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在女十二中上高中的日子》

老猫

      
      老同学xiaoyiner2011年11月8日开了博客，写了两篇回忆高中生活的博文 ，未征得她的同意转载过来，我想，她不会怪罪我吧。
      她的博客地址：http://blog.sina.com.cn/u/2454341987

                                    
                              我的女十二中高中同学们 (2011-11-15 15:07:37)

    1966年2月份我从昆明转学到了北京市女十二中，自此和我们班的这些同学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前两天，我们六个同学在崇文门搜秀商城的比格餐厅有了一次小聚，大家见面分外高兴，边吃边聊边照相，从中午十一点聊到了下午三点，还意犹未尽，怎奈时间太长了（人家餐厅规定只能吃一个半小时），只好散场，并相约明年再聚。大家虽然都已是满头花白、满脸皱纹，但都精神矍铄、能聊能侃。
    参加聚会的有我的好朋友、著名诗人臧克家的大女儿臧xiaopin，外号“老pia ”。她个子虽高，有一米七三、七四的样子，但很瘦。曾到黑龙江兵团呆了好几年，落下一身病。她现在已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发表了许多作品，随便从网上一查，就可看到有以下这些：《永远的战士——为父亲臧克家诞辰105周年而作》，《我要深深地感谢》，《妈妈睡了》，《书香、遗爱到眼前》，《短巷情长——记父亲臧克家和赵堂子胡同老街坊们》，《我记忆中的老舍伯伯》，《臧克家与毛泽东诗词》等等。臧xiaopin早年离异，做过多次手术，身体很差，二十多年来独自将女儿抚养成人，这其中的艰难和不易我们是深知的。但她很坚强，顽强地和命运抗争，一次一次从艰难困苦中走了出来，她曾出过一本书，叫做《独支苍穹》，是和若干离异女士合出的，表现出了一种独立自强、奋发向上的精神。她腰椎、颈椎都不好，且不会使用电脑，她写的几十万字的作品都是强撑着病体，用手一笔一笔写出来的。我还记得那时多次去过他们在赵堂子胡同的家，多次见过臧克家和郑曼两位老人，他们对我们这些女儿的同学极其热情，和我们聊天聊诗，可惜那时对诗词学习肤浅，没有很好地领会其中的真谛。后来臧老也搬到了我们院里，离得近了，就经常能在院子里见到他们。两位老人都活了高寿，虽都不在了，但都是有福之人，受到人们的敬仰和怀念。两位老人多次向希望工程和灾区捐款捐物，xiaopin的母亲临去世前还叮嘱儿女将五十万元捐给“母亲水窖”慈善工程，令人敬佩。
    我的同学程jianping，外号“阿胖”，是个豁达乐观、兴趣广泛、追求时尚的人。在学校时她是篮球高手，别看有点胖，身手很是矫健、灵活，现在全身上下仍然充满活力。她人缘很好，以前班里的多次聚会都是她一手张罗的。她喜爱旅游，每年都要到国外、国内旅游几次，饱览大好山川和国内外美景。她生活充满情趣，喜爱自己制作点心、面包，喜欢自己做衣服、织毛衣，喜欢画国画，甚至将自己的作品用一种工业颜料手工绘制到衣服上，她从手机上向我们展示了自己的作品，件件都非常漂亮，令我们羡慕不已。她的儿子就是主持搞第一次全国“蚁族”大调查，后出了2010中国“蚁族”生存报告的著名青年学者——廉思，他们的调查极其深入，先后出了两本书，阿胖都送给了我。在她儿子的团队的努力下，“蚁族”——这个庞大的城市沉默群体，作为中国社会中的一极，正式登上中国的话语舞台。儿子的成功离不开父母的大力支持，在他们最困难的时期，阿胖夫妇俩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给予了极大地支持。
