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约黄昏》节选之六---洋女婿进京 .上（澳）辛夷楣 （英）盖瑞·坦普

老猫

洋女婿进京（2002年）

（澳）辛夷楣  （英）盖瑞·坦普

选自《人约黄昏》

            本书由四川文艺出版社2015年3月出版，当当与亚马逊网有售

辛夷楣：

     2002年9月，我的父母将在北京庆祝他们的钻石婚。住在其他城市，甚至海外的亲戚都准备赶去，我和盖瑞当然要到场。盖瑞从未去过中国，对于北京、上海、长城、兵马俑早已心向往之；当然，他也很想认识我的父母家人。他坦率地告诉我，他不喜欢前妻的家人，婚后他才渐渐明白自己不仅选错了人还进错了门。

      我的内心感觉告诉我，家里人会喜欢他接受他，会意识到这是他们为我期盼了多年的人；而他也一定会喜欢中国、喜欢我的家人的。我是不会把家里难以接受的人带回北京，让他们心中不快的。多年来，家人为了我的婚姻，从找对象到结婚及至离婚，真是费尽了周折操碎了心。现在，我把这个洋女婿带回来，我衷心企盼家人能接受他，也企盼盖瑞喜欢中国，接受我的家人。

获得新生的上海

      盖瑞在一家美国医疗测试仪器公司——伯乐（Bio -Rad）公司担任工程师十几年。公司在悉尼的分部当时分管亚太地区包括中国。公司决定8月份派他和其他人到上海培训中国的工程师们，这与我们去北京的行程正好衔接。

      我当时任职的《朋友》杂志的领导也说，你此次回国，探亲采访相结合，何不多跑几个地方？几经商议，我们的行程确定下来，先到上海参加盖瑞公司培训，再去杭州，然后北京、西安，再返回北京。在上海，我们由盖瑞公司接待。在杭州、西安，我们则由《朋友》的主办单位国内《女友》杂志社接待。那一期的《朋友》杂志我在西安合成。

伯乐公司2001年初才正式进入中国，仅一年半时间，已在上海、北京、广州建立了办事处，还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建立了大型仓储基地。

    提起外高桥，还有一件趣事。在悉尼，盖瑞就老是叨念“Wei Kou Qiao”，还很急切地问我，这三个中文字该怎么写？我说：“根据你的发音，第三个字一定是桥，但前两个字是‘魏口’，还是什么，我实在猜不出来。”

      出发前，我们在悉尼遇到一对上海来的夫妇。我问：“你们上海的开发区叫什麽呀？盖瑞整天念叨着Wei Kou Qiao……”他俩笑着同声说：“外高桥——”我赶紧教盖瑞如何念这三个字。他练得很辛苦，脖子都伸直了，仍然很外国味儿。

      我看这一个中文地名就让他练得这么费劲儿，赶紧找出我们家的全家福照片对他说：“还有一项家庭作业，咱俩恐怕得现在一起做。我们家人多，你在这儿最好把他们的名字背一背。省得到了北京，再加上来参加妈爸钻石婚的几十口亲戚，非把你搞得晕头转向不可。”

盖瑞把这张照片扫描后，存在他的电脑里。根据我的发音，他在每个人的身上写上英语拼音。然后，他每天晚上都望着屏幕上的大照片咿咿呀呀地练习。

      假如说，浦东的一切是在一片平地上拔地而起，上海市区的变化真有如翻天复地。早在出发之前，曾经几次赴沪的盖瑞的同事马克就对我们说：“忘了纽约，上海才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尖端的城市！”我生在上海，又在1966年“文革”串联时去过上海。1966年下半年的上海显得陈旧不堪，外滩的旧楼灰暗阴湿，街道上又脏又乱，到处是大标语，哪有一点现代化大城市的影子？听了马克的话，我不禁怀疑：上海能变化这么快吗？马克是不是太夸张了一点儿？

      当我们乘车从浦东世纪大道一直往西，经过巍峨的金茂大厦、美丽的东方明珠，看到黄浦江两岸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特别是江上盘旋翻卷气势磅礴的南浦大桥时，我的心中涌动着惊异与自豪。这就是我出生的城市！这真是货真价实的东方明珠啊！旧外滩、破浦东全都消失殆尽了。上海真的旧貌变新颜了。盖瑞不停地用摄像机拍这拍那，一边不住口地惊叹：“太惊人了！太惊人了！”

                       

