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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子蕴新书的序一《站在同一块基石上的感念》(陆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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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2-18 11:53:4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老猫 于 2014-2-18 12:00 编辑

         2014.1.21我发了一篇博文:转载子蕴:我的书《我曾经的名字叫知青》再版啦,http://www.bm12166.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60,文中说子蕴的新书中有三篇序,现转载其中的序一:站在同一块基石上的感念。(发表于子蕴20140126博客)
   作者是子蕴兵团的战友,上海知青陆幸生。他1982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中文系。1982年后历任《上海青年报》记者,上海《萌芽》杂志编辑部主任,上海《文汇报》版面主编、主任记者,上海《新民周刊》特稿部主任,高级记者。200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报告文学集《中国大恐慌》、《穿越沧桑》,报告文学《天下第一难》、《我们是很优秀的》、《采访天安门》、《异国血未冷》、《温家宝在甘肃地矿局》、《走近巴金》、《庐山别墅背后》等。曾获中国潮报告文学奖,中国白玉兰电视纪录片大奖。

                            序一:站在同一块基石上的感念
                                             陆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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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5月21日早晨,我在台湾高雄,一大早5点半就起床了。来到高雄港的入口处,一株高大的由废金属片组合起来的大树,姿态别致地竖立在海港道口,热带初升的阳光,斜斜的,橙黄色的温暖涂抹在树上,有了点妖娆的味道。深蓝色的海平面,一望无际。昨晚经过此地,这里原是日本当年雅马哈企业的厂区,再是“光复”后的仓库,又被“转型”废弃,现在是“艺术创意园区”。游览计划中没有安排这个参观项目,我独自而来。

  手机响起,我收到了当年黑龙江兵团“荒友”刘国强的短信,告知:其一,他的人生级别提升,有外孙子做外公了;其二,同为“荒友”的子蕴出书,代我要了一本,书不是白给的,约写书评。大陆书稿出版在台湾,大陆人行走在台湾,途中,被约写“大陆人台湾版著作”的读后感,这是属于海峡两岸今天的巧合。昨天,前天,都不可能。

  子蕴快人快语,博客集结出书,是题中之意,油墨香来得快了些,“是我始料不及的”(作者语)。国强当外公,是必然的,短信中的欣喜,有着一份“快”意。“陆客”来到台湾,是必定的,可我没有想过,自己这么快也就来了。不相关连的三件事,都含有必然、必定的意思,又似都“没想到这么快”,如是共同感受的缘由有三个:背景的天幕已经更迭;这份更迭,需要时间,然白驹过隙,瞬间,我们就老了;我们老了,但并不麻木。

                                                           二
  
  回沪,得到子蕴的《跨越文革的人生岁月》。仔细读来。

      子蕴文本的缘起,是因为“不少同时代朋友的自传或者回忆文章,看那都代表不了我的感觉”,“在儿子鼓励之下”的“实话实说”。子蕴从“我出生”写起,以自家经历为一以贯之的主干,其他人事的描摹,则是枝叶烘托。作为母亲,子蕴本意,是“给儿子讲过去经历的故事”。“讲故事”这句话的“学术层面”很高: am  a  storyteller;翻译过来的意思是:我是一个故事讲述者。这是毛姆说的,他的名作即是《人性枷锁》。

  “性格使然”的子蕴将文本上了博客。

  同为荒友,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思想史研究室主闻黎明先生的序,是用专家眼光写的,精当,而且准确,是阅读子蕴这本著作的指南。他说:“我从事现代史研究多年,习惯从职业眼光考量现实。在我看来,与新中国同龄的子蕴,是用她的个人经历,再现新中国成立后一个城市平民家庭的演变,而这个家庭和千千万万家庭一起,共同构成了现代中国社会。若从这个角度看,子蕴家庭的变迁、父母的境遇、个人的欢乐痛苦迷惘等等,作为个体虽然有一定偶然性,但作为整体,难道不正是那个时代的必然痕迹吗?子蕴的回忆包含着大量与现实生活极其贴近的资讯。”

      记得,我见过一次子蕴——刘湘。

  上世纪1970年冬天,我奉调至场部后勤处工作。起因简单,我是9连司务长,经常跟着马车或轮式拖拉机来往于场部办事,被有关人士“相中”。连领导知晓,欣然同意,这就等于是在场部主管吃喝拉撒和发放机械零配件的部门里,安插了一个自己人,以后办事方便。不过,不见兔子不撒鹰,连领导有个条件,放人,没二话,可物资股得先给批条子“调拨”两口大锅,一口给食堂炒菜,一口给猪舍糊猪食。

