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风雨一路歌：音乐教育家邓映易先生的人生苦旅(上）

小小太阳轩

      一、千年等一回

    1998年2月7日的上午，上世纪最后的一次体育盛会——第十八届冬奥会的开幕式上，在世界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的指挥棒下，柏林博兰登堡、纽约联合国国会大厦、悉尼歌剧院、南非开普敦好望角、北京故宫神武门在同一时刻响起了同样的歌声：


    “欢乐女神圣洁美丽，灿烂光芒照大地，我们怀着火样热情，来到你的圣殿里。你的力量能使人们消除一切分歧，在你光辉照耀下面人们团结成兄弟。”


    那壮丽辉煌、气吞山河、撼天动地的歌声，表达了全人类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同愿望。这歌声来自人间也来自上天，它超越了国界，超越了信仰，超越了政治主张，超越了肤色和种族，超越了语言障碍。这就是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中的《欢乐颂》。在上述代表世界五大洲的五个不同的地点中，其他四个地方均使用了德语演唱，只有代表亚洲的北京故宫神武门，获准使用汉语演唱。这首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广为流传的《欢乐颂》，中文歌词译配者就是——邓映易。


    随便翻开一本外国歌曲，不需刻意寻找，你一定能看到邓映易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和许多你熟悉、热爱并伴随着你生活和成长的歌曲紧密联系在一起，《桑塔.露琪亚》、《友谊地久天长》、《野玫瑰》、《铃儿响叮当》、舒伯特的《小夜曲》、《夏天最后的玫瑰》……


    “夏天最后一朵玫瑰，还在孤独地开放，所有她可爱的伴侣，都已凋谢死亡，再也没有一朵鲜花，陪伴在她的身旁，映照她绯红的脸庞，和她一同叹息悲伤。


    我不愿看你继续痛苦，独自残留在枝头上。愿你和亲人同安息，从此长眠在睡乡。我把你那芬芳的花瓣，轻轻散布在花坛上，让你和亲爱的同伴，在那黄土中埋葬。


    当那爱人闪亮的指环，失去了宝石的光芒，当那珍贵的友情消逝，我也愿和你同往，当那忠实的心儿憔悴，当那亲爱的人儿死亡，谁还愿孤独地生存在这凄凉的世界上。”——《夏天最后的玫瑰》


    ……这些歌在潜移默化中滋润过多少浪漫的心，安抚过多少痛苦的灵魂，给多少人的生命中培植了永远的绿洲和芳草地，为多少人播种了善良、美和爱心，为我们走近西方音乐世界，为我们阅读那些伟大的心灵——席勒、歌德、贝多芬、舒伯特、舒曼、提供了怎样的方便和捷径，我们也许很少去考虑，但是我们已经获得过深深的感动。著名的歌唱家李双江、吴雁泽、金铁林曾说：“我们都是唱着邓老师译配的歌走上音乐道路的。”在我们的感动和音乐修养中，和一个人默默的工作和奉献有着深切的关联，这个人的名字就是——邓映易。


    二、往事淡如烟


       邓映易先生祖籍在湖南湘乡，出生于彰德府（今安阳）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童年居住在芦沟桥畔的长辛店三合庄6号，那是她一生念念不忘的、真正的故乡，邓映易的父亲是清末第一批留学法国的机械工程师，母亲是毕业于北京女师大的大学生，在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她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文化熏陶，在扶轮小学时就学会了《满江红》、《木兰词》、《高山流水》、《阳关三叠》、《苏武》、《黄河》等爱国主义的歌曲，还有父亲为她从法国带回来《马赛曲》。这些歌曲对她的人生观和后来从事的专业有着很深的影响。12岁到北京著名的贝满女中住读，这所女子中学非常重视音乐和英语，宗教音乐和宗教精神培育了她的善良和纯真。13岁时的邓映易把英语课本中契诃夫的《万卡》翻译成中文发表在《晨报》上，初步展露了她的翻译才华。基督教是一个唱歌的宗教，那些优美的旋律启迪了她对音乐的灵感和悟性，上天赋予了她甜美圆润的歌喉，赋予了她一颗敏感空灵的心……这一切为她后来成功的从事歌唱演出和教学工作，及对外国歌曲的译配，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青少年时期的邓映易，从照片上看，胖乎乎，总是皱着眉头，但生活中的她却是整日乐呵呵，了解她的人们叫她“老乐”。


