的工，就可以免去这学期的全部学杂费 。我们这些工读生由需要的老师或单位来挑选，我被美国副校长Miss。 Cross挑选上了，从此我就每天中午赶忙吃完我带去的午饭后，就到她的办公室去按照她的留条上布置的工作做完,放在她的桌上。从那时起我就感到自立的自豪。几个月后父亲病故，我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课后又去做家教，给初中同学辅导数学，得到的报酬做为零花钱，，这样我学习所需的参考书和学习用品自己都能解决了。同时也使我养成了抓紧时间合理安排学习与工作，一切按计划做事的习惯。我确实感到我长大了。虽然我比其它同学要忙很多，每天中午去做工，放学后忙去作家教，几乎每天晚饭后做作业和看参考书要忙到深夜才能睡觉，因而我也就养成晚睡觉的习惯，一直到现在。但是我是很愉快的。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学校的学习环境。
进了贝满就感到与以前上的学校气氛不同，学校管理上也很稀奇，高中部的校址是在灯市口佟府夹道，它是原清朝的两位国舅的府邸，是一座几层院的大府邸。经过整修后成了一所有三个年级9个班的高中女校，每个年级占有一大间或两间较小些的教室，每个学生有一个课桌椅，课桌是一个可以掀起桌面的大木箱。学生们就把自己的学习用品和使用的东西放在自己的桌子里，课桌是没有锁的，但是从来没有人偷开你的桌盖的，这些教室既是班级的自习室，又是上语文，作文，美术，等需要较大桌面课的公共教室。我们上课是按小班上课的，上课的教室是每上一堂课要换一个教室，学生的座位是不固定的，自由选坐，其它的教室大部分是带扶手桌面的单人椅，或是一般的二人连桌椅，这样教室可以小一些。最有特色的教室是数学习题课教室，它是一个四面墙都是黑板的教室，上数学习题课时，老师按次序叫同学（近20多名同学）在黑板上同时做不同类型的题，然后老师把每一道题在黑板上批示。这种教学法，非常直观，比老师一个人在讲台上讲题的效果好，发挥同学的思维积极性。同时对那些巧妙的解题法加以表扬，对错误的解题思路提醒注意，从而调动了同学们做题的兴趣和积极性。直到现在我还认为这种教学法是可取的。
说起贝满的校舍，和现在的学校相比，显得太古老了，简单说就是一个有四层院子的中国式的四合院。每层院里都种有各种花和树，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二层院子由于有一棵很大的紫罗兰就被命名为紫罗轩院。还有一层院子由于长着许多碧绿的竹子，就叫翠竹馆。每上完一堂课，同学们都走出教室，在鸟语花香的院中穿梭，听到上课的铃声后才进入下一节课的教室，这样每个教室的空气得以更新，同时同学们的头脑也得到放松。（我看到现在的中学生，每个课桌上放满了书，一进教室好似到了书摊，有的学生一上午四节课不离椅子，这样的环境空气不好，课桌杂乱，学生精神疲惫。我真佩服这些青年的刻苦精神，同时也为他们的身体健康而担心）。当时学校的教务室只有三位工作人员，其中有一位是教务长，他的名字叫陈哲文，别看他其貌不扬，（同学们给他起个外号叫斜面，因为他的脸一面大一面小）。但是他非常受到同学门的爱戴与拥护，因为他的工作能力特强，教务室只有三个人把整个高中部管理得井井有条。就拿每个学期排每班的课程表来说，不但要考虑课程的安排，还要把每节课的教室安排妥当，同时对兼课老师（那时教课较好的教师往往被好几个学校聘请，所以他门的授课时间要错开）的授课时间要给以照顾。我们的实验室只有一个，而要有9个班分别做物理，化学，生物实验，都安排得很周到。他著作过一本书名字叫《说话的艺术》。这本书使我受益匪浅。
有人说贝满的学生在外面有着与众不同的风度，实际是我们受校风的熏陶，潜移默化地养成了许多好习惯。我们的校训是“敬业乐群”，在学校里就让你感到学起来轻松愉快，课外活动也不少。每两个星期开一次初高中全校的周会，内容很多样化，没有长篇的校长讲话，有歌咏比赛，演讲比赛，表演小话剧，演英语小节目，英语演讲，占用的时间不多，但是内容很丰富多彩，同学们都很喜欢这样的周会。我们的课外活动也是多样化的，每个班有自己的班色，我们班的班色是紫色，我们班的班报的名字是紫水。我们当时有卫生课，老师是协和医学院护理专业的毕业生，高一学急救，高二学营养学，高三学生理卫生，同学们几乎都喜欢上这节课，因为与生活很接近，学了就能用上。更使同学感兴趣的是结合所学搞一些课外活动。高一时举行战地急救比赛，有的人充当伤员，按不同受伤的部位进行急救，学以致用，在欢乐中巩固了所学的知识。高二时用养小白鼠来验证喂食不同食物的发育情况，最明显的是缺乏维生素A的老鼠眼睛成了夜盲。人家都说贝满的学生学医的比较多，可能与这门课也有一定的关系。
再谈一下我在高中遇到的几位好老师，使我终生难忘的是历史老师，她的名字是陈琏，据说她的父亲是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而她是Communistparty的地下party员，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她的身世，但是她讲的课非常激动人心，她从五四运动开始讲近代史，但在每节课的最后几分钟时总要讲些当前时事，重点讲国共战况，这是最受同学欢迎的。可是这样的受同学们欢迎和爱待的老师，突然在47年春被国民party暗中逮捕了。这时北京的大学生正在发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要民主，要自由的学生运动。贝满的同学们也义愤填膺，一致起来参加到大学生的学潮中去，罢课，page~ant，当时我校是北京第一所中学参加学生运动的，我也不知哪来的那么大劲头，跟着同学一起参加page~ant，我们中学同学在page~ant的队伍里被排在中间，一横排是六个人，中学生四个人被排在中间，靠外的两个是大学同学。由他们来保护我们的安全，page~ant过程中真遇到有人向队伍里扔砖头，但是由于组织者预先有防备，所以没有伤人，那时只有一股勇往直前的气氛，只有气愤，根本不懂害怕，一路上唱歌，喊口号，主要的歌是《团结就是力量》，最后page~ant队伍集合到北京大学沙滩的大操场，学校的外面全被pol.ice围上了，我们就在操场上开会唱歌，忽然在楼的凉台上有位同学大声演讲，说明要民主要自由的意义，最后他提议就在他站的凉台的墙围上，用红油漆写上“民主广场”四个大字。这四个大字一直保持到解放后很多时间。每次我到北京路过沙滩时，总要特意看一眼这四个大字。因为它对我的印象太深了。
通过这次学生运动，使我的思想有了变化，开始考虑我将来要干什么，我权衡了个人的兴趣，将来职业的稳定性，该职业在社会中的地位，和我周围的影响，我立志要学医。而且要考入到当时最高最先进的美国办的协和医学院，因为这所医学院是美国教会办的，它的毕业证是美国签发的，相当于到美国留学，而它的附属医学院叫协和医院，是全国首屈一指的一流医院。要进入这所医学院，首先要考入燕京大学的医预系。一共要学八年。高三毕业的前夕，我校根据高中三年的学习成绩推荐八名保送生到燕京大学。我们经过对全北京市保送生的严格考试选拔。我不但被录取了，而且获得学杂费全免的奖励。当时我真是欣喜若狂，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但是为了入学的伙食费和学习用品的费用，我利用入学的前夕作家教挣钱。48年正是国民party金元券时期，当时通货膨胀，手里不能放金元券，商店里的货物标价都用银元来标，买时以当时银元的市场价折成金元券来付钱。我做家教所得的报酬也要立刻买成银元来备用，有一次我当天晚上没到黑市去换银元，结果第二天一大早去换，就少换了一元钱，我后悔极了，至今记忆犹新。
