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长：
我原来在灯市口育英学校上的小学和中学。我们育英中学 47 届高中、44 届初中及育英小学 41 届国内外有联系的校友有120多人，自1990年开始，每年在京聚会一次，每次可到会30-50人，主要由我牵头。今年5月9日在华润大厦北京君合律师事务所会议室举行了第20次集会，到会38位同学及家属，为38位今年80大寿的同学祝寿，为到会的18位寿星献花。会上还转发了我给一老学长许志林的信，借此机会介绍一些我届同学的成就，说明过去教会学校谈不上反动，却为我们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人的精神境界的高低不决定于出身的成分，而决定于受到什么样的具体教育，受到什么样的人和环境的影响，受到什么样的思想文化的熏陶和自我修养。另外还想借此说明优质的学校（或者说重点学校）非常必要（义务教育法不准分重点中学和非重点中学）。
现将此信也给您发去，请费时浏览一下，多少了解点我们育英的情况，并希对我的看法，不客气地指点。
谨祝
健康如意！
吴炳文敬上
2009-06-03
志林学兄钧鉴：
近日好？上月您来信询问在我届同学中有多少人是离休的，据我了解，除了您和*陈祥民（陈兆雄，上学时绰号叫“大傻子”，实际极聪明，曾任天津市教育局局长，天津市围棋协会主席。在人名前标注*号的表示该同学已去世。）及您所提的在张家口的杨光烈外，至少还有王文学、王容先、王琪、乐侠、孙玉良、*朴景丰、关家骥、刘敏志、刘念祖、何兴周、李嘉泰、吴炳文、赵本立、杨若牧、杨永连、杨克一、*杨鑫尧、*金龙启、*郑汉辅、季魁翰、矫世同、郭琨、郭永华、陶正喜（陶正熠）、唐立本、崔锟、程锺、*成经科、董澈、戴文辉、傅菊生、魏大礼32人。其中季魁翰（在天津师范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和陶正熠（曾任天津市委万书记万晓塘的秘书，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办公厅主任）都是您们天津的。解放前陶正熠在燕京大学加入地下党，现在他以方焰等笔名在美国其个人网站（www.sino-americanreview）或搜狗、百度、新浪、搜狐和新华等网站上发表文章近800篇，反独促统、促进中美友好，包括“世界纵横、美国见闻、华人世界、思想杂谈”等。其实，早期参加革命工作的还有王友斌，他48年去解放区在部队就是连级干部，七十年代因身体欠佳，从张家口转业回京，因没有“关系”，不得不当了工人，有了“离休”的说法后，说他的干部工龄没有当工人的工龄长，不算“离休干部”，这是带有全国性的问题，谁也解决不了。陈守光、曹德甫1947年育英毕业后就留校任教，到1952年育英改为市立学校后，才算参加革命工作。前5年由于育英是私立学校，退休时不计这段工龄。
育英中学的中共地下党是在1941年建立的。育英最早的党员和第一个党支部书记为张垿, 即张大中。育英早期的党员还有宋汝棼、饶毓菩等。在我届同学中最早进行革命活动的有成经科、董澈、戴文辉。他们在1942年自发地组织读书会，秘密串联一些同学习《大众哲学》等进步书籍。1945年初在育英中学建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地下组织。1946年初中共在育英再次建立了地下党支部，受中共东城区学生工作委员会领导。1947年我届同学戴文辉同志为育英中学地下党支部负责人。我届同学中在抗日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有王永超、成经科、杨若牧、戴文辉、董澈等人。董澈在建国后曾任国家统计局工业司司长。
育英的校友人才济济，我们这届学友也多是事业有成，在各条战线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联系到的或其他听到音信的同学中，司局、处，师、团级的干部至少有43人；在教育、科技（航空、航天、海军工程、通讯、物理、化学、生物）、医学（外科、内科、妇科、小儿心理卫生科、放射科）农业、建筑、设计、法律、经济、金融、财贸、外交、公安、会计、工业(机械、冶金、纺织、化工)音乐、戏剧等方面获得高级职称的(包括副高)，在联系到的同学中至少有150余人。
