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老猫 于 2013-8-27 05:39 编辑
（四）
父亲是一个视友情如泰山之重的人。他生前曾为羡林叔叔写了数篇诗文，尤其是在暮年，每逢老友逢五逢十的寿诞之日，父亲就会亲笔题写特意为此而作的诗篇或是贺词、贺信，托我头发花白的母亲赶赴北大，将这情深意重的贺礼，亲自送到老寿星手中。1991年，86岁的父亲为80整寿的羡林叔叔写到：品高望重，眼向下看。/学贯中外，盈而不满。/淡于索取，勇于贡献。/十载留洋，本色不变。/看来容易，做到实难。/仁者多寿，霞光灿然。时过5年，已91岁且患病住院的父亲，每天只能在床上坐起三四次。但是，他不仅请一直陪伴在旁的忙碌的母亲，抽时间代笔写了祝贺文章，而且亲自在病榻上，吃力地为羡林叔叔写了自称为“非诗非文”的十六句祝词《长年贡献多》： 满头白发，根根记录着你的寿长， 标志着你的业绩受到众多的赞扬。 你兼有诸家的同能，你的独秀孤芳， 有几个能够赶上？ 海外十年，心系祖国，艰难备尝， 写下的日记何止万行？ 你的人，朴素非常， 你的衣着和你的人一样。 天天跑图书馆，习以为常，你珍惜每一寸光阴。 你学识渊博，对中西文化 最有资格比较衡量。 你潜心学海，成绩辉煌， 探得骊珠，千秋万岁放光芒！ 父亲对老友的思念是深长的。1996年7月7日，因年老多病一直很少动笔写信的父亲，“情不能自己”地在灯下，给羡林叔叔写去了“长达二纸”的长信。开头的一段情深而感人：“久违了！今午梦中欢聚——你到我家，一同吃，一同睡，一同谈心、论文，亲切、热情胜于1946年上海同室之乐。我长期失眠，以‘安定’为生，午间1—4时，大睁着眼，就是不能入睡，痛苦难言！今午，吃了半片‘安定’，睡了一个多小时，梦着你——这梦是几种因素凑成的：不时想念你；昨天巴蜀书社负责人黄葵（老相识）来访谈到你；今天在《光明日报》上《文史哲》广告中，看到头条里是你的‘制糖’ 文章，令我惊喜。梦里相逢，非无因也。山东人民出版社将出你的‘传’，作者约我题了书名——《季羡林传》四个字，我自觉是这几年来所题书名（许多）中最好、我最满意的一个，因为你的名字最好写，也许是心灵交通，形于笔下。”整篇书信，情动于笔端，读来令人深为感动而又感叹：两位耄耋老者的友情，早已是至醇至厚、浑然一体而又极亲切自然的一种味道了。 …… 然而，人，固有一死。2005年2月5日晚，我亲爱的父亲以99岁的高龄辞别人间。生前，他曾和羡林叔叔相期相约：活到120岁，多看看祖国日新月异的巨变和大好河山！如今，父亲撒手西去，一双老友，从此天上人间，永难相见!他们之间近60载的生死之交，极其珍贵而难得。这摒弃了世俗杂质的肝胆相照的真纯情感，在当今的社会中，为我们留下了多少值得深深品味和汲取的东西啊！悲恸中的我们全家，不敢贸然把这噩耗告诉羡林叔叔，他的秘书也一直小心地隐瞒着这个消息，我们深怕年过九旬的老人，经受不住痛失生死之交的重大打击。然而，叔叔不知从什么渠道（报纸？友人来访？），知道了这个消息，他心中的情感可想而知。他曾经对我父亲讲过这样痛切的感受：“人到老年，老友凋谢，自是常情。我想到古人用‘后死者’这一个词。‘后死者’可是并不容易当！死者已矣，对他的回忆却总是积淀在‘后死者’的心里，年龄越大，积淀越厚，厚到让人喘不过气来。”这种痛失挚友故交而又无力回天的沉痛，是无法形容的。我父亲去世后，邓广铭叔叔的长女可因大姐，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发表了回忆她已故去的父亲和“克家伯伯、羡林叔叔”的文章《友情老而弥笃》。每天读报的羡林叔叔，看到这篇文章和同时刊出的、1994年春节他们在我家客厅欢聚的合影，整整三天没有说一句话！三位老友，如今只他一人健在人间，此情何堪！连他的秘书都不知道是利用什么时间叔叔默默地写下了悼文《痛悼克家》。文章中，他又回忆起他与我父亲的那场“笔墨官司”和南京、上海的相识相聚；回忆起那个“不言的君子协定”：年年春节来到我家的难忘团圆；他写到了我家客厅的墨色逼人和兰香飘溢；更形容道：“克家天生是诗人，胸中溢满了感情，尤其重视友情，视朋友逾亲人。好朋友到门，看他那一幅手欲舞足欲蹈的样子，真令人心旷神怡。他表里如一，内外通明。你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有半句假话会从他的嘴中流出。”最后，叔叔讲：“写到这里我偶然想起克家的两句诗，大意是：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克家属于后者，他永远永远地活着。” 1994年春节臧克家、邓广铭、季羡林在臧老家客厅
