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一面永远高扬的旗帜

和平

我心中一面永远高扬的旗帜

——记原河北省委书记中央党校校长高扬


我与高老的第一次接触，是在1986年西安事变50周年之际，为了澄清历史上的许多疑团，众说纷纭的不实说法，西安事变领导小组决定出版一系列有关西安事变的史料、书籍，高扬作为《西安事变简史》的主编接受了我的采访。我把写好的稿件交给他审阅，本以为他也会像许多领导人一样交给秘书，随后就打发了。他可不一样，不仅亲自审稿，还亲自改稿，把一些不准确的提法一一矫正，甚至还帮我修改了不准确的标点符号。当那篇“把《西安事变简史》编成信史”一稿在《暸望》周刊海外版发表后，台湾媒体第一次转载了《暸望》的稿件。
由于我家和高老家只有一墙之隔，所以从那以后我就时不时到他家聊天，越聊感情越深，慢慢竟成了忘年交。当时正直中国改革开放之际，中国该向何处去？路在何方？人们似乎一时都摸不到头绪。在邓小平总设计师的带领下，坚持以发展为中心，搞好中国经济，国家强大人民富裕为既定的大目标，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举国上下摸着石头过河的历史大探索。这是前无古人的创举，因此在探索的实践中问题不断，争论不断，迷惘彷徨不断。在社会转轨变型的激烈动荡中，真善美、假恶丑全都登台亮相，各种思潮纷起，各种现象杂生。我和高老常就此进行讨论，有时因为观点不一致，时常争论得面红耳赤，甚至于彼此高声大嗓，各不相让。每逢此时，高老的小女儿总要推开门来探视，然后无可奈何地说：“我知道就是你，只有你一个人和我爸爸这么说话。”我感到很不好意思，心想下一次一定要注意，心平气和，多多讨教。可是一到争论起来后，又忘记了他是大领导、老革命的身份，又是较着我的理振振有词，把高老气得够戗，最后忍不住对我大声教训。当然大多时候还是他说服了我，不过我也给他提供了不少信息，包括不同意见，使他对更多人，对不同见解得以重新审视。特别是在那次动荡后，高老受中央之托，和几个老同志一起筹组中央领导班子，当时他甚至征求我有没有合适的人选推荐。我把自己认识的人筛选了一遍，觉得做中央领导人都还有些缺欠，最起码比起高老差了一截。因为当时在我的心目中国家领导人应该是人中精英，才识过人，品德高尚，决非一般人可为，所以我谁也没有推荐。
虽然有时和高老争论起来忘记了彼此的身份，其实在我的内心深处是很佩服高老的，不仅因为他是老革命、老干部。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得以接触大量的高层领导和名人，接触多了对他们的神秘感便消除了，甚至对有些人颇不以为然。因为有的人虽然位高权重，但是往往不能让人叹服，采访他去，他却来个“小何呀，我要给你布置作业了，这个问题你好好查查资料，组织一下，写好稿子让我看看”。于是我就开始查资料，然后自问自答，让他过目后，便以采访他的名义发表了。没办法，因为他的地位高，如果以我自己的名义肯定发表不了。还有个别领导思路不清，你采访东，他给你说西，而且是语焉不详，稀里糊涂，但是居然还能坐到很高的级别。逢到此时，我连话都不想再多说一句，只是暗暗地想“他凭什么坐在这个位子上耽误事？还不如我呢”。和高老在一起我却感到自己很幼稚，很无知，不仅缺乏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与理解，理论水平也远远不及高老，所以从他那里受益良多。
对高老的钦佩还在于他对自己和家人的严格要求。清朝有句“官到贫时方为清”的名言，高老就是这样的高官。那一年《暸望》想撰写一组有关高级干部严格要求子女的文章，我们到中组部请他们推荐人选，结果中组部只推荐了高扬一个人，无奈那组选题只好作罢。
高老对于自己和家人的要求很严，甚至比我们这些有点小权利的人还过分，这一点我有亲身感受。有一次，高老的夫人居然托我为他的女婿找工作，还嘱咐我不要告诉高老。我本想帮忙，但是始终没有帮成，心中有些内疚。一直以来，高老家的家务都是高老的夫人操持，自己买菜做饭，我还在他家吃过几次，说实在的那饭菜实在太平常了，就是两个普通的青菜和米饭、馒头，还不如我们家的讲究。后来高老的夫人年纪太大了，实在做不动了，于是就托我找个小时工，但是由于他们出的工钱太低，我找了几个做小时工的，谁都不愿意干，我也无能为力了。现在回想起来我除了内疚之外，更多的是感慨，我党的一个要员却要为这么点钱精打细算，他的清贫可见一般了，当时和现世谁人能比？！
我第一次到高老家，看到他家那简朴的装修和家具摆设时心中甚为惊讶，客厅里就有几个样式简单的类似办公室里那样的沙发，一台电视机，书房里就有一张写字台，一个书柜，两把简易沙发。写字台上通往中南海的红色电话机擦得锃亮。一副“松风梅骨”的字幅挂在墙上，好象也不是出自什么名家真迹，据高老说是他的一个朋友所送。门厅、厨房全是水泥铺地，没做任何装修。
