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满校友作品《朝左走,向右转--我和我的时代》 作者：汪溪

风雨操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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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左走,向右转--我和我的时代
           第一部分 毅然前行 1
       青春是无所畏惧吗？青春是义无反顾吗？
      当我九十岁的时候回顾自己的青春，恍惚看见两根小辫在上个世纪初的寒风里飘扬。那小辫不是别人的，正是我。我看见那红色的小辫向高处更高处飞去……向往革命，追求光明，不是一个人，是整个的时代。我从封建大家出来，就没有想过再回去，我是把自己完全的奉献了的，我的青春只有革命没有我。
一、　大学潮：从乖乖女到“民先”队员

1、离开冰冷的家，在温暖的学校做上“公安局长”
我出生在一个封建大家，我是背叛了自己的家走上革命道路的。因此，真正属于我自己的生活应该从中学时代开始。
      那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的北京。我的父亲常年在外谋生，我们家的宅子里几乎见不到他的影子，孩子们也没有几个与他相聚的日子。我几乎像生活在单亲家的女孩。两个姐姐先后上了大学，周末才回来。母亲沉溺在麻将桌上。我和弟弟在相互毗邻的两校上学。这样的家还会有什么生气？幸好我从学校生活中找到了乐趣，独自长大成人，希望有自己的未来，自己的生活。
我上小学时，正值军阀混战，走马灯似的轮流抢占中央政权的时期。我却浑然不知，在北京也未感受到战乱之苦。到了中学，每年都要纪念“国耻日”（那时是这样称谓的），什么“五七”、“五九”、“二十一条”、“××条约”，以及割地赔款都是封建王朝和军阀官僚向入侵的帝国主义国家屈膝投降的历史。这不能不激起青年学生要救国、要奋起图强的志气。我逐渐有了朦胧的“科学救国”思想。我记得在1931年“九一八”后，学校还曾组织我们缝制棉衣，送给正在古北口一带抗击日寇的部队。
我的六年中学生活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北京贝满女中度过的。
      贝满女中是一所私立教会学校，由基督教美国公理会教士贝满夫人创办。在当时，贝满女中是北京有名气的中学之一，不但因为有建校百年以上的历史，更因为校风好，学生有良好的表现，赢得了广泛的认同。新成立后，贝满女中改为女十二中。
贝满女中的校训是“敬业乐群”。学校要求师生都敬业，对老师的教学、学生的学习，都有严格的要求，制定有老师考勤和学生考核成绩的制度。我们的考试很多，期末考、月考、再加上不定期、不预先通知的测验。学校重视学生的集体活动，注意培养团结互助友爱的团队精神，就是“乐群”的涵义了。
      贝满女中初中部的校址，在灯市口西大街的公理会院内，是一座西式二层洋房。我对这里感兴趣的是冬天有暖气开放。暖气片上架有用白铁皮的长长的水罐儿，用来增加温度。这种取暖设施我是第一次见到，当时普通的居民家中很少见。高中部在距离不远的夹道内的一个大院里，完全是中式院，这里曾是清朝一位佟姓的府邸，建筑都是平房，但非常宽阔高大。只是旧式建筑没有暖气设备，靠火炉取暖。我母亲先后把三个女儿都送进这所中学，她就不为我们操心了。
      我家有一辆人力车（当时叫洋车）。车夫身强力壮，住在大门口旁的那间屋子里，兼着看守大门。私家雇佣的人力车夫不比街上的兜揽生意的车夫轻松，但他工作有规律，每月有固定的工资，吃住在主家，穿着远比后者要整洁讲究得多。我常见他夏天穿白布衫、黑长裤、裤角扎在白布袜子里，脚蹬一双黑布鞋，挺精神利索。
      我家的车夫按时接送我和弟弟上学放学。他还要接送母亲到朋友家打牌。
      到了冬天，车子装上了前面开口的棉布篷子，深蓝色的。我们坐在里面，腿上还盖上毛毯。我觉得这时人力车夫的活儿就很不轻松。遇上顶着西北风时，跑得更是吃力……到我稍大一点，坐在车子里，就不期然地产生了不落忍和对他怜惜的心情，他是太辛苦了。在那个时代，主仆关系分明，我和弟弟每天出出进进都走过他的住屋，我们却被一种不成文的规矩约束住，不能进去和他谈天说笑，也不懂得向他道谢。跨院里有女佣工的住房，住着两个女仆，一个做厨子，一个洗洗涮涮干杂活儿。车夫和女仆们不和我们同桌吃饭。我也从不进女仆们的“下房”。
      我天资并不聪明，远非过目成诵的孩子。但我学习比较用功，因此我的中学生活认真而紧张有序，也是快乐的。
      学校重视英语课，我也喜欢英语课，教师是美国人。初中时我的英语教师是VanKirk，我们背后叫她“范壳儿”。她从初一起，就教我们，在课堂上不允许说一句话，一上来可把我们这帮女孩儿吓着了，有人直吐舌头。