    徐linjiang也是我的好朋友，外号“狐狸”，上学期间我们经常到对方的家里去玩，她们家原来在北京日报前边的西裱褙胡同，后搬到了建外永安里。她个子不高，瘦瘦的，爆发力很强，擅长长跑和游泳。我学会游泳就是她教的，她教游泳很有一套，在她的教授和鼓励下，我终于学会了游泳，并且成功地参加了横渡颐和园的昆明湖的活动（约600米）。文革中，徐linjiang最早参加了红卫兵组织，并且享受了第一批在天安门受到的毛主席的接见。我们俩曾经结伴到天津玩过一次，住在我姑姑家，和几个表妹们唱歌聊天到深夜，玩得很尽兴。就是到塘沽海边去游泳很败兴，走出去一千多米，水还只有膝盖深，只好上岸找了个海水游泳池游了半天。后听人家说，如果赶上涨潮，我们还回不来了呢，挺悬的。那时我们经常结伴到公园玩，吹口琴、唱歌、侃看过的世界名著，有一次大雪天突发奇想、骑着自行车到香山赏雪景就是我和徐、赵三人同行的，当时偌大的香山空无一人，就我们仨。我们在半山腰上唱歌、喊话、打雪仗，尽情尽兴，此事令我们多年后仍然津津乐道。后来linjiang被分配到北京第一机床厂，成了光荣的工人阶级，我曾经到她们厂参观过，当时那个中国最大的龙门刨很让她自豪。linjiang大学上的是北京钢铁学院，不知怎么到农业部的研究院工作了几十年，前些年退休了。女儿在德国学习，已经毕业工作，找了个学医的德国小伙子，准备明年结婚。linjiang虽然也是60多岁的人了，但说起话来仍表情生动、神采飞扬，摆脱不了学生时代的印记。现在她生活无忧，老公开着公司，住在南五环的翠城别墅区，身体也不错，经常开着个绿色的polo车到处跑，我们和她开玩笑说，你怎么买了个“二奶车”（当时二奶们大都买这种车）？林江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尽早抱上外孙子或外孙女，以享当姥姥的福气。
    赵suxuan也是我的好朋友，外号“老头”，可能是老成持重的原因，带着个眼镜，像个老夫子。她是教师世家，父母都是中学的高级教师，尤其她父亲在北京中学语文教师中资历很深，首屈一指，他们都活到了九十多岁才去世，也是有福之人。suxuan对父母很是孝顺，照顾得无微不至。为了父母的需要，经常骑着个自行车满城的采购。她是家中老大，自有一份对父母、对弟妹们的责任感，能够舍弃自我，为家人着想。我那时经常到她家去玩，对她父母很熟悉。文革后，开始上山下乡的时候，本来我和suxuan、xiaoping是准备到山西夏县插队的，我昆明的同学sundahong的哥哥在那里的村里当村长，已经给我们开好了接收的介绍信。后来有了到兵团的机会，我们就分开了，我到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而她们两个则到了东北兵团，吃了不少苦，好几年之后才辗转回到北京。suxuan到中学当了老师。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但在那个特殊年代，很多人的婚事都被耽误了。suxuan直到四十多岁才结婚，找到了丧偶的有个女儿的伴侣老郭，老郭我见过几次，人很稳重，心很细致，也很有政治头脑，堪称模范丈夫，suxuan虽结婚很晚，但俩人互相体贴、琴瑟相和，婚姻稳定幸福。最让我不能忘怀的是，当年我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时，suxuan和她妈妈亲自到火车站给我送行，不仅说了很多暖人心脾的话，她妈妈还给我带了一包炸花生米，当时那是很稀罕的，令我感动不已，这种情谊我终生难忘。suxuan记性很好，过去同学之间的许多事都还记得，聊起来经常令我们惊诧，“还有这事儿？”“是吗？”等，可能是因为她是教数学的，脑子很好使。她还是老北京，对北京的风土人情、人文地理了然在胸，经常能给我们讲一些有意思的故事。现在她住的那一片（西单灵境胡同）要拆迁了，下一步还不知要搬到何处去呢。
    杨shiyi，曾是我们班的宣传委员，热情开朗、快人快语。文革中和父母到了机械部在江西的五七干校，后到了山东的工厂，也是历经多年、辗转迂回才回到了北京，到了一家工厂工作到退休，虽退休费不算高，但她生活乐观向上，无忧无虑，在新浪开通了博客，联系了很多的同学和朋友，和老伴经常开着车、带着照相机随走随拍，发表了大量的作品。像前些天在文化宫举办的东北兵团图片展、钓鱼台东侧的银杏叶美景、老贝满合唱团赴日演出前的预演等等，都是从她的作品中了解到的。从她的作品中，还了解了不少老北京的风貌和一些有关的动态，如鼓楼和西四北大街几条胡同的有关资料等。她出手非常快，我们六个同学刚聚会完，下午她就把照片传了过来，还发了博文，真是神速，照相机和电脑都玩得特别溜。她也当了奶奶，有个四五岁的小孙女，儿子事业有成，家庭幸福美满。