人的精神境界的高低，不决定于出身的家庭成份或本人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与“根儿红苗儿正”也没有关系（我辈同学也没有“根儿红苗儿正”的），周恩来出身于官宦家庭，他的崇高品德受到世人衷心敬仰。它是由多种因素形成的，主要决定于在家庭、学校受到什么样的具体教育，受到什么样的环境和什么样人的影响、受到什么样思想、文化的熏陶和自我修养。（我不懂血型、基因与人的性格及品德的关联，为什么许多同父同母所生的兄弟姐妹，在相同环境成长的，有的忠厚、仁慈、谦虚、慷慨…，有的奸诈、残暴、傲慢、自私...）我们这届同学，总的说来，都是堂堂正正地做人，勤勤恳恳地工作，思想活跃，有民主意识，洁身自爱，清正廉洁，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百折不挠，“禁蹬又禁踹”。我们当中没有一个贪污的，近20年聚会20次，没有一个人叫公车来开会的，做医生的没有一个收红包的。不少同学因为坚持原则，讲真话而遭遇坎坷的经历，仍能独立思考，敢于直言。
同学们的事业有成，原因种种，其中原因之一，是和育英学校（育英中、小学）的教育特色分不开的。育英教育的最大特色，就是德智体全面发展，以学生为主体，给学生个人留有充分的时间（上午4节课，下午两节课，没有早自习，更没有中午或放学后的“集体补课”），创造各种机会，帮助学生发展个性，培养创造力，丰富想象力，实是真正的素质教育。学校不压分儿，教师没有功利主义的意念，也不需要学生为自己挣分儿，师生关系自然和谐。学生不受压抑，在心灵成长过程中没有“奴役性”的影响，没见过任何一个老师让学生写书面检查的。教师不留繁琐无聊的作业，考试从不公布名次，学生有充裕的时间看课外书，自愿地参加音乐、体育、戏剧、科技活动，学校有话剧团（团员邵冲飞、郭永华后来成了著名的话剧演员或教授）、歌咏队和京剧团，中西乐器（有的时期只限口琴）、无线电、摄影、美术、汽车修理、公文等活动小组或开设选修课。许多同学所以有突出的成就，就是由于在育英时期有一个宽松的环境，思维活跃。
郭琨原来在某个小学的时候，身体虚弱，曾7门不及格，受到老师的歧视。上了育英中学后，从差生变为优秀生，在中学功课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有了健康的身体，能适应后来的工作。他在学正课的同时，也没耽误看大量的小说和听京剧，还和陆建勋等一起学无线电，搞矿石收音机。毕业后和顾长立、顾之雨、陆建勋、蔡荣业、陈祥民、张世麟、李英宏一起考入清华大学，后来曾任一机部设计总院副总工程师、副院长，中国重型机械总公司总经理，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国深实业发展公司总经理，并曾获得机械电子工业部及能源部授予的的荣誉证书和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授予的荣誉证书。
今年80岁的寿星（以下简称寿星）陆建勋，在初中时喜欢参加科技活动，学习无线电知识，现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曾当面接受周总理“（摆脱前苏联的控制，）独立自主地建立‘长波台’”的指示，努力完成了任务，解决了当时我国建潜艇面临水下通讯的困难。他在海军曾立一等功、三等功和集体二等功，曾任船舶设计研究总院院长，中国造船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通讯部主任。
5月9日我们开会的会场，是寿星王之龙免费提供的。1954年宪法公布后，我国曾有少量的公营律师事务所，1957年反右后，废除了律师制度。在邓小平、胡耀邦拨乱反正后，直到1989年，中国大陆重新出现了四家律师事务所，其中三家是公营的，唯一的一家私营律师事务所，就是王之龙和他的合伙人创办的君合律师事务所。经过他和其同仁的多年勤奋努力，现在全球共有同仁550余人，总部在北京，这里有350人，办公场所在华润大厦占3层半，在上海、深圳、大连、海口、香港、纽约各有分所，君合已经成为中国在国际上声誉最高的律师事务所。在君合的发展中，之龙功不可没，为育英哥儿们争了光。
