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大学能否重现辉煌？

从贝满到燕京

燕京大学能否重现辉煌？
梁子民 毕文昌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8-12-24 　　　[打印]　[关闭]

    梁：经过多年协商，司徒雷登的骨灰于今年11月中旬在杭州安葬，受到各方好评。司徒雷登生在中国，长在中国，一生对中国怀着友好的感情。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同情受侵略的中国人民，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他被日军关进监狱达3年多。抗战胜利后曾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曾经为美国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作出努力，未能成功，只好离开中国。中国人知道他的名字，主要是因为毛泽东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根据这篇文章的观点，过去国内舆论对司徒雷登多为负面评价。这次骨灰安葬表明，官方对他的评价，将会趋于正面，以对华友好人士定位。     毕：综观司徒雷登的一生，与其说是个外交家，不如说是个教育家。他一生的主要精力都贡献给了燕京大学。重新评价司徒雷登，必然引出重新对燕京大学进行历史定位的问题。近年来，民国时代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国立大学，都得到了正面的评价，南开大学等私立大学也得到了正面的评价，但燕京大学这样的教会大学，还没有得到正面的评价。实事求是地弄清这个问题，恐怕比解决司徒雷登身后的个人归宿更有意义。     梁：我认识一位先生叫张定，今年80多岁了，是毕业于燕京大学的一名老共产党员，他对这个问题有过分析。他说，燕京大学曾被一些人说成是“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因为燕京大学是美国人创办的私立大学，曾设有宗教学院，校长司徒雷登是美国人。其实，在燕园内，学生、教职员工都有信教或不信教的自由，也有相信马克思主义和各种思想的自由。各种进步民主的社团活动，包括基督教的活动，都是自愿参加。宗教学院规模很小，设在校园边缘的一座小楼里面，学生人数也极少。司徒雷登一生致力于燕京大学的中国化与现代化，并且得到切实的成功。在我国医学界、新闻界、外交界、教育界，以及其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理工科学乃至国家领导人中，都可以看到不少燕京大学历届毕业生的名字。他们是专家、学者、教授和各行各业的杰出人才、拔尖人才。燕京大学一共存在33年，规模不大，在校学生从未超过1000人。但是如今仅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就有50多人，加上各学科的学部委员、学术带头人、专家、教授就更不胜数了。若以院士数目与学生人数相比，恐怕在全国高等院校中，燕京大学是比例最高的。燕京大学为我国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为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是历史的事实。特别是1949年后中国外交界、新闻界以出身燕京的学生为基本力量，中国的社会学、历史学研究，从吴文藻到费孝通、林耀华，从顾颉刚、容庚、邓之诚到何炳棣、瞿同祖、冯家升、谭其骧等，都和燕京有关。这些年来人们对燕京大学的评价，在事实上也已基本趋于正面。     毕：的确如此，人们熟悉的作家冰心，电影艺术家孙道临，外交部前部长黄华，《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谭文瑞等，都是燕京大学毕业生。为制止非典流行而受到国人尊敬的蒋彦永大夫，也是燕京大学毕业生。燕京大学为中国培养的非常优秀的人才太多了，举不胜举。说燕京大学的水平当时在中国居于前列，在世界进入一流，我觉得并不过分。     梁：燕京大学本着“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论在专业水平，还是在人格修养方面，今天国内的许多重点大学，恐怕难以望其项背。当然，这种时代的落差，不只是学校的因素，也有社会的因素。     毕：可惜的是，燕京大学在上世纪50年代初院系调整时，被分而治之，合并到北大、清华等院校去了。从此，燕京大学在中国消失。改革开放以后，燕京大学校友会恢复了活动。许多老校友都有一个心愿，就是恢复燕京大学。现在，燕京大学校友们陆续老去，最年轻的也快80岁了。他们在有生之年看到母校重现辉煌的希望，已经越来越渺茫。     梁：在经济领域，人们已经认识到像“文革”那样“破四旧”是愚蠢的，老字号的价值是宝贵的。同仁堂、全聚德这些老字号的招牌本身就是天价的无形资产。其实在教育领域道理也是一样。名牌大学的校名本身就是无形资产。某些上市公司，都知道要借清华、北大的校名造势。新建一些没有历史传统的院校，不如恢复一些历史上的名校。名校的精神，是无价之宝。只让燕京啤酒流行，不让燕京大学再生，实在说不过去。     毕：现在，国家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连年提高教育投入，想在中国办出世界一流大学。然而，世界一流大学的产生，不光是一个钱的问题。光靠巨额资金，未必能办出好的大学。更重要的是要有包容的胸怀，营造适合大学发育的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     梁：中国现代大学的历史，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存在。对于以往的历史，各个时期，在不同的现实处境下，得出不同的评价，有可以理解的原因。但在今天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如果还原真实的历史，对现实更具启发意义。

从贝满到燕京

关于燕京大学研究院谢 泳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到过一次设在北京大学南阁的"燕京大学校友会"。印象中是和"西南联大校友会"在一起的。这两个校友会出版过很多回忆录和纪念册，我当时基本上都收集到了，特别是《燕大校友通讯》，其中很有一些史料。
     前一段我偶然得到一本《燕京大学研究院同学会会刊》，随便看了看，就把过去关于燕京大学的史料找出来查了一下，发现对这个机构很少有人提到，至少详细的回忆文章还不多见。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中有一些回忆，但也非常简略。我手边有1936年印刷的《燕京大学一览》，其中有一些关于这个研究机构的章程和人员组成情况，但只是例行的公文程式，生动的东西没有。而这本《燕京大学研究院同学会会刊》却是当时燕京研究生真实生活的记录。这本书是 32开本，用纸非常精良，没有标明出版期数，1939年印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停课，1943年才在成都复校。在抗战期间，再印这样纪念性会刊的可能性不大，所以这本会刊可以看成一本早期"燕京研究院院史"。
     现在人们可以比较自由地谈论早年的燕京大学了，可是二十年前，要谈燕京大学还有许多忌讳。1982年，北京出版社出版司徒雷登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不仅是内部发行，还把马歇尔的序言和胡适的导言都删除了，其实那个时候关于燕京大学还谈不上研究，只是有局限性地肯定它的一些成就。
     关于燕京研究院的院史，我以为可以和近年人们常提及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好有一比。它们建立的时间差不多，都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前后，清华国学研究院还只是比较单一的国学研究，而燕京研究院却是比较完善的现代研究生教育体系。它设有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理科研究所化学部、生物学部、法科研究所政治学部、国文系研究部、哲学系研究部、心理学系研究部、教育学系研究部、物理学系研究部、社会学系研究部。
     初期本来还有新闻系和经济系，是因为本科生修研究生课程的人太多，最后取消了，这个办学思路和们今天恰好相反。当时院长是陆志韦，洪业负责文科研究所和历史学系，理科研究所所长是胡经甫，法科研究所长是吴其玉，其它各系教授均为一时之选，恕不一一列出姓名。当时燕京研究还只可授予硕士学位，学生虽然不算少，但真正得过学位的还不多。我还要特别提出一点，当时清华是国立，而燕京是私立，以私立和国立相比，更能见出中国早期中西方文化融合中，对西方文化的包融性，私立和国立地位平等甚至可以比国立更有活力。
     燕京大学研究院后来的历史，我不是很清楚，但就以1939年前这一段情况判断，它的成绩非常可观。一个大学的研究院，在十年时间内，培养出的学生，日后基本上成为中国各学科领域中重要的学术力量，和清华国学研究院一样，如此人才辈出，可以说是早期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规律。为什么早期中国人办文化事业，几乎样样都行？其实就是在事业初期的制度设计方面，比较有胸怀，相信西方人，相信西方制度的成熟性和合理性，结合中国实际，独立自由发展，最后必有大的收获。蒋梦麟在他早年的回忆录中就多次特别提到过，中国近代以来，凡是主要以西方模式为基本运作规律的机构，一般都很有成绩，也就是说基础都打得好，比如海关、银行、税务、盐政、出版、教育、新闻、医院等等，就以燕京大学研究院的情况观察，大体也是这样。我看了它的基本院章、院务会议细则及相关的奖励规则和财务制度，大体都是是西方人做事的风格，程序设计体现了很高的公平理念，比如研究院对学生的来源就强调中国人外国人都是平等的，国立大学、省立大学和私立大学（教育部立案者）的学生也是平等的。因为是教会大学的缘故，院章多次强调"对于所选习之专门学科，有充分之准备，能用中文作明确畅达之文章，并对于所研究学科有密切关系之外国有相当造诣，至少能阅读所习学科之外国文原本书籍。"同时对毕业论文的规定是："研究论文须用中文撰作，但得提出用外国文撰作之副本。"虽然今天看来要求更高，但本土特色非常鲜明，民族情感非常强烈。人们过去对教会大学的认识和评价其实有一些简单，以为让外国人在中国办学对民族情感有些妨碍，但看燕京大学后来的成绩，一般说来教会学校出来的学生和老师，在民族情感方面反而更强一些。因为外人在华所办的机构中，其实主要成员还是中国人，此点蒋梦麟当年在他的回忆录中有很详细的说明，并提出过一些相关的统计数字。
     这本会刊中列有燕京研究院历届校友名录和当时（1939年）在校研究生及他们的研究情况。那时每届研究生少则一两人，多则八九人，但从1928年开始，几乎每届研究生中都有非常出名的人物，试举几例。如国文系：1931年有郑德坤、1932年有顾廷龙、1935年有吴世昌，1936年有陈梦家等。历史系更是人才济济，先后有杜联喆、朱士嘉、谭其骧、陈观胜、冯家升、邓嗣禹、翁独健、赵丰田、蒙思明等；哲学有瞿世英、施友忠、罗忠恕等，物理有褚圣麟、孟昭英、张文裕、冯秉铨、袁家骝等；生物有谈家桢、毛应斗等；生物有张宗炳等，社会学有杨庆堃、林耀华、瞿同祖、严景耀等。
     1939年度，还在读的研究生有46人，这46人中后来出大名的即有王世襄、王伊同、王钟翰、李有义、何炳棣、侯仁之、杨明照、葛廷燧等等，可以想见其一时人才之盛。何炳棣后来回忆说："回想起来，足以自豪的是我们这班历史系研究生只有三人，王钟翰和王伊同是燕京本科毕业的，成绩优异，不必经过考试直升入研究院的。前者目前是一般公认的清史名家，长于满文的中国民族史权威。后者是江阴才子，骈文典雅，同辈学人罕有其匹……王伊同任教于匹兹堡大学20余年，不知何以久久未有鸿文问世，殊为可惜"。
     燕京研究院后来公认出人才比较多的是历史系、国文系和社会学系，这个现象也恰好应证早年梅贻琦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而当时燕京是即有大楼，也有大师，二者得兼，人才辈出也就是情理中的事了。当时文科研究所中的历史学部，除了洪业为所长外，还有六个人。分别是教西洋史和基督教史的外国人王克私（Philippe de Vargas）、容庚、邓之诚、张尔田、齐思和、张星烺。国文系是郭绍虞、容庚、顾随、董璠、刘盼遂。社会学系是赵承信、杨堃和吴文藻。
     燕京大学研究院文科人才如此众多，但我看到的这本《燕京大学研究院同学会会刊》的序言，却出自著名物理学家葛庭燧笔下，他在序言中说："在这种风雨飘摇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安稳地过着研究生活，我们并没有因此怡然自得，却是满怀着热望和期待。也就是在这种情绪中，我们才下了决心来完成这本小册子，藉以纪念过去，检讨现在，警惕将来，并且把此时此地仅存的研究院的情形，报告给一切关心它的人。"
     葛庭燧的夫人何怡贞当时在研究院物理系教光谱学。何怡贞是著名物理学家何泽慧的姐姐，她们都是山西灵石著名的老同盟会员何澄（字亚农）的女儿。何澄早年做过蒋介石的顾问，是著名的文物鉴赏家。1940年，苏州著名的网师园曾由何澄买下，并进行全面整修。1950年何氏后人将园献给了国家。
     何澄的夫人是近代中国著名的物理教育家王季烈的妹妹，何王两家满门精英，特别是对中国近现代科学的贡献尤其巨大。何泽慧嫁给了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中国现代出名的物理学家中，山西有任之恭和何氏姐妹，再加上葛庭燧、钱三强这两位山西女婿，这也算是中国现代物理学和山西的一段佳话。虽然何氏姐妹主要在南方生活，但以中国人的习惯说，山西才是他们的老家。
     
     http://lookin.nhome.cn/xy/mjy/2006/mj0208.htm

从贝满到燕京

“最后”的燕大盛会中国周刊:记者 陈远 北京报道  发布时间：2009-05-04 18:05:11      论坛交流
[内容摘要]：燕京大学，一所常常被人误认为北大前身的名校，已有９０高龄。４月１８日，燕大校友会举行，最年轻的校友都已年过七旬。创办燕大的司徒雷登曾经以另一种形象在中国家喻户晓，而燕大精神至今仍在流传...
   

