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老猫 于 2013-10-5 09:06 编辑
我的曲折人生 李婉贞
2008年在市政协会议中心 前排左4为李婉贞
接到五〇届同学的电话, 告诉我说: “你是否可以为纪念母校和五〇届校友会活动30年写点啥, 上次你回北京很晚, 出版《贝满人语》时, 太仓促, 你只写了几句简况”。真是“一石击起千层浪”, 本来平静、悠闲的生活, 我很少去想过去的日子, 更懒得动笔去写那些纷繁的往事。经这么一说, 霎时让我思绪万千, 脑海里一会儿浮现出66年前我慕名考入贝满女中时的情景; 一会儿闪过的是那么多位贝满恩师的音容笑貌和一幅幅难以忘怀的五〇届同窗倩影。 时光漫长, 我走出贝满已整整60年了, 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这幅人生历史画卷, 真是头绪多多。概括起来, 可以说我从一个无知的小女孩, 走到耄耋之年, 我的生活轨迹宛如英语字母“W”———一条曲折的人生。 1944年我从培元小学毕业考入贝满女中, 那时, 我对这所著名教会中学了解得很肤浅, 只知道她赫赫有名, 是所名校; 再加上当时我家住在现在美术馆附近的蔣家大院, 离灯市口大街的贝满女中很近。那时还没有公交车, 上下学一律步行, 选读贝满最为近便。在贝满初中班级上还有不少小学熟识的同学, 记得大家中午都带饭, 一起吃着、天南地北地聊着, 很是愉快。这样按步就班地学习, 我也很用功, 逐渐对母校的环境、课程、老师、同学产生了深深的、浓浓的情感。读完初中便考入贝满高中部。 这阶段最令我难忘的是1947年5月, 我参加了在沙滩北大红楼(原北京大学旧址)后面民主广场上举行的“反饥饿、反内战”的五二〇学生运动, 并参加了贝满女中的罢课。我之所以有这种革命激情, 当然与母校多位优秀老师的培养、教育密不可分。这使我由简单、幼稚、不谙世事的女孩, 逐渐地知道一点革命道理, 了解一点如何做人的真经和有了一点分辨真善美和假恶丑的能力。贝满的教育是影响我一生的思想基石。 1949年5月我毅然决然地参加了南下工作团, 在革命的熔炉中经受更多革命的教育和锻炼。在北平学习结业后分配到解放军中, 做了一名连队的小会计。我随军到达开封又行军十来天到达宜昌, 这时国内解放战争进行的如火如荼。不久又乘闷罐火车到达齐齐哈尔, 不料我因病不得不回家治疗, 很快就暴发了抗美援朝战争。病复后我十分迷茫, 不甘心放弃求学之路, 1951年春重回母校(当时称五一女中) 完成高中的学业。这样我在贝满毕业时已不是五〇届, 晚了两年, 但与我同窗时间最长、最熟悉、最亲密的同学大多是五〇届的, 因此回京后我一直都跟着五〇届校友一起活动。 1952年的金秋时节我和弟弟同时考取了清华大学。他上的是采矿系, 后来专业调整迁出清华成为石油学院。我上的是建筑系。清华大学是我一心向往的大学, 贝满的扎实教育让我没觉得吃力就顺利地考取了清华。我选择建筑学为第一志愿, 原因之一是被当时梁思成先生极具魅力的谈中国建筑的文章所吸引。 进入清华以后, 面对新的学习环境、新的学习生活, 我很兴奋、激动, 感到很幸运, 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我对所学的课程, 不管是素描、建筑构造, 还是中国建筑史, 都学得津津有味, 我深深地爱上了“建筑学”这门工科里的文科。没想到一个更加诱人的幸运很快降临到我身上。在大一的第二学期, 系里突然通知我去参加全国范围的选拔留学苏联考试。结果我真的被录取了, 喜悦的心情更难以表述。秋季开学我就转入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留苏预备班学习。我们分成很多班, 和我同一小班的有胡启恒, 他是胡启立的妹妹。