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飞立先生是中央音乐学院教授, 创建指挥系的第一届系主任,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国家教委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委员, 北京市教育局艺术教育委员会顾问。1986年美国耶鲁大学音乐学院校友会为他“在音乐领域作出杰出贡献”授予功绩荣誉证书, 1990年中央音乐学院迎来40周年校庆时,他荣获了“为学院创业、建设和发展做出重大贡献荣誉金奖”。
今天( 1997年11月8日) , 由中央音乐学院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发起,学院学术委员会、指挥系、管弦系、学报编辑部、促进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祝贺黄飞立教授从事音乐活动60周年, 教育工作50周年暨80华诞, 我们来回顾一下黄先生宝贵的教学经验、难能可贵的艺术成就和不平凡的人生道路, 对于整个音乐社会和指挥事业的后继者, 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黄飞立教授堪称我国指挥教育界的泰斗, 他的治学处处体现着面向社会, 学以致用,严格基础, 博采众长的精神
黄先生早于1943— 1945年便任教于抗战时期的国立福建音专。那时,他虽然曾经师从音乐名师, 也已有五年从事音乐活动的经验, 却拿的是上海沪江大学生物系理学士的毕业文凭。为了完善自己, 更好完成音乐教学, 在教课之余, 在艰苦的条件下, 他以惊人的毅力, 刻苦钻研音乐: 有时为了利用夜晚时间练钢琴而一直练到号兵吹响起床号; 还在短短两个月的课余时间里, 翻译, 并用毛笔工工整整地抄好了整本里姆斯基-柯萨可夫的《实用和声学》,还译完了普劳特的《曲式学》。因而他的早期教学就是卓有成效的: 视唱练耳班学生的程度参差不齐, 有的学小提琴者年龄也较大, 但他科学又耐心地因材施教, 使同学们都有显著的进步与提高。他还担任合唱、合奏的指挥工作, 除了学习一些传统艺术曲目外, 还演唱了不少如《游击队歌》、《抗敌歌》、《旗正飘飘》等抗战歌曲。由于他教学有方, 使同学们兴趣大增, 也唤起了大家的爱国热忱。他还注意锻炼学生们服务社会, 服务群众的精神, 曾带领学生乐队步行五公里去参加为抗战献金的音乐会。加上他平易近人, 关心同学, 因此, 深得师生们的尊崇爱戴。初登教坛, 还未及“而立”之年的他, 便被校方聘为副教授了。后因校内学习不及格的反动学生为报复他, 诬他有红色嫌疑, 无理找茬殴打了他, 而校方又不敢主持公道, 他忿然辞职离去。
1951年, 在美国耶鲁大学音乐学院师从世界作曲大师亨德米特, 又拿到他的音乐学士学位。学成回国的黄飞立先生, 已是一位博学多才, 修养全面的音乐家了, 他又回到了教学岗位, 成为中央音乐学院有史以来唯一先后在三个系任过主科老师或兼任系主任的教授。他先是在作曲系主讲和声与复调, 他赞成课改方向要“少而精” ; 他主张启发式的教学,上课时讲述观点,教科书只作为参考。他认为学习和声与复调并不是目的, 只是学习从前人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作曲原则。于是他师承了亨德米特“二部写作”的方法, 将和声与复调两门课合二为一, 要求学生在作练习时, 与简单的曲式和民族调式结合起来, 使得学生们民族风格的“二部写作” , 很快就见了成效。
1953年, 黄先生服从组织分配, 调任管弦系主任, 转为教授小提琴, 并领导学生室内乐及乐队的课程。他考虑到管弦系毕业生将来主要是从事乐队工作的实际情况, 认为管弦乐的主科不应局限于各类乐器的演奏主科, 还应包含室内乐、重奏和乐队合奏; 因此他要求所有的学生(包括已有一些乐队经验的干部进修生) 都要参加合奏训练。他自己除了担任指挥外,还身体力行地与褚耀武、隋克强和朱永宁等教授一同练习四重奏, 还争取上台演出, 以获得更多的实践经验。
