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老猫 于 2014-10-17 17:05 编辑
64届灯市口女中初中校友孙树菡写了一篇感人的回忆文章《忆母校 忆恩师》传到心愿论坛。
从百度百科和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网站了解到：孙树菡教授1948年2月出生，1961年考入北京女十二中，1964年灯市口女中毕业，考入清华附中，1982年毕业于北京经济学院劳动经济系，1987年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研究生。1982年起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教授职业安全与卫生 、工效学、人口经济学、社会保险学、社会保障概论、医疗保险、职业伤害与工伤保障、社会保障专题等。社会兼职：中国劳动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保险学会理事、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残疾人事业研究院副院长
忆母校，忆恩师 ——写在母校150周年华诞之际 64届初中毕业生 孙树菡
从老教导主任蒋雯老师那里得知母校今年150周年庆，前两天又在清华校友网上看到对贝满女中的回忆文章，内心深处的那段温馨记忆的闸门亦被打开。 忆母校
我是1961年考上女十二中的，到1963年初三时，我所在的班级被划分到新成立的灯市口女中（女十二中初中部）。 读过两所小学、一所初中、一所高中，加上大学、研究生，曾经的这6所校园生活中，皇城根小学和女十二中（灯市口女中）是最令我留恋的，不仅是有那么多好的老师、结交了那么多朋友，而且更重要的是其活跃宽松的学习氛围，是其美好快乐的校园生活。不知那时学校是否有“升学率”的压力，反正学生们是没有感受到这种压力。老师们上课不仅讲授书本上的知识，而且还会增加许多课外知识，天文地理，老师们几乎无所不晓。课间活动十分丰富，就那么10分钟，我们也会在教室前面的“天梯”上玩会儿捉迷藏（我们初一时是在学校最南边的几间平房上课，教室前面有一架“天梯”，有几根可供攀爬的细柱子）。课后则更加多彩：话剧团、舞蹈队、鼓号队、合唱队、美术班------还有更多的数学、物理、外语等竞赛活动。在“玩”中学到了知识，也打下了扎实的、终身获益的理论知识基础。 那时的校园很大，没有现在这么多高楼。一进外面的大校门，是很宽阔的操场（这里召开过全校大会及运动会，但我们的体育课并不在这里上），大操场北边有两棵古老的银杏树，分列在教堂的两边，像忠诚的卫士。父亲说那是雌雄双对的，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与食果的“公孙树”。 大操场西北边是进入教学区的“二校门”，南边是几间平房，小操场北边是教师们备课、休息的二层砖木结构的小红楼，再往里是几座小楼。初三时我们上课的灰楼，打开窗户，夏日可见满墙荫绿的“爬墙虎”，秋天会慢慢变红的，煞是好看！
忆恩师
我们的老师虽然各自经历不同，性格迥异，但都受过良好的师德教育。我作了教师后，常以他们为榜样。他们的“老派”风格现在校园中已不多见了，真的是怀念！ 陈校长戴着一副眼镜，曾经给我们代过语文课，判过作文，一副“老学究”模样，沉稳、平和，在我们快上初三时离开，听说是随夫驻外了。 教导主任（陈校长走后，代校长职——这是我们学生们的感觉）蒋雯老师个子不高，精明能干，开会讲话从没有多余的话，却能深深地抓住听众的心，会后会牢记她所讲的。同学们私底下都说她讲话“干蹦脆”。第一印象是入学报到时，她站在二校门口亲自迎接新生，并且微笑着叫出每位的名字。我当时特别惊讶，随口问她“您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她笑答“我从你的报名表上看到你的照片和名字啊”。