寿星关肇邺，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清华大学建筑学术委员会主任，荣膺首届梁思成建筑奖和建筑大师称号。在1953年曾协助梁思成、林徽因二位大师为人民英雄纪念碑画草图，反复修改，完成纪念碑各部位所需的造型。他曾主持设计至少50多项著名建筑或区域规划，如清华大学主楼，清华大学图书馆新馆，清华大学理科楼，清华大学博物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海南大学图书馆及电教楼，地铁东四十条（站）建筑，中国工程院新址等。
肇邺情操高尚，从不沽名钓誉，在建筑设计思想上，尊重环境，强调建筑与周围群体的和谐，反对不顾与周围环境的和谐而突出个人建筑风格，将个人品牌形象强行推销于社会；强调建筑设计要力求“舒适，经济和美观的统一”，反对求大、求洋、跨张、炫耀、怪异、铺张浪费；反对技术至上主义，主张把技术进步对建筑的贡献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即建筑应利用新技术已收其节省、高效之利，同时表现技术并形成以技术美为主的审美观，明朗健康的、坦诚清晰而不矫揉造作的、高效而节省的建筑风格。
肇邺培养研究生，不怕自己费力费时，常让他们提出最初的建筑设计方案，为他们提供创意的机会，尽力采纳他们的构思，保留他们的基本想法，使他们有较多的收获和提高。有些建成的项目，若其基本构思出自学生之手，肇邺未作决定性的大改动的，在有发表机会时，总按实际情况将学生署名在前。
肇邺还十分关心首都的建设，早在50年代就有过改造、优化天安门广场的设想，到2000年，在他的主持下，完成了当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天安门广场空间环境优化研究”。如果在中外首都城市建设的历史、文化、古今建筑艺术、建筑技术方面没有极其深厚的底蕴，对天安门广场及其周围建筑没有周密的调查研究，掌握丰富的资料，没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没有极其强烈的爱国心、责任感和胆识，是不可能提出这项研究的。此项研究的建议之一就是在毛主席纪念堂周围建拱廊, 其功能之一就是设“国葬院”，存放骨灰，给予对共和国有突出贡献的劳动者、领导人、烈士、专家等去世后最高的荣誉。在1999年政府已宣布“将天安门广场地面全部改为花冈石地面，五十年不变”后，他和其研究小组仍坚持到2000年5月，完成了“天安门广场空间环境优化研究”方案。
寿星黄为卓，机电部第14所研究员，曾任该所副总工程师，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他研究雷达信号处理的技术有重要贡献，曾多次获得部颁奖励，七十八、九岁时仍坚持上班，以工作为乐。
今年80岁的寿星，还有享有国际盛誉的在美国的蔡维伦，现为斯坦福大学教授，在美国被称为“合成材料之父（Father of Composite）”, 是美国航天材料的权威。而寿星矫世同则是中国航天材料的专家，曾任航天材料研究所所长。
寿星李嘉泰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曾任冶金部北京钢铁设计总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国务院钢铁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6人专家组成员，《中国冶金大百科全书》工程设计卷编委会常务副主任委员，曾获国家科委颁发的科技进步一等奖。他敢于坚持原则，与其他专家一起，为保护海南的生态环境，反对在海南建设钢铁企业及金属鉻工厂，其建议得到国家计委的采纳。
寿星刘珣，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该所生物信息化学组组长，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他曾获国家科委重大技术奖及中国科学院多次奖励。
刘念祖，中国农业大学土壤化学系（现环境资源系）教授，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会英、俄、日三门外语，现年81仍在岗教学或翻译。
蔡荣业，曾任解放军总医院教授、高级工程师，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受过解放军总后勤部多次的奖励。他及其同仁关于同位素在医学等方面应用的著作，曾在1978年第一次全国科技大会上获奖。