   锅拉到连队,我去了场部。以物易人,我命运的更变,源于一次中国基层农村物权与人权的交易。说起来也算是动用了金属等价物的买卖,不过不是金,不是银,不是铸钱用的铜,也不属于意识形态里面的“钢”,生铁而已,与钢相隔着再经历一场火的距离。

   忘记了年月,也忘记了季节,也忘记了为什么事情,就是“有一天”,跟着逐渐熟起来的政治处某位上海男生(不好意思,这个男士是谁,也忘记了),来到“后边”政治处的草房子里。当天停电,走道漆黑,脚下高低。政治处人士推开一扇门,屋里的一切陈设细节,淹没在幽暗中,一个女生坐在桌前,在烛光下似乎正在书写什么。她仰起脸,若有若无地向进门的两位男生点了点头,没有一句话,继续伏案。掩门而出的上海男生告诉我:这是刘湘,北京知青,高中生,报道组的。

   在我当时“政治概念”里,农场报道组与“市委写作组”级别相同。那是翰林院,那是御书房,那是殿前跨刀行走,那是两报一刊社论。说到当年感觉,也就是屋子黑,里面坐着的人,容貌模糊,眼睛也并不“炯炯”,与辉煌的名头颇不相符。想来,在食堂吃饭、在机关开大会时候,彼此还是见过的。只是“茫茫人海”,司令部、政治处、后勤处的座次排列,“后”的人们从来就很有自知之明地站立在被规定的角落里,我是个新来的,更从不到“前边”去。

   似乎不很久,听说刘湘调到大杨树去了。东北冬季漫长,心头的冰雪更是常年不化。许是单纯,更是麻木,走了,也就是走了。不是总是听到有人在“走”的吗?今日读子蕴此书,看到副场长王树德等相知的姓名,子蕴当年调动的途径,便一目了然了。至于调动缘由,即同场的弟弟已经离去,和D(子蕴的此时男友,此后一辈子的夫君)在异地的呼唤。容貌模糊的故事,在子蕴的叙述里,原因和过程,线条清晰起来。

   在并不感到陌生的故事里,有一个“子蕴特色”。当年,各地知识青年,还有老职工,甚至有些已经担任若干农场副职的非黄棉袄干部,有路子能走的都走了,远远近近的,都是向南走,唯独子蕴往北去。这样的行走方向,迄今回忆,恕我孤陋寡闻:北兴似没有第二个。

   不回家,不回城,独一人,向荒原。迷蒙的路上,苍穹呼嚎,一个女孩子的背影,踉踉跄跄,又无比坚定地奔向了由首都校园和京城宅院的经纬编织而成的幻影。今天子蕴记录了自己曾经的“哇哇大哭”,当年,有谁从这份嚎啕中听到了她决绝的勇敢?
  
                                                             三

  书者都是非常自我的。文本的自由行,源于人性的自由行。

  在书中,对于在北京与D 的会面,子蕴这般写道:冬天的阳光暖烘烘的照在什刹海的冰面上,亮光光的湖面晃得人睁不开眼睛,栏杆边一对青年男女,哭了又笑,笑了又哭。再写到了大杨树这个“新地方”,自己的入党要求依然被拒:子蕴“满腔愤怒无处发泄,顺手抓起一个墨水瓶朝D砍了过去,D一偏头,一瓶墨水摔到办公室的白墙上,瓶子粉碎,一面墙溅得乌七八糟”。

  这已是多么辽远的故事,这又是多么刻骨铭心的故事,挥之不去,召之即来。

   从“社会层面”而言,返城迄今,关于知青话题的“反刍”,纷乱不绝。一百个故事,由一百个人来讲,会出现一百个版本。子蕴版本,仅是这诸多版本里的一部。子蕴,这位“文革时期新闻工作者”的再度执笔,写字出发点是私人化的,行文没有一点宏大叙事的痕迹,也没有多少追根寻源的鞭笞。点点滴滴,琐琐碎碎,坦荡由之,笑哭率性。这是一种时代的反拨:在政治处报道组写稿,“语言、思路都有个定式,假大空是文章的通病,材料有了,要集体讨论定调子,即定文章的主题,基调。定完调子要吹路子,即把大纲和每节的标题都定下来,要写得层层深入,要无限拔高,写出境界来”。由此,调到大杨树,子蕴只有一个条件:不搞宣传,我实在搞腻了,太累了。子蕴今日文本“自由行”的源头,应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中对于“文革定式”的抵抗。