    我们班还有一个必须要提的同学，叫刘xiang，她这次虽然没有来参加聚会，但我们的许多话题都离不开她。她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做《跨过文革的人生岁月》，是在台湾出的，被誉为大陆版的《大江大海》。这本书linjiang从网上买来送给了我们，我一口气读完了，之前从liuxiang（子蕴）的博客中已经拜读了大部分的文章，但看完书后仍然为她的文笔之流畅、感情之真挚、经历之坎坷、精神之振奋感慨不已，佩服至极。她的博客点击率极高，好评如潮，而且她的书稿是在一条腿粉碎性骨折、先后做了两次手术的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完成的。她在书中写到家庭的变迁、父母的境遇、个人的欢乐痛苦迷茫等，感情真挚坦诚。她在东北兵团呆了十年，在冰天雪地中战天斗地，历经艰辛，在那里结婚生子，回城后没有工作，一切从零开始，在图书馆打过工，在药店卖过大山楂丸，但她从不气馁，总是笑对人生。她在书的前言中写了这么一段话“忘记了是谁说的，切莫因生命的平凡而放弃神圣的记忆权利，惟千千万万朴实的生命记忆，才能熔铸成不可涂改的历史事实。”“生命的价值在于珍惜记忆，我们以真实的记忆将历史变得美丽。”说得多好呀！她还写道“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被称为是跟着祖国奔跑的一代人。我们这一代从一降生起，就跟着新中国一起，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各种自然灾害，各种天灾人祸。我们和祖国同悲同喜同呼吸共命运。我们的青春经历虽然艰苦，但特定时代下的人生画卷却也是恢弘壮美，有很多值得回味。我们这一代经历了太多的政治风云变幻，经历了人生中太多的沟沟坎坎，但经历又何尝不是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呢？如今我已步入老年，感慨岁月无情之余，想到现在的孩子们虽然生活在自由自在的现代化社会中，虽然衣食无忧，但他们的人生未必有我们这一代丰富。当我的儿子不知道什么叫黑帮、狗崽子，谁叫陈永贵、铁姑娘，不明白买粮食买布还要凭票儿，更不理解为什么他们的父辈会在小小年纪离别父母告别城市生活去上山下乡去插队落户？我感到有必要把我的经历告诉他，与其让我的子孙在历史书中学到，不如父母的切身经历更生动鲜活，所以我决定让儿子“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这就是子蕴写这些故事的初衷。读到这里，不知是否会给我们一些启发，我们为什么不也学学子蕴，写点什么呢？回忆历史，记录真实，留给子孙后代一个真实的父辈史，也应该成为我们这一代的责任。在刘xiang的启发下，我也开通了博客，也尝试着写点什么。
    我们这些同学，不一定每天见面，不一定经常问候，但心是永远相通的，是互相在心里惦记着、祝福着的，这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结下的友谊，终生难忘的友谊。
    没有征求老同学的意见就写了这么一篇文章，但愿大家没什么意见。

                        在女十二中上高中的日子 (2011-12-20 12:49:39)
   
    我是1966年2月从昆明转学到北京的，一开始想上师大女附中。师大女附中是当时北京最好的女校，我当年如果不到昆明的话，肯定能考上这个学校，因为我那时学习特棒，我走后，我的另一个同学上了这个学校，她平时的成绩不如我。但在师大女附中考了一下，成绩不太好，因为昆明学习的总体进度比北京慢，加上几何和三角与北京上的顺序正好相反，昆明是高一上几何，高二上三角，北京是高一上三角，高二上几何，这样考题中有些知识我还没学到，就没法考好。后来只好上了东城区的女十二中（现为166中学），是区重点中学。
    在20世纪初的北京，提起最好的中学有“男育英、女贝满”的说法，这是指育英男中和贝满女中，两所由美国基督教会公理会创建在北京较早引进西方教育的学校。但这两所学校普通平民的子女是很难进入的，学生大多是当时社会名流、显贵、富豪的子弟，是当时的“贵族学校”。贝满女中的创始人，是来自美国的传教士艾莉莎•贝满夫人。她于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在灯市口大街北面的大鹁鸽胡同里成立贝满女子小学，逐渐发展，1895年成立四年制的女子中学，定名为贝满女子中学。1902年，校舍向南扩建，大门开在了灯市口大街路北。