      上海是购物天堂的美名早已远扬。出发之前，悉尼的上海籍亲戚朋友就告诉我，一定要去襄阳路商场、城隍庙、徐家汇购物；去新天地、旧法租界吃晚餐；去金茂大厦、东方明珠顶层看上海全景。

      我叫了出租车，很顺利地把盖瑞、马克与另一位澳洲女同事玛丽（Mary）带到了市中心的襄阳路商场，盖瑞想买什么都由我来讲价。他有个毛病，喜欢的东西一下就买很多。比如领带一买10条，T恤一买5件。这倒好讲价了，我总是估摸着给个价，人家卖就卖，不卖我扭头就走。

      我们正逛着，下起小雨来。我赶紧买了把伞打着。盖瑞和他的两位澳洲同事却表示不怕雨，一心一意地挑选假名牌手表。一位年轻男子凑上来说，他有各种假名牌手表，因为怕警察抓，货不在商场里，让我们跟他走。

      我刚翻译给他们听，他们三个立即兴致勃勃地跟着年轻人走，我只得打着伞跟在后面。在小巷里绕了好几个弯，年轻人仍在往前走。我有些担心了：“这么远，我们别去了！”他们三个老澳却异口同声：“没关系，我们四个人，不会出事的！”

      年轻人终于拐进一座小楼，里面黑洞洞的。他拧亮电灯，我才看清，窄窄的过道里堆放着炉子和杂物。年轻人上了一个又陡又窄的楼梯，我们也小心翼翼地尾随而上。楼上的一扇门开了，光线射进楼道，我们鱼贯而入进了一间小屋。一位老妇人和一对年轻夫妇打开大衣柜，拿出一盘盘假名牌手表，果然比襄阳路商场里的品种多多了。他们轻声推销，我们也轻声还价，小屋里气氛神秘却融洽。

      买完了表，年轻人又带我们去买CD盘。这次他把我们带到一溜儿棚屋前，棚屋又矮又小，简直很难下脚。盖瑞的两位同事进去了，就再也容不下其他人，我和盖瑞只好站在屋外屋檐下。我看到如此恶劣的住房条件，心里难过起来，盖瑞也无心再买CD盘了。我真希望上海建设的步伐再快一点，让这些住在危楼和棚屋里的居民们早日搬进像样的住宅楼。几年之后，我的亲戚告诉我，襄阳路商场搬家了，那一带的旧房全拆了，盖起新楼盘。我不知那家卖手表的人家怎样了，但愿他们已经搬到好一些的房子里。

      盖瑞知道我出生在上海，就敦促我尽快去寻访故居。他的培训任务很重，实在抽不出时间，我只好一个人前往。小弟告诉我，那一片没有拆，但是你一定要打车去，你自己找不到。我在外滩打了一辆车，直奔虹口区溧阳路。出租车一驶入北四川路底，我突然就觉得眼前的景物十分熟悉。我赶紧说：“你就在这儿停下吧！”

      我下了车，沿着溧阳路没走一会儿，就看见我们曾经住过的弄堂——1114弄了。往里一拐，我就看见了弄堂口的那家幼儿园，大门上、院墙上画满了小朋友和花花鸟鸟。我兴奋得不得了，连忙拉过一位路人给我照相。这就是当年我的幼儿园，我天天中午吃红菜汤的幼儿园呀！当年？多少年了？50年了！再往前走几个门，4号，这是我的故居，度过了我人生最初7年的故居！然而，它与我魂牵梦萦的印象不同了。它变小了，变旧了，美丽的花园没有了，都盖成了房子。我细细地端详，房子的大格局没有变，汽车房的斜顶没有变……往事不由分说全都浮现在眼前。

     有谁想得到，50年之后，我是带着我的洋先生回到出生地上海的，眼前的一切仿佛都在提醒我，往事如梭，白驹过隙，世事难料啊。

     在东方明珠塔上，几个中国年轻女孩要求与盖瑞合影，他自然十分乐意。他的同事马克是意大利裔，比他年轻比他英俊。但是，马克是黑头发棕色皮肤属于南欧人种，大概不是典型的西方白人长像，所以没有中国女孩主动要与他合影。盖瑞却非常吃香，他当然也特别得意。

      有一天，我带他们去老城隍庙。看见这么多小摊这么多中国工艺品，他们几个老澳乐得合不拢嘴。马克特别喜欢和摊主们砍价，弄得那些上海生意经气也不是恼也不是。他们向我抱怨：“他给的价太低了！”我只好说：“你即使按批发价卖给他，也比存在库房里强，资金周转嘛！”我心里好笑，这回是上海生意经遇上了威尼斯商人，天生做生意的料儿碰在一起啦！