当教师后，每当愧对叫不出姓名的学生时，总会想起蒋主任及高中（清华附中）的老校长万邦儒，总会提及他们的惊人记忆力。蒋主任精力无限，会关心学生们的学习、生活，甚至是一些心理问题。她永远是笑眯眯的，即使你犯了错误，她也轻易不会批评你的，但此时她的微笑中所隐含的意味却远比厉声批评更有力量。 我们是从初二开始学习英文的。曾经有过两位英文老师。初二的李婉莹老师个子高挑，长得像电影名星白杨，优雅、高贵，总是微笑，软软的吴侬语真好听。她的一举手一投足都深深地吸引着我们这些“疯丫头”。习惯了李老师的美式英语，初三换了郑秀老师，讲一口标准的英式英语。我们这群淘气鬼不习惯，就想方设法捣蛋，例如，郑老师教“January”时，念的很慢，大家就会一起故意舌头在口腔里面搅动半天才念完这个词。郑老师应该不是一位温顺的“小女人”，但她却能够宽厚地容忍我们的胡闹。郑老师是大家闺秀，教我们时大概已是中年了，娇小的身材，每天都要换一身干净合体的旗袍，头发梳的光亮，对我们极为耐心。上高中后，我曾用英文给她写过信，她特别高兴，保存了我的信，并耐心地抄写了一遍，逐字加以修改。后来我在假期去看望她时，她告诉我，她给下一届上课时还读了我的信，鼓励大家努力学习，并告诉大家我的书写错误以及更符合英国标准的写法。文革中去学校看望老师们，没有见到她。后来看过她女儿写的回忆，看到她远远地、悄悄地看着“劳改”的前夫曹禺时，我泪流满面，以后多次想起这事还总会落泪。 数学老师有好几位。其中几何老师何瑾也是典型的大家闺秀，举手投足间既蕴含着深厚的家教，也带着数学的“刻板”，虽然不苟言笑，但大家并不“怕”她，反倒是很喜欢她。听说文革中她的遭遇很悲惨（这样一位耿直、不谙世事的老师，又不是“红五类”，其遭遇可想而知）。我与好友克俭偷偷去看她时，没有见到。代数老师张祥宁戴一副“瓶底”似的眼镜，说话声音不大也总是笑眯眯的，好像比我们大不了多少。她与后来教我们几何的于晓东老师结为伉俪，我们现在还有联系。于老师瘦瘦的（我们几个好友曾不止一次看到他在学校没什么人后在双杠锻炼，好强的臂力啊），讲话也是慢悠悠的，有些似“女性”，一头乌发梳成整齐的“小分头”，淘气的女生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希特勒”（其实我们真没有丝毫恶意，反倒是十分喜欢他）。 语文老师也换过几位。孙晓东老师也是我们初一时的班主任，声音甜美，据说是北京业余合唱团（或是北京职工合唱团）的主唱，后来生小孩了，我们大家去看望她，大家都说孩子很漂亮，但我上前一看，初生的孩子，红红的，脱口而出“这么红，真难看呀”，孙老师委屈地说“我这么喜欢你，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呀”回家后，挨了一顿骂。陆老师是位老教师，满腹经纶，一对酒窝，总是在笑。 两位物理老师都是归侨，也都是好脾气。女老师生小孩后，换了位年轻的男老师，个子高高的。记得一次开全校运动会时，他呆头呆脑地闯入“禁区”，被跑偏的铁饼“削”了一下头部，后来头缠绷带来给我们上课，大家笑，他也笑。 初一时的生物老师是位老教师。记得一次上“爬行动物”课，，是在实验教室，讲桌上放着一个大玻璃罐，里面是福尔马林浸泡的蛇。我吓得躲到桌下流泪。老师提问时，没找到总爱举手的我，就关心地问“是否生病请假了”，周围同学笑着指向桌下，老师走过来，翻了翻我放在桌上的生物书，看到其中一些动物图都被厚厚的牛皮纸黏贴上了，于是伸手把我从桌下拉出来，带我从教室后门走出去，说“初生牛犊不怕虎，你肯定是被人吓过”，我回答是，她告诉我“不要怕，这节课出去玩吧”。我一直记得并感谢这位慈祥的，懂得心理学的老教师。后来的生物老师脾气太坏，不记得了。 化学钟老师是位瘦瘦的老教师，身着合身的旗袍，天凉些时会套上件毛衣，搭配得很协调，脾气也好，很容忍我们，我们自然也很尊重她。 美术老师个子高高的，虽然性格大大咧咧，但总是穿的很时髦。她很会教书，我居然在那个时候学会画画并有展出，而且从此喜欢上美术了。 音乐老师是位女高音。我们是在大操场边上的教堂里面上课。她也是好脾气，告诉我们唱歌不能扯着嗓子吼，她举例问我们：钢琴上面有灰尘，是鼓起嘴巴吹，还是咧着嘴巴“哈气”？