我校保送的八名同学，考取了五人，我和同学李莉是经常在一起，是很要好的同学，她也被录取到医预系，我门二人一起入学，住在同一宿舍同一间屋里，我记得我们住在怡红院宿舍二院二楼的把头的一个大房间里，一共住五个人，其余三人一个是二年级新闻系的，另外两人是社会系的二年级和三年极的同学，我们住得都很融恰，我和李莉形影不离，同吃同住，选的课也一样，晚间到图书馆学习也在一起。第一个月很愉快，学习虽然紧张，但心情是很舒畅的。但到了第二个月要交饭费时，当我回家按一袋面粉的钱准备好，第二天到学校一交时，按当时一袋面粉的价钱交时就已经不够了。这时我的思想又动摇了，一面学习一面就想下个月的伙食费该怎办呢，无法安心学习，于是我又当机立断不学了，明年再考城里的北京大学医学院，这样一来可以不住校，同时还可以课余做家教。我连退学手续都没办，就不去学校了，只和李莉同学说了一下，请她把我的行李送回我家。就这样我就离开许多人都羡慕的燕京大学。当时是1948年10月底，我又回到家中学习准备来年再考北大。
我没有预料到1948年底，北京就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了，随之北京就解放了。北京解放后，有许多Communistparty办的大学，华北大学，革命大学，当时去的人很多。不论学历高低报名就要，没有学费，还有南下工作团也招工，我当时不敢冒然去报名，我想难道正规大学就不办了吗？正在迷惑之中，偶而到我大哥家去玩，他当时是住在他的一个同事家的外院，这是一座较大的宅院，有好几层院子，解放后我们才知道，这座宅院主人老太爷的女儿是老革命，还是个不大不小的领导，她听说我大哥是北工大学机械的老毕业生，她让她的弟弟也就是我大哥的同事来和我大哥商量，想请我大哥和她一起到东北去搞工业建设，但是我大哥由于多年没搞专业了，怕不能胜任，婉言谢绝了。当时我正在我大哥家，他问我打算做什么，我说还想学医，不知Communistparty办不办正规大学，他笑了，他说怎能不办呢，不但要办还要大办，当前是对新解放的城市进行整顿，现在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是我们Communistparty的重点新型大学，要聘请苏联的专家教授来授课，他建议我去哈工大去学工，因为全国解放后需要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来建设新中国。我听了他的介绍后，认为学工也不错，当时我母亲的干儿子的家就在哈尔滨，于是我写信向他打听哈工大的情况，他回信告诉我该校是个老大学，它是中长路办的一座工业大学，教学质量很高，在东北是首屈一指的学校。于是我当机立断去哈工大。这是1949年5月，当时到东北在山海关要有路条，对换关东币，没有直达火车，在沈阳还要倒车。我自己从来没一人出过北京，大人带着我只到过天津，这次要一个人到哈尔滨，家中人有些不放心。但是我很幸运，我有一位很开明的母亲，她认为只要我决定的是向上走的，她都支持，她主张年轻人应该到外面闯一闯。于是我就带着一些衣物，行李，书，独身一人去了哈尔滨。现在想起来，当时的闯劲从何而来，我想就是求学的欲望指使着我。
我是在哈尔滨报考了哈工大，当时规定凡是不会俄文的全报初级班，我想初级班考的课程我连家教都做了，不用做什么准备，只是政治我心中没底，当时全国都在学习Mao.ZD著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和《新民民主主义论》，我就专心学习这两本书，我想政治题一定在这两本书的范围之内，不管出什么样的题，我都往这两本书上套，准没错。结果我真把题压对了。我又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哈工大。
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
进入了哈工大，完全是一个新的生活环境。首先让我感到新鲜的事是学校不但不收学费，而且吃住都不要钱。这对我来说太激动了，我想我再也不要为交学费而奔迫，可以专心学习了。更让我感动的是学校领导了解我在旧社会为了求学做工读生，还做家教挣钱，同时看到我的档案，过去一直都是学习优秀，这次入学考试又是第一名。在评助学金时，当时只有两个等级，全体同学都是30分，家庭困难的同学是50分，而伙食费就是要30分，其余20分作为穿衣和零用，看到我带的行李衣物，认为穿衣没问题，所以领导破格给我定了40分的助学金。后来我听说在领导和学生代表评定助学金会上，为了我的40分助学金争论很厉害，主要是老解放区的同学认为以我的穿衣和外表举止，根本不像是贫下中农的子女也不像是工人阶级的后代，像个资本家的洋学生，不能没有钱。而领导耐心地说，她是在旧社会教会学校读书的穷学生，而且是个好学生，为了学习她做工读生，做家教，现在解放了她为了学习只身来到哈尔滨，报考哈工大，为了建设新中国来学习，难道我们Communistparty不该给她一个安心学习的好环境吗？结果我就是当时学校唯一获得40分助学金的学生。学校解决了我学习和生活的后顾之忧，当时我的心只有感激，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加倍的努力学习，回报party的信任和培养。我就是这样抱着朴素的报恩思想一切听party的话而指导我的言行。
当时的哈工大校舍是一座俄式的小楼房，内部设施很讲究而且很齐备，解放后我国接收了这所大学，而且当时要把它办成全国唯一的重点工科大学，所以要大批从东北，北京，上海招生，当时有初中、高中、大学学历，还有工作几年的人，都被招入哈工大。开始是军队编制分成几个中队，我的中队长是一个长春的中学生，名字叫周尔珊。当时她曾是长春学联的代表去过北京开过会，别看她年纪不大但是很有领导能力。就这样开始了政治学习。学习的方法是听大报告讨论。主要是让我们对Communistparty有所认识，对Communistparty的理论有初步了解，对今后如何建设新中国树立信心，引导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政治学习后，我的思想真是有了很大的收获，尤其对建设新中国的远景充满信心，因而对学习的劲头也特别的大。就在学生们对学习渴望快开始学习的热情下开始正式学习上课了，当时是不管你的文化程度的高低，全部都先学俄语，当时叫预科班，分初级和中级两个班，原有的哈工大的预科班叫高级班他们已学了一年俄语了。他们都是哈尔滨本地人,在原校学习,而我们的校舍是在一所过去的一个学校的旧址上课。同学们在政治学习期间没有教室，每个中队的男女同学分别在两个大房间里席地一个挨着一个摆上个自己的被褥，这就是我们的卧室，同时也是我们学习的教室，听大报告时是在露天，学生席地而坐，手拿笔纸在腿上记笔记。讨论时就在教室里席地而坐。虽然条件很差，但是我们这些学生对这种军队式的集体生活感到既新鲜又有趣，确实体验到集体大家庭的亲切和温暖。政治学习完，我们又搬到一所比较大而且条件好的学校，有了宿舍和床，教室也是很正规的，按小班上课。教师都是当地的白俄教师（后来苏联承认他们为苏联国籍）和原哈工大本科的白俄教师，学习的方法也很新鲜，不是先学俄文字母，而是一上来就是教师用手比划讲俄文，然后在黑板上写出这个单词，领着大家念，俄文的特点是一个字母只有一个发音，你念出这个单词就会念这个单词的每个字母，所以上了几节课，就学会不少俄文单词，会说一些简单的俄语,同时也把俄文的字母也学完了。这时再发课本正式学俄文，每天用各种方式学俄文,用俄文上数学,从加减乘除背乘法口决开始,心算四则题,上美术课速描各种几何模型,上音乐课唱俄文歌曲,总之整天全是俄文,就好似到了苏联,同学之间也要求说俄文,每个同学口袋里放着写着自己名字的小卡片,谁说了中文,就要自动给对方一张自己的卡片,到了晚间自己查看丢了多少张卡片,得了别人的卡片都相互还回。我们就是用这种强迫性的方法相互帮助相互鼓励来学俄文。经过一学期的学习（实际三个多月）,学校就把初级班中的高中程度的学生俄文学的较好的调到中级班。50年寒假后我就到了中级班,而且被任命为副班长,我当然更加努力学习了。但是学了不到两个月,学校接到party中央的命令,让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把现在的学校腾出,让给一所军事学校,当时是保密的,而我们要搬到哈尔滨郊外的一片废墟荒地上去建校。经过学校动员后,知道这是我国成立新中国后的第一所高等军事院校,要建设新中国就必须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我们青年学生应该全力支持,要把学校打扫得干干净净,交给解放军同志。于是全校同学都赛着把分给本班的打扫区收拾得干干净净,并且还要装饰一些鼓励解放军的宣传画,每个班还在自己的教室墙上留下一封充满希望和热情的信。我记得在我最后检查我们教室时,站在教室门口向室内一望,阳光从明亮透明若有若无的双层玻璃窗照入教室的花瓷地砖上,反射出的光使教室显得光芒四射,再配衬着洁白墙上的宣传画和我们写给解放军同学的充满希望的热情鼓励信。我们正副班长两人满意地相互对笑了一下,小心翼翼地把教室门锁好,当时好似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任务,把钥匙交给校领导。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就是哈尔滨军工大的前身。