      每天上课，她往讲台上一站，目视大家，说一声：“Good　morning　girls！”就打手势示意大家坐下。有谁被叫起来回答问题，完了之后，范壳儿总是说：“　That　would　do!”然后让同学坐下。我们不知道范壳儿说的是什么，只看手势。
      不说话，范壳儿却能把一个班的孩子拢在一起，也不说话，课堂秩序井然。不到两个月，我们就逐渐听懂她说的简单英语，并能用英语回答她的提问了。
      高年级后，记得我每天放学回家，第一桩作业就是查英汉字典，抄生词、背单词、练拼写。还要朗读课文，每天至少一小时，从不懈怠。
      高中时，英语换了老师，增加了课时，有了会话课。那时没有现成的会话课本，大多是老师自己编写，油印了发给学生的。记得有一课是两个人到布店买布时的。东四牌南有一家大布店，店门顶上有一个钟表很是醒目，人们叫它“大笨钟”。的课文就是老师从那里编写出来的。
       会话要求朗读，流畅地背诵。这是要花费很多时间的。我下了工夫，我的英语会话能力无疑是在高中打下基础的。
      代数、几何、三角也是我喜爱的科目。我把它们放在每天复习功课的第二位。从各种演算和解题中，我得到很大乐趣。做出一道难解的题，心里别提多高兴啦。我还记得，刚学代数，发现了解鸡兔同笼难题的捷径时，觉得代数真是神奇极了。
      地理课也给我留下挺深的印象。老师要求我们画分省地图，对开新闻纸那么大，还要着色。我们用图钉、竹尺和线绳作简单的放大工具，省界、山脉、河流、铁路……应有尽有。这可不是容易的作业，要花费很多时间，常常画不好，改了又改；着了颜色，不合适，又得想办法加深……可是它锻炼了我的动手能力，也增加了我学地理的兴趣。
      在初一二年级时，有一次在食堂吃中午饭，我拿起筷子准备进餐，发现同桌的几个人，其中有一个老师，都在低头默默地念叨着什么。我好奇地盯住她们，不一刻，似乎听到“阿门”两个字！事后，我知道了他们是在祷告，感谢上帝赐予他们餐食。但我不理解这是为什么。
      贝满中学虽是教会办的学校，但就读的学生多数不是基督教徒。我们班基督徒学生可能只占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
      平日同学中并不议论谁是不是基督徒。学校早已取消了在初建时那些曾经教过的《圣经》课。我没有读过《旧约》、《新约》和《福音》书，从未听过关于耶稣基督的故事。
      我来自没有宗教信仰的家，好像到初二那年才注意到学校的宗教活动。每天上午第二节课后有10至15分钟休息，基督徒们去上“主日学”。公理会的教堂就在学校的旁边，有时会看到海报：某某教士来布道。
      同学之间自然而然地有疏有密，但并不以信不信教划分。薛慕莲是一位娴静的姑娘，我和她性格似乎并不相近，但不知为什么，我们成了好朋友。她来自基督教家，就住在离学校很近的乃兹府。我多去她家，拜见过她的母亲，一位慈祥的大妈。慕莲每天都上“主日学”，每星期日“做礼拜”。她很少同我谈宗教的事，我也从不打听。
      还有身材高高的杨英贞，老是一副笑容可掬的面孔。她比我老成，颇有长姐的风度。她是住宿生，我走读，说不上亲密。但我觉得她是可亲近的，我知道她是基督徒。
      在校六年，从没有老师或学伴向我传播宗教信念，更没有人来动员我入教。我自己呢，也不曾被宗教吸引过。
      圣诞节在教会学校是过得很热闹的。不管是否教徒，都会放假，都过节。当我在初一第一次过圣诞节时，真觉得有趣又新奇。圣诞树、烟囱、袜子、圣诞老人和他带来的礼物，还有晚上的唱诗班……跟旁的节日可真不一样。以后，每逢圣诞节，我们都很快活。至于这个节日的宗教意义，我可不去管它。
       “五一”国际劳动节，我是在读初三时才知道的。这一天，学生自治会安排全校工友放假一天。校门传达室换上了学生或老师，食堂由老师和住校的同学去忙活，同学们打扫校园。当天下午学生们还为工友开游艺会，演节目。
      学生自治会的组成模仿市政府的建制，意思是让学生自己管理。我读初三那年，被推选为“公安局长”，顾名思义，任务是维持秩序。在几个班同时换教室时，要按规定靠一侧走，保持井然的秩序，公安局得监管。二层的小礼堂，有时好几个班一百多人齐聚一堂，等待开会或听老师讲话，未开之前总是乱哄哄的，嘈杂得很。这时，我得执行职务。我坐的位子上有一个铃，用手一拍，它就叮叮地响。我还要随着连续不断的铃声高声喊着“别说话啦”或者“请安静些”。这是学生们敬畏的训育主任侯老师交代的，她是公安局的顾问，我是个积极的执行者。没想到，不久，同学们就背地里，有时甚至公开地叫我“TlGER”（小老虎）。我很气恼，但又不能发火，我感到有些委屈。奇怪的是，我并没有因此打退堂鼓，辞职不干，不管他们怎么讲，仍然坚持做了下去，直到我升入高中。
     这件事多少也表现了我性格的一个方面。其实，“虎虎有生气”在新是受到称赞的精神，但毕竟那是上世纪30年代，离现在都70多年了。
     学校也举行演讲比赛。我参加的那次，题目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我那时还不大理解这个问题，觉得挺深奥的。老师不仅帮助我写演讲稿，在练习时，还指导音调的抑扬顿挫，怎样用手势配合等问题。