      最后，讨价还价的持久战终于结束，我们提着大包小包进了老城隍庙里最大的中餐馆吃晚餐。他们几个让我点菜，我点了糖醋鱼等几样西人都喜欢的菜，又点了老鸭汤。我说，上海人最爱喝老鸭汤，到这么大的上海餐馆吃饭怎能不点老鸭汤？服务员从大汤盆里给我们四人一人盛了一小碗老鸭汤。

      玛丽拿勺子在小碗里一搅，突然惊叫起来：“鸭子脚！”我一看，原来是一小块鸭掌。马克立刻不放过机会大开玩笑：“中国人可是什么都吃，这汤里什么都有，你好好找，鸭头、鸭心可能都在里边！”玛丽一副不知所措的窘迫像。我也有些尴尬，我忘了他们不像盖瑞呀！盖瑞已经习惯了吃中餐，早已对鸡脚鸭掌见怪不怪了。

      玛丽把那小碗鸭汤小心地放到一边，专心吃起糖醋鱼、糯米藕、鸡毛菜、炒面筋等。一会儿，她就忘记了鸭掌，大声地赞美起来：“你点的菜真好吃！到中国餐馆吃饭，一定要跟中国人一起来！”盖瑞不失时机地吹嘘：“楣就是能干！”

      正在大家吃得酒酣耳热之际，盖瑞突然说：“马克，我对你有一个郑重的请求……”马克马上认真地看着他说：“什么请求？你说！”“我和楣准备年底结婚，我想请你做我的证婚人。”马克立刻举起酒杯，激动地说：“我太高兴了，太荣幸了，我祝你们两人永远幸福！”我没想到盖瑞这时突然说出此话，也激动起来，高兴地举杯。玛丽说：“我都激动得要哭了！”

      在上海，盖瑞想尝尝地道的上海生煎包。我们时间很紧。我又怕他肚子不结实，没敢带他去小摊上尝试。在一个大饭店里，我们总算吃到了生煎包，但是盖瑞不满意：“上海的生煎包不如悉尼的好！”

盖瑞·坦普：

      上海之行是短促的，但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在自己的笔记中写道：“过去，老一代人常说：‘看了罗马死而无憾’。而当今的人们可能该说：‘看了上海获得新生’。对我们这些面向未来的人来说，你可以忘记罗马、巴黎、米兰、伦敦、悉尼，甚至纽约；访问这个新世纪诞生的城市，发展最快的城市，地球上最惊人的城市——上海吧！假如你原先以为亚洲是世界落后地区，当你访问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上海时，你就会把这些想法抛掉而把尴尬留给自己。”

杭州巧遇

辛夷楣：

      上海的培训结束，我们8月下旬到杭州，一出车站，热浪扑面而来。《女友》杂志的女同事说，这两天是杭州今年气温最高的日子，今天39摄氏度。我们把行李放在招待所，就急不可待地去逛西湖，看断桥，吃楼外楼，逛古色古香的河坊街。

    《女友》杂志的同事说：“楼外楼不许订座，我们只能早去，4点多就得去排队，5点整他们放人进去。”客随主便，我们只好听他们安排，早早来到楼外楼的前厅等待。等到我们刚在分配给我们的桌子边坐好，我突然看见一个极熟悉的身影晃进了餐厅。我想，该不是我眼花看错人了吧？我低下头，然后又抬起头来，那人却离我更近了。

      我不由自主站起身来，跟在他后面走。等他快走到他们的桌前时，桌边坐着的一位男子紧紧地盯着我看。我一眼就认出来，他是我前夫的侄女婿。这时，我的前夫站住了，他回转身，准备拉开椅子坐下，一抬头，却看见了我，他笑起来。我说：“我们今天刚到。”他说：“我们明天就走。”我觉得自己仿佛是在做梦，而我们两人又仿佛在说着电视连续剧里的台词。

      前夫又指着他的侄女婿说：“我跟他们一家来了一星期了，住在他们军队的招待所，明天要走，今天来楼外楼吃顿饭。小毛去买东西了，一会儿就来。”小毛是他的侄女。我不知再说什么好，就说：“那好，小毛一会儿来了，我再过来。”

      回到桌边，盖瑞用疑惑的眼光看着我。我告诉他：“那是我的前夫，他们来了一星期了，明天回北京。”“真的？这么巧？那你带我去见见他？”“好吧！”我站起身。我知道介绍他俩见面是有些尴尬的，但盖瑞既然提出了，我也不好拒绝。《女友》杂志的同事不懂英语，不知我们在说什么。他们只知道我碰见了熟人，当然想不到是我前夫。

