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老猫 于 2015-6-1 09:19 编辑
永兴三大队 辛夷楣 选自《人约黄昏》
“文革”还在风风火火地进行，1968年毛主席指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年底，我和大弟准备一起去山西插队。我们的学校甚至北京都乱得让人无可留恋。作为“右派”子女，参军与留城，我们没份，只能下乡。 我们要走，总得准备被褥、衣服、脸盆等行李，妈妈还想给我们带一点钱在身上。但是，家中哪有钱呢？妈妈就决定把奶奶陪嫁的那个古董座钟卖掉。奶奶虽然在数月前离世，但那个老座钟一直在走。小弟到今天还记得只卖了几十元钱，这当然不够，妈妈又翻箱倒柜找出一些东西变卖，我与大弟才得以启程。 我们去的地方是山西省原平县王家庄公社永兴三大队。原平是晋中大县，距省城太原仅两小时车程。仅原午，曾经有气无力地问我：我一点东西都吃不下，怎么办啊？我马上那里的贫困与落后使我吃惊。房子是土坯房，村里没有电灯，没有电磨，晚上点的是油灯，吃水从井里打。水利设施很少，基本上是靠天吃饭。大家的劳动工具仍是土锨和锄头。原先住在京城，说让我们来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我们还信心十足踌躇满志。现在亲眼看到广大农民的赤贫落后了，我们心中不由升起一股无奈。 老乡和我们挣的工分从来分不到钱，吃的是玉米、小米、高粱等等杂粮，油极少，白面和肉只有过年过节才可以吃到。老乡们靠卖鸡蛋换盐、换灯油。他们家里除了土炕、锅灶、小炕桌，就几乎没有什么家具了，有桌椅板凳柜子的就算家境好的了。 我们大队有四十多个知识青年，大家吃食堂，轮流做饭，每天早晚是玉米面窝头和小米粥，中午是小米饭。食堂的素油很快就吃完了，整个夏天我们就只好吃白水煮西葫芦、白水煮韭菜就小米饭。咸菜也很稀罕，因为吃的盐分不够，女生的头发从脑后开始变白。而长期吃不到油水，总感到饥饿，胃里那种空荡挠心的感觉真是难受。 有一天清晨，一名男知青在外面扯着嗓子叫我们，问我们有没有酱油膏（我不知现在市场上还有没有酱油膏，那年头它可真是宝贝）和花椒大料。原来，他和几个老乡一起出早工，看见一只奄奄一息的狼躺在村外小河边。年轻的老乡起哄说：“狼肉可好吃了。你打死它，背回去给你们京娃娃（这是老乡对我们这帮北京知青的称呼）吃哇。”那位男生也不害怕，上去一铁锨拍死了狼，一把抓起来，就真把它背回了食堂。 我们一听有狼肉吃，都兴奋起来，赶紧翻箱倒柜把所有佐料都找出来给了他。那天，他和另一位男生扒狼皮、切狼肉，又把狼肉和所有的佐料放在大锅里炖。他俩轮流拉风箱，几个小时没停手，累得汗流浃背。 干活时，老乡告诉我们，这只狼夜间去村里偷袭羊圈，被看羊的人打伤后就逃跑了。它准是先失血过多，又在村前小河喝了水，一下子就瘫了跑不动了，成了我们的美餐。他们嬉笑着说：“你们这帮京娃娃没有家，又不懂粗粮细做，真是饿惨了，甚（什么）也吃！” 我们晚上收工回来，老远就闻见了肉香，走进食堂，人人都分到一大碗狼肉，有的女生不敢吃。我一尝喷香，一点怪味没有，只是比牛肉稍微老一些而已。我不管三七二十一，高高兴兴地把一大碗狼肉吃得精光。吃完狼肉，浑身发热，有一种精神抖擞的感觉。以后的好几天，我干活都觉得浑身是劲。可惜，那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了。 有一年夏天，我大弟被派到水库工地干活。那里天天吃高粱面，又缺油少菜，大弟痔疮犯了。这时，我听说村里有人杀猪，就拿仅有的几块钱去买了一块猪腿肉。我抹了好多盐，把肉腌了几天，又用纸包好挂起来晾干。我知道，夏天不是腌肉的季节，但也只好试一试了。 过了几天，正好有知青要去水库工地。我准备把肉切成片，蒸熟了，再装在玻璃瓶里给大弟带去。没想到一刀切下去，肉里钻出许多白蛆。我一向不怕虫子之类，可看见这么多蠕动的白蛆，也吓了一跳。但是这块猪腿肉太珍贵了，绝对不能扔。我立马横下一条心，三下五除二把肉切成片，又把蛆一个一个挑出来，包在报纸里迅速扔进火塘。我反复把肉洗净，然后再放进食堂的大笼屉里蒸。大弟收到这瓶油汪汪的咸肉，喜出望外。我自然不敢告诉他长蛆的事。我想，反正洗干净蒸熟了，应该没有问题了，幸好他吃了并没生病。 村里的物质生活虽极为贫乏，但精神生活却是非常丰富的。