顾之雨，曾任首都师范大学（原北京师范学院）教授、物理系主任，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曾获国家教委颁布的奖励，退休后仍主动做一些教育或研究工作。
张士吉，曾任北京安贞医院教授、儿童心理卫生科主任医师，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直至79岁时还坚持工作。
王同生，曾任天津大学化工系教授、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赵有光（曾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曾任前北京市副市长赵鹏飞的秘书。文革时造反派逼他“揭发”赵鹏飞，打掉了他满嘴的牙，而他威武不屈，坚决不诬陷老领导。
姚学吾，曾任北京大学英语教授，美国纽约（私立）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纽约州立大学（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 ）和纽约市立大学（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aruch）的汉语教授。他在纽约大学为其教育学院创办了汉语研究生班，编写了《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及《汉语语法》教材，为美国汉语教学培养了最初的人才。他在纽约的高中任教期间，由于才真学实，工作勤奋，教学有方，成绩卓越，并主编了纽约州第一部为中学生用的汉语教科书，在1992年被列入了《美国最佳教师名人录》（The Best Teachers of America）。
俞家英，原国务院办公厅正局级工作人员，很长时期任原国务委员张劲夫的秘书，安守本分，兢兢业业并创造性地完成了领导交办的任务。他在中南海办公，家住东城区南小街，常常不要公车接送，骑自行车上下班。
钱昆平，在原仪表局某厂生产第一线曾变换几种工作，在每个岗位都是先进工作者或质量标兵。在担任厂质量检验员时，厂长为了减少经济损失，要求给不合格产品放行，而他坚持原则，不顾厂长的无理干涉，拒绝将不合格的用于军工的光学产品放行。原市仪表局因他刚直不阿、认真负责的表现，在人大会堂授予他局级先进质量标兵的称号。
*温可铮不幸于2007-04-19 去世，如健在今年也是80岁。他曾任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声乐系主任，是我国最著名的男低音歌唱家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声乐艺术大师。他在国内外曾参加1600余场演出, 会熟练地用中、英、意、俄、拉丁、德、法7种语言唱歌，保留曲目500多首, 是新中国第一个举办独唱音乐会的歌唱家, 举办个人独唱音乐会近300场。他一向不使用话筒, 拒绝假唱, 在2006年末接近78岁高龄时, 在“中国俄罗斯年”俄罗斯经典专场音乐会上独唱了14首歌, 打破了上世纪初德国男低音歌唱家路德•威士创下的用真声举行独唱音乐会的记录。1986年10月他在东京演出期间，日本明仁天皇（当时是太子）和皇后非常欣赏他的艺术，曾在东宫设宴与他及其他演奏人员共进午餐，并一起摄像留影，请可铮坐在中间，天皇和皇后坐在两旁。在日本没有其他外国艺术家曾获此殊荣。1992年11月曾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杰出表演艺术家奖。2007年1月他还荣获首届中国“诚信人生”十大杰出人物奖，文艺界别无他人。
温可铮的事迹突出, 声乐艺术达到巓峰, 他的百折不挠、永不自满、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刻苦钻研、严肃认真、老实做人、奋发进取的精神，令人感动、震撼, 在我国当今声乐艺术家中无人出其右。
*吴葆桢如健在，今年也80，曾任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教授，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妇产科杂志》副总编，有两项著作获全国优秀科技成果一等奖。他还曾获得当时国务院总理颁发的“陈嘉庚奖”（受此奖者只三人）。
