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完了下一步该怎么办

新儒

考完了，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高考、中考都结束了，一批孩子有了着落，考中了理想的学校，兴高采烈；一批孩子失落了，没有考中志愿的学校，在彷徨，家长像热锅上的蚂蚁在为“不争气”的孩子奔忙、运作、筹措高额学费。考入理想学校的，难道就进入“保险箱”了吗？君不见，有多少大学毕业、甚至博士生还在招聘会上东寻西觅找工作？没考上的家长筹措不到高额学费的怎么办？高费学校的质量能有保证吗？还有一些学生，平时学习不错，但就因为考试失常而落榜的，又该怎么办……重压下的学生何时能真正享受到“减压”的实惠，能够自由、自主地去获取知识，学到实际的本事，获得真正的能力？家长们何时能从“被逼疯“的危境中解脱出来？我们的教育改革、何时改革应试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我们在翘首以待。

风雨操场

首先，慰问一下所有考生的父母爷奶姥爷。


                       高考应当去国家化　


　                国家应当退出高考事务领域，让大学自己决定该录取什么样的学生，该怎样教育学生

　　今年，似乎没有人讨论现行高考制度的利弊得失。但是，教育行政部门因为地震而制定的某些特别规定，比如，某些地方推迟考试，发生余震时考生如果私自跑出将不计成绩等等，仍清楚地表现了现行高考制度的僵硬。

　　这种僵硬是由高考的根本特征即科举化决定。一个由单一中心治理的社会，总是需要某种科举制度的，唐宋以来的科举制度即因此而形成，到明清时期达到成熟状态。科举制的特点是教育、考试的国家化，即全国学生接受统一的教育，考试由国家统一举办，通过这个考试是进入仕途的唯一正道，而进入仕途就在社会资源分配过程中享有了特权。

　　世纪初兴起的中国现代教育是以废除科举为前提发展起来的。教育不再是培养官员，而是满足日益多样化的社会的多样需求。新兴的大学也以自治为其治理框架，这种自治权当然也就包括按照自己的标准录取学生的权利。

　　不过，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随着权力广泛控制社会的计划体制建立，教育又迅速地再科举化，从而形成了与科举考试十分类似的高考制度。这种科举化的高考由国家来举办，考试范围、标准答案由国家统一规定，考试在同一时间在全国统一举行，大学只能据学生在这次考试中的成绩录取学生。到1990年代，社会开始再度多元化，大学也开始商业化，但教育仍然保留了科举化的形态，且近些年来，随着教育行政权力扩张，科举化色彩似乎更强烈了。

　　政府建立和维护这套制度，可能是为了确保教育的公平。但这种公平性相当可疑，人们曾经热烈争议过地区间名额分配不均匀的问题。更根本的问题是，大学录取新生标准由国家垄断，必然形成标准的单一化，而这必然堵塞社会寻求有助于社会公平、教育公平的更多渠道。

　　比如，目前录取标准所强调的学生某一方面的智力，这样，具备其他方面智力的学生，就无法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更进一步说，片面强调智力因素，具备其他非智力能力的学生，就无法享有公平的竞争机会。一个单一中心治理的社会也许并不需要这些能力，但一个多样的社会显然依赖于能力的多样性。国家控制的单一高考制度剥夺了很多孩子的未来。

　　另一方面，现行高考制度妨碍大学的成熟。每间大学理应有自己的独特教育目标，为此需要录取具有这方面天赋和能力的学生，但科举化高考剥夺了学校发现、录取合乎自己要求的学生的权利。由此导致大学的高度同质化，大学生态无法保持多样性。当然，国家控制大学新生录取标准，本来就剥夺了大学最重要的一项自治权。

　　因此，这种高考制度必须改革，改革的基本方向就是去科举化、去国家化（de-nationalization）。教育本来就不应当是国家权力垄断的事务。国家在教育领域只能扮演承担义务主体的角色。国家得掏钱，但这种义务并不赋予国家以垄断教育的权力。

　　归根到底，教育乃是社会的事情，社会是教育的权利主体。依此原理，高校录取学生，是每所大学自己的事情，最多也只是独立的教育共同体的事情。国家应当退出高考事务领域，让大学自己决定该录取什么样的学生，该怎样教育学生。

　　高考一旦去国家化，可以形成多种大学录取模式：大学可能自己招生，也可能若干大学联合招生，也可能把考试交给独立机构，大学承认学生参加这类考试的成绩。多元化考试体系将使大学与学生的选择范围扩大，教育也会更加公平，并更好地与正在形成中的多中心治理秩序相匹配。

　　原刊于《南方周末》




[ 本帖最后由 风雨操场 于 2009-7-18 16:31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