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有苏联专家,主要教读写; 也有中国老师, 主要讲语法。经过两个学期的俄语学习,并完成了称为“忠诚老实”运动的政治审查。在毕业后出国前的一次会上公布出国人员名单及各自的去向, 这时我才知道我所去的是莫斯科纺织工学院, 专业是实用美术系。这是我人生遭遇的第一个转折———突然转换专业。这时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无异于一盆冷水浇头, 这种突如其来的打击真让我难以接受, 十分无奈, 一想起来就不禁泪流满面。 我想不通为什么要我改读实用美术。在清华我己经完成了一年的“建筑学”课程, 已经深深爱上了这门学科, 为什么要把我的专业从“建筑学”改为“纺织美术”呢? 这么大的专业突变原因何在, 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在清华应考留苏测试时, 考试科目中有一门“想象画”的美术科目, 难道是我的绘画考的太好了, 或是考得太差了, 才从“建筑学”调整为“纺织美术”? 至今我也弄不明白是何原故, 我就这样“被改专业”了。我怀着留苏的喜悦心情和突然改换专业的苦恼情绪踏上了去莫斯科的路程。 经过七天七夜火车的颠簸, 到达了这座堪称世界最美城市之一的莫斯科。不久我就被它深深地吸引了, 走在大街上、地铁中, 行进在莫斯科河畔, 漫步在刚开幕不久的全苏农展会会场, 都让我目不睱接, 分外振奋。 莫斯科纺织工学院座落在离高尔基公园不远的一条笔直的大街上,一头是地铁站, 另一头的远处就是列宁山上的莫斯科大学。在苏联, 艺术类的教育学制是五年半, 对实用美术的要求更是多方面的, 既重视艺术基础、理论教学, 又强调设计实践, 有一整套完备的教学体系, 课程安排很是全面, 有素描、水彩、水粉、油画、色彩学、画法几何、人体解剖学、织物染整工艺、纤维材料学, 写生实习、专业实习、专业设计、毕业设计等等, 还有苏共党史、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马列主义美学等, 每周还有人体速写活动, 可以自由参加。 因为工艺美术的设计不光要有手头的功力, 在图纸上的表现功夫,而且要通过实物成品来体现。因此绘画能力、造型能力、色彩表达能力、创新意识、工艺技能等等都是缺一不可的。莫斯科纺织工学院实用美术系是苏联纺织艺术设计人才的摇篮, 曾培养出大批知名学者和染织、服装方面的艺术家。良好的学习环境, 多彩的丰富生活, 与苏联同学的朝夕相处, 对俄语环境的快速适应, 对俄罗斯文化艺术的喜好, 渐渐抚平了我改换专业的心理创伤, 淡忘了过去对建筑学的眷恋, 转而对染织设计这个专业燃起了浓浓的爱。每次走进藏书丰富的校内资料室或市内专业图书馆, 翻看世界各国古代的、现代的千姿百态、风情万种的图像资料、色彩资科, 我都如痴如醉直到关门还舍不得离开。这样愉快的学习,在第三年面临专门化的选择。实用美术系当时设置印染设计、机织设计、服装设计三个专门化。我选择了当时国内比较薄弱的印染设计。五年半的课程, 经历了16门考试和毕业设计与答辩, 我的成绩除了三门是“хорошо”(4 分即良好), 其余全是“отлично”(5分即优秀), 这是我对祖国的汇报, 因为在我心中一直铭记着刘少奇同志给出国留学生做报告时提出的要求, “学习成绩不及格或者拿‘3分’, 就请你回国” 1960年我毕业回国, 有幸分配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染织系工作。当时的工艺美院刚成立不久, 十分重视对青年教师的培养, 安排他们参加各种与专业相关的参观实习、生产实习, 让这些“海归”尽快地熟悉国内的生产设计情况, 成为一名合格的艺术设计教师。 