       如今，82岁的邓映易仍非常怀念她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她在她的诗歌中写她从小生活过的长辛店，说：“那里有舒适的花园洋房/前后院鸟语花香/春天里有布谷黄莺歌唱/樱桃盛开满园芬芳/樱桃熟了尽情品尝/夏季葡萄挂满架/马奶子葡萄玫瑰香/蜜蜂架上嗡嗡唱/葡萄熟了采撷忙……”


       其时的社会动荡不安，风雨如晦，但仍然是她一生中最难忘怀的快乐时光。燕京读书的记忆是终日沉浸在宗教和音乐的氛围中，练唱弹琴，楼外就是美丽的镜春园，课余时间在绿水环流、树木葱茏、山石叠翠中漫步，对孕育她美丽的心灵和浪漫情怀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1936年日寇入侵，邓映易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抗日救亡歌咏运动。1938年，她从贝满女中毕业后，先后上了辅仁大学和燕京大学，在燕京大学就读时期，她选修了所有的音乐课程，使她的音乐基础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提高。邓映易在辅仁大学社会系的毕业论文题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康有为大同书的比较》，这不是一般女孩应该关注的问题，邓映易之所以热衷于研究这样一个深刻的社会课题，决非出于偶然，也不是由于好奇，而是源于她与生俱来的不同寻常，源于她特殊的性格、情怀、气质禀赋和对于理想社会的向往与思考。因此之故，上天也就同时给予了她一系列普通女子无法承受的重大打击，也许，这就是天道。


      走过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初期的邓映易，曾在上海音工团、北京中央歌舞团、中央乐团担任合唱独唱演员。并先后赴朝鲜、苏联等地演出，赴波兰参加了世界青年联欢节。在朝慰问演出期间受到过金日成的宴请，在人民大会堂为国家领导人和外宾演出后接受过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伟人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


    有感于中外文化交流的不便，1957年，她开始和尚家骧（《我的太阳》译配者）一起译配外国歌曲，并获得极大成功。以她译配的《欢乐颂》录制的唱片，作为和平友谊的象征，经常由国家作为珍贵的礼物赠给外宾。那是她中年时期的辉煌岁月和火热的生活，也是她常常聊以自慰的一段难以忘怀的历史。但好景不长，无情的厄运接二连三呼啸着扑面而来。