1956年初,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和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 中央音乐学院决定成立暂时只设合唱指挥专业的指挥系。已有相当指挥工作经验的黄先生, 作为指挥系主任的最佳人选, 又义不容辞地挑起了组建中国第一个指挥系的重担。十年浩劫之后,他又肩负起二次重建指挥系的艰巨任务,风风雨雨历经32年,直至1988年逾70高寿时, 才光荣退休。
我们的系是中国高等音乐学府中最早成立的指挥系, 她以培养优秀的青年指挥家为教育目标。几十年来, 由于兼取苏联、欧美指挥教学的各家之长, 结合我国指挥的实践经验, 启承开合, 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指挥教学体系。在专业设置方面,也从开始的只有一个专业发展到目前以五年制本科为主体的合唱指挥和交响乐—歌剧指挥两个专业, 并于1986年首建我国指挥研究生班, 1988年由黄飞立教授亲自带出了中国的第一位指挥硕士学位获得者竺一平。
指挥系是培养音乐集体表演团体的主要业务领导人的, 其教学成果, 应当体现在“少而精”上。黄先生在职期间, 指挥系就培养了大学本科、专修科、进修生等约100名合唱和交响乐的青年指挥。应当说, 对于年轻的指挥系来说,其教学的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许多毕业生在国内的专业团体,艺术院校中担任重要的职务,发挥着业务领导和骨干作用, 有的在国际青年指挥比赛中屡摘桂冠, 或被国外的知名乐团聘为客席,常任或首席指挥和音乐总监。多名曾师从黄先生的弟子成就突出: 如总政歌舞团艺术指导和北京市多个中学生管弦乐团的常任指挥,在指挥教学上也已有突出成绩的徐新教授;战友文工团的艺术指导, 指挥唐江; 总政歌剧团指挥张启舜; 多年来指导中国少年活动中心和北京市少年宫合唱团的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教授李华德; 越南人民军文工团团长、指挥吴仲梅; 上海歌剧院合唱指挥张济生; 中央音乐学院附中视唱练耳高级讲师合唱指挥朱有臻;原河北省歌舞剧院指挥, 现任香港某电台音乐编辑的梁荻; 旅美台湾籍指挥魏立; 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副主任,民乐团指挥王甫建副教授;
1989年获第六届匈牙利国际指挥电视大赛第一名, 英国阿斯特交响乐团首席指挥兼艺术指导邵恩; 法国第卅七届贝桑松国际指挥比赛第二名, 美国底特律交响乐团指挥, 新加坡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水蓝; 上海乐团和上海爱乐乐团的指挥曹丁; 空政文工团和北京市中学生“金帆”交响乐团指挥石伟民、刘凤德、海政文工团兼北京市“金帆”少年管弦乐团的指挥雷雩和总政军乐团的指挥马文、于海等等, 黄飞立教授真可谓是硕果丰收的“桃李满天下”也!饮水当思源。我们今天的成绩来之不易,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由于我们的老系主任黄飞立教授从建系开始, 就领导大家树立了良好的系风。下面,我仅从三个方面来概述一下黄先生的教学思想及其对指挥系教学的深远影响。
1.指挥系教学的目的是培养指挥专家和音乐启蒙教育家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56年我们指挥系的全体主科老师(除了黄先生还有任策、沈武钧和我——当时我的身份还是作曲系的调干学员兼指挥系的主科老师)在黄飞立先生的领导下,对按照学院领导的要求制定的那份《指挥系合唱指挥专业合唱指挥法教学大纲(草案)》进行逐字逐句, 甚至不放过一个标点符号的讨论和“三读通过”时的认真情景。
