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政协会务工作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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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政协会务工作亲历记

1949年，我曾亲身参加了筹备新中国成立的人民政协会议的一些会务工作。时间虽然短暂，但却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宝贵时日。1949年夏，我已17岁，刚从贝满女中高中毕业。8月中旬的一天，北平市团市委通知我去，告诉我：中央有一项紧急政治任务，需要从北平市高中毕业生中抽调20名党员或团员去参加工作。8月20日，我准时去团市委集合。一辆大卡车载着我们20名高中毕业生经过东交民巷、西交民巷，一直开到中南海的东门，啊！原来我们的工作地点是在中南海。待我们在会议室坐下之后，秘书处副处长丁洁如大姐向我们介绍了筹备会的机构设置概况，秘书长是李维汉，还有6位副秘书长。我们一批分到议事科的人立即跟着一位男同志到了勤政殿西北侧的议事科办公室。 　　议事科的科长孙传禄，副科长迟先达、李鸿礼等人已在办公室等着我们。相互一一报名介绍之后，孙科长向我们解释“议事科”是什么意思，所谓“议事”，就是会议的各种事务。例如，制作会议代表名册、发会议通知书、安排会议代表报到等等。经过考察，科里对我们做了分工。迟先达同志对毛世民、张允、李希玉和我说：“你们几个人的毛笔字都写得不错，现在给你们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写信封。”他发给我们每人一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各单位代表名单”和一大摞信封，要我们立刻就动笔，因为要给代表发通知书。从这一天起，我们作为工作人员就真格地忙碌不停了，几乎天天都要开夜车。人民政协开会之前要组织好600多名代表的报到。这项任务由丁洁如大姐总负责，动员了许多同志参加，具体分工时，让我分管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报到，我表示一定要尽心尽力作好。代表报到的签名纸已经印好，是白色宣纸，上端印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徽，中间印了一个大方框，内分五行。迟先达同志交代说：代表签名一律用毛笔，第一行写单位名称，由各单位的首席代表写；第二行是首席代表签名；自第三行起是各单位的其他代表签名，每行上下可写两个名字。政协代表报到处分设在勤政殿、怀仁堂等几处地方。 　　中国共产党的正式代表16人，候补代表2人。陈云同志是第一个来报到的，我请他在第三行上端签了名。之后，刘少奇、周恩来等代表都先后来报到签名，首席代表毛泽东是最后一位报到的。9月17日上午，迟先达同志通知我：“今晚7时毛主席来勤政殿开会，同时就来报到。有摄影记者拍照，可能还要拍电影，你要作好准备。”于是我忙着挑选最好的毛笔、最好的砚台、最好的墨……突然，我想起一个问题：毛主席在前两行写字，而后面三行已经写满了名字，这样拍摄出来是不是不大好看？我问先达同志怎么办？他想了一下，要我给他一张未用过的签到纸，他沿着第三行的竖道把纸折叠起来，盖上已签满了名字的后三行，这样，乍一看，就像一张新的签到纸了。我很高兴，佩服先达同志真聪明，但我又想到了一个新问题：“如果毛主席大笔一挥，把字写到盖在上面的白纸上，岂不糟糕啦！”他笑着对我说：“这就是你的事了，你必须对毛主席讲清楚，只能把字写在前两行之内。”晚上我提前到了报到处，等着毛主席来报到。那天许多人已先来到勤政殿，毛主席一进门就被他们围住了，一一与毛主席握手问好，过了好一会儿，毛主席才来到报到处，这时四周灯光齐亮，好几个照相机镜头已对准毛主席。待他一坐下来，我就大声地说：“毛主席，请你在第一行写党派名称：中国共产党，在第二行写名字，请不要写到第三行里去。”他诧异地问我：“什么，到底要我怎么写？”我又大声地重说了一遍，最后干脆补了一句：“就是只在这两行之内写，不要写到上面这张纸上。”他笑了笑，像是看穿了我们所做的手脚，说：“好吧，我照你说的写。”他在第一行写了“中国共产党”，在第二行内写了“毛泽东”。然后他放下笔起身离开，周围的人也同时散去。啊！这时我才松了一口气，终于顺利地完成了中国共产党代表的签到任务。后来，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两次有关的展览会上，我看到了毛主席在新政协签到的照片，解说词都说毛主席作为中共代表第一个签到。其实应把“第一个”3字去掉才符合实际。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有“特别邀请人士”75人，为了工作方便，秘书处也把“特别邀请人士”算作一个单位，第一名就是宋庆龄女士。领导通知我和荆惕华，决定由我们两位女同志来负责宋庆龄的报到，我们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因为在我们的心目中，宋庆龄从来就有着极为崇高的地位。在准备过程中，迟先达同志告诉我们一个情况：宋庆龄不习惯用毛笔写字。他说：我们应该尊重她的习惯，为她的签到准备一支钢笔。 　　为此，我们在签到的宣纸上试用了好几支笔，才挑出一支比较合适的钢笔。9月中旬末的一天，天气晴朗宜人，我们在怀仁堂门口的报到处等待着。宋庆龄由管易文陪同着来签到了，她用钢笔很工整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在9月22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宋庆龄到政协报到的照片，其中有荆惕华和我站立在签到桌旁。周围的同志看着这张照片对我说：“哟！你们两人竟然被拍进了这个历史的镜头！”30多年以后，在1983年参观宋庆龄故居的时候，我又看到了这张照片，我对同去的朋友说：“那就是我。”这话被宋庆龄故居负责人杜述周同志听到了，他立即向我询问起来，感叹道：好多年了，一直不知道这两位女同志是谁！他热情地让我留下姓名和地址，可惜我已不知道荆惕华的去向。他说：“你们自己也保存有这张照片吧！”我说：“没有，那时工作很忙，纪律又严，我们不敢去要照片，特别是与自己有关的照片。几天以后，我收到了热心的杜述周同志寄来的两张五寸的翻印照片，让我留作纪念。 　　（据《中华儿女》2001年第2期孙小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