1948年冬，北平解放前夕，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指示前线指战员关于保护清华，燕京等学校和市郊名胜古迹的电文。 图片由燕京大学校友会提供

北大英杰交流中心右边的一个角落，很少人会注意那个不起眼的牌子：“校友会”。
穿过长长的走廊，一间不到30平米的办公室，这里是燕京大学校友会。1952年，这所风光旖旎的校园换了主人，燕京大学从此不复存在。
4月18日清晨，6时刚过，距离之前确定的聚会时间还有两个多小时，天色有些阴霭。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燕京校友陆续赶到燕园，举行他们一年一度的校友聚会。此前，一个消息在外流传：这次聚会，也许是燕大校友们的最后一次。
回家

从左至右为：燕京大学创办人司徒雷登、燕京大学第一位中国籍校长吴雷川、校长陆志韦、代理校长梅贻宝。图片由燕京大学校友会提供

“我们并没有对外宣布是最后一次，但是之前大家都有这种预感。这些年，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每次聚会，都有同学离开人世的消息。今年是建校90周年，规模会比较大，也比较隆重。像这样规模的聚会，以后应该不会有了。”燕京校友会的美国代表国仲元告诉《中国周刊》记者。
燕大校友会，是曾经声名远扬的燕京大学唯一的“实体”了。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那些一直以燕大为荣的校友们，甚至不敢说自己是燕大的毕业生。
黄宗江兄弟三人，曾经同时在燕大读书，同住一间宿舍。黄宗江从来没有忘记过，注意学生动态又擅长表扬学生的司徒雷登校长，每次见面时，都会笑眯眯地问他：“最近游泳了吗？”但是，在“反右”和“文革”时期，他们不敢说自己是燕京毕业的学生。“那时候，谁敢说自己和司徒雷登有过联系？谁敢说自己是燕京的学生？那不是找死吗？”几年前，黄宗江老人曾对记者说。因为保留一张司徒雷登的照片，这让黄宗江在众多罪名之中多了一条：“司徒雷登的黑宠儿”。
更不要说聚会。谁敢？
但是，就像黄宗江从来没有忘记过司徒雷登对他的关怀一样，燕大校友心中也从来没有忘记过他们的母校，没有忘记过“因真理  得自由  以服务”的校训。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政治气候回暖。新华社的张贻与北京市体委的马健行商量，可以利用新华社的大餐厅来组织同学聚会。
经过筹划，二十多个燕京校友聚在一起。多年不见，大家都很兴奋，那些聊不完的话，都是关于燕京的。那是一次热烈而又低调的聚会。以至于多年之后，人们都不能准确地记起聚会的日期。
谈话中，大家都觉得，这样的聚会，每年至少应该有一次。马健行和张贻考虑，应该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燕京校友组织起来，成立校友会。
最初的校友会只有老师、学生几十个人，很快，雪球越滚越大。
在此更早之前，一二·九时期的燕京校友，大概有四五十人，也曾不定期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聚会。联系人是陈鼎文，参加者都是熠熠生辉的名字：黄华、陈翰伯、吴世昌、朱启明……
肯定还有其他的燕京校友们，也在进行着这样的聚会。不过，那时的聚会，还都是“自发”。
从“自发”到“自觉”的变化，是在1984年5月4日，北大在燕园举行校庆和校友返校活动，同时设立北大校友联络处。燕京大学校友会和西南联大校友会被分别纳入进来，由北大校方提供每年返校聚会的场所。
那一天，雷洁琼先生在北大贝公楼大礼堂宣布：“燕京大学校友会成立了！”让无数燕大校友的心激动无比：他们终于可以“公开”地活动了，他们终于可以骄傲地对别人说自己是燕京人了！
局外人无法了解，燕京人那种被压抑的情感：32年，不敢说出自己母校的名字，不敢说出爱，同学之间不敢联络……
经历了32年之后，燕大人回到了自己的家，虽然只是个小小的家。
天涯若比邻
45学号（指1945年入学）的王百强，今年75岁，曾经参与《燕京大学史稿》一书的编撰，人称“燕大百事通”。《中国周刊》记者本来和老人约好了采访，但是第二天早晨，他急忙忙打来电话：“小陈，我们的采访要推一推。我爱人一下子病得很严重，现在120在我们家等着，我马上要去医院。”
生病，对于大多年事已高的燕大校友来说，已是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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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驻校友会办公室的负责人白荫良老人，看上去一个很古板的老人，只有处久了，你才能感受老人的幽默和接人待物的善意。他现在身患肝癌和膀胱癌，“但是没办法，这一堆事还要来操持，就我们这些人了，后继无人啊。”
后继无人，是燕京校友会面临的最大问题，《燕大校友通讯》有个特殊的栏目，让人不忍读。栏目叫《哲人其萎》，刊登燕京校友去世的消息。最近两年，出现在这个栏目里的燕京老人越来越多——张芝联，林孟熹，贺宝善，张大中……
办公室常在的人有四个：白荫良和刘德福都是79岁；最年轻的舒宝芝，78岁；年纪最大的是老会计，81岁。“老会计住在东三环，每周来一次。我们也没有什么帐，主要是校友们为资助《燕大校友通讯》的捐款。” 舒宝芝对《中国周刊》记者说。白荫良、舒宝芝、刘德福每天都到办公室，刘老师住得远，每天六点多就要起床。他们的工资是象征性的，与其说他们是工作人员，不如说更像义工。但他们乐此不疲，问及是什么支撑着他们，他们会说：“因真理 得自由 以服务”。虽然对于这个校训，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
他们负责联络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校友，寄发每个月一期的《燕大校友通讯》。
《燕大校友通讯》是随着校友会的正式创建创刊的，到今天已经25个年头。每期的通讯，不仅刊发校友们的忆旧文章，还会有各地校友的最新动态。
出版的经费是靠校友捐款来维持的。每期校友通讯的最后面，总会有一个《资助〈燕大校友通讯〉芳名录》，25年来，这个名录的名单越来越多。校友们现在已经把《通讯》看成是“燕京”的象征。
“捧读《通讯》，就像静坐在母校图书馆，也像在教学楼听师长教导，更像同学们围坐在老师会客室进行学术探讨各抒己见。”40学号的唐山校友谷端悌，在最近一期《通讯》上发表的文章中写道，“有了《通讯》我就感到‘燕京’仍在。”
进入4月，办公室的三位老人忙碌非常：布置会场，接待即将返校的校友，安排校友们的食宿……
之前，王百强在电话中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今年的聚会，雷（洁琼）老和黄（华）老因为年事高，无法参加，但是他们都写了书面的发言，到时由别人代读。侯（仁之）老可能会坐着轮椅参加。你想想嘛，他们都多大年纪了，我75岁了，可是在他们面前，我还是个年轻人呢。”
美国、法国、加拿大、台湾、香港的校友们也会专程“回家看看”。“这一次，海外回来的校友有70多人，现在还在统计当中，可能是历次返校活动中回来人数最多的一次了。”国仲元说。
剪不断，理还乱

1929年由校友集资建成的西校门原貌。 图片由燕京大学校友会提供

直到现在，很多人还是把北大和燕大混淆在一起。在霍达著名的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中，把燕大说成是北大的前身。
燕大曾有一个传统，每年新生入校，高年级学兄都会把新生抛起来，称为“托尸”。而在一名著名学者的著作中，就把“托尸”的传统按在了北大头上。
历史上，燕大和北大曾经同时存在，同时极富盛名。当年教授流动自由，许多大教授既在北大任职，同时也在燕京任职，比如顾颉刚、钱穆。燕京大学的校名，最初就是由北大校长蔡元培题写的。
看一下当年毕业于燕京的学生，就会明白燕京大学在教育史上的地位和成就：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黄华、外交家周南、社会学家费孝通、文学家冰心、翻译家萧乾、历史学家王钟翰、周一良、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院士黄昆、唐孝炎、侯祥麟、医学家吴阶平、艺术家孙道临、黄宗江……1979年，邓小平访美，代表团21位成员当中，有7位毕业于燕京。
三年前，连战访问北大，在贝公楼礼堂向北大师生发表演讲，提及那里是他“母亲的学校”，北大校方默认了这份“母校之谊”。事实上，连战的母亲赵兰坤，并非毕业于北大，而是1930年入学的燕大宗教学院的学生。
在此之前，北大校方一直刻意避免提及自己与燕大的关系。25年来，校友会偏居燕大一隅，每年的校友聚会，虽然都有北大校方领导参加，但双方对一些事，心照不宣。
而一向骄傲的北大人，在燕京人面前，却不知为什么，一点也骄傲不起来。“不知道燕京那些人的优越感是怎么来的？”在一次私下聊天的场合，北大一个部门的领导对《中国周刊》记者说起他的感觉。
作为燕京大学的创办人，司徒雷登临终留下遗言，希望自己的骨灰能由秘书傅泾波带回中国，安葬在燕园，之前，司徒雷登的妻子曾经在这里长眠。
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的骨灰入土杭州，无缘安葬燕园。其时，国内外媒体对于此事争相报道，北大校方对此不置一词。
北大与燕大，剪不断，理还乱……
校友会的舒老师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今年的校友聚会，北大校长周其凤会出席并发表讲话。北大对于这次校友聚会，也很支持，还拨了一部分经费。”《中国周刊》记者在北大校园网上发现，对于这次燕京聚会，为了在4月18日那天照顾好返校的燕京校友，北大校方已经在全校范围内征集志愿者。这些举动，前所未有。
消失的燕大
多年以来，老燕大人的心中，有个心结挥之不去。
1952年，燕京大学在院校调整中被撤销。撤销之前，燕大校园里曾经有过一系列极为粗暴的政治运动：批判陆志韦，批判赵紫宸，批判张东荪……
前几年去世的张大中老人是这一系列运动的亲历者。
去世之前，张大中对记者说起当年事：“这样的做法，现在看起来是粗暴的。而且工作队做出这样的决定，我是同意了的，我是队长，我不同意，工作组就不能那么做。这些人过去都做过我的老师，老师们的为人我都是知道的，但是在政治上怎么样，我心里也没有底。”
当时很多燕京人不理解张大中：“大中，燕京也是你上学的地方，你怎么不理解这些人？”
这是一段痛苦的回忆，回忆像是在撕开已经愈合多年的伤口。
谢道渊，院校调整之前，在燕京担任党总支书记，之后在北京大学担任党委副书记。多年以来，谢道渊从来不接受媒体采访，绝口不提当年事。几年前，记者辗转联系到他，他才粗线条地回忆了燕京消失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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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会的办公室，条件和设备仍停留在五十年代的水平。中国周刊记者/高鹏 摄