我门哈工大的全体同学搬到郊外的一片废墟,零散的有几间荒芜平房,当时校领导在露天地里做动员报告,讲到国内与国外的形势,我们国家建设新中国的决心和要克服的困难,动员我们和party一条心,用自己的双手来建起自己的新型大学。经过这么一动员,全体同学都纷纷表示决心要克服眼前的困难,自己用实际行动参加建校活动。当时的条件确实很困难,女同学住在门窗不齐的平房内,优待我们房内每人有张单人床,而男同学就在大房间里,铺上草垫在地上睡大通铺。吃饭是每人拿碗按班排队打饭,然后就在露天蹲着吃,。当时确实没有学习的条件,于是学校决定进行一个月的建校活动。同学们的任务就是平整土地,每人发一把铁掀,每个班分几把镐头,和一些筐,掃帚之类的工具。每天早晨由领工人吹哨上工,由班长去领任务,每个班有红旗做标帜,为了活跃工地,成立了宣传组,工地上安装许多扩音大喇叭,通过麦克风宣传各班的劳动情况,展开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当时由于我口齿伶俐,嗓音清脆,学校就把我调到宣傳组,我就每天负责播放稿件。所以我实际就没有参加建校的体力劳动,但是从早到晚由我一人播出所有的稿件,其劳动量也是很大的,我通过播音使我的朗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同学们都很喜欢听我的广播。这也是以后我一直被选为学生会宣传委员的原因。通过一个月的劳动,土地基本平整好了,同时学校也把原有的一些房子修改成简单的教室。我们又开始学习了,通过一个月的劳动同学们学习的热情更高了,我们的口号是要把这一个月的时间抢回来。
正在这时1950年6月7日,C.P中央电告东北局:“中东铁路决定将哈工大交给中国go-vern-ment管理”。东北局随即电报指示哈工大:要哈工大着重招国内各大学理工学院的讲师,,助教和研究生,主要学俄文,同时决定为哈工大聘请苏联教授10人,两年毕业后分配到各大学任教。哈工大由此一步登天,成了不用到苏联本土就可成为向苏联学习的摇篮。如此光荣使哈工大师生们欢呼雀跃,决定把6月7日定为校庆日。随之决定从我们预科的中级班里选出学习优秀的学生,成立速成班,不放暑假加快学习俄语,同时由原有的苏籍教师赶教数理化,然后通过考试,升入本科学习,我就是这样升入了本科,我选了化工专业。
进入本科学习后,我们都迁入到哈工大的原校来学习。我们的宿舍是安排在学校附近的几座民房小楼里,原哈工大的校址是在哈尔滨南岗喇嘛台附近,校楼虽小但是五脏俱全,里面的设施很讲究,一进入校门,就有衣物寄放处,你可以把外衣和与学习无关的东西寄放那里,服务人员给你一个牌号。以后一切活动都在这座楼内,包括吃饭。楼内的卫生非常好,每天在我们上课之前,负责清洁的人员就把整个大楼打扫得干干净净,楼道地板擦得发亮,两面的墙负责检查的人每天要用白布在墙上随走随擦,不得有灰。学习用的实验室,虽然不大但是很全,包括车,钳,铆,焊的实习厂房。我们的教学计划直接用的是苏联莫斯科工业大学的,每年级的学时,完全由苏联教授组长来定,所以我们上课的课时是不得占用的,我们用的课本也是苏联原文课本,当时是通过哈尔滨丘林公司来供货,我们去买,买不到时,就靠课堂上记笔记,学起来非常费力,当时根本就没有俄华字典,更不用说词典了,我们就是死记硬背。但是大家的学习热情很高,苏联教师非常喜爱我们,他们说学了几个月的俄文就能用俄文听课,这简直是奇迹。哈工大的考试方式也很特殊,每学期只有期末考试,考试的时间是一个月,每个学生要予先把要考查的课程通过后才能参加考试。考试完全是口试,考试的时间也完全由学生自己来定,授课教师在自己的办公室门外的墙上公布考试时间,学生和老师来约定时间,考试的内容教师是不划定的,所以一本教材你要从头至尾都要看懂,考查的课程由教师随意提问,而考试的题目是由教师根据课本从叙论到结尾出若干题,每张纸上写三道题,学生按预约的时间去考试。开始进入考试屋子三个学生,每人抽一张考题,可以在座位上准备几分钟,谁认为准备好了,就到教师面前去考试,学生首先口述纸上的三道题的见解有计算的你可以在纸上计算好,,然后教师随意再问一些问题,当时就在你的考试成绩本上写出考试成绩分数,然后教师签字,考完一个学生出去再进一个学生。这种考试方法,学生一点也不能投机取巧,只有老老实实地复习,我的学习方法是把教材很快通读一遍,记下重点和还没弄清楚的地方,第二遍着重把没弄清楚的地方彻底弄明白,同时把重点重复学习记牢,第三遍就是合上书本,自己在心中把书中内容默想一遍。然后打开书核对一遍,这样一门课大约要复习3-4天,根据自己的情况安排自己的考试时间,和教师予约时间。这种考试方法我认为非常轻松自由,完全由自己安排,一点也感不到紧张。因而我的考试成绩几乎全是5分。当时我们学习是直接死记硬背俄文,根本没有俄华字典,想知道这名词中文是什么都没地方去查,这也给以后改为中文学习带来困难。
我们的学习时间是不能侵占的,但是当时的政治活动我们也积极参加,最使我难忘的是支援抗美援朝活动,当时我国志愿军过境援朝还没公开,给志愿军前线做炒面的任务就落到我们身上,我们白天上课,晚间学校师生下班后,我们就在食堂的伙房里炒面,把学生分成几组,有搬运的,联络的,记录的,炒面的等等,我是炒面的,炒面的成分是很严格的,一共有十好几种,除了有各种粗细面粉外,还有各种豆类磨成的面粉,据说是专家按人身体所需的营养而配制的。所以每一锅的面粉都是用称按比例来混合的,经严格检查核实后,由运输组的同学倒入锅里。我被分配到炒面组,由于个子矮,站在炉台上用木铲不停地翻炒锅內的面粉。一组是四个人,两个矮小的在炉台上,另两人站在地上,要翻的均匀不间断,既要炒熟又不能炒煳。炒完一锅就换班休息,一直炒到午夜12点才休息回去睡觉,好似一连炒了七天。虽然很累,但是看到我们炒好的面粉由解放军运走时,我们的心情是很自豪的。我们女同学还参加了缝棉被的活动。回想起这些,当时的情景真是历历在目。
刚刚适应了哈工大本科的学习,但是很可惜只有短短的两年,当时国家决定在东北进行大的院校调整,哈工大只调出不调入,因为我校是俄文教学,别的学校学生俄文不行,而哈工大的学生可以调出,如果调系,要补学许多别系的基础课,所以本科一年的是调系不调校,而二年以上的是调校不调系,当时我是调出去的系,要求该系的苏联教授、中国教职工、学生、图书、仪器、设备等等都要全部调出。我们化工系被调到大连工学院。52年的暑假我们就包了一辆火车搬家到了大连工学院,和我们同去的还有十多名苏联同学。三位苏联教授,好似十多名研究生,实际这些研究生原是解放前各大学里的讲师,助教,所以到了大连工学院后,不久就开课讲学了。
由哈工大调到大连工学院,换了新环境,各方面都不习惯,首先是上课全是中文授课,讲课的方式也不同,同时随我们一起调校的苏联同学,他们更是苦,他们根本听不懂讲课,只有下课后由我们哈工大的同学来给他们翻译。有些专业名词我们也翻不出,他们只好像我们学俄文时那样死记硬背了,我们成了他们的小帮手了。
另外一件事使我感到奇怪,刚到校不久,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在校门口贴出布告,上面公布化工系学生会成员名单,而我是宣传部的副部长,正部长是原大连工学院的,我想还没经过全体同学的选举怎就当上了学生会干部。经过询问才知由于我的挡案上写着我是哈工大学生会的宣传委员,所以转调后理所当然还是学生会的干部了。使我真不理解学生会是群众组织,怎么和调干等同呢!