《草案》一开头, 在“教学目的与任务”一栏中便明确阐明:“合唱指挥专业的教学任务是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培养高度水平的合唱指挥和合唱指挥教师, 让他们受到理论和实践的训练, 使他们毕业后能在合唱艺术的领域内,从事于表演、教学和音乐启蒙的工作。”其中在“音乐启蒙”四个字下, 还加上了着重点; 也就是说, 从指挥系组建开始, 就明确了我们培养的不仅是未来的指挥专家和教授, 也是高水平的音乐启蒙工作者, 他们还要担负起提高我们民族音乐文化素质的任务。
接下来《草案》向教师提出了明确的任务,强调了“在教学中要贯彻技术与表现, 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 要使学生通过学习民族民间的和中外古今的艺术典范作品” , “鼓励他们及早地、经常担任一些群众歌咏活动的辅导工作, 通过这些社会活动, 使理论联系实际, 加强学生对本专业的认识和热爱, 培养他们的独立工作能力” , “使他们成为对祖国和人民具有高度责任感、德才兼备和全面发展的合唱指挥” ; 然后《草案》又对本课的具体任务, 教材要求, 主科内容与授课方式, 学生在课堂和参加群众音乐指挥实践中应完成的任务, 以及各年级的教材范围、教学进度与考试要求等等都作了详尽确切的规定。
如他们除了在“指挥法”专业课堂里要先上与导师一起研究作品的小课, 再与代替合唱队、乐队的钢琴老师上辅导课, 然后再进行由主科老师主持, 两位钢琴老师演奏的方式, 学习指挥从18到20世纪各个时代不同风格流派的中外代表性音乐作品; 此外, 要具备理解和处理音乐的基本能力, 还必需学习全部音乐理论基础课, 包括总谱读法, 乐队法, 合唱学, 视唱练耳高级教程, 钢琴, 音乐史论, 以及被称为“四大件”的和声、复调、曲式、配器等课程。使他们不但能掌握精湛的指挥技术,也具有深厚的音乐理论根底、良好的文化艺术修养和作为集体表演领导者所必须具备的心理素质和组织能力。而且,为了使这些必修课更加符合指挥系的要求, 更能学以致用, 黄先生曾为由指挥系独立开设这些课程作过不懈的努力。
这部《教学大纲(草案)》后来虽然没有成为一个正式文件, 但是由于当时在反复讨论中已深入人心, 几十年来全系教师在这统一的指导思想下, 团结一致, 勇于探索, 积极研究国内外经验,认真解决教学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使指挥系的教学水平得以不断提高和发展。就从上面提到的黄先生历届部分学生的成就中已可看到,他们中有多人不仅是有成就的指挥家,有全面音乐修养的老师、教授, 也是在基层群众音乐事业中作出了重要贡献的社会活动家。在首都许多业余合唱团、管乐队和管弦乐团的指挥台上, 也到处可见指挥系师生们活跃的身影。
至于黄先生本人,在退休后的近十年里,对北京市中学生“金帆”交响乐团的指导培育和建设发展, 更是不遗余力地投入了他的热情和爱心, 他为这个乐团奠定了建团的方针, 不赞成大起大落, 大轰大嗡, 而要细水长流, 有长远打算; 他不知疲倦地参加招生工作, 为孩子们找资料, 对分谱; 他平易近人, 从来不摆专家架子, 经常义务地为孩子们辅导, 总是十分耐心地讲解每一个乐句, 每一个弓法, 默默承受着相当艰苦的工作条件和由于学生队员的经常流动而不可避免的重复劳动, 使中国第一个由普通中学生组成的交响乐团在短期内便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他还重视孩子们的品德教育和全面发展, 带领孩子们下基层, 到大庆演出,为筹集了50万元的赈灾义演音乐会执棒……这一切对提高北京青少年的音乐文化素质, 对带动全国中学生的课外音乐教育都起了极大的示范和推动作用。现在, 仅北京市就有七所大、中学校有了自己的管弦乐队,他的关门弟子雷雩,在他的精神的感召下, 又在中关村二小创建了一个小学生的管弦乐团; 从全国来看, 至少影响到上海、广州、汕头、福州、沈阳、兰州、哈尔滨等地的中学生管弦乐队。为了给中小学音乐老师提供一份实用多能的好教材, 他还用了几年的心血, 总结了他几十年的教学经验, 写成了集乐理、视唱、和声学与键盘演奏技术为一体的《键盘与和声》一书。黄飞立教授做的这一切, 从指挥教育角度来看, 也是对既是“指挥家、教授” , 又是“高水平的音乐启蒙教育家”这个指挥系的培养目标, 身体力行地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卓越的典范。