有一段时间我曾打算为高老写一篇传记，于是我一到他家，他就如数家珍的和我谈起他的经历，为什么革命，为什么58年被打成右倾。被打成右倾后他逐步认识到我党的封建残余还很严重，于是说话办事就不那么书生气了。他说其实和邓小平早在大别山根据地时期就已经在一起工作，但是他从来不搞关系，也没有到领导那里串过门，所以仅是一般的工作接触，文化大革命后他几次被启用，是因为邓小平了解他。确实，已经七、八十岁高龄的高扬几次临危受命，而且他也是从来不辱使命。文化革命结束后河北省两派斗争仍旧激烈，派了几任都搞不定，经济上不去，社会很不安定，最后派了高扬，他一个干部也没带很快就打开局面，理顺关系，带领全省走上正轨。
后来他又被任命为中央党校校长，为党的建设做了很多贡献。当时他曾写了很多语重心长而又具有真知灼见的建议和意见都上交了党中央，我曾希望在《暸望》上发表，他却说不宜公开。同时他还写过一些杂文，都是言之有物，切中时弊。他曾向我袒露心声，中央曾让他当王鹤寿（中央纪委书记）的职位，他推辞了，他说：“因为我自己了解自己，我是一个眼睛里不揉沙子的人，面对那么多的违法乱纪，不能视而不见，避重就轻，但是整顿起来谈何容易”。谈到这些，高扬露出忧虑而无奈的戚戚之情。后来我们每次谈到党内的不正之风，以及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教训时，都可以深深地体会到他的焦虑，愤慨，无奈和期盼。他说：“共产党是一个很神圣的组织，作为一个执政党在发展党员时一定要极为严格，人数不必过多。过去革命时期入党就意味着随时可能掉脑袋，所以投机者不多。现在你执政了，入了党就可以升官发财，投机者自然会多，所以更应该重视质量而不是数量，否则，党的声誉就会受到损害”。
他常对我说：“小何，你太天真，太善良，你不了解人间的丑恶，你是要吃亏的”。我问他：“那为什么您还愿意和我说这些呢？”他说：“我觉得你像我年轻时那样，我喜欢的就是你的善良、正直、热情，但是你要成长”。的确，当时我自己也感觉与高老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所以就很想深入了解他，缩短距离，但是一个人的成长是需要时间与生活的磨砺的。
有时候我也和他开玩笑，有一次我问他，您有过第三者的恋人吗？他摆了摆手说：“我和老伴一直很好，她为我生儿育女，照顾家庭，和我荣辱与共，福祸同当，我凭什么就不要人家了呢”？后来，我才真正体会到他们老两口之间相濡以沫的真情实感。当他的夫人过世后，高老仿佛也一下子垮了下来，胃大出血，后来竟然有些老年痴呆。那次我到北京医院去看望他，进了病房后，他客客气气和我打招呼，十分礼貌。我问他：“您认识小何吗？”“啊，新华社的小何，我认识。”他说得很肯定，但是对眼前的我却没有反应。
我突然感到一种莫名的失落，伤感，懊悔和愧疚，为什么没有珍惜以前的时光，趁他头脑还清醒时，完成那篇传记呢？他一定会像当初为我修改采访稿一样认认真真逐字审查的。我将了解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一生是如何走过来的，他是如何在国家危难时毅然弃笔从戎，历经生死磨难和战火考验的；他是如何在党内严酷斗争中既不丧失原则，又灵活运用斗争策略的；他是如何在金钱、利益、事关儿女前程等等的诱惑面前坚守情操的；他是如何在党内乱云飞渡时守望真理的。在他的身上真正体现了“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他不愧是一个优秀的值得尊敬的真正共产党员。这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这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楷模，我们多么需要有更多这样的共产党人啊！
2009年3月29日下午2点17分，高老走完了他多姿多彩的人生之路，享年100岁。作为他的一个忘年交，在悲伤流泪的同时，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深深的崇敬之情，是遗憾与自责。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一次，我一定会更加珍惜那些时光，珍惜他给予我的机会和信任完成他的传记。实际上高老用他自己的行动，自己的作为，自己的人格魅力已经撰写了一部感天动地的传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2009．4 。2

乐群

      从文中看出，高 扬生前是一位难得的称职的高层领导干部，像高 扬这样位高权大的领导能如此严于律己，确实难得。他能面对种种特权，不被诱惑，是真正的共产党人的楷模，现世如此楷模为数不多。
      其实，如今一再申明的反腐倡廉，不腐败仅只是对合格干部的起码要求。

和平

在这里再一次谢谢乐群大姐的热心,我将怀着感恩的心好好享受你送来的美妙音乐,体会学友间无私的关怀与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