上级关于院系调整的文件是什么时候下达到燕京的？我还真不记得了。当时很单纯，领导让做什么就做什么，也没有什么想法，总觉得领导的决定是正确的。
院系调整开始的时候也有一个工作组，当时是由市委学校工作部派来的，在学校里面成立了大学工作委员会。我主要负责和北大方面进行交涉。当时北大的负责人是张群玉，是北大的书记。其他的人还有王学珍、王孝亭、谢青等人，都是北大党委的。
当时我们终日在一起商量，院系调整应该怎么进行。开会都是在沙滩进行的，张群玉给我打个电话，我就过去，记得当时还有市委大学部的一些人。
讨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从党委来讲，三校（北大、清华、燕京）如何很好地团结，大家怎么很好相处，从我们干部来讲就是不要有门户之见。其他的内容实在是记不得了，但我记得开会的频率还挺高，差不多几天就开一次。
在燕京那时候，组织上已经对陆志韦作了安排，不再担任燕京大学的校长，而是被调到中科院的语言研究所去当研究员，后来他就一直待在语言研究所。调走陆志韦，是上面有关的部门安排的，应该是比较高的部门，但是至于高到哪个级别我就不知道了。
陆志韦被调走之后，学校的工作暂时由翁独健同志代理。翦伯赞就是在那段时期被中央安排到燕京做统战工作，担任燕京大学的历史系主任，但是当时还有的燕京的学者看不上他。
经过商量，北大保留文理，工学院分到清华，医学院农学院都独立出去成立北京医科大学和北京农业大学。当时清华没有派干部参与院系调整，但是还是派了一个人来。至于燕京，当时好像还保留着社会学，取消社会学好像还是后来的事情。家政学当时就取消了，宗教学院转到了北京刚成立的那个神学院那里。
当时还有一个情况，那就是燕京和北大的教授们怎么调整。北大是有些人离开，有些人留下。燕京则是有些人被调到北大，其实就是留在了他们生活的燕园，有些人则被分到别的地方去。当时好像还从别的学校调了一些哲学教授来到北大。对于院系调整，由于刚刚经历了思想改造运动，燕京人倒是没有表现出多少不同意见。
那时候，燕大的学生们对于燕大撤销的态度是“无所谓，只要有学上就可以了”。一名老校友对记者说。
重建的心结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时间越久，不复存在的母校，对于这些白发苍苍的老人的吸引力就越大。每一次聚会，他们都仿佛回到了上学时光，先生还是那时的先生，同窗还是昔日的同窗，燕园仍在，但是物是人非。
八十年代，在民办学校政策开始松动的时候，就有燕京人提出，要恢复母校。燕京校友立刻响应：如果恢复母校，愿意出资。
校友会开始奔走，多方联系。他们希望母校能在原址恢复。“找了很多部门，无不碰壁。钱不是问题，场地是个问题，北大不可能搬走。哪个部门也做不了这个决定。”老校友国仲元说。
他们开始另寻场地。“可是还是不行，政治上通不过，司徒校长是被领袖否定过的人。当年被取消的十三所教会大学，都没有恢复的希望。”
燕京的校友们开始“曲线救国”。
1993年1月7日，经过校友会的努力，由北京市高教局批准，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和北大分校合办的燕京研究院成立。这是当年燕京研究院某种程度上的恢复。
看看名单，就可以了解研究院的阵容之大：英语研究所的名誉主任是赵萝蕤，研究员有杨宪益；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的名誉主任是周一良，顾问有侯仁之、林庚、周汝昌、王钟翰等人；对外汉语培训中心的名誉顾问则是林焘；当代法学界的泰斗江平，仅仅是经济法研究所的研究员……
但是，恢复之后的燕京研究院只是一个培训机构，严重缺乏再生力量，博学鸿儒的白发先生们没有精力从事指导工作之后，“第二梯队”无处寻找，研究院之后无疾而终。
留下的只有当年和研究院一起复刊的《燕京学报》。
现在看来，恢复燕京大学，已经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对于燕京人来说，《燕大校友通讯》、《燕京学报》、以及一年一度的返校，成了他们和母校之间的唯一联系。
让老燕大人略感欣慰的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开始有媒体关注燕大。燕京大学的办学经验以及当年燕京学人所取得的成就，在一度被高度政治化之后，在这个日渐多元化的社会中，正在逐渐以清晰的面目呈现在世人面前，并且日益受到重视。
但是，对于刚刚经历过燕京建校90周年庆活动的燕京校友们来说，这一切，来得似乎太晚了一些。
每年的４月１８日，那些古稀老人又变成了学生。
照例，他们唱起了校歌，聚会结束后赶到西山去扫墓。他们的老师，曾经在燕京任教的外国友人赖朴吾长眠在那里。那一天，没有人乘坐自己的专车，所有的人，都会坐在一辆“校车”，白头和白头挨在一起。
他们用这种方式，活在过去的时光里。

从贝满到燕京

燕园曾有所大学叫燕大 司徒雷登与每个新生握手www.jyb.cn　2009年05月13日　 作者：王波　　来源：中国青年报

燕园曾有所大学叫燕大 司徒雷登与每个新生握手 　　4月18日，燕京大学建校90周年纪念活动在北京大学办公楼礼堂举行，近千名燕大老校友聚会一堂，共叙旧情。北大校长周其凤到场致辞祝贺燕大校庆。图为参加校庆活动的老校友在老校园里叙旧。燕京大学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教会大学之一，成立于1919年，由华北地区的几所教会大学合并而成的。1952年，中国实行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拆分，文科、理科等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校址“燕园”成为院系调整后的北京大学校园。 中新社发 侯宇 摄 　　对“搞了一辈子教育”的老人蔡公期来说，“搞教育”之余，最近这30年里他集中做了两件事。先是“陪小平同志整整打了15年桥牌”，后15年里，他“为燕京大学的校友们全心全意地服务”。 　　服务的方式是帮校友会联系校友和参与编写校史。这所由美国人司徒雷登牵头创办并担任首任校长的教会大学，在1919年5月19日正式命名为 “燕京大学”，是蔡公期的母校。87岁的蔡公期和他的同学们，不想让一所“曾经与清华、北大齐名”的大学，就这样沉入历史的河底。 　　尽管他们的母校在燕园已经消失了57个年头，只有在未名湖畔刻着“原燕京大学未名湖区”的纪念碑上，他们才能找到最显眼的“燕京大学”四个字，但在蔡公期等人看来，“燕京大学”在他们心里从未消失，“燕大精神”也从未消失。 　　今年是燕京大学建校90周年。不久前，年迈的燕大校友们举行了有史以来最为隆重的纪念活动。 　　“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大庆了” 　　纪念活动在燕园的贝公楼里举行。不到上午8时，楼下便挤满了白发老人，他们多由儿女陪伴而来。一见到多年未见的老同学，他们便忙着相互拥抱寒暄，把儿女晾在一边。 　　“当年选学生会主席，我还投了你一票呢。”一位49学号(按照燕京大学惯例，49学号意味着1949年入学)的化学系校友，对他如今已白发苍苍的同班女生说。 　　在他旁边，有两位女同学在拍合影，只是她们再也不能像当年那样站在一起拍照，只能让轮椅挨着轮椅。而一位3个月前已经去世的校友，则在临终前嘱咐女儿，一定要代她回燕园参加这次纪念活动。 　　“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大庆了，再过10年，大家可能都走不动了。”校友姚林杰叹息道。他已经80岁了，但在校友里面还算小字辈。 　　他的学长们，很多是“拼了老命”从国内外赶回来的，因为“谁也不知道10年之后还能有多少机会回来”。1984年，燕京大学校友会成立时，上海、广州、天津、西安等地都相应成立了校友会。如今，由于当地校友陆续离世，所剩无几，这些地方的校友会已不复存在。 　　即便如此，在蔡公期眼里，“只要还有一个校友健在，校庆活动就要继续搞下去”。这些年里，每次返校时的文艺演出，都是由他出面动员和具体安排。这一次也不例外。 　　返校的校友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到贝公楼前临时设立的校友会会费缴纳处，签到并缴纳20元会费。 　　负责收会费的，是位戴眼镜的白发老太太，她趴在桌子上一笔一画地给缴费的校友开一张收据。在她眼前排队等候的，是一群头发和她一样花白的老人。 　　不远处的大楼门口，有白发的老人负责发饭票，校友会准备的450张饭票早已发完，资料发放处准备的450份有关燕大的资料，也远远不够，因为“没想到一下子来了700多人”。 　　这一天，刚好是北京大学的“校园开放日”，一些学生家长赶来北大游览参观。看着眼前的这群白发老人，不少家长觉得好奇，在贝公楼旁边远观。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和他们的孩子如今关注和向往的燕园，其实是这些老人学习和生活过的燕京大学校园。 　　当年政见迥异的人们，现在相遇时如见亲人 　　“别说他们，就是北大的学生，也不知道燕园原来是燕京大学的校园。”新闻系校友何宝星说。20多年来，他一直负责编辑《燕大校友通讯》，在校友寄来的文章里，他会隔三岔五地发现类似的“抱怨”。 　　在他看来，这些校友之所以耿耿于怀，是因为他们“恋旧”，而人们对燕园的无知，则很大程度上是“宣传上出了问题”。