      在众人面前讲话，我这可是第一次。站在台上拿着讲稿，抬头看到那么多凝视着我的眼睛，我一下子就慌了神，心扑通扑通地跳。稿子算是勉强地念下来了，可是什么手势啊，顿挫啊，早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中学毕业后，我和同学们被两次战争隔断，真是天各一方。开国大典那一年，在北京第一次会晤了十几个同学。不知是谁主持操办的，我得到通知去赴宴。我是从哈尔滨来北京采访的，记得洪晶、洪盈两姊妹也是从东北来的，杨英贞，区慧清、高棣华、王兰弟……这些名字还很熟悉。在席间，我发现我是唯一的党员。
       之后，我被调来北京，每逢开人大和政协会议，洪氏二姊妹都会以与会者的身份来京。她们二人都是留美归来的教授，一个在哈尔滨工大执教，一个在沈阳药学院执教。英贞特别热心，曾多次邀请我们在她家聚会。她煮一大锅“罗松牛肉汤”，做几样冷盘，在京的其他同学各带一样菜去就够丰富的了。后来，英贞举家去了美国。再逢洪氏姊妹来京，我和吴彩菱就会到她们住宿的宾馆去探望她们，一直持续到大家都已高龄，二洪的人大和政协职务也到了退休年龄，不再来京开会为止。这期间，我出差到沈阳，还曾在洪盈家住过一两夜，那时，她和女儿周密住在一起。
      青少年时期的友谊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真的是令人珍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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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族学府”男生跪倒在“健美皇后”裙下不用家长操心，没有参加高考，我被保送燕京大学，从此我过上了“贵族学府”的大学集体生活。
      燕京大学成立于1919年，由基督教美国教会在办的这所私立教会大学，历经改制，在政府立案，逐渐摆脱一切信赖并听命于教会的状况，有了吴雷川，这位晚清的翰林，当第一任人校长，与宗教脱离了干系。
      燕大不但同国立清华大学毗邻，而且同为一流的名牌学校。新初建时，改为公立大学，陆志韦被任命为校长。到了1952年进行大专院校调整，毛主席在一年前为之题写的校名匾额被摘了下来。之后，在西校门只留下了“原燕京大学　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难怪现在的年轻一代不知我的母校的大名了。
燕园素有“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之称，这也是它成为“贵族学府”的原因之一吧。一座座宫殿式建筑，全部现代化的内部装修和设施，未名湖畔的湖光塔影、岛亭石舫、柳岸荷塘、小桥曲径……湖边那座中式建筑的临湖轩，这些建筑不少是用捐赠修建者的名字命名的。
      校园的东南角是一片“女院”的建筑群，两座对称的姊妹，四个有两层房供女学生住宿的小院，还有一座设备齐全的女生体育馆。与浑然一体，之间铺着柏油路，掩映着花圃和树木。这是百多个女学生独有的天地。四个女生宿舍还有两座相对的姊妹，姊妹之一是音乐系学生和音乐爱好者的乐土，经常传出悠扬的琴声和歌声。我还记得贝满的老同学，一位特别文静、略带腼腆的姑娘苏引兰在这里举行她的毕业钢琴演奏会的情景，她的未婚夫捧着一束玫瑰花到场向她祝贺。
      校园固然很美，但更重要的是学校还聘请有一代名人学者为人文学科的教师。哲学大师冯友兰、国学大师俞平伯、著名文学家谢冰心、史学权威陈垣、顾颉刚以及宗教学先驱赵紫宸等等，可惜我是理学院的学生，无缘聆听他们的教诲。
      还有从许多西方国家聘来的外国学者教授来任教，其中，心理系主任夏仁德是最受学生欢迎的教授之一。外国教授大多对人民友好，有好几位在抗日战争期间，坚决反对法西斯主义，参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对日作战，在多方面都做出了贡献。
没有家长商量，未经高中老师指导，在朦胧的“科学救国”意识的支配下，我选定了化学系。我的理想在哪里？主修化学以后干什么？当时都没有过细的思考。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想到我的一生竟同化学绝了缘，以致连几十个化学元素都记不清了。这真是一步严重的错棋，也许是命运在捉弄人吧。
      我一直保持着努力认真学习，争当好学生的态度，学习生活是平稳快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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