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老猫 于 2016-12-31 17:31 编辑
时光回溯到1969年1月7日,一列《东方红》号专列载着我们首批赴陕西延安插队的一千多学生西去,这里有北京女十二中高、初中的八十多名老三届,而初中67届同学占了多数,每个班都有大半个班被“端”到了陕北。1班的李泽宏去了核桃坪村,2班的我到了另一条川的毛沟村,4班的王明明分到了瓷窑沟村,在之后的插队日子里,一座座的山,一道道的川,三个人并不常见面。
然而在1971年的秋天,位于华山脚下的西北第二合成药厂的招工将我们三个再一次紧密相连,我们又乘同一列火车进了工厂,分在了同一个车间,王明明分在了中间体AA工段,我在安乃近工段,李泽宏是氨基比林工段。学徒、出徒、上班下班、三班倒,虽然不同工段不同岗位,朝夕相见不是难事。不经意间几年过去了,我们都各自成了家,有了儿女。
1980年我离开陕西回到了北京工作,与明明、泽宏断了联系。明明在1989年底调回北京工作,2000年退休。直到这一年我们还没有联系上。2006年我也退休了,终于有了较宽裕的时间。2009年在西北二合成厂的聚会上我和王明明重逢,第一个话题就是李泽宏怎样了,但仅是得知泽宏身体不太好,心脏出了问题。再后来从其他同事那里听说,他们夫妇在退休后也回到了北京,只是李泽宏的身体令人担忧,10年前得过脑出血,后又脑梗,现在心衰,我和明明说起来很是挂念。
我们学校150周年校庆时,我和明明相约寻找泽宏,经过明明辗转电联,我们在2015年11月15日终于在鼓楼大街的一个小胡同里找到了李泽宏的家。
虽然李泽宏的状况比我们想象得好,让我俩感到一阵惊喜,但遗憾的是她只能感觉到我们曾经很熟悉,却完全不能叫出我们的名字,即使告诉了她之后,她还是即刻忘记。泽宏的先生李永茂告诉我们,泽宏脑梗后虽然身体四肢恢复不错,但双腿无力,不能站立,更糟糕的是她丧失了识字和算术能力。在这些年的治疗恢复中虽然尽量地帮助她重拾这些基本的东西,但收效不是很乐观。由于李泽宏在1997年退休,他们夫妇虽在2003年根据知青有关政策回到北京,但养老金与医疗保险关系仍然隶属外地。李永茂告诉我们,李泽宏在京的门诊医疗医药费用完全需要自费,只有住院费可以回到陕西报销百分之八十,他们的生活水准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聊天中有一个同事说我们厂有个同事,与泽宏是同样的情况,因为是北京知青,有政策性照顾,可以在京办理“一老”医疗保险。看起来李永茂夫妇在京没有熟识的同事与朋友,电脑、网络、微信更是不甚知之,许多信息相对很滞后,这么多年来只有自己默默地吃苦。
我们找到了李泽宏的消息不胫而走,晚上同事们、朋友们纷纷电话李永茂和李泽宏,向他倆表达热情地问候与关切,我也连夜写了一篇报道式的文章《歌声与微笑》发表在我们二合成联谊会的订阅号上。
这里要介绍一下,我们西北第二合成药厂的在京退休人员不久前有了一个联谊会,由于王明明在药厂工作生活时间较长,认识人多,信息面广,加之她的古道热肠,大家推举她做了联谊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明明回到家里,心情很不平静,老同学李泽宏的身体状况和生活状况令她不安,她心里有了一个想法,一定要催促李泽宏他们赶快去办理在京的医疗保险,享受到应该享受的政策照顾。此刻已是夜里11时,王明明电话联系李永茂,首先转述了众多朋友对他们夫妇的问候,并向李永茂介绍了办理"一老”医保的程序,嘱咐他去有关机构抓紧办理。
11月20日上午,王明明与李泽宏女儿通了电话,得知李永茂确实去了有关办事大厅,一句“2015年办理期限已过,明年再来”就被打发了出去。王明明深知李永茂的为人本来就比较内向,加之自己不是北京知青,自然是遭拒就退了。明明意识到这件事情指望李泽宏夫妇是怕要耽误了,俗话说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要在2015年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自己去帮助完成了。
2015年11月20日那天从上午的雨夹雪持续到了中午变成了中雪,中午12点30分明明顶着风雪来到了泽宏家,1点钟与李永茂进入安定门派出所,由于心急去得太早,2点再去,询问了必须呈交的资料,二次返回家中,明明亲笔为他们拟写了委托书并按上手印,拿上其他资料,三次回到派出所。由于在派出所没有查找到泽宏的户口迁出档案,派出所建议他们去东城档案馆,此时已是下午3点多,明明两人赶到东城的红星胡同,档案馆已迁至外交部街胡同,到了外交部街,档案馆却告知应去东城区的劳动保障人事部。顶风冒雪又奔到这个地方已是傍晚5点钟,然而负责知青档案的调配处106室大门紧闭,事不凑巧办事人员外出开会了。