在最新一期为 90周年校庆编辑的集子里，有人指出，当年黄昆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官方发布他的简历时，对黄昆在燕京大学的学习经历只字不提，这让不少校友难以接受。 　　“一说是燕京大学毕业的，革命干部都讨厌我，不愿意要我们这些人。”当45学号和46学号的校友在临湖轩座谈时，一位校友这样说。他在毕业后的前30年里，不敢说自己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临湖轩是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时的居所，在这里，他曾为燕大校友冰心证婚。也是在这里，这位校长一年又一年亲自迎接新生。68年过去了，蔡公期至今记得当年的情景。 　　“欢迎你，蔡公期。”在临湖轩前的草坪上，65岁的司徒雷登握着蔡公期的手说。校长能叫出自己的名字，让这个当时只有19岁的年轻人受宠若惊。新入学的300多名新生，司徒雷登不仅与他们握手，还能一一叫出他们的姓名。“那时，人们的名字中有不少生僻字，可见他在这件事上是多么用心！”蔡公期感叹道。 　　45学号的赵寰与这位校长握手，则是在1945年10月10日晚。不过，这个兴奋的年轻人和他的同学当时并没有想到，正是这一次 “罪大恶极”的握手，让他们在此后的历次运动中，都难以幸免地背上了“亲美分子”的罪名。他1949年从燕京大学参军，后来创作了电影剧本《董存瑞》。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问世后，和他一起参军的燕大学生被告知，“谁跟司徒雷登握过手，都要交代”。 　　更需要交代的，是那些参加革命的女学生，她们有人不仅跟司徒雷登握过手，还在圣诞节跟他跳过舞。报纸上一刊登批判司徒雷登的文章，她们就得检讨。 　　如今，再次身处临湖轩，他们剩下的已经只有感慨：“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甲子，我们活下来了。” 　　赵寰更是在座谈开始之前，专门在司徒雷登当年与自己握手的入口处，拍了一张照片留念。60年前，在燕大读书期间，正是由于他的通风报信，一批上了国民党黑名单的燕大学生，逃过了国民党的一次大逮捕。他也因此被认为是“地下党员、反蒋青年”。 　　“其实什么都不是，就是看不惯国民党搞的那一套。”60年后，他依旧尽力澄清老师和同学们当时对自己的误解，只求“实事求是”。5 年前，他到美国访问，接待他的正是燕大毕业生，而对方当年是支持国民党的。但两人见面，已只剩下“天下燕大是一家”的亲近。当年政见迥异的人们，现在相遇时如见亲人。 　　“过去观点不同，但不影响现在交往。”何宝星经常收到校友们的回忆文章，对此深有感慨。 　　而赵寰则指着临湖轩的窗外，提高了嗓门说：“在这个比大观园还要大观园的燕园里，我们脑袋瓜子里面灌输了不少自由民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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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见解不同，人格上都是平等的”　　“自由、民主和平等。”问起什么是“燕大精神”，燕大人大多会这样回答。而入学时校长跟新生握手，也被不少校友视为燕京大学“平等”精神的一个标志。
　　对蔡公期来说，这种“燕大精神”影响了他整整一生。在与司徒雷登握手10年之后，他成为北京二中的校长。在迎接4个班200多名新生时，他也会一一记住他们的名字，并握手欢迎他们。直到后来班级增加到8个，学生接近500人时，他才不得不停止。
　　在老人们眼里，“自由”精神则从燕京大学一建校就已经开始。司徒雷登一上来就废除了“学生参加宗教仪式”的规定。学生也不需要上政治课，但在燕京大学图书馆里，可以读到英文版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清华的地下党要过组织生活时，不少时候会跑到燕京大学校园里来。而斯诺的《西行漫记》，也可以在燕京大学里小范围宣讲。
　　在燕园之内，各种团契(意指社团)相当多。“一些团契‘很左’，一看就是共产党，原来真是共产党。”赵寰笑道。即便如此，他们也可以在这个教会大学的校园里自由活动。何宝星回忆，各个团契“政治上见解不同，但并不因此影响大家的感情。人格上都是平等的。”
　　抗战期间，有200多名燕京大学学生选择了奔赴解放区，另有数百人选择到重庆大后方，但不管学生选择去哪里，司徒雷登都会接见他们，为他们饯行，并给予同样的路费资助。在蔡公期看来，司徒雷登这样做是坚持他创办燕京大学时的目的——“要为中国培养有用人才”。
　　燕京大学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1937年，北平沦陷之后，司徒雷登把校训改成了“因自由，得真理，以服务”，直到 1945年才恢复。这期间，蔡公期曾随燕京大学南迁到成都。在蔡公期看来，校长这么做是因为他明白，人只有获得自由，才有获得真理的可能。
　　在燕京大学的6年里，蔡公期也充分体会到这种自由。1940年，他考上燕京大学医预系后，被查出患肺结核病，推迟一年入学。入学后，他在医预系学习不久，便又转入化学系；在化学系学习一年后，他又转入社会学系。“这样自由转系，在今天的大学里可以想象吗？”他反问道。
　　转到社会学系后，他发现，老师会鼓励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到北京的天桥上，去调查罪犯和妓女的生存状况。“那时候是真正的学术自由。”燕京大学校友黄华在回忆燕大生活时，曾这样向蔡公期感叹。
　　有关燕京大学的历史，被渐渐淡忘
　　但燕京大学的办学历史到1952年终止了。
　　1949年8月，司徒雷登离开了中国，他不久前欢送到解放区的学生则重新回到了燕园。46学号的黄宗洛回到燕京大学，给校友们表演了戏剧《血泪仇》和《刘胡兰》。何宝星回忆，见到同学们时，黄宗洛告诉对方，“叫我‘黄河’。”“黄河”是他为自己新取的名字。也正是在演出那场《刘胡兰》时，何宝星和他的同学们，第一次见到了真铡刀是什么模样。
　　接下来大家开始忙着“三反”、“五反”、“下乡土改”。1951年，在校的学生们，开始批斗当时的校长陆志韦。
　　到了1952年，开始院系调整，燕京大学的各个院系被调整到其他几所大学，校园则成了北京大学的校园。有关燕京大学的历史，也开始渐渐被淡忘。
　　校友会成立后，前些年聚会时，几乎每年都有人提议重办燕京大学。不过越来越多的人也认识到“大势所趋”——“即使有了地方有了钱，谁来办这个学呢？叫别人来办，那还是燕京大学吗？更何况在燕园里面，北大学生根本就不知道燕园里曾经有个燕京大学。”
　　但在燕大校友的心里，这分记忆，正变得越来越浓。
　　蔡公期至今难忘司徒雷登那“学者的风度、长者的亲切和教育家的风范”。“在燕大33年的办学历史中，注册学生9988人。其中培养出院士53人，各个学科奠基人91名。”因为编写燕大校史，蔡公期对这些数据已经烂熟于心。最近这些数据又得到更新，因为一名校友刚刚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回忆了。”何宝星说。《燕大校友通讯》最初只有32页，一年出一本；如今，已达到100页，一年需要出三本。稿子越来越多，这也让何宝星为难。不仅如此，他每期还需要留出越来越多的版面，来刊登校友的讣告和悼文。而校友通讯也从一开始印刷3000多份，降到现在的2400多份。
　　有些通讯也无法寄达校友的手中。寄给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母亲赵兰坤的校友通讯以往没退回过，但最近这次被退了回来。
　　老校友们大多不会上网，为了及时传送稿件，往往需要委托儿女从中帮忙。在与校友的儿女们打交道的过程中，何宝星也能明显感觉出对方的不耐烦，这偶尔也会影响何宝星的情绪。
　　但他已经看得很开，“代沟已经形成，观念不同了”。他发现自己的儿孙们，也很难对燕京大学产生兴趣。尤其是在外企工作的外孙女，对燕大的历史几乎一无所知。
　　尽管当年根本没有上过政治课，这些老人依然非常关心政治，校友们聚在一起时，谈论的多是国际问题，他们戏称“好像在开联合国大会”。但他们无奈地发现，身边这些在大学里没少上政治课的年轻人，“更多关心的却是吃喝玩乐”。
　　90周年校庆这天，不论是在临湖轩里座谈，还是在贝公楼下寒暄，多年未见的老校友们谈论的依旧是“制度问题”和“国家形势”。
　　一位81岁的校友走进贝公楼，从轮椅上下来，推开前来搀扶他的儿子，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扶着栏杆爬上二楼庆典现场。总共24级台阶，他足足爬了10多分钟。他的儿子则拎着轮椅，在老人的身边显得有些尴尬和不解。
　　或许只有老人自己，才能体会燕京大学究竟给自身烙下了怎样的印记。只是这一群老人，最年轻的也已经75岁了。(本报记者 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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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Higher education / UniversityLocation:Peking / Beijing 北 京