  子蕴提到,自己喜欢读章诒和。章氏新作《刘氏女》,是她继非虚构作品后的第一本小说。章氏接受记者采访,她说道:看到“进了监狱的美丽女子”,感觉“怎么那么漂亮的都在牢里啊!她对感情太单纯了,她的身体有需要,她也克制不住”;“在那样的环境下,太需要感情了,四周都是最残酷的,最孤独的,被所有人抛弃,一个人对你好,那种感觉太需要了”。在《刘氏女》里,章诒和“不去说制度怎么样,不说这些人的命运和制度的关系……我更多写的是情感、复杂的人性所导致的悲剧”;“我不会写太多时代的大背景,这是与我之前写作差别最大的地方。我不寻求制度如何不合理,而扭曲了人性,因为很多事情就是那么发生了”。

  读到章诒和的如是表述,子蕴大抵会有心有灵犀的感觉。

  相对子蕴的不能遗忘,源于各种缘由的遗忘,在一千次的忘却之后,似乎就可以成为真正的虚无。在上海某个“知青纪念馆”,众多的照片图板上,其中一幅贴出了六位女性青年和一位男青年的照片。这图板上的故事,讲的是“当年”黑龙江尾山农场震惊全省的山林大火,当时的“英雄报道”,出自尾山农场宣传科的一位女性,后来经过恢复高考后的考试,她进入高等学府;作为知青,又是大学同学,她曾对我说起过那场灾难。她当年写就的“救火”稿件里,出现有“一位男性”。寥寥数字,戛然而止,并无下文。在“滞后”了约40年的介绍中,我被告知,这图板左侧六张照片的女生,都是烈士;而右上角的男生,事迹报到“上边”,因其母亲曾“倒卖票证”,被搁置不理。展览设计者说:现在这一家人已经“都不在世上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大陆处于经济困难时期,老百姓购买各种基础的生活用品,均需各式票证。贫穷人家照例获有一份,只是买不起,将这些票证卖给能够买得起的人,成为了当时“自由市场”一种“非法生意”。贫穷母亲的挣扎,是当年所谓的“罪行”,于是,其儿子在异乡的奋勇扑火牺牲,便搁置一旁,无有只字褒奖,更无正式结论,任其淹没在茫茫知青的亡故名单之中。

  这样的细节,当年,有人知道,可是,没写,是出于不让写。从这里,我体会的,是当年铁幕一般的封杀和封锁。太久太久的封杀,就是被掩埋,太久太久的封锁,就是被消灭。

      这一天大的人性悲情,使我想着:关于“知青运动”,我们还“被”忘却了什么?

  子蕴版本的价值,在于“准确地从记忆中取材”。真可谓北疆冰封,迄今不化。美国老鹰乐队的成名曲《加州旅馆》,其中最著名的一句是:你随时可以结账,但你永远无法离开。想来,这天下凄惶,境内境外同是一样的滋味。乃至“民国最后的才女”,合肥四姐妹中的张允和早有诗句应对: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

  岁月相异,感念如一。子蕴亦当如是吧。

                                                                 四

  2008年9月,“曾经的黑土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32团知青回忆录”在沪自行印刷出版。这是当年下乡到北大荒同一农场知青回忆文本的简易“汇编”,我写了序。序的结尾,我表达了自己的“心结”:对于那场知青“运动”,我将牢记,但绝不歌颂。我当年“长年下榻”在办公室“一隅”,隔壁邻居是同样住在装备股办公室的陈财武,在同一食堂里喝了多年大头菜汤的老朋友,回来后一向疏于“知青活动”,他突然给我来电:那本书我看了,我要为你写的这句话,专门打个电话来,“我坚决同意,我就是这个看法”。

     也有不同的意见。当月13日,在上海松江大学城工程技术大学举行“荒友聚会”,一位中学同学以真诚的语态对我说:兵团考验了我们,更锻炼了我们,青年学生上山下乡很有必要,有人讲那是“灾难”,我要跟他们“辩论”(大意)。在当天发给与会者的《曾经的黑土地》里,也写有如是字句:“回忆起那战天斗地的时光,我的心依然激情荡漾。猪圈岂生千里马,花盆难栽万年松。青春年华,千锤百炼,对于我来说是一笔财富,是一首绿色的生命之歌。”