到了大连工学院后,学习上不习惯,课外活动比在哈工大时要多的多,同时学生会的工作也比哈工大要多,经过院校合并后,化工系是全校最多的大系。又赶上大连市召开市二届团代会,我又被选为学校的代表,在市里开了近一个星期的会,自然就耽误了上课了,我当时真是有些着急。手忙脚乱学习也不踏实了,调整后的第一学期末的考试,我还是按哈工大的复习方法,但是考试的方法不同了,不是自己安排考试时间而是学校统一安排考试时间和考试科目。由于不适应,使自己的考试成绩由过去的全5分降到4分了。这时我静下心来总结一下这一学期的学习和失败的原因。结果使我认识到我失败的原因是自己的思想僵化,环境变了而自己的学习方法和工作方式没变。再回过头来看一下原来老大连工学院的同学是怎样学习的,他们是紧跟着老师发的复习提纲,按做习题一样做好每一题,课本只不过是在不会做题时去查一查,这样当然要节省很多时间了,同时每题的思路也按授课教师的思路回答,这样一来自然会得高分。这样的学习方法比我过去在哈工大时要省时多了,我当时也曾想过,这样学出的知识是不系统的,有些为了考试得高分,但是人家都这样,我为什么费力不得好呢!学习方法一改,轻松了许多,期末的考试成绩就又恢复到全5分了。现在回想起来学生的考试分高低,不能完全代表他的真才实学,里面的水分很大,我就是其中一个。
再检查一下我的学生会工作,我认为宣传部的工作面太大了,工作量也重,我就是有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经过系指导员的分析和帮助,使我认识到关键是我没有发动群众。于是我想出一个主意,在宣传部下再设专业部,部下再设组,组员从各年级的班里聘请干事,这样一来我可以只抓专业部长,由他们再向下面去布置具体工作。当时宣传部的编制是最庞大的,记得有三个专业部:编辑部,通讯部,出版部。编辑部最大,责任也最重,它要把通讯部送来的大量稿件全部都阅读,把合适的搞件选出来,然后再仔细修改,分给出版部和播音组,播音组是在中午和晚饭时,通过食堂的扩音喇叭向全系同学播放,出版部要保证每两个星期换一次板面,他接到稿件后就要进行排版,然后组织出版同学按时写版面,写好后通知美术组的同学装饰版面。黑板报的大报头是每月更换一次,遇到节假日或特殊情况还要出特刊。通讯部的工作也不少,组织每班的通讯员每星期至少要交2-3篇稿件,可约请班上同学写,约不到稿件就得自己写,除了组织稿件外,它的下面还设有图书发行组,时事剪报组,定期帮助同学们购买新书,举行时事小报告会:总之宣传部通过这些组织把全系的同学都调动起来了。组织建立起来了,为了节省相互找人的时间,我们又共同想出一个办法,请学生会的生活部协助,把我们宣传部所属的成员都安排在食堂一进门的几排饭桌上,同时按专业部或组分桌。（那时我们全体同学在大食堂里是定时定位集体一起吃饭,连饭菜都是按桌用盆分到桌上的。）这样一来,每日三餐就成了我们联系工作的时间,真是既省时,又省力,比现在的手机联系还及时。通过做学生会的宣传工作使我的工作能力有了很大的进步,尤其我重点抓编辑部的工作,亲自阅读审核稿件,把我的写作水平提高了不少。对我以后的工作受益匪浅。
经过自己的思想整顿,学习和工作都理顺了,当时的热情很高,学生会的宣传工作搞得热火朝天,当时我虽然既是化工系学生会的宣传部长,同时还担任大连工学院学生总会的宣传部长,但是工作还是井井有条,我的学习也感到轻松自如,正在这时,也就是大四的寒假刚过。学校接到中央文件,决定我们化工系的毕业班要提前毕业,用两个月的时间把大四的课程突击学完,不做毕业设计了,就要提前毕业分配工作。参加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在1954年4月我就结束我4年半的大学生活。回忆起我在这4年半的大学里,究竟学到了什么?现在我认为主要是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那就是为了建设新中国要奋斗终身。它支配着我们的一切行动。给了我克服一切困难的勇气和力量。现在的青年人肯定不能理解,也不能相信的。这是因为时代不同了。现在的大学生是自费上大学,毕业后要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而我们那时代是party用人民的血汗培养出来的,我们几乎都有着报恩的心情,真如同是儿女对母亲的情感。因而是发自内心的表示。一切听从party安排,心甘情愿做个螺丝钉。而现在是寻找自我价值的时代。当然就要自己挑选工作了,不如意就跳槽。我们那时就没想过这些。我记得同学们个个表示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一切听从party的安排。绝不辜负party对我们的培养,我们是新中国第一代的新大学生。party的信任和希望是我们的动力。那种动人的场面还是历历在目。
步入社会大熔炉
──大连化工厂
我被分配到大连化工厂的直硝车间,一共九个同学被分配到这个车间。这个车间是苏联援助我国的第一个化工生产项目,过去我国生产浓X是由稀X浓缩而成,而这个工艺是由氨氧化直接制成浓X。当时技术是比较先进的,全部设备也是来自苏联,并派来苏联专家直接指导,从基建到开工生产。刚毕业参加工作就分配到最先进的生产车间,而且是绝密车间,这说明是party对我们的信任和培养。人人都羡慕我们,我们也感到很幸运。因而大家干劲十足。由于我的俄语好可以直接和苏联专家交谈,所以车间主任就让我紧跟苏联专家,随时随地把苏联专家的指导建议记录下来,然后整理成文字资料。我一方面重复深入学习《X工学》这本书,从理论上弄懂直接法生产浓X。另一方面结合现场的实际生产情况来理解书上所论述的理论。再充分利用我在苏联专家身边的优越条件,学到了许多理论联系实际的操作经验。使我深刻认识到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
我为了了解整个生产操作,我要求跟班当倒班操作工,那时在上岗前要通过考试,我用很短的时间,把全部岗位的上岗考试都通过了,而且按次序把每个岗位都倒班实际操作一段时间。然后我又把领班值班长的上岗考试通过了。这样我就成为车间唯一的”全面手”了。每逢年过节无论谁要请假,都要求我来帮忙。我也有求必应。通过这一段工作,使我深刻认识到理论联系实际,技术人员与工人相结合的必要性。车间刚刚生产正常,厂部决定在全厂进行精减机构,操作工人要轮流抽出一个班,用一年的时间全车间分四期来进行技术轮训,同时抽调得力技术人员作教师。我又被抽出去做直硝培训的教师,当时全厂抽出造气、合成、X、硝铵、直硝、仪表六个专业技术员,组成一个组,我被任命为组长,当时造气是曹恩普、合成是张克荣、X是薄治民、硝铵是毛节杭、仪表是李怀成。我们六个人非常团结合作,当时是白手起家,从各自编写自己所教的专业教材外，还要组织人员进行刻钢板，油印教材，一直到装订成课本。我们一组六人团结一致，相互配合，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任务。接下来就开始了对操作工的技术轮训。由于我们都是由车间生产一线抽调上来的，所以对生产技术和操作工的文化水平了如指掌，这样就使我们讲课能因才施教，深入浅出地讲课，通过轮训的操作工反应收获很大，一共进行了四期轮训，完满完成了任务。我们六个人又回到生产一线。此时厂领导打算提拔我做教育科副科长并兼任职工学校的教务科长。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表示愿意做单纯的技术工作，不愿从事领导干部工作。因为通过两年来的工作，使我更加热爱化工技术专业了，我确实舍不得丢掉技术而去做一般中层干部。当时有不少人说我儍，说我书呆子，因为提了干就会马上拿干部级工资，一下子能长不少工分,（当时我们实施工分岗位制,我当时是630分,提了副科长就一下子要提到780分,这是很诱人的）。将来还会有向上提拔的机会，搞技术就是当了工程师不还是在科长辈的领导下吗。我的想法和他们不同，我认为我不是没有领导能力，而是我不愿意打进领导層与人事关系相周旋，这不像当学生会干部，学生会干部与同学之间没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更没有工资经济厉害关系，所以工作起来无任何顾虑。当了科级干部就接踵而来的是上下级关系，同级相互关系，这些人事关系就要占去很多时间，哪还会有时间去钻研专业呢！只要我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工资多少我不在乎。这种思想一直到现在还是不变。