*黄莚庭如健在，今年也80，曾任北大医学院教授，北大第一附属医院普通外科主任，医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外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外科杂志主编，国际肝胆胰外科学会会员，《美国理论医学杂志》编辑,曾亲自书写并发表了的各类论文近300篇,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他襟怀坦荡，始终清正廉洁，艰苦朴素，工作勤勉，任劳任怨，提倡积极进取、才真学实、无私奉献，厌恶世俗媚态，拒绝哗众取宠。
众多同学淡薄名利，成就卓越，低调行事，含而不露，不自我宣扬。如上面列举的一些事例，多是从刊物或媒体中了解到的，或是从其他同学或其亲友了解到的，在核实他们立功受奖或其他重大科研成果之事，都强调是缘于集体智慧和劳动，个人做得很少。有些人的事迹是从告别仪式仙逝者生平中摘录的。
育英学校名师众多。不少学生在老师的培养下，在小学就会用文言写作。1941年我辈小学毕业时，顾长立、蔡端章、杨永连、张世麟在当年年刊里合写的“一九四一年高小毕业班班史”中对1937年芦沟桥事变日本占领北平后我们上小学三年级的简况是如此叙述的（文中也含有对常石如先生的赞扬）：“日月不居，经秋冬而又春夏。暑假后，校长及诸先生不避艰苦，学校乃继续维持。吾同学已步入三年级矣。级任由常先生暂代。... 常先生课国语。... 常先生对国语研究有夙，而教法尤能使学生心领神会，其蜚声教育，信非虚也。吾等在国语立基之时，得此良师，诚可幸也。”小学国语老师常石如经常结合讲古文、古诗教育学生做人，如《不食嗟来之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凌霄花》等，要学生有骨气，要自强。小学四年级国语老师甄泽东，经常在黑板上写警句教育学生，讲解详明，善作比喻。他讲“领袖”的释义时，说“‘领袖’这词来自于衣服的领子和袖子。衣服最容易脏的部分就是领子和袖子。做领袖的人必须特别洁身自爱。”甄老师这一精辟论述，令人终生难忘。这话在今天也可对各级领导干部起警示作用。音乐老师宝希珍使多数学生对音乐产生了兴趣，打好了入门基础。中学美术老师杨士林，还曾辅导小学学生课外活动小组做模型飞机，用猴皮筋绑“螺旋桨”，小飞机真能起飞，有益于增强他们学习科学技术的兴趣。早期的中学音乐部主任李抱忱先生，是中国著名的作曲家、指挥家、音乐理论家和教育家。育英校歌《美哉壮哉我育英》就是他用美国《大地进行曲》的乐曲填词创作的。1934年底他曾率育英、贝满的歌咏队在北平、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杭州各城市演出，宣传抗日。他曾先后在美国欧柏林大学获音乐硕士学位、在哥伦比亚大学获音乐教育学博士学位，并任耶鲁、伊阿华等大学音乐教授。吴兰弟老师是著名的书法家，东城的不少匾额都出自其手笔。育英的生物实验室是全市最好的，生物老师宏怀麟在大学兼课，在本校教学认真，对有志于从医或学生物学者更多关心。物理老师陈本知，教学条理清楚，帮我们打下了扎实的基础知识，他善于讲相关生动的故事让学生加深印象，如讲阿基米德发现“浮力定律”时，如何从澡盆中一跃而起。我们至今记忆犹新。教导主任（还曾兼任中学部主任）黄子彦老师，把身心都献给了育英的教育事业，教高三4个班的解析几何，兼高中宿舍的舍监，还实际负责高中的训育工作。按现在北京中学的编制，他的工作至少需要3个人干。维持整个高中安定的秩序，主要靠他“镇着”。但他不怒自威，从不大声叱喝学生，不唠叨，全仗威信。他讲课深入浅出，清楚易懂，要求严格。解放后被评为特级教师，北京市劳动模范。杨仲兰是育英最著名的数学老师，教（范氏）大代数的权威，由于教材固定，教过多年，上课不带教科书。他还自编讲义，开设“温习数学”课，汇编了中学代数、三角、几何的精华，编选了600多道疑难题和历次各著名大学的重要试题，对学生考大学帮助很大。解放后被评为特级教师，并曾任副校长。高中化学老师仓孝和，自编讲义概括了中学化学的要点，条理清楚，教学语言简练，为学生打下坚实的基础。他是1946年来的南系的地下党员（与当时育英地下党没有横的联系），也曾发展“民先”成员开展活动，解放后曾任育英的党支部书记、校长，北京师范学院教务长、院长。