    之后的岁月，她经历了三反、五反、四清、文革等名目繁多的各类政治运动。无情的现实粉碎了她的爱之梦，她在有了两个孩子之后，遭受了丈夫的无情背叛，经过一个星期食不下咽、夜不成寐的痛苦抉择后，以一个勇敢者的姿态，毅然主动和丈夫离异，把自己从这桩痛苦的婚姻中及时地解脱了出来。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那年她31岁。第二次婚姻的不幸遭遇，不怪丈夫，也不怪她本人，是社会的问题，是时代的责任。那是1957反右运动如火如荼的年代，每一个单位都有右派指标必须完成。丈夫在安徽荣军学校教书，荣军学校的成员大都是复转军人，右派指标很难凑齐，这个性情耿直诚实善良的北方知识分子在劫难逃，理所当然地成了政治形势的牺牲品。她没有眼泪，没有怨言，只有默默地等待正义伸张的一天。但等到丈夫的平反昭雪，已是他逝世五年之后。她曾写过一首《无墓的墓志铭》以致怀念。那年她只有37岁。靠了母亲的帮衬，独身的邓映易一个人独自挑起了养育三个孩子的重任。1963年，她响应国家“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支援三线建设”，谢绝了人民音乐出版社的挽留，低价出卖了北京的房子，告别了心爱的舞台，带着一家老小五口应邀来到山西大学艺术系任教。这里没有水，没有暖气和卫生设备，全家人住在了两间空荡荡的大教室里，吃着高粱窝窝玉米面，用水要自己挑，烧火也要靠自己打煤糕。这些新鲜的苦楚都不算什么，因为有她的事业在，她都随遇而安地从容应付了。她努力地改造着自己，和工农学生打成一片，深受学生们的爱戴，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莘莘学子，译配出许多优秀的外国歌曲，这些文革中都被当作罪状清算了。她当时刚从“四清”前线回来，因患胸膜炎住进了山西省人民医院，在治疗期间就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牛鬼蛇神”、“反党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字报从医院的四层楼一直贴到道路两旁。同时山西大学艺术系也贴满了有关她的大字报和漫画。她是艺术系近20名被斗教师中的第一名。至今她不能忘记，在一大张纸上，写着她的姓，姓上画着一个红圈，又大大的打了一个叉。他们被强制游街，学生用墨汁往他们脸上涂花脸，让他们自报罪名，并被强制劳动改造，她以46岁的年龄，每天抬水泥预制板和电线杆，从此落下了顽固的腰痛。她的家被抄得乱七八糟，一些专业书籍，解放前穿过的比较华丽的衣服全部当作“四旧”和罪证被抄走。为了避免更大的麻烦，她把自己多年积累的30多本日记都烧掉了。这些日记曾经伴随她从北京到上海，又从上海到北京，最后来到山西，那是她心路历程和生命轨迹的记录，是她心中凄婉的歌，是她最感惋惜的痛心和失落。孩子们在这样的红色巨流中陷入了莫大的恐惧终日惶惶不安。母亲担心红卫兵让她穿着旗袍游街，把她出国演出时的旗袍用剪刀拆掉。在那个不准唱歌，不准说话，不准看电影的黑暗岁月中，她默默地期待着，绐终不曾向命运妥协。最后终于等到了噩梦的结束，摆脱了厄运的纠缠，盼来了云开日出。历尽坎坷后，她再次获得了艺术的新生，终于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事业的辉煌之路。


    多少年来，无论遭遇什么样的不幸，她都从来没有掉过眼泪。可是在这样一个时刻她哭了，哭得眼泪滂沱。
经过了十年的文化禁锢，1979年，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在中国北京红塔剧院由中央乐团第一次重新演出，指挥演出的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世界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其中第四乐章的《欢乐颂》，使用的是邓映易的译配。台上的歌唱演员多是她当年的同仁和旧交。聆听着自己译配的歌曲和贝多芬那久违了的、气势恢弘的音乐，看着风华将逝的往日同事，她百感交集，滚烫的眼泪簌簌从面颊滑落。她终于也有控制不住自己情绪的时刻，她哭了，哭得不可收拾。演出结束后，她走上台去，把自己译配的一部分音乐作品签赠给了小泽征尔。在这中国音乐划时代的时刻，在贝多芬伟大音乐精神的感召下，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邓映易一生崇尚欢乐精神，她的一生是在悲哀的现实生活中勇敢地追寻欢乐，向往欢乐的一生，是在歌声和笑声拧成的希望中，坎坎坷坷、挟风裹雨度过的一生，她信奉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信奉共产党的“为人民服务”，认为世界上所有伟大人物的伟大精神，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孔子的“世界大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基督教的“地上天国”和孙中山的“天下为公”，虽然说法不同，但在本质上是共通的。所以她在68岁高龄的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基督徒成为了一个共产党员，并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她说，这并不矛盾。

    她是那种有个性、有理想、有思想、有着崇高精神追求的女性。

    她是那种敏感、浪漫、乐观、好学、始终进步、不懈奋斗的女性。

    她是那种在命运面前永不低头、永不言败、视痛苦若等闲、泰山压顶不弯腰的女性。

    她还是那种对成败、得失、生死、荣辱都看得很淡也看得很透彻的女性——惟其看得透才可能看得淡——那是经历了大得和大失的人才可能拥有的思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