再说说李泽宏插队的核桃坪村知青们自她进厂后就与她失联,这几年同学们常聚会,却不知泽宏在哪里。明明那天将我写的《歌声与微笑》发在了她们4班的微信群,4班也有在核桃坪的,于是知青们、同学们在20日晚上紧急电话集结,21日的下午就迎寒风踏冰雪涌进泽宏的家,明明为了与李永茂再次落实一些文件资料的准备情况,也披着一身的雪花,满脚泥泞来到了泽宏家。21日那天中到大雪,气温降至零下。
23日早9点,王明明准时赶到李泽宏家,陪同李永茂4进安定门派出所,经过核查、新旧门牌对照,终于找到了李泽宏的户口档案,节外生枝的是李永茂将王明明代写的委托书找不到了,派出所的办事人员很宽容地允许明明在监控录像的旁证下重新写了委托书,再次按上手指纹印。有了委托书,顺利开具了迁出证明。明明看着这张证明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对李永茂说“这张证明来之不易,复印几张留下再去社区。”
接下来就是去社区办事大厅,前几天接待李永茂的那位女士,这次见到了说话利索、办事认真、而且是完全利他的王明明,没有再提截止不截止的问题,反而主动给街道打电话为他们咨询。依据办事大厅的咨询结果,他们又赶回家中拿了规定银行的存款存折,迅速乘车去厂桥街道办事处。
俗话说好事多磨,办一件好事真是不容易。到了街道办事处,办事人员看过材料,指出缺少“知青身份证”,真是让人哭笑不得。想当年我们十七、八岁,本该继续升学读书,增长知识,却被不容分说地扣上了“知识青年”的帽子送到了离知识最远的地方,这顶帽子被戴了一辈子,多少人荒废了原本优异的学习,受教育程度永远停顿在初中毕业;多少人为了追赶时代的列车,悬梁刺股般苦苦学习,使自己被中断的教育臻于完整;多少人由于这个知青的身份回到故乡却发现城里没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处。李泽宏就是一个最鲜活的代表,这样的老知青还需要一纸证明?无奈之下明明和李永茂不敢怠慢,马不停蹄赶去西城档案馆,由于不熟悉馆址提前下了公交车,一路连跑带颠已是中午时分,档案馆也下班了。两个人草草吃了点东西就在档案馆外面立等1点30分上班。档案馆办事人员上班后仅用20分钟就办妥了这张“知青身份证”。揣着这张特殊的身份证,两人又追赶公交车回到厂桥街道办事处,至此李泽宏的在京“一老”医疗保险终于正式办理妥当。
王明明的一句“这时,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总算落了地”最真实地反映了她的感受。
从20日到23日,北京始终是雨雪、中雪、大雪天气,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8度。在这四天里,明明与其说是陪着李永茂,其实应该说是带着、拉着、拽着他结结实实地奔跑了四天,6次李泽宏家;4次安定门派出所;2次东城档案馆;2次西城档案馆;2次街道办事处;1次区劳动保障部;1次社区办事大厅。我可以用数字统计出他们奔跑的次数与路途,我可以用文字叙述出他们奔跑的辛苦与难度,我却无法完全表达出明明那股沉甸甸、热辣辣的同学情、同事情。
王明明这次帮助李泽宏办理医疗保险关系过程中,二合成北京联谊会王书伟会长等也从始至终在关注着工作的进展,每天通过微信与王明明交流意见,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
从那次之后,我和明明与原车间的同事们、泽宏的邻居郎师傅、王师傅夫妇等又先后几次去看望泽宏,同事们带去了各种各样的礼物,为了帮助泽宏恢复记忆,好心的彦珠还带去了放唱机。今年的国庆节后我和明明、彦珠又去了那条小胡同,我们已经是常客了。这次明明背去了一袋泰国香米,彦珠提去了一盒特仑苏奶,我带去的是一件厚厚的毛衣和围巾。虽然泽宏的家里地方很局促,甚至没有够坐的椅子,有人必须站着,但我们在她家说话、聊天,有些事情并不是一定要在那里说,我们为的是让他们感受一种氛围,那就是我们在一起!你们不孤单!
今天我写出这些,明明在心脏早搏的身体条件下做出这些,为的什么?没有特别复杂的成因,也没有特别高大的目的,只是因为我们是同学,是女十二中的同学。
有一些照片上传总是失败,传了几次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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