我先后与学生一起参加过南京云锦和苏州刺绣的参观实习, 在杭州“都锦生”生产实习做过丝织品的真刀真枪设计。我是学织物印染设计的, 通过实习, 对机织品的设计也很快熟悉起来, 先后被选中投产了几幅织锦缎、庄花缎, 有人告诉我, 这些设计投产后曾成为畅销的出口品。 我还参加了北京清河毛纺织厂的生产设计, 设计的几种格子呢曾投入大批量的生产。这阶段我也搞了一些翻译, 出版了苏联鲁金著的《色彩学指南》中译本, 偶尔也和其他教师合作封面设计, 有一次分得40元稿费, 当时觉得这是一笔好大的钱。 这种正常、顺当的教学生活没有延续多久就终止了。“文革”前的两年, 我前后随学生、老师两次去农村搞“四清”, 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先是到河北省的邢台, 后是去江苏省昆山市的正仪, 住在离正仪最远的五四大队。两次四清我都担任小队的材料员。毎次去正仪汇报时都要沿着小河走不少路, 晴天时水蛇都爬到河道两边, 我是最怕蛇的人,每次都胆战心惊地加快脚步快速走过。到达正仪还要经过几座桥, 有的桥面只用三根毛竹拼搭而成。这种高高窄窄的竹桥(桥之所以这么高是因为河里不时会有装满稻谷的船通行) 也同样让我心惊胆战, 走过时只能侧着身子一步一步地移动。下乡的日子回想起来真是一言难尽。记得那些日子里连看电影也是苦差事, 隔不几天就得看一场。毎次都得一个晚上, 走很长的路去一个场地看露天电影, 所看的都是一看再看的《地道战》、《地雷战》之类的影片, 一听到看电影就不免内心暗暗叫苦。 由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是隶属中央的文艺单位, 1970年按上级指示, 师生全部下放到河北省石家庄的部队农场, 边劳动边搞清查“516”运动。教师与学生都分成小班, 毎班都有解放军战士当班长, 这种“亦军亦农”的生活一晃又是两年, 这样我就没完没了地呆在农村。当时我的情况是一家三口分散四处, 我们的家在北京空置着, 我流动在农村,老伴在哈尔滨, 小不点的女儿呆在杭州, 由奶奶带着。这时候我与老伴两地分居的日子已经快十年了。老伴在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任教,他的专业是“建筑历史与理论”。北京有单位愿意调进他, 但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怎么也不肯放人, 北京户口指标也很难解决, 他就长期调不到北京来。我急切地想解决长期两地分居的问题, 急切地想把女儿接到身边, 担负起抚育天职。我终于下了决心, 无奈地选择调离中央工艺美院, 放弃我在莫斯科所学的印染设计, 放弃我心仪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染织系的教学岗位, 放弃我得来不易的专长, 放弃我和女儿的北京户口,放弃在北京分到的住房, 毅然调离中央工艺美院, 迁居到哈尔滨, 到老伴所在的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任教。这是我的又一次人生转折, 一次抛弃专业、舍弃专长的大改行, 一次离别家乡、远离北京的大动迁。如果说留苏时分配我去莫斯科纺织工学院读实用美术系是我的一次刻骨铭心的改专业,把我从心爱的“建筑学”专业改为“印染设计”专业, 那么这次是我的一次走投无路的大改行, 把我从已经入门的、熟悉的、挚爱的“印染设计”专业又改回到“建筑学”专业。前一次是痛心疾首的“被改专业”, 这一次是无奈的“被改行”, 是人生轨迹的又一次曲折。 调到哈尔滨, 提前结束了农村生活, 家庭团聚了, 生活稳定了, 却面临着专业不对口的现实问题。在建筑学院, 我不掌握建筑学的专业课,只能教建筑设计基础课。