（五） 羡林叔叔同我家的交谊和友情，并没有因为我父亲的故去而中断。因为我的母亲郑曼不仅是从1946年开始的这段生死之交的见证者，也是它不可或缺的成员之一。其中的故事，同样不胜枚举。她不仅亲历和加入了这友情的行列，更不知有多少次，是母亲代表父亲，倒几次车去北大探望羡林叔叔和他全家；带着我家两代人的心意，去庆贺叔叔的寿诞之辰，直到晚年都是如此。如果说父亲与羡林叔叔之间，是无话不谈肝胆相照极为亲近的至交，那我母亲对叔叔则多了几分崇敬之情。羡林叔叔对我母亲这位“大嫂”的人品与才能，同样一直颇多尊敬和赞许。他在文章中曾这样写道：“克家走了，永远永远地走了，……一个老肺病，能活到九十九岁，才撒手人寰，不能不算是一个奇迹。这奇迹中建立首功者是克家夫人郑曼女士。每次提到郑曼，北大教授邓广铭则赞不绝口，……邓的意见我是完全同意的。”“郑曼这位女主人，我在上面已经说了一些好话，但是还没有完。她除了身上有那些美德外，根据我的观察，她似乎还有一点特异功能，别人做不到的事她能做到，我举一个例子——种兰花……”羡林叔叔一向对我父母的身体十分关心。父母生前，他不仅在来信中经常提醒老友要多多注意身体，而且在1974年得知我母亲“浮肿”后，关切地叮嘱：“郑曼浮肿，更应重视，你说她‘极忙’，这对于浮肿是很不利的。患浮肿的人，恐怕还是少忙一些，更为有利。”1976年，我母亲被怀疑身患乳腺癌，由于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她不得不赴南京检查，当时着实虚惊了一场。羡林叔叔于是在那年10月3日的来信中问道：“你信里讲的情况，我读了都很高兴。只有一个情况，原来是‘且听下回分解’，现在到了下回，分解却看不到，这就是郑曼同志的病。她检查的结果究竟怎样？”在这有几分诙谐的语句中，叔叔的细心和关切之情，跃动在字行间。这种感情从来不会随时光和环境而褪色。我父亲故去后，羡林叔叔仍不忘我母亲这位老友，每当有新著出版时，他总是照例送上一本（套），并亲笔题上被我母亲称为“实不敢当”的“郑曼大嫂惠存”几个字，在我父亲去世半年之时，尽心竭力为老伴的病操劳10年的母亲，不幸查出罹患肺癌并已到晚期。在身患不治之症的五年间，母亲十分关心羡林叔叔的情况，总是仔细阅读报刊上关于老友的各种报道，而且隔几个月必亲自打电话去询问近况，关切之情，溢于言表。2007年，山东电视台拍摄“数风流人物”系列专题片《季羡林》，特邀已与叔叔相识六十余年的母亲，作为老友的唯一代表和嘉宾，参加拍摄。当时，由于右肺已完全丧失呼吸功能，87岁的她讲话非常困难。但是，她不仅事先吃力地做了充分的准备，而且在采访她的几个小时中，更努力坚持着充满感情地诉说着那些过去的故事和自己的感想，丝毫看不出半点病容，令在场的人非常感动。这种为老友倾全力的付出，她只感到尽了自己应尽的一点点心意与义务。 亲自“远征”去探望久违的羡林叔叔，是我母亲多年来的夙愿。2007年2月15日春节前夕，她终于带重病实现了这个心愿。在301医院病房中，母亲见到96岁的故交“面色红润，坐得笔直，没有倦容，心中非常高兴。”（摘自母亲当日日记）半个多小时的会面，这两位步入生命晚景的老人，还有多少话没有谈完！临别时，叔叔拿出了早已嘱咐秘书准备好的故乡土特产和一个厚厚的信封，说这是年礼和给小平姐妹的“压岁钱”。 多次推辞，直到叔叔佯装生气，母亲只得收下，回家打开，这礼金竟有万元之多。这是多么厚重的情谊和心意！我知道，叔叔是怕我父亲故去后，母亲身患癌症而我又多年疾病缠身，惟恐我们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因此借“年礼”之名，送上他这份深深的关怀。