而他的心声却是: 这些小孩今天在乐队里学习音乐文化, 明天长大就会是一个好的公民, 将来他们挑起建设重任时,就会象我一样再去关心下一代的文化生活,这样一代代地传下去, 其意义就远远不限于今天演奏了多少乐曲了! 因而他绝不保守“金帆”的成绩, 对其它后进乐团的成长和发展也给予了很多的关注。在他的精神的影响下,“金帆”交响乐团经常向其它团体提供无偿的帮助, 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还必须补充的是, 虽然我们教学的目标是高水平的, 但黄先生从来不拒绝那些从工作岗位前来要求进修, 但音乐基础还比较差的干部学员, 事实上他们在短期进修后, 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在文革后重建指挥系时,黄先生自己也曾带过一批工农兵学员的“困难户” , 但由于他的因材施教, 循循善导, 有时甚至手把手地教练, 后来他们大都走上了指挥岗位,成为深得群众赞扬的业务骨干。
2. 指挥法课堂教学必须严格地打好基本功的基础
我们知道, 不学史论和音乐专业基础, 只想学学指挥手势, 打打拍子, 是决成不了一个称职的指挥的。然而,指挥法的技术又是的确存在, 必须熟练掌握的。指挥的手会不会“说话” ,会相当程度地影响排练的效率。指挥的动作是否准确而有表现力,甚至是否美观而有魅力,也相当程度地决定着他事业的成败。随着20世纪的交通发展, 世界指挥的频繁交流, 事实上已形成了一套世界通用的指挥法语汇, 而我们在指挥法的课堂上, 正是要让学生掌握如何运用这由前人创造并逐步丰富了的无声技艺来领导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的演奏。这里包含指挥的基本图式(包括合拍、分拍和拍子的组合等) ,能预示不同速度、性质和力度的起拍, 会表现各种不同性质的旋律, 会强调节奏和指示保持音、附点音和切分音, 懂得各种力度层次的表现方法, 以及训练两只手有效而自如的分工和手与眼的密切配合等等。指挥的技法既要准确,富于音乐所要求的表情,又要十分节省。经过课堂里的严格训练, 当学生站在真正的指挥台上时, 就可以轻松自如、得心应手地运用已经熟练掌握的技能, 帮助、鼓励乐队或合唱队来表现自己对作品的解释了。
黄飞立教授是从坐在乐队里的小提琴手走上指挥台的, 因此, 他深知指挥法基本功在实践中的重要性, 也深知指挥实践对于青年指挥的成长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因而, 他认为从学校毕业走入社会登上指挥台时, 才是真正学习指挥的开始。而在这之前, 在指挥系的课堂上,学生必须先掌握的是最基本的指挥手段,当然, 这包括如何认识作品, 如何处理和表现音乐等。在课堂上黄先生是严格认真, 一丝不苟的, 有时竟到了苛求的地步。在音乐处理上, 他可以听取学生的某些想法,但在基本方法上,却是一位寸步不让的严师。他并不从上课曲目的数量上去追求教学进度, 而是“少而精”地, 讲求每一节课的质量; 有的学生经不起“抠” , 急躁地希望能多学些作品,黄先生总是对他们讲:“你如果只学会几部作品, 而没有掌握基本方法, 肯定会失败, 只有学到了与音乐的基本理论密切相关的交响性的思维, 学会了音乐全面的基本功, 具备了独立工作的能力, 那才可能成功。”因此他相信“举一能够反三”。他耐心细致地给学生分析曲式, 讲解织体句法和复杂的节奏, 引导学生在指挥时想象乐队的不同音色和演奏法, 也帮助演奏钢琴的老师尽力奏得靠近应有的乐器音色,有时一个乐章四节课都还上不完, 但上课内容却非常丰富, 特别对作品的风格把握有独到之处; 当学生和钢琴辅导老师都对这首作品有了深刻理解之后, 课堂里就会产生一种愉快的音乐合作气氛了。有时他还让学生只用内心听觉“默挥”的方法, 来检查学生的心中是否有音乐, 或者他只是在钢琴伴奏下象舞蹈演员一样跟着音乐跳舞? 黄先生自己备课也极其认真, 经常背谱上课, 并能记得种种细节。他的敬业精神就通过这样点点滴滴的言传身教, 深入到了学生们的心中。黄先生在教学中还特别强调“指挥起拍”的重要性。他常常在各种场合指出: 指挥的起拍必须要起三个作用, 那就是预示速度、力度和音乐性格。指挥的艺术,从某种意义上讲, 就是“起拍”的艺术。他还延伸道: 指挥的图式并不是机械的,而是随着音乐变化的。当你指挥旋律时, 事实上每一拍都是下面一拍的起拍, 是一连串衔接在一起的起拍; 因而每一拍都是有音乐内容的, 应当能帮助演奏员理解你下面的音乐处理。有的年青指挥没有学好起拍,结果遇到不熟悉的乐队要演奏新作品时,就没有办法了。