Yenching University 燕京大學Alternative Names:Yen-ching ta-hsüeh, Yanjing Daxue 燕京大學

Source: Lutz,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971 Yenching University grew out of a union of four schools, among which were the North China College and Peking University. Yenching became the official name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In 1919-20, the North China Union College for Women was merged with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thus assumed its co-educational status. In 1925, the premdeical program at Peking Medical College was terminated and its facilities were handed over to Yenching. Yenching also benefited from numerous grants in aid and an eventual endowmen of US$325,000 for its work in the field of natural sciences. in 1925, student enrollment had reached 508.
Yenching offered a wide range of liberal arts courses and was able to rely on substantial financial resources. In 1926, the institution relocated to a new site outside of Peking. By 1931, Yenching had completed teh registration progress.
Yenching gradually passed its agricultural experiment work over to Nanking University, while focusing more heavily on urban studies. In 1930, as it was starting a project near the town of Ch'ing Ho, Yenching also concentrat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a rural administration training program.
During the war years in China, Yenching was seeking protection based on extraterritoriality by trying to identify its campus as a foreign enclave between 1937-41. Student enrollment rose from a normal figure of 800 to 1156 in 1941. Later, Yenching moved to Chengtu, where enrollment was limited to 400 students.
In the fall of 1945, Yenching was among the first schools to open its own campus. In December 1948, Yenching came under Communist control. Following administrative changes in 1951,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were merged to become National Hua Hsi University.
Curriculum: In 1929, Yenching divided its curriculum into a College of Arts and Letters, a College of Natural Sciences, and a College of Applied Social Sciences. Conforming with national regulations regarding graduate work, Yenching, in 1934, was only allowed to pursue graduate degree studies in history, biology, chemist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As a result, graduate enrollment declined from 94 in 1930-31 to 48 in 1936-37. Between 1945-49, Yenching developed a 5-year course in industrial training, with heavy emphasis on applied science and one year training in factories as well as three summers of field work.
Presidents: J. Leighton Stuart served as president of Yenching University from 1919 to 1946, when he was named U.S. Ambassador to China. Additional information: Sili Yanjing Daxue, founded 1917 by the union of Tongzhou xiehe daxue and Beiji wen daxue; In 1920 the Huabei Women's University (Huabei Xiehe Nüi Daxue) also merged into it. Yenjing University was itself merged into Beijing University in 1952]
Source: World Missionary Atlas. New York, 1925. President: Rev. John Leighton Stuart, D.D.
Office: Peking, China.
Objective: To maintain in Peking, China, a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which shall be founded and conducted upon strictly Christian and evangelical, but not sectarian principles.
Income: Board appropriations and endowment, $46,000 (Mexican). Student fees (tuition only), $18,565 (Mexican).
Official Periodical: "Peking News Letter."
Field: China (Chihli)
Note: The University was established in 1888 and although it had a non-sectarian charter and was operated under an undenominational local Board, it was practically an institution of the North China Mission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The University was organized upon its present basis in 1918. The Boards now cooperating in the maintenance of this institution are the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the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S.A., and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The University is incorporated under the Laws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Its control is vested in a Board of Trustees appointed by the four constituent Mission Boards, with headquarters in New York City. The University at present includes a School of Theology,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for Men, and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for Women.
The following was compiled by: Peter Tze Ming Ng Date of Establishment: 1919 Religious Affiliation: Protestant, Interdenominational. Sponsoring Bodies: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公理會）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美國長老會）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美以美會)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倫敦會） Co-operating Organizations :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哈佛燕京學社）
Missouri-Yenching Foundation （密蘇里燕京基金會）
Princeton in Beijing （普林斯頓在北京）
Rockefeller Foundation （洛克菲勒基金會） List of Presidents: John Leighton Stuart (1919-1929)
Lei-chuan Wu【吳雷川 Wu Lei-chuan】(1929-1933)
Zhi-wei Lu【陸志韋 Lu Zhi-wei】 (1934-1937)
John Leighton Stuart (1945-1946) Short History: Yenching University was evolved in the late 1910s. The forerunner schools were several, namely: The Tungchow Boy’s School (通州男塾, founded in 1867) and The Gordon Memorial Theological College (founded in 1893) were joined together in 1904 to form The North China Union College（華北協和大學）. The Bridgman Girl’s School (founded in 1864) was renamed North China Union College for Women（華北協和女子大學） in 1904. Together with The North China Union College and Peking (Methodist) University (匯文大學, founded since 1890), they formed this Yenching University. The formal year to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Yenching University was 1919, the year in which John Leighton Stuart accepted the presidency to start this new university though the name “Yenching University” was formalized in a year later. With the presidency of John L. Stuart, Yenching University was able to develop its international network extensively, especially with the well-known universities and institutions such as: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issouri-Yenching Foundation, Princeton in Beijing and Rockefeller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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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sting Archives: 1. The Yenching Archives at Peking University 2. The University Library of Peking University 3. United Board Archives at Yale University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s 4. Andover-Harvard Theological Library, Harvard Divinity School 5.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Also consult Archie Crouch, Christianity in China: A Scholars’ Guide to Resources in the Libraries and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N.Y.: M.E. Sharpe, 1989. 吳梓明、梁元生主編：《中國教會大學文獻目錄》，第1-5輯，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出版，1996-1998). Other Resources: 1. Chiang, Yin-en. “Yenching-The Rebirth of a University.” People’s China. Vol. 2, No. 10 (1951), pp. 19-20. 2. Cody, Jeffrey William. Henry K. Murphy: An American Architect in China, 1914-1935. Ph.D. Dissert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1989. 3. Edwards, Dwight W. Yenching University. (with “Yenching in Chengtu” by Y.P.Mei)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1959. 4. Facts about Union Medical College, Peking. Shanhai: Mai-hua Shu-Yuan, 1910. 5. Ferguson, Mary E. China Medical Board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A Chronical of Fritful Collaboration 1914-1951. New York: China Medical Board of New York, 1970. 6. Harris, Marjorie Jane. American Missions, Chinese Realities: An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Cross-cultural Influenc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North China Union Women’s College/Yenching Women’s College, 1905-1943. Ph.D.Disserati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1994. 7. Kennedy, Melville T.,Jr. Yenching University: Its Aims and Methods. Yenching University, 1951. 8. Lutz, Jessie G.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1. 9. Ng, Peter Tze Ming. “Secularization or Modernization: Teaching Christianity in China Since the 1920s” in Studies in World Christianit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Vol.5, Part 1, 1999. Pp.1-17. 10. Paterno, Roberto Montilla. “Devello Z. Sheffield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North China College.” Papers on China, Vol. 14 (1960), pp. 110-160. Reprinted in Liu , K. C. (ed.)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 Paper from Harvard Semina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11. West Philip. “Christianity and Nationalism: The Career of Wu Lei-ch’uan at Yenching University.” In Fairbank, John K. (ed.)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 pp. 226-246.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12. West, Philip.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1952.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13. Woman’s College of Yenching University, Peking. Yenching College, 1905-1921. Peking: Joint Committee on Woman’s Union Christian Colleges in the Orient, 1921. 14. Xing, Wen Jun. “Social Gospel, Social Economics, and the YMCA: Sidney D. Gamble and Princeton-in-Peking.” Ph.D.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1993. 15. 史靜寰：《狄考文和司徒雷登在華的教育活動》。台灣：文津出版社，1991。王效挺、黃文一編：《戰斗的歷程：1925-1949燕京大學地下黨概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16. 弗格森：《羅氏醫社和北京協和醫院》紐約，1956。 17. 翁舲雨：《中華民國大學誌：私立燕京大學》。台北：中國新聞出版公司，1953。 18. 許寧玲、張曉彬、方正、賈凱林編：《話說老協和》。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 19. 陳明章：《學府紀聞：私立燕京大學》。台北：南京出版社，1982。 20. 彭國樑：《燕京大學之中學術文化研究：1919-1949》：台北：昭人出版社，1975。 21. 燕大文史資料編委會編：《燕大文史資料》(共九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1995。 22. 燕京大學校友會編：《燕國友誼》：北京：燕京大學校友會，1990。 23. 燕京大學校友會編：《燕大校友通訊》(共十五期)：北京：燕京大學校友會，1984-1993。 23. 燕京大學校友會編：《燕大校友會》。北京：燕京大學校友會，1991。 24. 燕京大學校友會編：《同窗燕國：入學五十週年紀念刊(1940-1990)》。北京：燕大學校友會，1990。 25. 燕京大學校友會編：《情繫燕園：入學五十週年紀念刊本(1941-1991)》。北京：燕京大學校友會，1991。 26. 燕京大學校友會編：《雄哉！壯哉！》。北京：燕京大學校友會，1994。 27. 燕京大學校友會編：《燕大校友通訊專輯》。北京：燕京大學校友會，1988。 28. 燕京大學校友會編：《燕京大學成都復校五十週年紀念刊(1942-1992)》。成都：燕京大學校友會，1992。 29. 譚潤明：〈燕京大學成立前後辦學目的的轉變〉：哲學碩士論文，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宗教及神學學部，1994。 30. 蘇勇、樊剛：《燕園史話》。北京：工人出版社，1985。 31. 〈燕京大學舉行首次畢業式〉。《申報》，1920年5月8日。 32. 何 迪：〈燕京大學與司徒雷登〉。《美國研究參考資料》，第5期(1987)。 33. 李有義：〈我所知道的燕京大學〉。《文史資料選輯：中國民主同盟》(北京)，第1期(1979)，頁54。 34. 車 蕙：〈燕京大學〉。《中國青年》(復刊)，第1卷第6期(1947)，頁47-49。 35. 范興國：〈燕京大學與中美文化關係〉。《傳記文學》。第35卷第6期(1979)。 36. 雲實誠：〈北京、燕京、清華、南國四大學訪問記〉。《京滬平津行》，頁84-93。廣洲：廣東前鋒報社，1947。 37. 葉祖孚：〈一所與群眾血肉相連的學校─關於燕京大學義務學校的回憶〉。《廣東文史資料》，第20期(1984)。 38. 趙紫宸〈燕京大學的宗教學院〉。《全國文史資料選輯》(北京)，第43期，頁106。 39. 鄭林莊：〈燕京大學的學分制和選課制〉。《文史資料選輯：中國民主同盟》(北京)，第1期(1979)，頁73。 40. 鄧之誠：〈燕大教授案紀實〉。《全國文史資料選編》(北京)，第25期(1985)。 41. 聶崇岐：〈簡述「哈佛燕京學社」〉。《全國文史資料選輯》(北京)，第25期，頁70。 42. 曲士培：〈燕京大學的基本情況、史料分布及辦學特點〉。吳梓抈編：《中國教會大學歷史文獻研討會文集》，頁23-32。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5。 43. 張寄謙：〈哈佛燕京學社〉。章開沅等編：《中西文化與教會大學》，頁138-163。武漢：湖北出版社，1996。 44. 吳梓明：〈從神學教育到宗教研究 – 燕京大學宗教教育的考察〉。《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集刊》。第二期，1999年10月。頁49-66。 45. 吳翎君：〈燕京大學─高等教育現代化的一個考察〉。《國史館館刊》(台灣)，復刊第14期(1993)。 46. 查時傑：燕京大學基督徒團契初探》。林治平編：《中國基督教大學論文集》，貢30-254。台灣：宇宙光，1992。 http://ricci.rt.usfca.edu/institution/view.aspx?institutionID=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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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目录[隐藏]
学校概况 历史变迁 校名和传承 校园 校训 校长 著名教授、校友 燕大总结 燕京大学与哈佛大学燕京学社

• 一、燕京大学被选为合作伙伴
• 二、合作关系的确立
• 三、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

学校概况历史变迁校名和传承校园校训校长著名教授、校友燕大总结

• 燕京大学与哈佛大学燕京学社
  • 一、燕京大学被选为合作伙伴
  • 二、合作关系的确立
  • 三、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

　　

[编辑本段]
学校概况　　　燕京大学(Yanching University)是20世纪上半叶4个美英基督教差会在北京开办的一所著名的教会大学。在1952年的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燕京大学被撤消。建国前，中国共有14所教会大学，分别是燕京大学、齐鲁大学、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华中大学、金陵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湘雅医科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沪江大学、岭南大学、协和大学等。虽然数量不多，但起点很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某种程度的示范与导向作用。因为它在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乃至规章制度诸多方面，更为直接地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从而在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颇为深刻的影响。由此可见，教会大学史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不可缺少的重要篇章，它们为中国高等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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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变迁　　燕京大学前身是美英两国教会在北京创办的三所教会学校：

　　1、汇文大学（Peking University）：1889年由美国美以美会创办，初名崇内怀理书院，校长刘海澜博士（Hiram Harrison Lowry)。位于崇文门船板胡同（今汇文中学）。

　　2、华北协和女子大
学(The North China Union College for Women)：1864年创办，初名贝满女塾，位于灯市口东口的佟府夹道胡同(后改办贝满女中)。

　　3、通州协和大学：1867年创办，初名公理会潞河书院。谢卫楼(Davelle Sheffield)任校长。

　　1916年美国美以美会、公理会、美北长老会，英国伦敦会将三所教会学校合并，初名北京大学。司徒雷登任校长。1921年在北京西郊购买前清亲王赐园，聘建筑设计师墨菲进行总体规划，建造了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环境最优美的一所校园。1926年正式迁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封闭学校。1942年四川省成都市办起燕京大学临时学校，孔祥熙任校长，梅贻琦任代理校长。1945年学校在北平原址复校开课。 1946年成都临时学校师生发回，开办工学院。1951年学校改为国立。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学校法学院、社会学系并入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文、理科并入北京大学，北大迁至学校旧址“燕园”。1993年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和北京大学分校联合成立燕京研究院。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就筹划接收国民党统治下的和外国人开办的各级学校，使教育尽快适应新中国的建设与革命需要，并陆续接受了一些。

　　1950年12月，政务院第65次政务会议通过决定：《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

　　1951年1月11日，教育部又根据政务院的决定作了具体部署，并召开了一些会议，强调新中国不允许外国人在我们国家内办学校的方针。首批确定的改为公办的有11所，其中有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等；中国人自办，仍维持私立，政府给予补贴的有如沪江大学、东吴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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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和传承　　关于汇文大学的英文名称，有传是与北京大学的英文名称“Peking University”相同，由于汇文大学1889年的成立，比京师大学堂（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改名为北京大学（National Peking University）的1912年早，其时还不存在同名混淆的问题，因此至京师大学堂正式改名为北京大学后，两校英文名称相同的情况是有可能的。现时，国外文献对汇文大学的英文名称一般为“Beijing Huiwen Univesity”。

　　汇文大学合并后成立的燕京大学在1952年被分拆，文、理部分科系并入北京大学、工程科系并入清华大学，由于当时“院系调整”规模较大，除院系外人事亦有很大调整，涉及全国几乎所有高等院校，其中一些调整在1952年以前已经开始，所有原教会背景学校于此时停办，院系及人员分拆进入其他大学。严格意义上说燕京大学与其他中国教会学校的历史在1952年正式终止。对于燕京大学的传承问题，现时存在的主流意见分为三种：(1)由于燕京大学的教会精神和立校精神等本质并无其他大学直接继承，是以认为燕京大学并不具有任何承继者。(2)接收了燕京大学文、理学系的北京大学和接收了工学系的清华大学两校在教员和学员上承担了燕京大学的后继责任，亦间接吸纳了燕京大学的学术思想，因此两校均为燕京大学的传承者。(3)因并校而吸纳了燕京大学大部份人材并同时搬入燕园的北京大学从人员和设施配套（包括图书馆）上均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燕京大学的角色，因此认为北京大学可以在某程度上称为燕京大学的传承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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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　　即今天的北京大学主校园--燕园。1921年—1926年，曾为多座在华教会大学进行过设计的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Henry Killam Murphy，1877年—1954年）接受聘请，为燕京大学进行了总体规
划和建筑设计，建筑群全部都采用了中国古典宫殿的式样。

　　燕京大学的东西轴线以玉泉山塔为对景，从校友门经石拱桥、华表（取自圆明园废墟），方院两侧是九开间的庑殿顶建筑穆楼和民主楼，正面是歇山顶的贝公楼（行政楼），两侧是宗教楼和图书馆，沿中轴线继续向东，一直到未名湖中的思义亭，湖畔还有博雅塔、临湖轩。东部以未名湖为界，分为北部的男院和南部的女院。男院包括德、才、均、备4幢男生宿舍以及华氏体育馆。女院沿一条南北轴线，分布适楼、南北阁、女生宿舍和鲍氏体育馆。

　　燕京大学建筑群在外部尽量模仿中国古典建筑，在内部使用功能方面则尽量采用当时最先进的设备：暖气、热水、抽水马桶、浴缸、饮水喷泉等等。
[编辑本段]校训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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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　　司徒雷登：1920年-1945年，后长期担任校务长

　　吴雷川：1929年-1934年为代理校长

　　陆志韦：1934年-1941年为代理校长

　　梅贻宝：1942年-1945年为代理校长 （西南联合大学时期）

　　陆志韦：1945年-1949年为代理校长

　　翁独健：1949年-1952年为代理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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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教授、校友　　教授：教育家林迈可、陆志韦；社会学家雷洁琼、许仕廉；人类学家吴文藻；考古学家容庚；神学家赵紫辰；法学家张友渔；哲学家冯友兰、张东荪、洪谦；史学家钱穆、顾颉刚、邓之诚、韩儒林；政治学家萧公权；文学系周作人、郑振铎、冰心、冯沅君、林庚、顾随、陆侃如等