  真诚是不能责备的。真诚在证实我们是前30年“教育”最成功的批量产品。对于那个辽远得始终不能消失的十多年,你激动得流泪,那是你的权力;我心痛得淌血,那是我的自由。我已经知道,这世界从来没有过一个谁,通过“辩论”,通过“批判的武器”,能把另外一个谁“教育过来”。经过千沟万壑的跋涉,步出漫天风雪,我终于明白和懂得:世界由嘈杂构成,且这份嘈杂是永恒常态,自己就决定坚守这份自由:即使孤寂,也是自我,即使冷落,也是安宁。你当然是从前的你,我必须是今天的我。

  我的对“知青运动”的零碎“感念”,在前些年和当下,写下过这样的文字:
  
  对于中国知青和中国知青“运动”的解说,几乎无穷无尽,几乎无法求同。只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文革”劫乱已被彻底否定,而作为其组成部分的“知青运动”,怎么可能还是唯一单个的完整的蛋。在理应上学的年龄,丢弃书本(请允许简略表述)去劳动;到本该工作的时段,却作为超龄“大”学生去读书。这不能被认可是正常社会的秩序。投身社会,要以背井离乡为前提;表达忠诚,要以抛弃父母兄妹为标尺,这更不能被判定为道德人生的准则。人类历史上有因战乱和灾荒的人口大迁徙,但没有一次人数达1700万之多,时间长达10年,以纯粹的年轻人为主体的生命大迁徙。

  对于北大荒这段知青下乡时期的经济状况,有人说:是知青用尚未完全成熟的身躯,支撑了共和国大厦。其言“壮硕”,实际却恰恰相反,几十万年轻人的到来,制造了黑土地的入不敷出。这在农场大事记中有记载。但是,这后果不是知青的责任,而是国家政治动荡的高额成本。 (写于2008年)
  
  在40多年“知青运动”的宽银幕上,有如是我们的形而下的小人物,更有汹涌着的形而上的政经背景。这理当包括上世纪60年代后期知青“运动”的决策,即“最高指示”的形成过程,据今天汗牛充栋的资料看,这涉及到当年无比幽深、复杂的“文革”动因。大批知青回城的发端,则在70年代末,云南知青赴京,与农业部最高层领导皇城会晤,一拍两散;继而是一位“实事求是”的副部长亲赴当地,面对下跪的青年群体,作了令人涕泪俱下的讲话。最后,以邓小平的知青、家长、农民“三个不满意”为结论,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大返城”式的崩溃宣告终结。

  其海啸般的崩溃,被冠以“病退、困退、顶替”的政策名称。顶替,是父或母退出原单位职工额度,让子或女就业。一个经济制度,“计划”到这个家庭只配给一个饭碗,父母“不吃了”,孩子才“有的吃”。至于病退、困退,超过90%的知青们,都是带着这顶帽子回城的,而所有人回城后,又都以实际健康或比较健康的身体,去就业,去拼搏,去从头开始。

  病退、困退,尤其是病退,是一场被程序允许、被公开昭示的谎言操作。“知青运动”以谎言始,再以谎言终。把崩溃之路,标名为因“病”之路,因“困”之路,是“切题”的。(写于2012年)
  
  对于“知青”的历史遭遇,上辈父母和知青自身,饱含唏嘘。只是当年,“权借虎穴暂栖身”,在那样的时代,不屈、沉默,是一种行进方式,迎合、阿谀,也是一种自保的步履,至于混沌、“游戏”,更是排遣无望岁月的无奈演绎。

  如果硬要那般表述,“知青运动”有何“正收益”,那就是让年轻人了解了中国农村基层艰难的现实困境。今日坊间,有论强调今日些许高阶官员的知青“出身”一说;其实,“他们”下乡之后,时间长度远远超越乡村岁月,或学生或官宦的几十年仕途,在关节点上各式各样的“攀登情节”,究竟怎样,对于绝大多数的草根知青而言,哪里是能够知晓的;“知青出身论”也实在是把中国官场看得太卡通了。(写于2012年)
  
  陶渊明有诗: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正是因为:受难让人思考,思考让人受难,故而子蕴曾在自己的博客里,刊出这样一首诗,里边有一句:她“唯独不能……歌颂”的,是“知青运动”。这个省略号,是对“温暖”的一份姿态“优雅”的拒绝。

  子蕴的“不歌唱”,与我的“绝不歌颂”,是站在了同一块岁月的基石上。这是我写下这篇读后感的动因和主旨。

  是为子蕴《跨越文革的人生岁月》的再版序。
  

                                        陆幸生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理事、上海散文创作委员会副主任、
                上海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新民周刊高级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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