因此, 如果在课堂上当学生使两位钢琴老师的演奏都整齐不了, 合奏产生重重困难时, 他也往往先让学生摹拟“实战” , 自己去找出起拍中的毛病, 并想法解决之。
诚然, 目前我们的指挥教学最明显的不足之处就是由于受客观条件的限制, 我们的师生都缺乏亲耳听到好的演奏, 看到世界级大师们排练的机会, 更谈不上较多的、必要的艺术实践了。但我们指挥法基础的课堂教学水平,自开放以来,已经受到了国际指挥活动的多次检验。所以, 当国际指挥比赛多次获奖者、黄先生的学生邵恩被英国记者问及他手上的技术怎么会那么好时, 邵恩说: “这完全归功于中国的指挥教学,中央音乐学院有一批非常杰出的教授,是他们给了我扎扎实实的专业技术基础教育。在这方面我们完全用不着自卑, 因为我们决不比欧洲逊色。”类似的反馈也由多名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其它指挥系毕业生多次重复过。
3.不抱门户之见, 使我们的指挥教学体系在深厚扎产的基础上, 形成更为丰富多彩的开放结构
作为指挥系的一名教师, 我经常为指挥系老师之间那种团结和谐, 互相尊重, 不抱门户之见, 关心音乐社会的发展, 乐于广泛吸取知识, 能够坦诚切磋技艺心得的融洽氛围感到宽慰, 而这正是黄先生以开阔的胸襟领导指挥系建设的成果。指挥系的专职教师中有留美, 留苏的, 也有向德国专家学习过的, 为了博采众长, 指挥系的教室还经常有各路“神仙”被“请进来” ,我国资深指挥家李德伦、韩中杰、严良、姚关荣、秋里等都曾先后应邀在指挥系兼任主科教学; 国际知名指挥家小泽征尔(日)、皮里松(法)、齐佩尔(美)、森多里亚(美)、齐尔姆(德) 等也曾来讲课指导, 他们带来了不同流派的宝贵经验, 带来了新鲜的观点和信息, 开阔了大家的视野, 也推动了我们的教学。黄先生深知要提高指挥系的教学质量, 也必须大方地将自家人马“放出去” , 让指挥教师们不断通过实践获得真知。因此多年来无论是年龄稍长一些的陈贻鑫教授,或当时还年轻,没有什么实际经验的我、沈武钧、徐新、杨鸿年、李华德和吴灵芬等, 都有机会到中央和省市的交响乐团、歌剧院合唱团去参加实践, 也从来没有因而承受过当时学校里很时兴的一顶帽子“不安心教学工作”的思想压力。事实证明, 这些教师的艺术实践,不仅丰富了社会文化生活,也大大充实了教师们的实战经验。近年来我们更加看清了这个作法的深远影响, 指挥系的常任教授们频频“出击”于国内外, 他们领导下的中央歌剧院、总政歌舞团、中国青年交响乐团、中国少年交响乐团、中国交响乐团的少年及女子合唱团和爱乐女乐团等, 在国际国内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它必然扩大了指挥系教师们的知名度, 毫无疑问, 也必然会推动指挥教学质量的提高。由于有时需要短期“离职” , 这些临时“出征者”的学生也就被暂时转到其它老师的班上,可喜的是老师们都能体谅理解,从来没有拒绝过别人的学生。由于黄先生经常主持各种形式的教学研讨活动, 使各位教师对于指挥法的观念, 某些技术细节和教学方法等各种学术上的不同见解都能摊到桌面上来讨论,彼此能够得到交流和互补, 有了平日里集体研讨的基础, 也就不存在其它老师因“学派”不同而无法接手某个学生, 或必须对这个学生“从头来”的麻烦了。因此, 指挥系的一些学生有时很难算清楚他究竟是哪一位教授班上的学生, 因为他曾走进多间教室, 接受过多家的教诲; 指挥系的老师们恐怕也会有我此时的困惑,即已很难从我们也习以为常的观点里, 严格地把属于黄先生的分离出来, 因为它们已早已与指挥系老师们各自的智慧结晶和多年的教学实践融和在一起了!
发表于 2017-2-23 22:18: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