      不要说他们想不到，就是我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尽管我几次回北京探家，但是自从离婚之后，我从来没想过要见他，也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事情已经过去了10年，我觉得我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已经是很久远以前的事儿了，好像上辈子似的。

      我和盖瑞走到他们桌边，我开始给他们彼此介绍：“这是我的前夫，这是我的男朋友盖瑞……”我的话音未落，盖瑞就弯腰给我前夫认认真真鞠了一躬。大家都笑起来，气氛很轻松。等我俩回到桌边，我问盖瑞：“你为什么给他鞠躬？”他爽快地说：“他比我年长，我向他表示尊敬嘛！”他非常坦然，我的尴尬也消散了。

      这件事我和盖瑞议论了好久，觉得实在是太巧了。中国如此之大，来来往往的游人如此之多，我们俩人就偏偏在西湖边上的楼外楼遇上了。我想，假如真有上天的话，天意是想让我和前夫都忘记过去，忘记彼此，从此轻轻松松往前走，走入人生新篇章。而盖瑞的那一躬，正好是在向过去告别。

      没想到，当夜盖瑞大泻数次。他怀疑我们中午在火车上吃的肉松面包使他不受用。早上起来，他觉得好一些，要出门，我决定带他去灵隐寺。

那天是周日，灵隐寺内外人山人海。进寺不久，盖瑞又不舒服起来，几乎要昏过去了。我赶紧让他坐在石凳上不要动。我这才意识到，选择周日来灵隐寺是多么的不明智。人头攒动如过江之鲫，寺院如此庞大，出租车根本叫不进来。

      幸亏，半个多小时后，盖瑞感觉好些了。我们慢慢走出寺外，赶紧叫车返回住处。休息到下午，他好些了，又想出门，我们就去西湖边上的山外山饭店吃晚饭。

     不想，当晚我开始发烧，虽然吃了药，第二天仍起不来。我们都不想麻烦《女友》杂志的同事们。盖瑞决定独自出去，在附近买些牛奶、方便面和水果之类。在招待所楼下，他发现一辆自行车，就骑上了。他对中国的交通规则不甚了然，澳洲与中国恰恰又是反向交通，加之他又不认得路，只得误打误撞地往前骑。其他骑车的人忍不住在背后向他大声吆喝，但骑近了一看是个老外，知道他听不懂中国话，只好摇摇头算了。

      盖瑞总算找到了一间超市，就对售货员说，想买牛奶。售货员听不懂英语，一个劲儿地摇头。他就用手比划了一个庞然大物，又哞哞地学牛叫，还用两手上下舞动，做出挤牛奶的动作。售货员笑了，把他带到放牛奶的冰箱前。他又小心地挑选了方便面和一大把香蕉。付款时，盖瑞掏出一把人民币，售货员从中拿出几张，又把东西一样样放进塑料袋，递到他手里。首次购物成功给了他信心，他决定去药店给自己买些止泻药。

      盖瑞一句中文都不会，要想买药可比在超市购物难多了。他只好四肢并用在药店大堂里比划表演开了：我吃了东西，肚里咕咕叫，肚子疼，然后又噗噗噗从后边出来了。药店的男女售货员们围着他大笑，然后从后面找来一位穿白大褂的男士。

      这位男士拿出三种药，但他不会讲英语，不知该如何告诉盖瑞一天吃几次该吃多少，药盒上又全是中文。盖瑞就拿出笔，画了一幅画，上面有三个太阳。一个太阳刚刚升起；一个太阳高挂中天；一个太阳已经落山了。

      那位男士拿起一种药，在升起的太阳下面写了1。他又拿起另一种药，在三个太阳下面都写了1。盖瑞很高兴地一一记下，骑车返回。

      我一看，这是两种西药、一种中药，都是治腹泻的。我夸他能干，让他赶紧吃药。盖瑞非常得意地说：“你看，我不会讲中文，也能办成事，还给自己买了药回来。不过呢，你以后得教我点儿中文日常会话。这样我起码可以和中国人交流交流！”

洋女婿

      火车一到北京站，我就看见大弟一家在站台上翘首盼望。大弟的儿子毛毛迎上来拿行李。盖瑞张口就喊：“毛毛！”

      毛毛高兴地说：“爸，他知道我的名字！”

