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束语：教会中学的作用
北京地区八所美国教会中学经过２０年代的调整，３０—４０年代进入了发展期，尽管在教会中学历史上，这是很短暂的，但却是一个重要时期，因为在该时期，学校对中国社会、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能体现学校作用的，莫过于学校培养的学生。教会中学早期，无论传教士的野心与打算如何，学校毕业人数有限，并且大部分人从事宗教或者与之有关的工作，根本没有能在中国政界、文化界形成一种力量。这种情况在２０年代，尤其是３０年代后，有了显著的变化，变化的标志是毕业生人数大大增加了，毕业生的主要出路是继续升学，即使是就业，也不再局限宗教工作，多从事工商、教育等，这大概与教会中学提倡的“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有直接关系，笔者根据《潞河校友通讯录》中所列校友名单做了一个粗略的统计：１９３０—１９３５年毕业的在册校友１０９名，其中从政９人，军事２人，工商业４人，文教科技７２人，不详２２人，其中文教科技人员占总人数的６５％！其他各校，情况也大致相同，不再一一列举。而且绝大部分毕业生是爱国的，先后成为国家各条战线上的栋梁人材。
人们常把中学喻为人生的黄金时期，那么这些遍布全国各地各行业，为祖国做出巨大贡献的人材，他们的“黄金时期”是在教会中学里度过的，这段时期他们从教会中学得到什么，教会中学在他们成材之路上又起了什么作用，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分析：
（一）思想品质的培养。
八所学校均有自己的校训，育英是“致知力行”，贝满是“敬业乐群”，慕贞是“忠信勤俭、致知力行，思想科学化，行动纪律化”，潞河是“人格教育”，提倡“三育齐备”。校训是学校办学方针的具体体现，学校按照校训要求约束学生的日常行动，学生从校训中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贝满提倡“敬业乐群”，“敬业”就是热爱事业，对事业一丝不苟。贝满的学生多出身中产阶级家庭，但许多人都不甘心毕业后当“少奶奶”、“阔太太”，而是献身于事业，贝满毕业生中有文学家冰心、南丁格尔奖获得者王英、物理学家谢希德等。“乐群”就是提倡友爱、助人为乐。贝满师生、同学之间关系密切，同学特别尊重工友劳动。每年５月１日，同学们就会自动代替工友，担当起全校的勤务，工友则放假一天，这在现在也许不算什么，但在当时劳动人民地位低下的社会中，这种举动是可贵的。需要指出的，各校的校训，基本上受基督教教义影响，与基督教提倡的忠诚、博爱、献身、服务是一致的。
（二）学识与能力的培养。
各校在给予学生知识方面是不遗余力的，但学校更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开设选修课，组织课外活动，既有丰富知识的一面，更有锻炼学生能力的因素。各校均有意识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贝满的学生会仿照市政府的建制设立，以校为市，市下设局，局负责某一具体方面的事务。汇文的学生食堂由学生轮流管理，充分施展各个人的才能。学校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其意义远远超过给予学生知识，而使学生受益一生。不少校友都认为，他们能在以后的工作中独挡一面，有所建树，很大程度上是中学时期学校注重能力培养的结果。这种教育方式，对我们现在仍有启发意义，值得吸收。
（三）新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
由于教会中学的特殊地位及环境，与其他国立或市立中学相比，教会中学的学生对西方文化、社会有更多的直接接触，这种接触产生两种结果，一部分人形成了民族自卑感及崇洋思想，但更多人则是面对强大的西方，唤起了读书报国、富国强兵的决心。同时，也由于经常直接感受外国某些势力政治、宗教、种族偏见的刺激，容易触发民族情绪，滋生革命思想。所以，教会中学的学生都是历次反帝爱国运动的积极参加者。
无庸讳言，教会中学，或者说是广义上的教会学校曾与西方殖民主义及欧美宗教界的海外传教热有不同程度的联系，而且从民族感情的立场上看，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开办学校，侵犯了我国的教育主权，是一种耻辱。但是，若从现代文明发展史上看，教会学校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了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对中国人起了启蒙作用，并且培养了不少有用人材，尤其是本世纪２０年代以后学校的教育功能日益突出、宗教功能日益减弱的情况下，这种现象更为明显，这不是传教士办学的初衷，却是产生的客观社会效应。
注释：
〔1〕《向导》杂志第６３期。
〔2〕《中华教育界》第１４卷第８期。
〔3〕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２卷，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版，第４９１页。
〔4〕《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２年版，第３７６－３７７页。
〔5〕《基督教全国大会报告书》，上海１９２２年，第４８页。
〔6〕《中华归主》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９１０页。
〔7〕美以美会：Minutes of the North China Conference, 1915, p.100.
〔8〕《崇实季刊》第８期，１９２９年。
〔9〕《基督教全国大会报告书》，第４８－４９页。
〔１０〕〔１１〕《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第７９页。
〔１２〕同上，第４５页。
〔１３〕同上，第３１７页。
〔１４〕中华基督教教育会：《教师丛刊》第１卷第２期，１９２４年。
〔１５〕《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第３１６页。
〔１６〕北长老会：Minutes of a Joint Conference and of the Annual Meeting in North China Mission of the Prebyterians, 1927, p.11.
〔１７〕《中华归主》下册第９０１页。
〔１８〕《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第９２－９７页。
〔１９〕同上，第８４页。
〔２０〕《崇实季刊》第８期。
〔２１〕《汇文年刊》１９３６年。
〔２２〕〔２３〕《慕贞校闻》第１号，１９３９年。
〔２４〕中华基督教教育会：Christian Middle Schools in China, 1932-1940.
〔２５〕《育英年刊》1919年。
〔２６〕〔２７〕美以美会：Minutes of the North China Conference, 1931, pp.109-110.
〔２８〕《贝满年刊》，１９３８年。
〔２９〕《慕贞校闻》，第３号，１９４０年。
〔３０〕美以美会：Mintes of the North China Conference, 1922, p.95.
〔３１〕Ibid., p.31.
〔３２〕《育英年刊》，１９３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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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8-13 15:06: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