1905年，在中学课程的基础上增设了大学课程，名为协和女子大学。1916年，协和女子大学和贝满高中部，搬到了同福夹道原佟府旧址。当时佟府虽已荒废多年，但宏大富丽的格局，遗韵犹存。府中有多重院落和跨院，还有“训怀堂”、“紫萝轩”、“翠竹馆”等殿堂馆舍。当时贝满的校歌里唱到：“你永远记得我们佟府么？它便是我们第二安乐家。静静的曲巷门前少人喧，深深的庭院丛树碧无暇。朝阳里琅琅诵破万巷书，笑语间尽是手足情欢洽……”从歌词中可以感到学校清幽的环境，勤奋的学风，融洽的师生关系。当然这是当年贝满女中的情景，到我在女十二中上学时，情景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北京当时有十多所男校和女校，最好的男校是男四中，其他男二中、男五中、男八中也都比较好。最好的女校是师大女附中，其他女一中、女三中、女十一中、女十二中也都不错。虽然上了女十二中，但由于上述问题仍然存在，为了上大学更保险一些，学校建议退一年插入高中一年级，这样学起来会轻松一些。为了能考上大学，只好采纳了学校的建议，和比我小一年的同学们一起上学了。我将上述情况写信告诉了昆一中的老师同学，他们感到很震惊，原以为昆一中的教学成绩在省里是很不错的，我在昆一中也是学习不错的学生，没想到比北京差一大截，真是天外有天。校长在全校会上给同学们念了我的信，以鞭策大家，不要做井底之蛙，不要骄傲，要更加努力，争取赶上北京的水平。
    在女十二中我上的是高一一班，班主任叫刘万敏，是个矮矮胖胖的女老师，她是教语文的，人很和气，也很负责任，我们对她印象都非常好。后来我的儿子也上了这所学校的初中，中考前还请刘老师帮助辅导过功课。我记得刘老师那时住在花市附近的一个胡同里。还有个印象较深的男老师是教英语的赵增益老师，个子非常高，头发有些卷曲，声音很好听，英语教的也不错。我因为初中学的是俄语，高中开始才学英语，所以学得很一般。教过我们的老师还有好几个，但由于学习时间很短就开始搞“文化大革命”了，所以有的老师已经记不清了。但我感到，女十二中的老师总体教学水平很高，也都很敬业。女校净显出女生优势，非常活跃，大家整天嘻嘻哈哈的，关系都不错。我们班什么人才都有，唱歌好的、朗诵好的、打球棒的多得是，尤其体现在在表演节目和体育比赛上。记得有一次表演新疆舞，需要四个人跳女步，四个人跳男步，由于我的个子比较高，班里非要让我表演男的，手里拿着个萨巴依。我从小就发怵上台表演节目的，但没办法，还是上了台。和我配对的是郭小燕，个子不高，长得很漂亮。据说当年我和她配对练习跳舞时经常向她飞眼，逗得她总是笑，没办法排练，为此她还告了我一状。哈哈哈，居然还有这事儿，我一点都不记得了。我对学校的图书馆印象很深，那时经常去借书，但由于在昆明的气候条件下落下的毛病，一到阴暗潮湿的地方就要上厕所、拉肚子，所以，每次去学校的图书馆也都如此，直到上完厕所，肚子舒服了，才能聚精会神地看书。   
    我在女十二中也就上了四个月的课， 到了 6 、7月份，“文化大革命”已变得如火如荼了，到处都贴开了大字报，我们学校也有人给校长焦其树贴了大字报。据刘湘的记载，7月的某一天是我们上的最后一节课，是一节化学课，我都记不清是哪天停的课了。课是没法儿上了，大家还挺高兴，不用上课也不用考试，没有了压力，都感到很轻松。学校进驻了军宣队，焦其树校长也靠边站了（后被整死了）。军宣队进驻了时间不长就撤走了，走时师生们痛哭相送，依依不舍的。军宣队撤走后，学校就乱了套，成立了好几拨红卫兵组织，最早成立的是老兵，主要是高二和高三的学生组成的，我们不想加入她们，就自己成立了“红卫兵抗大战斗队”，以高一和初三的学生为主。我的好朋友徐linjiang参加了老兵，八·一八那天到天安门参加了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回来后非常神气。后来毛主席又在天安门接见了七次全国的红卫兵，把“文化大革命”推向了高潮。我参加了毛主席的第二次接见，毛主席走下城楼到广场时，全场红卫兵欢呼雀跃，“毛主席万岁”的喊声响彻云霄，大家跳呀、喊呀，激动万分，许多人的鞋子都被挤丢了，散场后到处是各种各样的鞋子，我也挤丢了一只鞋，没办法回家，就在鞋堆里找了一只相似的鞋才走回了家。