我不甘心被边缘化, 赶上当时国内逐渐掀起的“室内设计”热, 我颇有兴趣地去接触建筑艺术的这个新领域, 给建筑系学生开出了“室内设计”新课。我忙碌地积累室内设计的研究专题,翻译一些英、俄文的室内设计文献, 在《建筑学报》、《世界建筑》、《建筑师》、《室内设计与装修》、《家具》、《家具与生活》等刊物上陆续发表文章。室内设计是关联着千家万户的学科, 有关室内设计的普及性知识当时也成了社会上的一种时尚需要。我受一些刊物的约稿, 应接不暇地撰写室内设计的科普文章, 有好一段时间, 《家庭生活指南》上几乎毎期都有我的文章, 有时还在同一期上发表两三篇, 只好署上不同的笔名。写住宅室内设计文章成了我的常务, 先后出版了《家庭室内布置与美化》、《现代家庭装饰指南》等书。电视台在室内家居节目中, 也邀我去当过嘉宾。有趣的是, 有一次我在刊物上写了一篇用自家旧床改装时尚新床的小文, 中央电视台“为您服务”栏目特地拍了这个短片。我们家的睡床改装居然在中央电视台上演示, 想起来真是一件颇具妙趣的事。 有一天女儿把她淘汰的电脑配上“汉王笔”给我们搬来, 说你们可以随意写写玩玩。我们一直因为不会“汉语拼音”而上不了电脑, 现在有了“汉王笔”手写输入, 就突破了用电脑的难关。我和老伴很快都学会了上网, 给我们打开了新的视野。这以后, 我除了写写室内设计文章,就是配合老伴写书。老伴还不习惯直接在电脑上写作, 总是他写了手稿,我输入电脑。建筑史的书涉及大量插图, 我和他一起画图、改图、扫描图、处理图, 这样陆续出版了几本书。我的染织设计专业是彻底沾不上边了, 在莫斯科如痴如迷学习的染织设计是彻底割舍了。室内设计方面的写作和电脑绘图填补了我的改行空虚, 但内心深处总有驱散不尽的改行心结和被迫迁离北京淤积的故乡情结,2002年已经退休的我终于期盼到老伴退休, 我们可以自由迁居了。我们果断地到北京看房展, 果断地选中一处位于北三环内的很好地段, 买了一套住房。这个入住的小区有个好听的名字, 叫“阳光丽景”, 向阳的客厅凸出一间方方的太阳间,只要是晴天, 总是洒满阳光, 是名副其实的充满阳光的丽景。 女儿、女婿、外孙都住在大连, 北京就我们老两口。老伴执意要写一部有哲理深度的新著。我义无反顾地成了他的助手, 成了背后的“另一半”。我们一起跑国家图书馆, 一起绘图、扫图、改图, 一起查对注释, 帮他把手稿转为电子版。这本书慢吞吞地进行了好几年, 直到2011年才出版。这书出版后, 我和老伴为我们的清华老同学的父亲, 一位早期留法的前辈建筑师虞炳烈, 合写了他的一本传纪, 这本传记几个月前才出版。 回到北京这十年里, 在写书之余, 忙里偷闲我和老伴也穿插着到处旅游。我们多次去了老伴的第二故乡——杭州, 也去了三峡、漓江、同里、苏州、楠溪江、九寨沟、武夷山, 西欧、北欧也草草溜了一圈。 我一生的曲折, 总算在退休后回到北京, 有了安稳、舒适的生活,体验着迟到的、知足的安逸。
编后： 自7月6日参加50届校友《贝满人语续集》发布会起，历时3个月转载了学长们21篇文章，同时将上网查询到的梁熏茹学长的同学和陈贞华学长的学生的3篇文章也一并转载了，今天终于告一段落，算是完成了任务。 在转载的过程中，得到梁熏茹、杨云、李爱冬几位学长的认可和鼓励，尤其是周君璇学长几次打来电话，表达了许多50届校友的感激之情。为此，我也感到些许的欣慰。 正是在与学长们的接触中，在阅读学长们的文章中，使我深受教育和感动。学长们每个人都有不平凡的人生之路，但她们牢记母校“敬业乐群”的校训，坚定、乐观、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种种艰难困苦，耄耋之年依然散发着青春的光辉。她们每个人都是那么可敬、可亲、可爱。衷心地祝愿她们健康长寿、快乐每一天。 |
发表于 2013-10-5 08:32: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