英文是育英的强项，中外英文教师众多。英文部主任年宝禾，在英文作文、会话、文法、阅读各方面都有扎实的基础，教学效果甚好。郑五章老师教英文文法，善用图解，条理清楚。育英图书馆是当时北平藏书最多，管理最好的（袁同礼先生经过考查，还曾认为当时居全国之首）。馆长于临之老师，还兼教高中英文。有的同学在其育英生活的回忆录中说“于先生在抗战胜利后，应聘军调部，给共产党当翻译。”这与事实不符。1946年初，于先生对我说当时物价飞涨，所挣薪水难以养家，听说军调部（全称为军事调处执行部）美国人正招翻译，我大哥（吴炳锺，40届育英中学毕业，23岁时任军调部美方首席翻译、编译室主任，于先生受聘于军调部时，他还未去）认识人多，让我代托他帮忙。恰巧家兄离京数日，我因在1945年秋曾去过美国军营（东交民巷西口路南，内有篮球馆）洽谈我们育英“水手队”（包括高鹤、侯忆桐、李永煦、梁季章等，我是球技最差的）约美国兵打篮球的经历（后来在一个礼拜六的晚上我们赢了高个子的美国兵），我决定自己闯闯试试。在该周礼拜六早晨下第一节课后，我溜出了学校，骑车到了军调部（原来老协和医院门诊楼西门）。大门口站着八路军、“国军”和戴有MP钢盔的美国宪兵。入门时我没有正眼看他们，径自走进了办公楼。说来凑巧，我在一个窗口看到一个华人模样的美军中尉在值班，便用英语向他推荐于先生，出乎我的意料，他马上用中文答复说，“让他下礼拜一上午八点半来吧。”原来此中尉就是美方负责招聘和管理中国雇员的。回校后我对于先生说，“我大哥已帮您联系好了，请您下礼拜一上午八点半到军调部西门找 Lieutenant Seat(?是此音，拼写不一定对,也许他姓谢)。”之后于先生就去了军调部为美方做翻译。
李如松先生历来重视体育，将体育和德育及智育并列。到我们中学毕业时为止，北平市历届中学生运动会育英都是总分第一。而且学生参与体育活动也是最广泛和持久的。除每年春秋两次运动会有众多的学生参加比赛外，每日课余时间学生经常抓时间锻炼身体，参加篮球、排球、垒球、棒球、足球、田径、器械等运动，并常有校际或班际之间的比赛，体育运动极为普遍。以器械运动为例，不仅同学们喜欢围观高班“骷髅队”林象贤等在吊环上作“十字悬垂”等高难动作，和我届同学曹德甫、朱绵沈、王克贤、王大昌、季魁汉等“壮汉”练单双杠、吊环，许多身体一般或个子矮小的同学，如郭琨、黄为卓、陆建勋、万世铮、温可铮等也常做器械运动。温可铮有一次悠吊环失了手，摔在煤堆上蹭破了脸。
育英中学的体育成功与名师众多分不开的。李如松先生在1914年的全国运动会上曾夺得短跑冠军。小学体育老师孙洪年，解放后是北京队的足球门将，国家级裁判。育英中学体育部主任崔歭如是美国留学归来的体育教育家和著名篮球教练（42年遭日本迫害致死后，由刘铨老师任体育总指导），主张体育的目的是促进键康，增强进取心，活跃思维，竞赛只是工具。牟作云老师在育英上学时就是全市闻名的篮球健将，解放后曾任中国篮球协会主席，国家体委球类司副司长。樊明玉老师不仅是卓越的篮球中锋，三步上篮技压群雄，还是铅球、铁饼、标枪、跳高、跳远的能手。常英老师是著名的篮球前锋。龚明信老师是中国教授棒球运动的顶尖人物，他所调教的育英棒球队在当时北平中学和大学中没有对手。他指导学校的足球队也成绩卓著。管玉珊老师在育英及燕京大学上学时皆为跳高跳远和撑杆跳的健将，1946年在任北大体育主任时曾指导以育英学生为主的“木乃伊”篮球队， 后曾任北京体育总会副主席。黄建老师曾获全国运动会跳远、三级跳远冠军，和撑杆跳亚军，夺得个人总分第一，被誉为“三跳王”，在育英任田径指导。他1948年去台湾后曾在成功大学任教，1951年在台湾的一次运动会上，三级跳远达14.22米，创下了海峡两岸最好的成绩。周春鸿老师常在全市排球赛中担任裁判。育英还曾外聘刘长春等著名教练指导运动选手。
育英师生间的信任是很令人感动的。在太平洋战争之后，育英中学被迫开了日文课，学生不愿学敌国语言，我们这一届的日文老师矫爽之在日文考试监考时坐在桌子前看报纸，任凭学生抄及格。但他仍希望学生学好这门语言工具，他是这样动员学生的：“同学们，语言总是有用的，将来你到了东京当市长也会用得着日文的。”杨士林老师常用短波收音机听重庆台抗战的新闻，曾多次在多班的课堂上向学生转述。矫先生、杨先生的话如传到日本人耳中，会有掉头之危险。但是没有一个学生（包括伪政权中军政要人的子弟）告密的。当时日本对北平的统治没有根基，组织程度很低，绝大部分中国人都没有昧了良心。