我被分配到厂部中央化验室的生产控制组,具体负责合成车间的生产控制,由直硝又转到合成氨的生产。我一方面把在学校学的有关合成氨生产理论再重新深入研究学习,同时结合生产车间的实际情况领会每一个控制点的理论根据。另一方面还要把在大二学习的分析化学拾起来,结合车间的分析规程,熟悉每个分析方法的理论依据。刚刚在业务上有些入门时,突然政治风暴来了,这就是全国展开了大鸣大放,对Communistparty提意见。最初我还以为是一般的给领导提提意见，后来厂里召开一次职工代表大会，经中央化验室全体职工的推选，我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去参加会，在那个会上由主持人宣布开展大鸣大放以来，都收到了不少意见，大部分是善意的，但是也有人以提意见为名，而攻击party为实，于是举了许多例子，并说明这是攻击party的毒草。然后让我们分小组讨论，我们技术人员为一小组，主要是根据大会举出的例子来讨论，大家就顺着大会的定性，讨论这些意见的错误，认为这是立场问题，于是就上纲上线地批判起来，最后让我整理成文上交大会，谁知大会指定几个组要派代表到台上发言。技术员小组就推荐我去发言。谁知大会第二天就在厂报上把发言人的稿子都发表了，这一下子我就找上了麻烦。中央化验室的party支部就把我和另外几个同事一同抽调到室的运动小组去脱产工作。正在发起运动的浪尖上，我也只有听party的安排了。当时的任务是主持本单位的批判大会，会后帮助被批判的当事人深入挖掘思想根源，并让当事人写出自我批评的书面材料，大会通不过就要重新写。我当时帮助的是控制组的陈××，（每个组都有1-2个被批判的人），一般都是几次大会才能通过，我为了让他早些通过，就帮助他整理自我批判材料，我是按着同志们在会上的发言让他写入检查材料里。他也为了早日过关，就不加思索地违心地写了材料。我当时非常后悔脱产来搞运动，为了过关简直是逼着人写不是事实的检查，我真是不愿意做这种违心的工作,。但是又脱不了身。正在左右为难之际，化工部给大连化工厂打来电报，指名要我，曹恩普，张克荣等人速到部里报到，讨论编写化工厂工人培训教材，我当时真是暗中高兴，这样一来我就可以离开运动办公室了,我把还不到一岁的女儿托付给一位大娘照管,就和其他几位同事迅速到部里报到。在部里由化学工业出版社直接向我们布置任务,告诉我们由于苏联向我国援助好几套化工项目,（名义是援助,实际是买,一分钱苏联也没少要）。太原,吉林和兰州是最先投入生产的三套,所以急须加快培训生产工人,要求我们以最短的时间写出相关的教材,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成书。我因为家有小孩,同意我回厂脱产来写。这样一来我就带着出版社的专用稿纸回到工厂。回厂后我一头扎入了技术资料室,专心编书,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就脱稿寄出。这本书有19万余字,于58年出版了。我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感到欣慰。由于这两个月没有参加厂内的大鸣大放运动,站在运动外来看,就使我感到有些奇怪,怎么一边动员大家提意见,又一边批判人家提的意见,而被批判的人大部分是老工程师,相对他们的工分也是很高的,更确切的说都是知识分子。而且有些言论都是在工作之余的相互闲谈,而群众进行批判时只是按字面说事论事,并不知当时说这句话时的时间地点,这和封建社会的文字狱又有什么区别呢!后来我又了解到被批判的人自己写的检查还要经过组织研究讨论,最后划线,分出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如属于敌我矛盾就定为右派分子。我一下子就联想到我曾经帮助过陈××,如果他定成右派,我对他的帮助不是起了倒忙了,我的心里感到非常内疚。认为自己做了一件非常对不起同志的事。这件事对我的思想有了重新的认识。我默默地警告自己,凡事不能盲从,要多动脑子想一想再决定自己的行动。从今以后无论对人和对己的一切言行,一定要实事求是。一定要表态时,也不能说违心话,这也是自此以后我的做人原则。书稿刚寄出不久,就接到要去支援兰州化工厂的302合成氨厂的调令
──兰州化工厂
我们一家三口就举家到兰化302厂去报到。那时老厂支援新厂是一整套人员,上至厂长下至操作工,各职能科室也要配齐,除了大化,还有吉林102厂,南京化工厂,另外还有零散单位调入的人员和本厂配备的人员。真可谓五湖四海齐集一起,我仍被分配到厂中央化验室并担当生产控制组的组长。我一心想赶快把全厂的生产控制熟悉并着手做生产准备,但是政治运动又接踵而来,当时是拔白旗,重点是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进行揭露和批判,也就是说思想有毛病但还够不上右派的知识分子,要过一遍筛子。当时中央化验室的批判对象是从大化调来的中央化验室付主任,我有了以前的经验教训,同时在旁细心观察运动的动向,发现在一些发言中夹杂着小宗派的成分。因此我发言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同时对不真实的发言给以说明。这样一来他们把我暗中定成保皇派,我听了只有一笑了之。我还是专心地做生产准备工作,同时和苏联派到我们控制组的专家密切配合,组织大家编制了全厂分析室操作规程。302厂顺利开工投产了。
这时厂教育科聘请我做业余教育的教师。为全厂的职工讲课。也正在此时全国又兴起厂办大学风,最初厂成立业余大学,我被聘请做化学教师,随之又成立了全日制的四年制本科化工大学。我也就被正式调到化工大学做了化学教师。,60年正式面向全国招生。说来好笑,根本就没有校舍,我们借用兰州化工技术中专一座楼的一层几间屋做办公室和教室,更不用说实验室了。但是对外是大吹特吹,就拿招收一个橡胶专业的大学本科班为例,在招生简章中写上有苏联专家来任教,其实苏联专家根本就没到过学校,至于校舍,更是说谎,根本就没有,学生宿舍是家属楼,学生睡大通舖,食堂就是家属区的职工食堂,根本就没有实验室,可是招生简章上说得天花乱坠,凭借兰州化工厂有一座全国唯一的苏联援助的橡胶厂,用来大做文章,借助于当时国家正提倡教育与生产相结合,大力宣传该校是学用结合的新型大学,因而招来不少成绩优秀的考生,当时从四川招来一个班,据招生人员回校后,他们得意忘形地对我们说,他们把考上清华的考生都挖来了,我们教师说他们真是误人子弟,够缺德的。同时也感到自身的责任重大,我心想我一定要尽全力把无机化学教好,我当时把能找到的有关无机化学书都仔细阅读,一节课程我几乎备课要用10小时,就怕再次误人子弟,总算同学对我的讲课还满意,因此我们的邻厂兰州炼油厂也聘请我去夜校讲课,我也不好推辞。当时正值全国生活紧张,全国人几乎都吃不饱,我白天讲课,晚饭后还要去炼油厂夜校去讲课,我是饿着肚子去讲课的。说也奇怪我一登上讲台,看到下面同学全神灌注的神态,我就来了精神,早就忘记了饿了。这一段时期使我亲身体会到精神的力量,同时也被工人们渴望求知的精神所感动。教学工作刚刚做顺手了,本打算再深入钻研下去,同时着手要把实验室充实扩建起来。就在这时国家的教育改革又开始了,要坎掉厂办的脱产全日制大学,恢复夜余教育。两年的教师工作就此有结束了。最受害的也可说最倒霉的是那些被欺骗来的全国统招的学生,当时化工部有规定,只有从北京招来的40几名归国华侨的同学直接转到北京化工学院（现在的北京化工大学）,其余的同学全部进厂当工人。本可上清华的学生结果是背井离乡到了大西北的兰州当了工人。那时你想回家重新再考大学也是不可能的,现在的青年是理解不了的。那时就是服从需要服从分配。再说我们教师,原则是回原单位。而我又被总厂要去了,理由是总厂机关急须工程技术人员。我被分到基建处的技术科工作,于是我又开始接触我没有做过的新工作了。
基建处的工作我是第一次接触,一切又要从头学起,那时是边干边学,通过一段工作后,使我认识到从事基建的技术管理工作,需要较广的知识面,既要懂生产又要了解设计,同时又要了解现场的施工,因此要熟悉各工种的规程`,规范,同时随时要到施工现场,检查施工情况,得以保证施工的质量都要符合设计要求。在生产,设计和施工单位发生矛盾时,还要由基建处的技术科的专职技术人员归口定夺,所有的设计修改联络签,没有基建处专职技术人员的签字是无效的。权力之大,责任之重,迫使我加紧学习我不懂的知识,和相互人际关系的处理方法。为了工作方便我特意买了自行车,每天骑车深入到施工现场,设计院了解情况,同时也从他们那里学到不少知识,很快我就掌握了工作规律,越干越喜爱了这个工作。正在这时国际上苏联孤立阿尔巴尼亚,而我国的态度是支持和无偿的援助阿尔巴尼亚,我国决定从意大利买一整套合成氨装置,无偿转送给阿尔巴尼亚,这个任务就交给了兰化。于是兰化立刻成立一个职能处,叫援外处,人员由基建口抽调。我又是首当其冲地被调到援外处。又是新工作,当然又得学习了,这时意大利的报价,设计等资料全是英文的,自从解放后在哈工大学了俄文后,英文基本没有再用上,为了工作只有赶快拾起英文,六年的教会中学打下的英文基础,使我很快用上了。通过这件事使我深深地认识到,年青时学到的东西都是有用的。记得中科院院士王选曾对部分大学生说:“在学习期间,要尽量争取脑子满。”使我深刻认识学进自己脑子里的知识才是真正自己的财富。通过参加与意大利和阿尔巴尼亚的技术谈判,对他们的报价,初步设计等一系列的资料审核,总算顺利按时完成了出国前的准备工作。我的任务也就是说完结了。正在这时,我国化工部由西德,英国一下买了四套装置,砂子炉、乙烯、丙烯和丙烯睛。并且建在兰化,定为303厂。兰化决定成立总指挥部,我就被调到总指挥部了,于是又开始了新的工作。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资本主义国家的化工设计施工图,为了使基建工人迅速学会看图,我们一方面把图例翻译后亲自刻印成小册子,施工人员人手一册,同时开办学习班,提高施工人员的技术。尽量做好开始施工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同时我和一位土建工程师按着华罗庚的运筹学的原理编出砂子炉的施工进度图。科学地安排施工顺序,一切都要做到文明施工,由于准备工作做得好,所以开工后施工现场井井有条,紧张而不杂乱,工程进度很快,因而使西德的科技人员表示惊奇和钦佩。正在干得热火朝天之际,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自从毛主席发表了《我的一张大字报》之后,群众运动来势之猛始料未及,革命群众组织有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了许多群众组织,铺天盖地张贴大字报,内容可信可疑,反正都是一些没有公开的事情,发展一段时间后在甘肃省有三大革命组织:红联,红三司和革联。每个组织都结合一些原有的领导干部,都在表明自己的组织是革命的,攻击其它组织是保守派,实际都为了夺权,不知道是什么力量使下面的群众也随之各自站队,结果出现了在一个单位里平日和睦工作的同事,由于站队不同,争论得面红耳赤,真有势不两立之势。在一个家庭里由于站队不同,闹得夫妻不和,父子相持不下,连小学生都有自己要支持的组织。后来发展到武斗,提出”文攻武卫”,工厂的职工头戴安全帽,手拿红缨枪,轮流站岗。闹得最厉害时,下班后,在家属楼也要有人全副武装轮流值班。我在这种形势下我认为这完全是party内权力之争,以发动群众造声势,实际群众被蒙在鼓里,跟着瞎跑。所以我坚持不参加任何组织,我当时以工地工作忙为借口下到工地工作。以旁观者的身份静观形势的发展。