　　校友：黄昆、侯仁之、孙道临、谢婉莹(冰心) 周南 赵兰坤 黄笃修 周汝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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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贝满到燕京

燕大总结　　燕京大学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教会大学之一，成立于1916年，它本来是由华北地区的几所教会大学合并而成的，包括北京汇文大学、通州华北协和大学、北京华
北女子协和大学，分别由美国长老会、美以美会、美国女公会、公理会、英国伦敦会等合办，初期名为“北京大学”。

　　由于是不同的教会合办、不同的学校合并，所以起初管理非常混乱，一直没有满意的校长，直到1919年司徒雷登出任校长，才开始有了转变。司徒雷登是著名的来华传教士之一，后来还成为美国驻华大使。他上任后，立即对学校进行了改革并把学校更名为燕京大学。随后开始建设新校区，向社会各界募捐。经过几年的努力，该大学成为当时中国最美丽和有成就的大学。在教学思想上，该校不强调基督教教育，实行自由教学。从1929年起，正式设立了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总共有近20个系。它的毕业生主要活跃在中国的教育界、政界和宗教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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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与哈佛大学燕京学社　　哈佛-燕京学社是美国建立较早的正规的汉学研究机构之一，也是民国时期对中美文化交流贡献最大的学术机构之一。它是由美国著名学府哈佛大学和中国的燕京大学利用美国铝业大王查尔斯·马丁·霍尔（Charles Martin Hall, 1863-1914)的遗产基金，于1928年联合建立，其名字就是取自这两所大学的校名。[2]

　　 一、燕京大学被选为合作伙伴
　　

　　1914年12月27日，金属铝的发明者、美国铝业公司创始人查尔斯·马丁·霍尔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代托纳（Daytona, Florida）去世。终生未婚的霍尔在身后留下了一笔价值约1100万美元的巨额遗产(包括现金、股票和各种证券). 受19世纪末20世纪初蓬勃发展的美国海外传教运动的影响和卷入海外传教和教育运动的母校、亲友潜移默化的熏陶，一向关注美国教会教育事业关于霍尔捐助教会教育特别是亚洲教会教育的原因，作者另有专文论述。的霍尔于1914年11月1日立下了14款遗嘱，指定将其绝大部分遗产用于资助和发展教会世俗教育事业。遗嘱规定：霍尔收集的中国古代瓷器、绝大部分东方地毯捐赠给母校奥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遗产中除一小部分捐赠给兄弟姊妹、亲朋好友、仆役和他所信赖的慈善机构及捐赠80万美元给奥柏林学院外，其余大部分分作三个部分，用于发展教会教育事业。其中1/3捐赠给母校奥柏林学院；1/6捐赠给肯塔基州的伯里亚学院(The Berea College); 1/6捐赠给美国传教士协会(The American Missionary Association)；最后剩下的1/3用来建立“霍尔教育基金”(The Charles Martin Hall Educational Fund) ，用于“国外地区的教育目的，即日本、亚洲大陆、土耳其和欧洲巴尔干半岛地区……已建立或即将建立的教育机构的创建、发展、支持或维持”，并指出主要用于这些地区美国或英国教会机构的世俗教育事业。

　　燕京大学与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美国研究 在霍尔遗产董事会霍尔在遗嘱中指定由其律师兼遗嘱起草人霍默·H.约翰逊(Homer H. Johnson)和美国铝业公司董事长阿瑟·V.戴维斯(Arthur V. Davis)组成遗产董事会，作为遗嘱的执行人，负责遗产的分配工作。分配霍尔遗产的过程中，哈佛大学一资金筹集委员会在1924年春了解到有霍尔教育基金这样一大笔托管遗产可用于教育事业。为了获得霍尔教育基金，哈佛资金筹委会于1924年5月向霍尔遗产董事会提交了建立东方教育研究学社(A Proposed Institute of Oriental Education and Research )的非正式方案。哈佛东方教育研究学社方案是根据哈佛大学的实力、美国的东方问题研究以及参照哈佛大学艺术系教员兰登·沃纳(Langdon Warner)1914年提交给华盛顿史密森协会(The Smithonsian Institution)的考察报告制定的。该报告是沃纳受史密森协会委托，于1914年秋回美后根据自己在中国、蒙古和交趾支那(Cochin-China)一年半的考察和对欧洲各大学和博物馆近几个月的参观访问，就该协会在北京建立一所美国考古学校的可能性写出的长篇秘密考察报告。报告对于美国开展亚洲历史、考古、艺术、民俗学、音乐和宗教等研究的重要意义、所具备的条件、与亚洲学者合作的可能性、研究成果的出版、图书馆的建立以及职员队伍的建设等各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建议。方案的主要内容有：哈佛大学在北京建立和维持一个东方教育研究学社，作为在整个远东的活动总部，并尽快在东京、君士坦丁堡及其他理想地区建立分社。学社的主要目的不是要将西方教育体系强行植入东方国家，而是用西方的科学方法调查研究东方文明。学社的工作重点是开展“人文科学”，特别是艺术和考古的教学和研究，包括搜集、挑选、保存和研究东方书籍、碑志、艺术品和古代墓碑等；并用西方的先进方法训练和培养东西方各国学者，尤其是年轻一代学者，以增强他们对东方文明的认识。学社在任何时候不能以任何借口干涉远东或美国的政治问题，它派到东方的美国学者应进行纯学术的研究。该方案被哈佛资金筹委会称为“大方案”.

　　根据霍尔遗嘱的规定，哈佛或其他任何一所美国大学是不可能直接得到用于“国外地区”的霍尔教育基金的。因此，遗产董事会建议哈佛最好与东方的大学或研究机构进行直接的合作，共同创建学社。董事会认为，只有与一所或多所已建立的东方大学进行直接的合作，拟建立的学社才能完全有效地开展东方学研究，同时也才能真正实现霍尔的遗愿。受到美国公理会国外部干事、燕京大学托事部托事詹姆斯·L.巴顿(James L. Barton)的影响，遗产董事会进一步提出选择中国北京的燕京大学作为哈佛大学的合作对象。哈佛资金筹委会接受了霍尔遗产董事会的建议，委派兰登·沃纳(Langdon Warner)为正式代表，前往北京考察中国的形势，与中国的有关教育机构特别是燕京大学进行谈判。燕京大学由此正式进入了哈佛大学寻找合作伙伴的视野。

　　 二、合作关系的确立
　　

　　燕京大学是由英美两国基督新教差会联合在华创办的一所从事高等教育的教会大学。它是由1890年在美国纽约注册成立的汇文大学(Peking University)和华北协和大学(The North China Union College)于1916年合并而成，1919年正式成立。后有华北女子协和大学(The North China Union College for Women)和华北协和神学院(The School of Theology of North China)并入。学校开设4年课程，授予学士和硕士学位。

　　根据霍尔遗嘱的规定及法庭对遗嘱的解释，燕京大学是有资格申请霍尔教育基金的。霍尔遗嘱第9、10款规定，霍尔遗产的1/3及其收入作为霍尔教育基金，用于国外地区“已建立或即将建立的教育机构的创建、发展、支持或维持”，并“希望这些机构应该局限于由美国人或英国人组成的董事会管理或主要控制的机构”,“希望基金的任何部分都不应该用于神学教育”；遗产董事会“负责全权处理”霍尔教育基金，它可以选择在它看来合适的机构接受遗产。

　　霍尔晚年居住过的纽约州尼亚加拉县的公证法庭对霍尔遗嘱上述内容进行了如下的法律解释： (1）霍尔教育基金应用于霍尔指定的“国外地区”. (2）该基金应用于“教育目的”. (3) “希望这些机构应该局限于由美国人或英国人组成的董事会管理或主要控制的机构”，是一句拜托性而非命令式的表述，表达的是一种愿望，是建议性的而不是强制性的语言。这意味着遗产董事会如果认为合适的话，可以将其中一部分基金用于主要不是由英国人或美国人构成的董事会控制或管理的机构。 (4）遗产董事会有全权选择在它看来合适的机构接受霍尔教育基金。 (5）遗产用于非神学教育，但不排除用于开设有神学教育课程的学校。燕京大学正是位于霍尔遗嘱指定的“亚洲大陆”范围内的一个教育机构。燕大虽有一个宗教学院，但它最主要的构成部分是男女文理学院。在管理上，燕大也符合霍尔遗嘱所要求的条件。燕大章程规定，燕大事务由托事部(The Board of Trustees)负责管理，燕大董事会（The Board of Managers）在托事部领导下负责地方具体事务的管理。托事部绝大多数托事由美国公民组成。托事部共有24名托事，其中12名由在美国注册的差会团体选出，4名由在英国注册的一差会团体选出，其余8名由整个托事部选出。1927年前后，燕大24名托事中有21人为美国人，3人为英国人。由美国人或英国人组成的托事部有权任命校长、副校长、院长、教授和副教授，并有权解聘任何职员；托事部决定官员和教员的薪水，对大学所有事务享有最后决定权。至于具体负责地方事务管理的董事会，尽管其30名董事中绝大多数为中国人，但它只不过是托事部的一个办事机构，托事决定董事的选举方式和权力。

从贝满到燕京

　　事实上，燕大对自己的条件非常清楚。早在霍尔立遗嘱时，燕大托事部托事、公理会国外部干事詹姆斯·L.巴顿就曾对霍尔施加过影响，希望霍尔将遗产用于公理会的教育事业特别是它在国外的教育事业。后来，燕大为兴建新校舍，又多次派人赴美筹集款项，一直把争取霍尔教育基金作为主要目标，并在1920年成功地从霍尔遗产董事会获得一笔52, 500美元的款项，用于学校的基本建设。遗产董事会还曾暗示将给予燕大50万美元的资助，以在燕大建立一研究生院。尽管燕大具备申请霍尔教育基金的资格，但其参与创建哈佛-燕京学社的活动从一开始就遭到了挫折。受哈佛资金筹委会和遗产董事会委托前往中国考察的兰登·沃纳，最初并不看好燕大。

　　兰登·沃纳是哈佛大学艺术系教员，专攻东方考古和艺术，对佛教艺术尤感兴趣。受哈佛福格美术博物馆委派，沃纳曾于1923年7月至1924年1月赴中国敦煌考古发掘，将大批珍贵的中国文物私自带回哈佛大学。收获颇丰的沃纳深知敦煌这个“最大的东方艺术宝库”的价值，迫切希望再赴敦煌，这与哈佛资金筹委会的意图正好吻合。哈佛资金筹委会早就认为，对拟订筹建的学社来说，最有兴趣的工作和最好的开端就是沃纳计划的第二次敦煌考古之行。经过反复协商谈判，1924年12月，福格博物馆在遗产董事会的资助下，派出了由沃纳负责的6人考古队前往中国。不过，哈佛资金筹委会和遗产董事会交给沃纳的首要任务是考察中国的教育形势，与北京有关教育机构特别是燕大谈判，达成合作协定。

　　沃纳一行于1925年初到达北京。沃纳遵循哈佛资金筹委会和遗产董事会的嘱咐，决定把对北京有关教育机构的考察放在首位。为此，他忍痛放弃了向往已久的田野发掘机会，决定留在北京。考古队的其他成员则于2月16日直接前往敦煌。由于当时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不断高涨，中国各界人士坚决反对哈佛考古队进入敦煌洞穴考察和发掘。哈佛此次前往敦煌发掘的计划落空，沃纳的第二次中国考古之行“以惨败而告终”. 哈佛考古队于1925年8月中旬回到北京。