在学校、在街道，像《四世同堂》中“冠小和”那样的人是很少的。当然，我们学校不可能是一片净土，也曾有个别明目张胆、趾高气扬，甘做日本走狗的特务学生。曾任燕京大学附中校长，来我校任教的郑国梁老师就是因为宣扬爱国
思想，被特务告密而被日本人监禁，死于狱中。
那几年李如松先生成了伪“市立八中”的校长（常石如先生当了“市立灯市口小学”的校长）。我们仍然和过去那样看待他们。那时的“市立校长”
似乎也算个伪职。但是，评价一个人不能简单地看职务，主要看行为，不能像《四世同堂》中钱先生那样，把伪政权中的小职员都看成“汉奸”（在左的思想处于主导地位时代老舍先生写的《四世同堂》中有的部分有点左不足为奇）。
李如松先生实是卓越的教育家，是1918年育英学校创办以来的第一任国人校长。经过他和其他同仁30年的努力，把育英办成了具有以学生为主体的科学
办学思想，德智体全面发展，桃李遍天下，在国内外享盛誉的，在解放前北平市规模最大的中小学校。他从不为虎作伥，不压制进步学生。抗日时期他也受过日本的迫害，有爱国思想，但他不希望学生锋芒外露而遭不测，更怕给学校惹事。他的成功不仅因为他有正确的教育思想，有“人权和财权（较充裕的财源）”，能延揽各种人才，还在于他“情商”较高，公关能力强，争取教会、校董和社会各方面力量支持学校，善于与各种势力周旋，在不同时代都能克服困难使学校正常运转，实现其办学理念和教育英才之目标。解放前他去了台湾，后来又办了一所“育英中学”，但没有在北平时的天时、地利、人和”，没能创出很高的声誉。
我们育英学校是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于1864年出资创建的，设有文、理课程，分班级制的学堂，迄今已有145年，与贝满中学同为北京历史上最早的
学校。创办初期名为“男蒙馆”。1900年灯市口基督教公理会及男蒙馆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毁，后来由郭纪云等人重建。郭先生引用孟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中的“育英”，将“男蒙馆”改为“育英学校”。（在初中部对面曾有个以“郭纪云图书馆”命名的兼卖文具和课本的书店）。解放前育英学校是在北平市乃至全国享有广泛声誉的教会学校之一。
在解放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我国的执政者还是按照马克思早期的看法，把宗教视为“精神鸦片”，把外国教会（包括基督教教会）所办的学校视为“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文化工具”，一律改为公立或合并到公立学校。改革开放后，当局逐步地对宗教有了客观正确的态度和政策，承认合法的、正统的宗教，也有教育人遵纪守法、真诚做人、和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在美国民间的枪支有一两个亿，如果没有宗教的精神支撑，很难想象单靠警方就能够维持社会稳定），但是对教会学校的成见却一时挥之不去。可悲的一些对历史的无知者，随意诋毁教会学校的声誉。如在电视剧“苦菜花”中出现的一个在抗日时期在八路军管辖地区当特务的小小农村小学校长，居然是“燕京大学”毕业的。另一个电视剧把基督教公理会办的贝满中学的校长说成是外国天主教修女，帮助日本人和汉奸怂恿一女生到大饭店学跳舞，为将她送往奉天嫁给溥仪做准备。进入了21世纪，燕京大学的名字，在媒体的正面报道中还很难见到。连战之母，本是燕京大学34学号的学生，大陆媒体都说是北大的学生，斯诺原是燕京大学的教师，竟说成北大的教师，真令人啼笑皆非。
基督教在早期确是在中国等欠发达国家伴随着枪炮强迫传教的，但传教效果甚微。后来改革派的思想占了上风，主张在帮助当地人民提高福祉的同时，宣传教义，劝说人自愿信教。在近90年来，至少在北平的基督教教会学校，在抗日战争前和抗日战争后，都能严格遵循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规定，在学校内不宣传宗教。在育英学校中历来信仰自由，对信基督教的没有任何优待，对不信教的不歧视，不开宗教课，在课堂上从来没有宣传过基督教义，在校本部没有宗教活动。基督教的团契活动都是在公理会进行。在学生中的基督教徒不足百分之五，其中大部分是家中信基督教。虔诚的基督教徒不足百分之一。牧师的儿子也不一定都真心信教。在育英这个教会学校中，美国的牧师和教师既没有特务，除了传教和教学外也没有任何不轨的政治活动。国人牧师也没有不法的政治背景。教会没有也不可能控制学生的心灵，而学校为我国培育了大量的热爱祖国并对革命和建设有所贡献的人才，至少在我们这届学友中，包括旅居海外的同学在内，都是心系祖国，没有一个叛国反华的。