母亲收下了这心意，却充满母爱地坚决将这“红包”，全部分给了我和妹妹。拿着这份难得的“压岁钱”，年近六十的我眼眶湿润。我想起了记忆中第一次见到羡林叔叔的情景：那是50年前在北京青年艺术剧院，父亲带着我，和叔叔共同观看印度话剧《沙恭达罗》，舞台上优美无比的异域风光、貌若天仙的演员们精彩的表演和曲折感人的剧情，令我这个不足十岁的小姑娘，目不暇接，眼界大开，流连忘返，从此对身为该剧翻译的叔叔印象深刻，并且钦敬得五体投地；我想起了他年年来访的大团圆，他与父亲互剥水果、亲切拥抱的感人场面；想起了上世纪80年代，去对外友协，参加印度作家泰戈尔诞辰纪念时，见到他身着朴素中山装、华发全白而又谈笑风生的情态；想起了十多年前我患病卧床，他每次春节拜年，定要专门来到我床前，嘘寒问暖，关怀备至，将春天的温暖提前送到我的心间；我想起了1992年7月，我的散文《我的父亲臧克家》发表在《光明日报》上，叔叔读后立即来信加以鼓励：“回来看到小平的文章，很有韵味，非常喜爱。为什么不提一下你那要活到一百二十岁的豪言壮语呢？”……当我心怀万语千言地拿起电话，我知道，羡林叔叔由于年老耳背，已无法亲自接听。秘书杨锐深有感触地对我说：“这是我所见到的老人送出的最大的‘红包’，他是记挂郑奶奶和你的身体。老人的心重呀！”这样的心怎能让人忘怀？ 人间的事，冥冥中会有多少巧合与机缘。走在生命最后一程的老友间，大约更是如此。我的母亲在她生命的最后十多年间，每天坚持写日记，记下她当天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2008年8月2日，由于病情加重，她写下了人生中最后一篇日记，而在这篇日记的最后一段，老人这样写道：“小平来电话，她从电视上看到，温家宝总理又去看望季羡林先生及其他科学家。给杨锐去电话，请她代为转达我和全家，对季先生97华诞的祝贺。当晚新闻联播就播放了温家宝总理的看望。”这是母亲生命日记的终结之篇，她关心的，仍是羡林叔叔这位多年的老朋友！2009年7月8日下午，由于我父亲的故居在山东诸城即将建成，我平生第一次如此频繁地去打扰羡林叔叔，请他为父亲的故居题写馆名。因为，他几乎是唯一一位与父亲年岁相仿并且健在人间的父执了。两天后，2009年7月10日下午，羡林叔叔就提笔写下了“臧克家故居”五个大字。这是他为友情和至交而题，同样因为“心灵交通，形于笔下”而字字饱含深情，笔笔清晰有力。然而，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第二天上午9时，这位可亲可敬的老人，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竟然平静地溘然长逝，永诀人间！“臧克家故居”五个大字，成了他98岁人生的最后绝笔！终结之篇与人生绝笔，成了“生死之交”最好的诠释与注脚！ …… 面对绵绵不尽的回忆和羡林叔叔的突然逝去，我悲痛难抑，思绪难平：羡林叔叔，您知道吗，去年岁尾拿到今年挂历的时候，我特意把您的生日同我全家人的生日一道标注在日历上，因为，您就像我的亲人一样；羡林叔叔，您知道吗，请您题词时，听季承大哥讲您身体精神都不错，我心中有多么高兴。那两天，我几次去稻香村，精心挑选了几种特制寿桃，准备在8月6日您98岁寿辰之前（因为寿辰那几天您的宾客太多），代表我已经故去的双亲，去见见您的面，去听听您的声音，将我们全家三代人的心意，在您面前双手奉上……然而，您为什么不等一等，哪怕再等上十几天，您收下了我的心意，我见到了您的面，深深感动于“生死之交”的我，也会减少些终生之憾！ 亲爱的羡林叔叔和我日夜怀念的双亲，当我流着泪写完这篇文章，我知道，您们已在天堂再次团圆。生死之交从来没有被生死阻断。无论在人间还是在天堂，您们的精神与友情，地久天长，永恒不变！
(完稿于2009年7月) （14000字） 首发《人物》2009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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