　　沃纳与燕京大学的谈判同样也历经艰难。沃纳是“大方案”的主要起草人和总设计师，一直相信实施“大方案”的可行性。到达中国后不久，他就放弃了与岭南大学(Lingnan University)、金陵大学(University of Nanking)和上海圣约翰大学(St.John's University)合作的想法，将精力集中在考察北京地区的学校。但是，沃纳经过初步考察后发现，原来在美国时选定的燕京大学并不是哈佛的理想合作对象。他认为，如果哈佛希望在中国找到一所大学合作以达到获得霍尔遗产的目的，那么，就应该选择一所有名气的国立大学或开展中国文化教学和研究的外国在华机构而不是由传教士经营的、对中国文化缺乏兴趣的燕大。他倾向选择国立北京大学(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Peking)和华北协和华语学校(The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 他反复去信向哈佛资金筹委会和遗产董事会说明他提出上述这个完全不同于原有方案的全新计划的理由和根据。

　　沃纳认为中国反帝民族主义运动蓬勃发展，使“福音传教士的时代正在过去”，而强调研究中国文化精华的时机已经到来，“大方案”要获得成功，必须有国立北京大学的加入。他在1925年2月底寄往美国的信中说到，“波涛汹涌的民族主义浪潮正在席卷全中国”, “除燕京大学外，所有的外国教育机构都发生了严重的学生罢课和骚乱，反对那些热衷于灌输西方文化而不是灌输中国文化的教职员以及与本国文化脱离的归国留学生”. 沃纳充分认识到当时中国的形势已大不同于以往的时代。他说：“像在一个小镇建立工厂一样在中国实施‘大方案’是愚蠢的……按照旧的方式对待中国人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他们对于治外法权、外人对其海关的控制等侮辱极为敏感，而且这种敏感情绪仍在继续滋长”. “我们的方案在一定程度上已在北京泄漏出去，受到中国教育家令人吃惊且坚决的反对，他们担心美国人进行‘剥削’以及会提供与国立北大同样的课程，而这些课程正是国立北大保持独一无二地位的砝码”. 在目前民族主义浪潮高涨的情况下，“解释说我们的计划不是要‘剥削’或进行福音宣传是没有用的，除非我们在遗嘱许可的条件下与真正的中国国立机构进行联合，否则仍会被贴上进行‘剥削’或开展福音活动的标签”。因而，此时宣布建立一个新的由外国人控制的、为了中国人利益的外国机构是不合适的，使“大方案”幸存下来的唯一办法就是让国立北京大学参加进来，成为哈佛的合作伙伴。而且，国立北大更有条件参与学社的创建工作。国立北大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国立大学，其图书馆藏有许多珍贵的古籍资料，特别是从敦煌带回的有关佛教艺术的资料。在教学研究方面，该校非常重视国学研究，并强调运用西方的科学方法分析和研究中国文化。难得的是，该校在事先不知道霍尔基金的情况下就表示愿意与哈佛合作，并保证将尽力促进沃纳在中国工作的开展。沃纳认为国立北大当时所从事的工作正好为哈佛的“大方案”奠定了基础。

　　与国立北大相比，对中国文化研究缺乏兴趣的燕京大学的工作重点，与筹建中的学社的目标相差甚远。沃纳说，燕大的教职员主要来自传教士，对于他们来说，对福音的直接或间接的宣传总是他们的最终目标。而且学校在注重传播宗教知识的同时，主要投身于向中国人灌输西方文化和科学知识，并不注重对中国文化本身的研究，与筹建中的学社的目的--“用西方的方法对中国文化的精华进行调查研究、保存和灌输”--不一致。“其教职员从来没有把对中国文化的调查研究或灌输看成是自己职责的一部分，他们与中国本国的图书馆和学者脱离”，因而“其校长和大多数教职员可能并不会真正同情我们的基本目标，欣赏我们强调对东方文化的调查研究。不管其职员思想变得多么开阔，燕大的气氛和教职员的目标将不会真正与我们达成共鸣”，因而沃纳认为燕大不能为更多地开展中国文化的高等教育和研究提供肥沃土壤。他担心，在燕大的那种环境里，一个以研究中国人文科学为宗旨的高等教育研究生院会枯萎乃至最后消亡。另外，燕大本身尚有许多不足，如内部派系纷争，矛盾重重，经费奇缺，校舍简陋，师资力量薄弱，学科建设跟不上，学术水平低下，地理位置偏僻。

　　作为燕大的替代，沃纳在国立北大以外，还选择了华北协和华语学校。该校系由英美两国基督新教各差会团体及外国在华机构包括公使馆、在华大商行等联合出资设立、共同管理的一所语言学校，1913年正式成立于北京。它是非宗派和非宗教性质的机构，主要是为来华的外国人研习汉语而设，除教授汉语外，同时也附带开设中国历史、政治、经济、文学、艺术、风俗、哲学、音乐、神话、考古、宗教等课程。学生主体为外国传教士、领事官员、陆海军官员以及美孚石油公司、英美烟草公司和其他在东方拥有大批职员的外国商行的年轻雇员，中国学生只占很少比例。自1910年至1925年，该校毕业生已达1621人，分别来自24个国家。该校在当时的北京已小有名气。

　　沃纳与该校校长裴德士（William Bacon Pettus）早已相识。1923年沃纳到中国考察时，曾多次拜会裴德士。当时裴德士就表示愿意与美国任何机构合作，开展中国文化的教学和研究，给沃纳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裴德士为基督教男青年会干事，长期负责管理华语学校。他主张，学校除教授中国语言外，还应该教授中国文化领域的其他课程，如中国历史、哲学、音乐、艺术、宗教等；在档案资料分类、编目方面，他主张向中国人传播西方的方法，与中国学者保持密切的联系，甚至聘用中国教师。1921年时该校就有中国教师97人。他还计划邀请更多的中国学者，与中国学者进行更紧密的合作。该校图书馆也已初具规模，馆藏的图书多为有关东方文化的宝贵资料，更为重要的是，它已与中国国立图书馆和国立北大各系图书馆建立了联系。沃纳说，“裴德士的计划正是我们希望的，他的看法与我们的完全吻合”。因此，“要使该校适合我们计划的唯一根本变化只是需要有更多的中国本国学者加入进来参加教学工作……邀请中国学者加盟会是现有工作范围的扩大，而不是改变现有目标”。沃纳建议将该校接管过来，改换一个新名称，按照裴德士的设想和哈佛“大方案”来扩大教学和研究范围，最后会发展成为拟订中的学社。在了解到沃纳对燕大的看法后，燕大校长司徒雷登(John L. Stuart)异常焦急。他说，如果不能获得霍尔基金，燕大的活动将会受到极大的削弱，他甚至怀疑燕大是否还值得努力维持下去。“我对获得霍尔基金的关心，胜过对中国的激进煽动（指20年代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兴起--作者注）或民族主义要求的担心”. 抱着这样急切的心情，司徒雷登在1925年1月初次见到沃纳后曾表白说：“我们非常乐于与哈佛建立学术关系，他们时不时地派遣一二名专家来指导我们的活动，我们则将美国人感兴趣的各种成果首先提供给他们”。司徒雷登还向沃纳保证，燕大会越来越多地增加中国职员，而且“英语最后会像法语和德语在美国各大学一样，让位给本国语言”。尽管如此，沃纳还是认为，“大方案”的实施将会使燕大的现有设施紧张起来，而且在现阶段会明显地分散其教职员的兴趣和能力。 "而要重新改造燕大，几乎是我们力所不能及的，而且其教职员和赞助者也肯定不会欢迎”. 因此，沃纳仍坚持认为，“华语学校比燕大对于实现我们的目标更有用”, “让华语学校增加用西方方法研究中国文化远比让燕大完全改变教学和研究方向容易得多”.尽管司徒雷登对于沃纳建议哈佛与华语学校而不是与燕大合作感到不悦，但是他并没有丧失信心，而是一直在争取，委托燕大在纽约的托事进行尝试，并努力以实际行动改变了沃纳对燕大的看法和态度。

　　1925年初，迫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和北京教育界日益强大的压力，燕大在司徒雷登的领导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适应中国国情方面作出了快速反映，加快了其中国化的进程。如改变学校身份，争取向中国政府教育部门注册；改革教学课程，减少神学教育，增设国学课程；调整人事结构，在教职员中增加中国人的比例，提高他们的地位和作用，等等。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使燕大在1925年初的短短几个月内，在实现中国化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中外教育界人士中赢得了声誉。

　　正潜心考察燕大的沃纳也察觉到了燕大的这一变化。他发现，尽管燕大是由外国人经营的学校，但它却在1925年初的民族主义浪潮中没有受到影响。他注意到，燕大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免受冲击，并不是因为它同情和理解中国的民族性格和特点，而是由于司徒雷登顺应了时代潮流，积极适应中国国情。“特别是在最近3个月，司徒雷登的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在民族主义运动兴起时，他能迅速明显地吸引中国人加入其教职员行列和管理委员会，从而使学校的外国标志大大减少。有思想的中国人愿意加入燕大，是因为它承诺实现本土化，逐年变成一个地道的本地机构”。正是由于燕大的新发展，使沃纳改变了原来的看法，转而愿意与燕大合作。

　　

从贝满到燕京

为了弥补燕大本身的不足，沃纳建议它与华语学校合并。合并后，华语学校变成燕京大学的一个独立的系，作为拟订中的学社的基础，裴德士仍任校长，由燕大的博晨光(Lucius Chapin Porter)教授担任燕大和华语学校之间的联络人和协调人。关于华文学校的教职员问题，燕大提供哲学系教授博晨光，华语学校提供历史系教员恒慕义(Arthur William Hummel)，并可从哈佛调一名宗教史学者和一二名佛教问题专家，从耶鲁聘一名梵文学者。财产由哈佛大学司库代为管理，哈佛有权任命北京董事会董事。

　　由于燕大与华语学校合并，沃纳进一步设想，筹建中的学社可以利用合并后的华语学校的名称“北京华文学校”，合作名单上增加燕大和国立北大，将哈佛、国立北大和燕大-华语学校作为发起人列于该名称之下，使华文学校成为三所大学的一个研究生部。这一设想得到了三所学校的支持。沃纳致电美国方面：“国立北大和燕大当局许诺与现在的华语学校合作，华语学校将扩大成为由现任校长裴德士领导的、由哈佛和现任管理团体资助的北京华文学校”看来，在北京已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

　　但是，好景不长，1925年5月30日，五卅运动爆发。五卅运动后，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达到高潮。在这种形势下，国立北大开始犹豫，不愿与哈佛大学合作。就连一开始对与哈佛合作持完全赞同态度的胡适这时也指出，他所在的国立北大不敢让国人认为是依赖于外国人的，无论是在学术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在与国立北大合作已不可能的情况下，沃纳只好放弃与它合作的努力，将精力集中在与华语学校和燕大的谈判。经过数度磋商，1925年夏，燕大和华语学校都完全同意合并，与哈佛进行合作来实施“大方案”；合并后的华语学校是燕大的一个独立的系，更名为“燕京华文学校”(The Yenching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该校经过发展将最终成为拟订中的学社。燕京大学作为哈佛大学筹建学社的伙伴正式确立下来。

　　 三、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
　　早在与沃纳的谈判取得进展之前，燕大就委托其在美国的托事埃里克·M·诺思（Eric M. North）等人与哈佛建立了直接联系。一俟沃纳与燕大的谈判成功，燕大与哈佛的合作便加快了步伐。双方举行了多次会议，协商两校合作及筹建学社事宜。