──鄂西化工厂
由于国际形势逼人,化工部决定加强三线建设,在湖北的宜城山区要建化工厂,厂名叫“鄂西化工厂”，生产人员由兰化厂整套支援,我们那时是组织上决定谁去是绝对服从调动的,而且凡是双职工的一定要连家一块搬迁,并且决定由我的爱人临时带队。我们全家人就是在全国大串联,闹革命,go-vern-ment机构处于瘫痪状态的情况下,由兰州乘火车至武汉再转乘火车到襄凡,然后由大卡车把我们运到宜城外的山区厂地。一路上就好似逃难的,上下火车就是一场大战斗,到了车上不用说有座位,就是站都很难找到立足之地。我们就是这样急忙按时赶到现厂。到了现场一看,原以为厂房已建得差不多了,而实际是建厂的方案还没确定下来,先到的建设单位只把由县城通往厂的道路修了一条临时汽车路,然后建了一些临时生活用房,用汽车的发动机在附近地区的一条河边带动水泵,把水送到生活区做生活用水。晚间用电也是自供的。做饭是用柴烧火,我们的临时生活区就在大山的脚下,到了夜晚一片漆黑,刚到时孩子都不敢出屋,但是生活再艰苦,大家还是可以克服的,因为那时party向我们交待,国际形势紧迫,为了国防一定要把三线建设好。大家同心克服困难,首先抓设计方案的确定,厂址的统筹安排…。
就在这时,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到Mao.ZD和刘少奇的矛盾加剧,刘少奇被打倒了,全国掀起批斗刘少奇热潮,同时下面层层都要揪出刘少奇所培养的保皇派和反动学术技术权威,当时我是全厂唯一的一个工程师,因此也就成了批斗对象了。来势很突然。一天晚饭后造反派一群人涌进我家,几个女职工把我带到另一间屋,进行全身脱衣搜查,连牙齿都要由医生检查,以防有异物。事后有人偷偷告诉我,当时造反派头头向他们交代,说我是一个暗藏很深的敌特分子,我的隐藏方式很巧妙,用和工人结婚的方式,以女大学生和化工厂操作工结婚的革命新事物来迷惑群众,所以要突击把我控制隔离起来,同时要详细搜查我家衣物,有怀疑的东西要拿走进行检查。我后来是很理解当时的群众,在那种形势下,又有谁敢不听造反派的调谴,人人自危,但是群众还是头恼清醒的,他们在抄我家时,凡是要拿走的东西都当时列出清单,手续清楚,并要我爱人签字,一点也没有乱拿乱翻的情况。实际拿走的东西现在看来真是叫人哭笑不得,我可以把这清单公布一下,由中可以看出当初群众是被迫而行的。（一共三张物品登记纸;第一张是:1、日记本2本；2、手写材料一份；3、信封1个；4、信件两封；5、party章1本；6、毕业证书 1份；7、钟1个；8、影集1本；9、笔记本1本；10、浮盃2付；11、长命百岁锁1个；12、图纸及资料若干份（公家的）；相片（1尺2寸）1张，第二张是:1、人民币813元；2、全国粮票179斤；北京工业券16、4张,第三张是:1、信纸8张,2、笔记本半本。11月21日）。这些东西毫无检查的价值,只不过是走过场而已。这时是1968年11月21日,我就被他们抓到一间里外屋的房间里,到那里后我才知道和我同时被抓的还有一位男的土建技术员,他住里屋我住外屋。
每天24小时由革命组织派男女各一职工来轮流值班。看守我们二人,不得离开这屋,开始时非常严,也可说”警惕性”很高,就怕我们逃离或自杀,当时我要上便所都有女职工压送,在山脚下的旱厕大小便时,她还要在便所门把守。而我除了被批判开大小会外就是写交代材料,吃饭是等职工都买完饭后,我才能被人压送着到食堂买饭。晚上是在床上和衣而睡。开始我摸不清他们到底要批判我什么,只是给我定的帽子很大,说我是反party,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三反份子,紧接着又把我划归到刘少奇的阵营里,说我是刘少奇培养出来的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后来又发展到我和宋美龄有联系,提醒我给宋美龄献过花握过手,经过几次批判和被批判的回合,我摸清了他们的底细,我的心里有了数,他们所谓掌握的材料全是我在哈工大时向party组织写的思想汇报,他们再加以扩大和猜想或恐吓甚至是他们无限的加以推断。最可笑的是我曾向组织说我在解放前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国民party,什么是Communistparty,,日本投降后,国民party蒋介石和宋美龄到北京来,我们学生见到中国人来接收就是见了亲人了,夹道欢迎和欢送,我由于个子矮在前排,还和汽车里的宋美龄握过手……。就这件事他们发展到由握手,推之献花,最后说我和宋美龄有联系,我当时听了真叫我心中发笑。这样一来我在大化直硝车间时宋庆龄到车间来参观,还是由我面对面给讲解的,难道我和宋庆龄也有联系了。所以我对他们的叫嚣根本不放在心上。至于说的那些言论,都是在小组讨论会的发言,只是个人的看法,因此在批判会后叫我写材料时,我是写得和原档案里的材料一样,批判了几次也批不出什么新东西,后来突然提出我在兰化时写过反动诗,叫我交代,我是从没写过诗,所以为了这反动诗又有了开批判会的内容了,其实这首诗他们在提醒给我头两句时,我就发现根本不是什么反动诗,头两句是:”人家爱春我爱秋,人家爱花我爱果,…。”他们批判的理由是这诗老是和常人反着来,所以是从思想里就反动。在开批判会时,我听得都要发笑,群众也有厌烦的表现,。过后有人背地告诉我他曾在《中国青年》刊物上看到过这首诗,但他在批判会上不敢说,这是从兰化传过来的材料,在兰化批判***,追问他桌上玻璃板下压着的一首诗是谁写的,他顺口就说可能是我写的,他们正找不到对我的批判材料,所以就用这首诗来做为批判材料,一连几天也没批判出什么名堂来,所以后来批判会就不开了。
我被隔离也有一个多月了,我是能吃能睡,但是苦了那些看守人,他们要三班倒,夜间不能睡觉,天气也冷了我睡在床上,而他们二人只有一张床,男女二人只好轮流睡一会儿,尤其女职工有小孩,只好带着孩子来值夜班,这就意味着男职工就要一夜不能睡了,所以他们以要过新年了为理由就让我和那个被隔离的男职工回家了。不隔离了也不能让我们二人闲着,于是安排每天劳动,我是不怕劳动的,不管是什么样的脏活,累活我都当成是锻炼身体,身体反而越来越好。过一段时间后,可能是上边有指示,要把批斗的人抓紧结案,于是,他们想让我在定案的材料上签字,这样一来就可以结案了。当然我是不能轻易签字的,但又不能说不签,我的办法是在签字之前在定案纸上写出我的个人意见,然后签上字。这样一来等于把前面定案的内容全否定了,就这样我的定案材料前后修改了好几次。也定不了案。后来由于山东要我爱人去开工，鄂西化工厂就同意把我爱人调往山东齐鲁。他们想借着工作的调动,使我着急而签字定案。但是我明确表态,我要求我是在全厂职工大会上被揪斗的,还要在全厂职工大会上宣布对我的结论。还我清白。不然我是不离开鄂西化工厂的。当时我是这样想的:我爱人调动我认为是个好机会,因为自从我爱人带队到鄂西化工厂后，一些造反派就误认为他可能就是以后的厂长，所以处处拿他当成走资派看，可是我爱人的出身和成分都是工人，同时又是在大连化工厂合成车间发生管道爆炸时，由于他坚守岗位，沉着操作，避免了恶性事故的发生，被当时东北化工局授与劳动模范，后来就入了party，提了干，一直在生产第一线工作，所以挂不上走资派的边。要打倒他只有从我这里下手，我一被批斗，他的工作就无法开展，现在决定把他调走，这样一来他可以不受我的影响,轻松地到齐鲁第一化肥厂参加开工准备工作,可是我是不能随便签字定案，不达到我的条件，我是坚决不走的,。同时要他把我的儿子带走,暂时放到青岛爷爷家,由他奶奶办理中学借读,使其不耽误学业,而女儿暂留在我身边,因为她即将初中毕业,而鄂西化工厂即将招工解决职工的子女就业问题。这个机会不能错过,因为当时子女的就业是个大问题。儿子由于两次跳级虽然和女儿一班也将初中毕业，但是他年龄太小不能参加招工，这里又没有高中，所以一切按着我的计划进行着,72年底的春节前,我爱人和儿子去了山东,儿子在青岛上了中学,爱人在淄博齐鲁第一化肥厂工作了。女儿和我留在鄂西化工厂,一家人分在三地生活,但是为了孩子的学习和我爱人的工作,只好这样决定。
春节过后厂里就开始要招工了,凡是56年出生的都在招工之内,我的女儿正好是56年12月的,所以很顺利地就有工作了,那时她还不到16周岁,本该继续学习,无耐当地没有高中,只好先工作再说,同时联系把她调往山东齐鲁第一化肥厂。这样一来再把儿子转学到淄博,这样他们三人就可以团聚了。我计算着我和爱人两地分居已经有半年了,可以享受探亲假了,于是我要求请探亲假。一来可以了解山东齐鲁第一化肥厂的生产情况,以备我的问题解决后,到该厂可以顺利开展工作,二来是把他们三个人的家安顿一下。当时我是既不劳动也没处上班，成了被挂起来的人，我一申请探亲没想到很顺利地得到厂领导的同意,给了我探亲假。这也说明革命领导组对我已经不限制行动了。这时是73年8月。
我到山东后抓紧时间把家安顿好,儿子转学到第一化肥厂的子弟学校,女儿调到一化肥被安排到电气车间当了电工,看了一下一化肥的生产工艺,心里有了底按时返回鄂西化工厂。回到厂后,我首先找我比较熟悉的技术人员,请他们帮我找一些有关的技术资料,他们都很热心地给我找了许多资料,同时还给我纸张和复印纸,以便我抄录时顺便给他复印一份,我这是举手之劳,也算是对他的答谢。我想从68年11月被批斗到现在已有近5年的时间没有看到有关化工生产的资料了,生产技术已有了很大的发展,我要把这段时间枪回来,如饥似渴地看和抄他们拿来的资料,同时每周一定要给孩子们写封信,把他们在学习上的问题找手边的书给以解答,并鼓励他们一定要有信心学习好,这段时间孩子虽不在身边但也不寂寞,通过书信的来往好似比在一起时的思想交流更多了。这时候我生活得很有规律,静观他们对我的问题的处理。