盖瑞得意了。他又高兴地叫出大弟、大弟妹的名字。我告诉大弟他们，盖瑞在悉尼整天背记他们的名字。他们都赞扬盖瑞记性好，发音准确。

      盖瑞又说，我叫他“板儿爷”。当然，他的“板儿爷”发音有点怪，大弟他们不解其意。

      我解释说：“他肩膀特别宽，背特别平，还喜欢赤膊，像过去北京拉平板车的‘板儿爷’。”大弟全家都笑了。

      未去中国之前，妈妈几次在电话里提及：“真怕你们住在家里，盖瑞不习惯！老吃中餐，他行不行啊？”

      此时，我们已同居半年有余。我很有信心地说：“妈，别担心！盖瑞能习惯，他什么都吃，还吃卤猪舌呢！”爸爸笑着重复：“还吃卤猪舌呢？”

妈妈心细。其实，她不仅担心我们在家里住不住得惯，还担心这洋女婿到底行不行，是不是长久之计？我虽一再在电话里说，我们相见恨晚，妈妈还夸我们是天造地设，但家里人没看见他，总是不太放心的。他毕竟是西人，和我们不同族不同种，文化背景生活习惯与我们相差很远。我家亲戚虽有不少定居海外，可还没有与西人通婚的。我这可是头一份儿，家里人能放心吗？

      我俩打算赴京探亲之后，于当年年底结婚。因此盖瑞说，他要给我妈妈爸爸准备聘礼。临行前，他拿出一些纪念币，仔细地擦拭，又分装在两个绿丝绒口袋里。

      这是他就职的公司给他的。公司每年圣诞节赠送就职5年或10年的人员纪念币。2000年，盖瑞正好在公司就职了10年，得到了世纪纪念币。他举着小丝绒口袋，很得意地对我说：“这叫礼轻情义重！”

      我们一行人进了家门，还没坐稳。盖瑞就拿出装纪念币的小口袋，郑重地送给我的爸爸妈妈。爸妈和大弟他们都很好奇地端详这些纪念币。

盖瑞在旁边等急了，忍不住问：“你们接受不接受聘礼啊？”爸妈都是解放前的大学毕业生，英文底子很好，连忙笑着用英语说道：“接受！接受！”盖瑞做出如释重负的表情。我没想到他这么重视礼仪，倒是被他的细心感动了。

      大家坐下来吃饭。盖瑞正好坐在妈妈对面。他仔细地端详着妈妈，半天才说：“这下我放心了！妈妈八十多岁还这么好看，楣将来老了也不会太丑！”我翻译给大弟他们听，大家都笑了。

      后来，妈妈坦诚地用英语告诉盖瑞，她原来对他是西人不太放心，但一看见他，就放心了。妈妈的这种感觉是我们全家共通的。我们家人与盖瑞真可谓一见如故，当然，他们之间免不了有一些“小事故”发生。

      全家人对他的好，真是无以复加了。妈妈挖空心思安排菜谱，弟弟弟妹们带我们出去玩，请我们吃饭，给我们买衣服。全家把盖瑞当小孩子宠。

    那时北京暑热未消。爸爸知道盖瑞爱喝啤酒，每次他一进家，爸爸就从冰箱拿出青岛啤酒。盖瑞就眉开眼笑地用刚学会的中文说：“青岛啤酒，谢谢！”

      家人见他果然喜欢吃中餐，喜欢家中小阿姨做的菜，连中国酒都欣赏，非常高兴。家里的小阿姨也放心了，不必担心他在吃饭时挑三拣四。

我们刚到北京，妈妈就说，她要带我俩去拜访她的老同事郭阿姨夫妇，他们就住在我家同一座楼的另一个单元。我们欣然前往。盖瑞虽然和他们语言不通，却急于加入交谈，就四肢动用地表演起来。

      他先告诉他们自己如何在杭州买止泻药；又比画说，有的中国男人开着奔驰车，下了车，却往地下甩鼻涕。他的动作很大，但是一看就明白。

妈妈的同事夫妇退休前都在文艺单位工作。那位叔叔说：“我不知道盖瑞做什么工作，但是，他肯定很有表演才华！”

      从老同事家出来，妈妈才告诉我们：“郭阿姨的女儿也在悉尼。她说澳洲人爱洗澡，有时在浴室里待很长时间。我和你爸担心你们来后，咱家一个厕所不够用。郭阿姨就说，欢迎我们随时去她家上厕所。我还在卧室里准备了一个坐便器。没想到根本用不上，你们在厕所里待的时间并不长，厕所并不拥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