教会学校和非教会学校相比较，一般说来，除了资金较充裕、硬件较好、师资力量较强外，生源多来自中产阶级（包括高级知识分子）的家庭，学校“开放”程度高，与欧美联系较多一些，有较多的学生较早地接受了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等并非资产阶级专有的，胡总书记和温总理也认定的“普世价值”。这些普世价值无论在当时国民党反动的封建专制的条件下，还是在目前封建影响仍十分严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都是先进的思想文化。因而在这一点上教会学校也是无可非议的。
在“一面倒”时代，有强烈的排外仇外倾向，在某些人眼里，除了苏联，外国人多为特嫌或坏蛋。教会办学，只是因为来自帝国主义国家的洋人出钱（实际上教会学校的办学款项也不一定都是外国人出的，如筹建燕京大学时，还有许多国人慷慨解囊，张学良不仅捐了巨款还捐献了大片的园地），就被某些人认为是必然反动, 居心叵测。实际上，建国近60周年，全国没有任何史料证明哪一所教会学校是反动的。
2008年10月当局准允了司徒雷登的骨灰埋葬在他的出生地杭州，墓前竖立“原私立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司徒雷登之墓”的墓碑。这位重要历史人物和有标志性的教会大学得到当局的认定，受到了中外人士的好评。我们相信当局今后更会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来看待过去的教会学校，不会让至少有十余万的原教会学校的师生及家属因教会学校被歧视、忌讳而心中不快。这会使社会更加和谐。
因我知情有限，许多同学又不愿宣扬自己的成就，同学们的简况及对母校情况的回忆只能说到这里。有些情况不一定准确，看法不一定妥当，望指正。
谨祝
健康如意！
吴炳文 敬上
2009─05─28
注1：育英学校的历史情况，现在媒体上也出现了。《北京晚报》2009年2月
15日的“四合院/追寻”栏目中用整版“百年育英 致知力行”介绍了
育英及现在的25中（后者占大部分）。
注2：基督教的团契是由教会主导的松散的青年组织（英文叫fellowship），在业余时间（主要在周末）进行唱歌、跳舞、诵圣经、唱圣歌、读书、旅行等活动，有时有牧师参加宣传教义，发展教徒（实际上好多团契并不经常进行宗教活动，牧师很少参加，地下党和“民先”等进步组织还利用团契的活动争取同学）。灯市口公理会的团契契友，育英和贝满的学生约各占一半。在1946-1947年公理会的团契约有十来个，契友不过百十来人（育英的学生不过五六十人），歌咏队活动都在公理会进行。
注3：育英的学费比市立学校较高，但并非高得出奇，不是只有高官贵族的子弟才交得起学费。学校的经费不全靠收学费，还有教会募捐款的补助。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育英复校时的学费，约合4袋面粉。有固定收入，收支略有节余的脑力劳动者或其他略有积蓄的家庭还是供得起的。与现在上重点中小学乃至幼儿园，动辄就要数万“择校费”或“赞助费”相比，还不算太离谱。另外过去中小学都是在开学前到注册课交费注册，没听说过开学后让班主任收学费的。
注4：在2009年7月至8月北京电视台播放的《狼烟北平》的电视剧中，正面叙述了燕京大学并宣扬了司徒雷登校长及夏仁德教授支持学生抗日的进步行为。在8月至9月北京电视台播放的《狙击手》的电视剧中，出现了一位曾是燕京大学学生的八路军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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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0-25 00:14:14
发表于 2009-10-29 23: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