一直到了74年的7月,运动组找我,告诉我根据我几次提的意见,经有关人员的讨论,认为属于错误言论,个人历史是清白的,如果我同意这个结论签字后,明天就召开全厂大会宣布这个结论。我想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至于是否错误言论那时是无法说请楚的,因为只要和被打倒的刘少奇,彭徳怀等人的言论近似,算是错误言论你也无处讲理,总算基本都满足我的要求了,于是就签了字,第二天由军代表小组组长在全厂大会上宣布了这个结论,同时立刻决定把我调往山东。
通过这近六年亲身经历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使我认识到最初自己主观想不搀和这运动,大面上应付应付就行了,自己站在局外。坐山观虎斗。谁想你不参加进去,运动把你生拉了进去,因而使我不得不随时关心着全国运动的发展,因为它与我的自身息息相关。自从刘少奇被打倒后,相继从上到下层层抓叛徒,特务,反动学术和技术的权威。实际就是针对知识分子,当时被称为臭老九,因而我被批斗也算正常,因为当时我是厂里唯一的一个工程师,工资较高的,不批我又去批谁,所以我心里很平静,同时也暗笑,笑他们真是抬举我了,我是个何处需要就被调到哪里的万金油工程师。只不过是个小镙丝钉工程师。哪里有权威呢!另一方面我也作了思想准备,在隔离时我在恼子里像过电影似的回忆我自解放以来的一切,我的心是很平静的,因为我的个人经历和解放前的思想活动都向组织做过思想汇报,没有一点的隐瞒,自工作以来虽然调动频繁,但我做的每一工作,做到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不过还没向深钻,就又被调到另一个新岗位了,所幸的是我所做过的技术工作,不能说是出色完成,但还是可以说是按时保质完成任务。挑不出任何差错,自己心里有了底,所以不管在任何场合下批斗,我的心里还是很平静。任何的批斗场合,任你上纲上线,我是无动于衷的。当听到兰化批斗出了人命,有的是被打死的,有的是自杀的,这时就有的好心职工偷偷告诉我,在批斗时不要插言,任凭群众批,全接受了他们就不能动手了,于是我就在批斗时自己一言不发,偶有积极分子要表现自己的革命积极,上来揪揪头发,按下头,这时就有人用上去发言来解围。所以我至今对那些暗地保护我安全的职工表示感谢,同时我也很钦佩他们正义感的精神。总的来说我是很幸运的,遇到了那么多的好职工。暗中保护我,使我没受到皮肉之苦。
自己在没有下结论之前是没有资格参加各种所谓的革命行动的。所以也就使我真正地成为“坐在城搂上观景”的人了,使我感到非常的惬意。以旁观者的身份来看热闹。眼见身经许多世上罕事,奇事,怪事,把我印象较深的几件事写出来,以供后人欣赏。
1．当时为了表示站在Mao.ZD主席的革命司令部这边,全国上下每人都要在胸前挂毛主席像章,手中拿着《毛主席语录》红宝书,周恩来总理在接待外宾时,这两样东西也不能不带。这样一来举国上下,各部门,各企业工厂,用最好的材料制造出各种式样的像章,军工单位把造飞机的铝材都用上了,像章是越做越大,材料是越做越高级,本单位不能制作的就用公款向有关单位去定做,然后发给职工,全国赛着做像章,谁也不敢落后,怕人说对毛主席不忠。当时我们厂的职工和家属每个人都有好几枚。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历史收藏物。至今我很珍惜地收藏着。但是浪费也是罕见的。说到红宝书,和像章相反,它是越做越小,由印毛主席语录发展到老三篇,和五篇,不管大小,外皮都是红塑料,我曾自费邮购了英文版,日文版,和俄文版的毛主席语录,还收藏了不同尺寸的版本,最小的一本是5/6 cm。5cm尺寸的5篇毛主席著作共90页的书,它包括:《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纠正party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五片文章。这些都是很有收藏价值的。但是浪费也是惊人的。
当时还有全国人民大背老三篇的高潮,老三篇指的是《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从不认识字的白发老人到幼儿园的小朋友,也都会背的很熟。真是朗朗读书声四处飘荡。
2．全体职工每天要面对毛主席的画像做早请示,晚汇报,即手举毛主席语录,口说一些语录或喊些口号。在一天三餐食堂开始卖饭前,买饭的人要列队,每人也要手举语录本背几条语录,真是手不离书,口不离语录,无论是开大会或是开小组会,甚至只有三个人在一起讨论事也要先背语录再开始说正事。这种做法何时自动取消我是不记得了。前几天我从电视节目里看一段二人相声,就是把当时口不离语录的事编成相声,听起来让人捧腹大笑。当时的真实情况就是如此。
3．不知从何处首先发起的,在职工开大会时,要跳《忠》字舞,男女老少都要跳,同时配上革命歌曲,热闹非常。当时配舞的革命歌曲主要是《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没有Communistparty就没有`新中国》…。等。后来发展到每天早晨上班前要跳《忠》字舞。这时候谁也不敢不参加,热闹一阵子,就自行不跳了。
4．当时《最高指示》是风行一时,所谓的最高指示就是毛主席说的话。,当时向下传的红头文件,在文件正文之前都要写上一段最高指示。后来把毛主席随便说的一句话,媒体就大加宣传,下面就断章取义的行动,例如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对宋仁穷的女儿宋彬彬说:“你改名叫宋要武吧,革命不能文质彬彬,革命要武斗。”于是全国很快就武斗起来了。后来发展到毛主席随便和身边的人说句话,就成了最新指示,从北京传到全国各地,群众就开大会,把最新指示写在大匾上,在敲锣打鼓,群众载歌载舞的欢乐下,把最新指示抬进会场放在主席台的中央,于是这几天毛主席的这条最新指示就成了群众说话的口头禅,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当时毛主席写了一首讽刺苏修的诗,其中有一句是勿须放屁,于是这“勿须放屁”四个字成了时髦语。
5．红卫兵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从北京的青年学生发起的,开始是以高干子弟为主的红五类子女组织的,后来,一批批高级干部被打倒后他们的子女也就退出红卫兵了,以后这个组织成了全国群众性的革命组织,当时首先发动全国大串联,坐火车不花钱买票,到一个地方有红卫兵接待站,吃住也不花钱,全国学校停课闹革命,自从毛主席在北京tian~an-door广场接见了红卫兵后,一发不可收拾,红卫兵都向往tian~an-door得到毛主席的接见,所以毛主席一连接见了红卫兵有七八次之多。当时红卫兵是名扬中外,头带军帽,身穿军服,腰系皮带,胳膊上有红卫兵袖箍。肩上斜挎一个小红口袋,里面装着毛主席语录,名曰红宝书袋。连小学生也仿效成立红小兵组织。红卫兵干的事可真不少。什么单位都敢去闯,打,砸,抢,是当时他们行动的口号。打是打倒反动派,砸是砸烂封资修,抢是抢那些封存的保密档案材料。名曰查出暗藏深处的内奸和特务。全国一时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使人目不暇接,其内容是五花八门,让人分不出真伪。抄家也是全国性的,只要红卫兵认为是黑九类的家（黑九类指的是: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叛徒,特务,和反动知识份子。）都可以去抄家,随便拿走所谓的可疑东西。因此有人就混水摸鱼把东西归为己有,最受损失的是很多历史文物和绝版古线装书被当成四旧而被焚毁。学校停课闹革命,老师被批斗,批斗的形式也花样百出,戴高帽,挂牌子,坐飞机,剃阴阳头,集中隔离批斗劳动,甚至发展到武斗。公检法被抄,go-vern-ment被封,有的工厂也受到影响。毛主席相继发表了复课闹革命,抓革命促生产,最有效的是毛主席指示知识青年要接受工农再教育,到边疆建设兵团劳动,插队到农村生产队劳动。`红卫兵是最听毛主席的话,纷纷报名响应,于是满腔革命热情的知识青年踏上北至黑龙江、蒙古、西有新疆、甘肃、宁夏、南到云南、贵州的建设兵团、插队的是全国各地都有。这就是现在常提起的下乡知识青年群体的来龙去脉。
6．文化大革命初期学校处于停课状态,但学生虽不上课不参加考试,也按时升班,大学也不招生了,66年至70年的大学毕业生当时被称为老五届大学生。大学不能没学生,当时要从工、农、兵里选送,当时叫工农兵学员,选送是看政治表现、家庭出身的,不管你的文化程度,就是小学文化的也照样上大学,当然其中也有学习很好的,有的以后考了研究生,还有的出了国并在国外当了教授。在国内的也有不少的人在生产科研方面成了骨干。但是这个群体还是被人们称为工农兵大学生,所以工农兵大学生也成了历史人物的特殊称号,他们在国内的学历被定为“大普”,这也算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一个特殊学历了。
7．再说一说工宣队,当时各大学的校领导班子都处于瘫痪状态,教师被批斗,有名望的学者也被打倒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于是工人宣传队进驻大学,协助学校party委成立革命委员会。毛主席为了表示支持工宣队,把广东进贡给毛主席的芒果转送给北大清华的工宣队。这一下子可热闹了,全国各地的革命群众组织。立刻召开群众大会,当地的工宣队手捧精美的玻璃小匣子,内放一个芒果的模型,（只能用模型因为芒果时间一长要烂的）在群众敲锣打鼓夹道迎接的场合下列队走入大会场登上主席台,然后领队人就在这个芒果模型上做了长篇的大报告,下面的群众数次热烈鼓掌,同时大喊口号。如果你单独问一位群众:“你听到什么了?为什么鼓掌?”,他会和你说:“人家都鼓掌,你不鼓掌,人家说你对毛主席不忠,那还了得!”