     8 月份开始了全国红卫兵的大串联，红卫兵坐火车不要钱，想到哪儿到哪儿。我出去了两次，第一次和两个战友到了成都，住在四川大学，到红卫兵接待站领了一床凉席和一条毛巾被，找了一个教室就住下了，吃饭不要钱，在食堂随便吃。我们每天不是看大字报就是和清华大学的一帮红卫兵到街上游行，高喊着“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口号。那时只想着革命，也不知游山玩水，成都的许多名胜古迹都没时间光顾。有一次游行赶上下大雨，衣服都湿透了，我就到四川音乐学院找我哥哥，他在那里上大学，他找了一身干净的衣服给我换上，并找了个女同学叫周惠的照顾我，那个女同学我原以为是哥哥的女朋友，结果不是。四川派性很严重，武斗也开始升级，四川音乐学院是重灾区。我哥哥有一次差点让另一派的人拿刀砍死，在校园的跑道上，他在前边跑，人家在后边追，如追上就没命了。幸亏他腿长跑得快，捡了一条命。串联回来后和清华大学工物系的老大哥们还保持着联系，有一次我们到清华大学去看大字报，晚上就住在清华的教室里。其中有一个老大哥对我颇有好感，单独和我聊了好半天。我当时情窦未开，还不太懂这些。这些老大哥中有个叫李子奈的，前些年查到在光华学院当副院长，通过两次电话就没有联系了，现在应该早退休了。 10 月份出发开始第二次串联，这次是和七八个同学一起，到的地方也比较多，到了无锡、常州、南京、上海、苏州、杭州、长沙、武汉等地。记得在无锡买了两个毛主席的石膏像，一路上小心翼翼的，生怕碰坏了。无锡的胡同拐弯处垒个池子就是男人的小便池，上海更够呛，有一次内急，好不容易在胡同里找到一处厕所，没想到那里的厕所不分男女，每个坑位仅有个布帘遮着，隔板也不算高，站起来都能看到旁边的人是男是女，真是别扭。在苏州，人们都在屋里上厕所，在柜子后边拉个帘子，声音听个一清二楚。当时南方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如厕问题，和北方太不一样了，所以直到今天仍记得很清楚。串联到长沙后，我不幸得了白喉，发烧，嗓子红肿，到医院一查说是白喉，有一定危险，且有传染性，于是住进了传染病院，这是我一生中第四次住院了。对红卫兵不收费，但是床位很紧张，三个人住两张拼起来的床，都是横着睡。每天打针吃药量体温。为了不影响其他同学串联，我让她们先到武汉去等我。我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病才好，然后急忙赶到武汉。到了武汉我就傻眼了，茫茫人海，又没电话，到哪里去找她们？在火车站的留言板上也没看到给我的留言，没办法，我只好挤上火车一个人回到北京，继续休息了一段时间，病就彻底好了。现在的孩子们听说那时的大串联坐火车不要钱，想到哪儿就到哪儿，非常羡慕。他们不知道，当时的火车有多挤，人们前胸贴着后背，座位底下有人躺着，行李架上也有人躺着，厕所里恨不得也有人。那时上个厕所真叫难，得手扶行李架，从一张椅背大步跨到另一张椅背，等于从人们的头顶上跨过去。我串联时睡过椅子下，也睡过行李架。在椅子下睡时，还时常会有食物渣滓掉进耳朵眼儿里。
    后来学校复课闹革命，我也不知什么原因当上了筹委会委员。筹委会经常开会，我当时特烦开会，总是找借口逃会，可能是因为学生在筹委会也就是个摆设，起不了什么作用，还要赔上许多时间的缘故吧。我老不参加会，慢慢地就等于自动退出了。有一段时间，没什么事儿，我们就打起背包，一路走到了京西的城子煤矿去体验生活。住在学校的教室里，用课桌拼成的床。对于下井挖煤大家充满了新鲜感，领了矿工服和矿灯、帽子后，就赶紧跑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当矿工的照片。我们下井时坐升降机和溜子，有惊有险，黑咕隆咚，有的地方还抬不起头，得弯着腰走。在那里干了一个月吧，后来学校让我们回来就撤了，但那段生活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我们那时真是青春似火、精力充沛，加上不正经上课，有的是时间，我和同学们就经常到公园去玩，爬到假山上照相，坐在长椅上吹口琴 。冬天去滑冰，夏天去游泳。大冬天骑着自行车穿着棉猴，骑一天车到焦庄户去参观地道战中的地道。下雪天，和两个好朋友骑车到香山赏雪，在白雪皑皑的山上大声唱歌、朗诵毛主席诗词。那时有痛苦也有欢乐，有无奈也有浪漫。我记得有一张夏日全班同学在天安门的合影，大多数同学都身着白色衬衫，留直发或梳小刷子，这也成为我们那个时代的学生的标记了吧。

[ 本帖最后由 老猫 于 2012-3-2 10:25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