　　1925年6月5日，燕大派遣托事詹姆斯·L.巴顿、埃里克·M.诺思赴麻省剑桥，与哈佛代表举行了第一轮正式会议。两校代表具体讨论了哈佛、燕大与遗产董事会之间的合作形式、燕大与华语学校的关系、学社派驻北京工作人员的挑选及其在北京的住宿、薪水以及基金的管理等问题。双方一致同意：第一，通过两校全力合作，设立一个东方文化研究生院（A Graduate School for the Study of Oriental Culture)，主要开展“人文科学”（这里包括语言、文学、哲学、艺术、考古等）的教学和研究。研究生院在北京和哈佛各设一个活动中心，每个中心的职员都应有一名外国人、二三名受过严格训练的中国人主持工作。研究生院的主要工作在北京开展，世界各地的学生均可申请，哈佛中心只是作为用西方的科学方法和历史批判手段训练中国和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一个基地。第二，燕大和华语学校合并，以利于哈佛与燕大之间合作工作的开展，合并后的华语学校称为燕京华文学校。第三，研究生院派驻北京的代表应是同情教会学校、支持该院方案、不计较收入和住宿条件的人。研究生院应拨出部分经费安排派驻北京代表的住宿。第四，成立一个独立的基金管理董事会，基金委托哈佛大学司库掌管。会议还决定电告燕大校长司徒雷登和华语学校校长裴德士于当年9月10日之前到麻省剑桥，与哈佛校长A.劳伦斯·洛厄尔(A. Lawrence Lowell)先生举行会议，进一步商讨筹建事宜。

　　1925年9月10日，有燕大校长司徒雷登和华语学校校长裴德士参加的更高层次的会议在剑桥召开。这次会议是两校谈判期间最为重要的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哈佛代表团再次申明哈佛要求建立学社及与燕大和华语学校合作的诚恳愿望，并强调了哈佛所具备的各种条件。通过反复讨论协商，会议通过了如下决定：双方合作建立哈佛-北京中国研究学社（The Harvard-Peking Institute for Chinese Studies) ，在北京和哈佛各设立一个活动中心，协调和指导学社工作的开展。两个中心的共同任务是激发美国人的兴趣和利用现代批评手段来鼓励中国的东方问题研究。学社的目的旨在通过哈佛与燕大以及中国其他大学之间的合作，为中国文化领域的教学、研究和出版提供设施和资助，学社的基金优先用于中国文化包括文学、艺术、历史、语言、哲学和宗教史的研究。学社的基金和事务由在麻省注册的一法人团体的九人董事会管理，9名董事由哈佛、燕大和遗产董事会各任命3名；九人董事会有权任命在北京成立一地方管理委员会，在剑桥成立一教育顾问委员会，负责两个中心的具体工作。哈佛或学社对于到北京从事教学或研究的所有客座教授和研究学者的任命，应征得燕大的同意；学社所有与燕大有关的活动应置于燕大的总体监督和管理之下；燕大当局应尽快制定出详细的参与学社管理的协定。

　　9月10日会议扫除了燕大参与创建学社的障碍，此后燕大进一步展开了具体的筹备活动。燕大托事部哈佛-北京学社特别委员会于10月召开会议，授权燕大有关官员贯彻9月10日会议精神，全力合作筹建学社，并提供学校设施，以防止与燕大有关的各差会中保守派人士对“大方案”的批评。此后，该委员会与哈佛-东方学社地方委员会、燕大执行委员会等燕大校园内负责学社筹建工作的其他机构一起，按照9月10日会议的议定事项，与遗产董事会和哈佛之间就学社筹建工作应采取的步骤、学社董事会名额的分配及继任董事的任命、学社负责人的挑选、霍尔教育基金的分配和使用以及学社名称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2年多的反复协商讨论，以求最后达成一致意见。

　　1、关于学社筹建工作应采取的步骤

　　根据司徒雷登的建议，哈佛、燕大和遗产董事会三方一致同意，鉴于当时中国的形势和开展中国文化研究良好时机的到来，筹建学社的工作应继续进行，但不应进行任何公开的媒体宣传，学社的正式注册工作应推迟。待时机成熟，应在哈佛和北京同时公开发布学社成立的消息。

　　鉴于遗产董事会答应从1925年1月1日开始支付学社的开销，为了尽早开展工作,1926年6月，双方在征得遗产董事会同意后，决定暂时成立一个设在麻省的哈佛-北京托拉斯（Harvard-Peking Trust）来管理遗产基金及其收入。这样，学社在托拉斯的名义下可以马上开始工作而不必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仓促宣布成立。托拉斯要求学社在董事选定的、不迟于5年的时间里正式注册成立。

　　2、学社董事会名额的分配及继任董事的任命

　　经过反复讨论，综合了三方提出的多种方案，最后采用了1925年9月10日会议的决定。学社在董事会领导下开展工作，共设9名董事，三方各任命3名。只要哈佛的校名仍被采用，哈佛的3名继任董事仍由哈佛任命；只要燕大的校名仍被采用，燕大的3名继任董事仍由燕大任命，但是如果学社董事会的绝大多数认为中国的政治形势使学社无法在中国开展工作，其继任董事则应由上一届学社董事会的绝大多数选出；霍尔遗产董事会的3名继任董事由哈佛任命。

从贝满到燕京

　　3、学社工作的重点及对霍尔教育基金的分配使用

　　关于学社的工作重点及基金在学社两个中心的分配问题，三方曾有过激烈争论。以司徒雷登为代表的燕大人士认为，哈佛对学社所能做的最重要贡献，在于通过本科和研究生课程以及公开讲演及读物，培育美国公众及知识分子等对中国的关心和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这是比在剑桥开展任何实际研究更为重要的服务，因而学社工作重点应放在北京。而且燕大根据对霍尔遗嘱的解释，坚持基金收入的任何部分不能直接用于哈佛的教学、出版或图书馆发展；哈佛如果要开展任何教学工作，他们必须在其他地方筹集资金，而不应依赖霍尔基金。哈佛则认为自己的目的是尽可能在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的研究中作出真正的学术贡献，不将此看成是附属的或第二位的兴趣或责任。因此，它希望获得尽量多的霍尔基金。

　　遗产董事会综合两方的意见，认为9月10日会议备忘录实为学社的基础纲要，它表明学社有两个基地，一个在麻省剑桥，一个在中国北京。尽管北京基地比剑桥要求更多的基金，但是剑桥基地每年也需要一定数量的基金。因此，即使所有资金用于北京，也不排除在剑桥需要一笔钱维持北京派来的教授或学生的费用，但是可以将剑桥基地的费用和工作规模限定在最低限度。三方经过磋商，最后有了满意的解决：基金收入的主要部分不能用于哈佛，除与学社有关系的一二名哈佛职员外，哈佛其他职员、图书馆和其他项目的开支从别处筹集。 “哈佛和燕大代表同意合作考虑将来的任何需要，努力将基金用于学社发展最需要的地方”.

　　关于学社基金在中国有关教会大学之间的分配，三方接受司徒雷登等燕大人士建议，同意学社的工作应以北京为中心，同时向中国其他一些教会大学提供资助，并在可能的条件下与清华大学和国立北大等本地机构合作开展中国文化研究。除雅礼(Yale-in-China)外，遗产董事会基本上答应资助燕大推荐的能代表中国北方、南方、东方和西方著名学府的燕大、岭南大学、福建协和大学(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金陵大学、齐鲁大学(Shandong Christian University)和华西协和大学(West China Christian University).

　　4、学社负责人的挑选

　　哈佛希望学社在剑桥的负责人是一名欧洲汉学家。燕大认为学社在剑桥的负责人不应是一名美国或欧洲汉学家，而应是一名德高望重的中国学者，并进一步提出胡适是最合适的人选。

　　在北京协和医学校工作的哈佛医学院教授D.S.埃德索尔(D.S.Edsall)同意燕大的意见，认为鉴于当时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不管暂时以何种代价让中国人负责学社在哈佛的工作，都会收到良好的反应；相反，如果由外国人来负责这样一项新的事业而中国人只是一名助手，那将会招致非常不利的后果。不过，埃德索尔又指出，剑桥负责人是应该由具有胡适那样条件的中国学者担任还是由一名欧洲汉学家担任，主要取决于在剑桥开展的工作是纯粹研究中国文化还是研究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文化关系。如果要研究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文化关系，这就需要掌握其他国家的知识及其语言以及东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就不是合适的人选。最后，哈佛方面同意燕大的意见，暂时选用中国学者担任领导，并决定1927年春季邀请胡适前往剑桥讲学。

　　5、学社的名称问题

　　关于学社的名称问题，各方曾提出过不同的建议，如“哈佛东方教育研究学社”、“哈佛-北京中国研究学社”、“哈佛-东方学社”、“剑桥-燕京学社”、“波士顿-燕京学社”或“马萨诸塞-燕京学社”。经过反复协商，最后采用了1925年9月10日会议决定的名称“哈佛-北京中国研究学社”。由于燕京大学的英文名称后来由Peking University 改为Yenching University，学社名称也随之改变。1927年12月15日，谈判三方同意将筹建中的学社的名称正式改为哈佛-燕京中国研究学社（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for Chinese Studies) .

　　1927年12月22日，燕大哈佛-燕京学社特别委员会与燕大执行委员会召开联合会议，同意哈佛在双方达成的一致意见基础上起草的学社协定和规章等文件，筹建学社的工作进入倒计时。1928年1月4日，哈佛-燕京学社以一独立的研究机构在美国麻省正式注册成立，总部设在哈佛，在燕大设立学社驻北平办事处(Peking Office)，作为学社在东方的活动中心。在同日召开的学社第一次会议上，选举产生了九人董事会，通过了学社协定和规章。接着，学社董事会又选举了五人执行委员会和五人教育委员会，并正式决定成立北平管理委员会。执行委员会5名委员由哈佛任命3名、燕大任命2名；教育委员会成员完全由哈佛任命，北平管理委员会成员由燕大校长司徒雷登提名。

　　1928年4月，学社与燕大正式签订了合作协定。协定规定，在征得学社董事会同意后，燕大可任命除学社在北京的西方职员包括研究人员以及在剑桥的所有职员以外的其他教职员。对于学社使用燕大拥有或管理的、用于教学、研究或行政工作的建筑物，燕大不收取任何房租，但对于居住性质的，则应收取。

　　为了促进学社工作的顺利开展，1928年12月28日，霍尔遗产董事会对用于国外地区教育的三分之一遗产的剩余部分进行了最后分配，并规定所有接受机构均应按照霍尔遗嘱规定的条件来使用。在1915-1928年12月之间，遗产董事会已陆陆续续捐赠给亚洲地区有关教会教育机构数量不等的基金。这时剩余部分，包括各种股票、证券及现金，已增值到14267903.97美元，除去各种法律和行政费用，剩下13963688美元。董事会将其中的7608900美元一次性直接支付给日本、亚洲大陆、土耳其及欧洲巴尔干半岛20所有关教会大学，其中燕京大学所获最多，达100万美元；将所剩余的6354788美元分成两笔基金，全部转交给哈佛-燕京学社，其中一笔为1900000美元的限制性基金（A Restricted Fund)，由学社代为管理，其收入主要用于资助中国的6所教会大学和印度的一个农业研究机构，另一笔为4454788美元的一般性基金（A General Fund，亦称非限制性基金），用于学社的一般项目。并规定将限制性基金的收入分为19份，按指定比例每年分4个季度拨给中国的6所教会大学和印度的一农业研究所开展和从事学社指定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它们所得的比例分别是：燕京大学5/19、岭南大学3/19、华西协和大学3/19、金陵大学3/19、福建协和大学2/19、齐鲁大学2/19、印度阿拉哈巴德农业研究所1/19. 这样，在学社代为中国教会学校管理的限制性基金中，燕大又获得5/19的最大份额，即每年有50万美元证券和股票等的收入可直接用于燕大在中国文化领域的教学、研究和出版工作。

　　在同月召开的学社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会议代表一致同意接受来自霍尔遗产董事会的这两笔基金，并答应按照“霍尔遗嘱的规定”和遗产董事会的要求来使用，争取为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的研究作出贡献。燕大也答应按照遗产董事会的要求来使用直接受助的100万美元和学社代为管理的5/19的基金。至此，由于燕大与哈佛齐心协力的合作，经过近4年的筹备工作，哈佛-燕京学社终于正式建立起来。 http://baike.baidu.com/view/678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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