8．为了落实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抓革命,促生产”,于是解放军工作队,进驻工厂,协助组成革命领导班子。大的工厂是解放军工作队,小的工厂是解放军工作组,我们鄂西化工厂是解放军工作组。刚一入驻鄂西化工厂时,对我来个下马威,我知道这是听了原搞运动的人们的汇报,所以我是不卑也不亢,他说我不老实,我问他难道群众说什么就都承认就老实了?几个回合后就再也没和我谈话了。所以解放军工作组入驻工厂也是个形式,没起什么作用,一个厂有party委,革委,还有个解放军工作组,（其中的成员称为军代表）也算是个奇观了。我也不知什么时候,解放军工作组就撤走了。
──山东齐鲁化工厂
我于74年3月调到山东齐鲁第一化肥厂,被分配到技术科专责全厂的合理化建议审批, 那时我的爱人已经调离一化,他被调到二化去做筹备工作。我由于在鄂西化工厂时已经对一化的生产工艺和设计说明,全都仔细学习同时还手抄过一遍,所以到一化后只到现场车间仔细观察几次就很熟悉了。74年8月一化进行第一次停车大检修,我认为这是我对全厂的设备和装置内部熟悉的好机会,于是我深入到现场,对主要设备内部做了检查和记录,我认为收获很大,对以后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但是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一段炉停火后,要到炉内去检查炉内砖在燃烧一段时间后损伤情况,这是第一手资料,同时一化是我国第一套自行设计的,对今后的设计很有价值。当时决定由人孔钻入,我和其他四个人一起钻了进去,当时只有走在最前面的合成车间技术员杨兴福手里拿一个手电筒,我紧随其后,当走到炉内的对流段和幅射段交界处时,杨兴福没有出声,我在后一脚踏空,就由对流段掉入三米多的幅射段里,万幸的是我当时头脑很清楚,本着平时在现厂的经验,迅速将身体转向墙面双手和身体紧贴墙面而下,两脚落到炉底后,人成坐状。所以脑袋一点也没受伤。这时炉内的温度还在70摄氏度左右。在紧急之中,他们为了把我从炉底救出时,随手把正在检修的电工身上背的一卷电线拿来,以把四股线合在一起向下扔给我,叫我用电线把自己捆牢,我也不知道当时自己怎那么清醒,可能是人在危及生命时,求生的欲望很强,我迅速把我的双腿和双臂掖下牢牢地捆了好几道,最后把电线结成两三个死扣,双手紧紧攒着绳扣,告诉上面的人可以往上拉了,当把我拉上后他们迅速从人孔运出送往医院。后来他们告诉我,电工把电线一检查,大吃一惊,四股线已有三股断开,外面的塑料包皮已断开,如果那一股再断开我将被二次跌落,后果不堪设想。我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当时我爱人正好出差到天津大港开会,儿子在北京,只有女儿在家,科里两位女同事,白天由小苗和小吴两位同事轮流在医院陪床,夜间由女儿陪护。医生检查结果是软组织受损,卧床休养就行。一周后爱人出差回来了,儿子也从北京回来了,把我接回家卧床休养。但是凭我个人的感觉认为不像是单纯的软组织伤损,腰背疼痛的感觉和压痛点的疼痛感触,好似是腰锥骨有问题,但是我已经照过透视,医生也下了定论,我说痛他们还说是正常的。于是我决定自己自费到北京去看病,当时我想先到北京我哥哥家,由他们带领我到北大附属医院去做详细检查,如和这里医生的定论一样,我就算自费解疑心,如有病就报知厂领导和厂医院,让他们来决定治疗。到北京经检查后,果然是第一腰锥压缩性骨折。我把在北京检查的结果写信汇报给厂领导。厂里比较重视,派安全科的科长和厂医院的外科主治医生到北京核实确认。总算我没有白去北京一趟,暗中庆幸没有误诊太长时间。但是回到厂后,也没有什么办法治疗,只是叫我卧床休养,痛的厉害就打封闭。我是爱动的人,怎能整天躺在床上呢!我思想很乱,一会儿想今后的工作还能像以前那样深入现场吗?一会儿看到家中的家务事全落到两个十几岁的儿女身上,我是不甘心的,于是我通过写信与全国各地的亲朋好友打听治疗的办法。在云南的老同事寄来云南特效的云南白药（那时这药在厂医院是开不出来的）,工夫不负有心人,我的兄嫂在北京打听到一位家传按摩大夫,我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决定到北京去,在北京得到兄嫂的照顾,立刻与这位大夫取得联系, 他经过检查后,他说你现在已经是陈旧性的骨折了,不需要整天躺在床上休养,要活动开才能逐渐行走正常,但是按摩头几天你要能忍住疼痛,这关一过再按摩就会逐渐感到舒服了。我对他说只要能行走正常,再疼痛我也能忍耐。就这样开始给我按摩了。开始几天真是疼痛,兄嫂在旁都不忍看,她说我的脸煞白,满脸是大汗珠。她担心我能忍着吗?但是我当时想就是再痛只不过是短痛,怎么也比每天痛要好的多。就这样我每天要按摩将近两个小时。几天过去了,一天比一天痛的要轻了,好似僵硬的腰部有些软化了,医生的手一接触我的腰部不是只感到压痛,而是随着他的手有麻酥酥的隐痛,说也奇怪按摩一段时间后,经过全身的按摩后,不但感觉不到痛还感到轻松舒服,站立和走路腰部痛的程度也轻多了。这时大夫又对我强调,不要有思想负担,要逐渐加强活动量,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他还给我讲了一件他的一个病人的事,这个病人是位高干,她的爱人也是高干,好似是位副部长,在文化大革命时被批斗了,她也随之被造反派打伤了,他的爱人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被解放了,官复原职。他现在是官太太了,她的腰痛不能活动,所以在站着时感到痛就坐着,坐着也感到痛就躺着,现在也请他去给她按摩。每次按摩都是用汽车来接他到她家,按摩时手稍重一些就受不了,只好轻轻按摩。按摩后她还是躺在床上,有媬母服侍,按摩后最重要的是活动,可是她怕痛不去活动。最后大夫对我说她的病很难好的,只不过让大夫给她做些保健按摩吧了!他这一翻话对我的启发很大,使我认识到人的生命在于运动。经过近两个月的按摩,身体大有好转,于是我回到山东家里自我锻炼,同时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以减轻他们三人的负担。
我当时的想法是首先锻炼走,同时做些轻微的家务劳动,自己定出作息时间,使自己的生活有规律,然后又定出自己的锻炼计划,使自己有目标,同时抽时间看些业务书,重点学习二化的设计资料,因为我还准备参加二化的开工生产。经过一段时间后,我的身体大有好转,这时我又开始写有关化工操作工的基础化工原理的学习教材,打算在二化开工前培训工人时使用。正准备要再返回工厂去大干一场。就在这时传来全国化工企业的职工要普调工资。这是自63年普调过一次工资后的22年,真是来之不易。但是上级文件规定只是在85年10月1日在册的职工可以长,于是工厂就把应在85年10月1日前退休的职工全部查出,立刻办理退休手续。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了一名退休人了。
回想起来,我自参加工作到退休,确确实实做到了一切服从分配,听从party安排。我的孙辈问我:“难道您年青时就没考虑过如何体现自己的价值吗?”我告诉他:“当时从内心里就认为我做的工作就是祖国最需要我做的工作。”我们这一代人的心情,可以用我们在2000年大学同学再相聚时,我们当年的班长王智新写给我的条幅《忆当年风华正茂报效组国,看今朝满头银发笑对人生》来表达。这就是我的前半生。
阎淑贤
2006年8月10日
http://dzh.mop.com/topic/main/readSubMain_7112474_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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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7-19 22:18: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