大家淘气地异口同声“哈”，她也不生气，连续纠正我们，最后大家再也不好思“哈”了。 地理老师丁准长得像老外（也可能真有外国血统呢），一位博学的老教师。从未见过一位老师如此教地理：把地理地貌与当地风土人情等等娓娓道来，我们在听故事中牢牢记住了比教科书还要多的知识。 第一位历史老师是位高个子的老先生，鼻梁上架副“小眼镜”（看起来竟有些像国外古老的“夹鼻镜”），同样是像孙敬修爷爷讲故事那样，把历史（时间、地点、人物、典型事件等等）讲给我们听，竟使我这本不喜欢枯燥历史的学生也喜欢上了，而且还能回来跟父亲讨论一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后来的年轻老师是刚刚从师范毕业的，只在讲桌后面那几平方尺的地方来回踱步，眼睛盯着天花板下面总有人会弄出声音来，使他不得不停下来看，但一看到我们，就立时会脸红了。前排的梁同学奇怪他为何不时往他的黑皮包里看上两眼，一次趁老师板书时溜到讲桌打开包提出一个闹钟，全班大笑，老师连脖子都红了，几乎要流泪了。多年后想起此事时，我还总会心怀歉疚（虽然不是我干的，但回家后笑着讲此事时，父亲叹了口气“刚毕业的农村孩子，还没钱买手表呀”，想到老师当时的尴尬，我都想哭了），老师，真的对不起了。 有两位女老师教过我们体育。第一位老师大约30多岁，长得漂亮，但真够凶的，上她的课大家几乎不敢捣蛋。后来的小李老师可能就比我们大两三岁，虽然晒得较黑，但很漂亮，脾气好，很耐心。或许是“同龄人”的缘故，大家相处也很好，没有因为她年轻，脾气好而“欺负”她。 学校还为我们开了大字课。老先生教的认真，修改作业也十分认真，某一笔划写得好，都会用红笔圈起来，还要给评语。这一门课竟然使我这以前及其后都未再练字的人竟然还能参加毛笔字竞赛！老先生的教学成果多大呀！只是现在电脑用多了，字大大退步了，愧对老先生了。
“文革”返校
虽然只读了初中就考出去了，但仍然十分留恋母校，想念可敬的老师们。“文革”中，一位也住在清华的女士（她是我们学校隔墙幼儿园的园长）告诉我，保育员们怕在墙上看到你们学校那些小女生都快把你们的蒋主任打死了。我急急忙忙找到好友克俭，决定悄悄“潜入”母校去看看（此前曾有一位低我一届的女生，是某中学的红卫兵头头，带一队红卫兵，手持宽皮带到清华附中找到我，说我是蒋雯的黑苗子，要我揭发她的“罪行”。虽然因家中有几位“黑帮”，父亲一再叮嘱我别多话，别再给他们添麻烦，但我仍憋不住顶她“你当时是个坏脾气的学生，总跟同学打架，蒋主任对你特别关心，常找你聊天，我还去帮过你呢。你接触蒋主任机会更多，你看出她什么‘罪行’了吗”若不是我的同位子、我们班红卫兵核心组长刘慧儒同学及时赶到，把他们赶走，我恐怕就会被“抽”了）。 我们俩悄悄进入学校，战战兢兢（其实过于小心了，学校里面乱哄哄的，根本没人注意我们）。我们不敢打听老师们都在哪里，走到小院子，看到铁栅栏门里几位老师在“劳改”，最先看到的是丁老师，脖子上挂着个大牌子，上书“我是大特务”（就因为长得像老外！），他在扫地，依旧面带笑容，不失风度（“文革”后，我俩千方百计打听到他的家，但不巧未能见到）。我鼻子一酸，赶紧往别处“搜寻”，但未见到其他老师。 我俩决定到教师办公楼找找看，房门都关着，我们没敢敲门，上到二楼，发现一间房门紧闭，而且窗户上糊着报纸，我们猜想里面一定关着哪位可怜的老师，轻轻敲了敲门，里面竟然传出熟悉的声音“请进”——是蒋主任！我俩又惊又喜：惊的是竟然敲对门了；喜的是她还活着，而且听声音还算可以！怕被人发现，不知又会给她增添什么麻烦，反正目的已经达到了，我们慌慌张张地跑下楼，一路小跑出了校门。 往事历历在目，那曾经是多么惬意的时光啊！虽然恩师们曾经沧桑，但他们桃李满天下；他们对学生的影响，那不仅是所传授的知识，也是德行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终生难忘，终身受益的。
愿母校永远长青！愿恩师健康快乐！
| 
发表于 2014-10-17 17:01:00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