这里天高皇帝远，“文革”的每一个步骤到了这里就雷声大雨点小了，有时甚至连雷声都听不到。我们这帮北京知青差不多都带了些千方百计藏匿下来的世界文学名著，大家的一大乐趣就是交换彼此的珍藏。什么《白痴》啊，《简爱》啊，《加尔曼·高龙巴》啊，全有。晚上下了工，我们知青的排房里乐声阵阵，那是我们在唱《三套车》和《古诺小夜曲》呢！我有一套《外国名歌200首》和续篇，开本很小，我带到乡下，成了同村知青珍爱的瑰宝。 能从“文革”的硝烟中逃跑，躲到这样荒僻的去处，尽情地捧读久违了的外国文学名著，尽情地吟咏唐诗宋词，尽情地高唱外国民歌，而不用担心有人来批判你，这真是那荒谬年代难得的享受。我心情好时，不但在油灯下写日记，还开始写诗。这种回归中西传统文化的氛围也越来越让我们疏离了京城里的最高司令部，越来越不把那里的权威们当一回事。 我们的村子离县城20公里，每天有一趟公共汽车进城。我们整天干活，自然也想进城玩玩，但是大家囊中羞涩，舍不得买车票。我们发现，每天几乎都有军车从山里出来，经过我们的村子，去县城、邻县或者太原。我们决定试着搭军车出去。 有天早上，我和大弟等几个知青事先向队里请了假，在大道旁等军车。我们让男生们躲在院墙后面，看见军车远远开来，我们几位女将就忽然打横在大路上站成了一排，军车只好刹车停下。我们问：“你们去哪儿？”驾驶室里的两个小解放军说：“去忻县。”我们就说：“我们也去忻县，带上我们吧！”不等他俩点头，我们向墙后面的男生一喊，七八个人呼啦一下就爬上了卡车。两位解放军死说活说，我们就是不肯下来。他们怕误了事，只得开车走了。 坐在卡车上，小风一吹，我们心里美得不行。为什么要让男生躲着女生截车呢？那时，知青们名声不大好，确有偷鸡摸狗甚至抢钱的。如果是男生们拦车，军车是不敢停的。一个小时后，忻县到了，我们高高兴兴下了车，围着驾驶室问：“你们下午几点回去？”两个小解放军真实诚：“四点。”我们一连声地说：“我们还跟你们一起回去。你们可要等我们呀！” 没走几步，一位女生担心地说：“要是他们不等咱们怎么办？”我灵机一动，返身跑回卡车，噌地一下，把一个装着塑料雨衣的网丝兜扔进驾驶室。两位解放军还没反应过来，我一边喊：“下午见！”一边跑远了。解放军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为了这件雨衣，他们一定会等我们的。同伴们都放心了，说我急中生智，想出了好主意。 后来，我们隔一段时间就拦军车出去一趟。我和一位女生还拦军队的卡车去太原玩了两天。我俩在太原的名胜晋祠照了相，晚上在太原火车站坐了一夜，第二天又顺利地搭军车回村。 后来，住同屋的一个女生幸运地被选调到县里的一个镇上当广播员去了。一天她来信说，一人闷得不行，让我去看她。我从原平县城买了火车票，到了她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她说：“让你花钱坐火车来看我，心里真别扭。我们这个小站常有货车停几分钟再开，都是经过咱们县城的。走，我送你走！” 我俩在小站上等了一会儿，一列货车果然开过来了，但是它没有停下来，只是放慢了速度。一节、两节，货车慢慢地在我们身前开过。我俩互相看了一眼，有点傻眼了。这时，最后一节列车长的车厢开过来了。我突然伸手抓住铁栏杆，蹲身一跃，就牢牢地站在车厢的最下一层台阶上了。列车长板着脸用山西话问：“你克（意为去）哪儿？”“克原平！”就在我俩对话的时候，火车加速了，我是下不去了。他只好说：“上来吧！”我高兴地向我的同伴挥手，她向我竖起了大拇指。 落后与贫穷绝对是一对孪生姐妹。村里普遍实行包办婚姻，姐姐订婚得到的彩礼正好作为弟弟娶媳妇的聘礼。我们小队有一对姐妹叫改灯和换灯，这名字起得好，后来果然就改了换了，一连生了两个弟弟。他们的父亲四处托人给改灯找婆家。改灯不好意思说，换灯却羡慕不已地告诉我们：“她婆家不但答应了俺爹提出的礼金数目，还答应给俺姐五套新衣服，新毛衣、新棉袄，新绒裤，还有的确良衬衫呢！俺姐真是好福气啊！” 郎是外村的，两个新人结婚前见过一面。这哪是结婚，这不是做买卖吗？这样的包办婚姻太没人性了。可再一想，我又很理解换灯的想法了。村里的姑娘们冬天一身黑布棉袄棉裤，脱了冬衣，夏天只有一件衬衫，白天穿了，晚上天黑时洗了，第二天早上再穿。我们晚上去串门，她们只穿着兜肚，不好意思出来见我们。结婚要的这几身新衣服也许就是她们这一辈子最宝贵的财产了。至于那男人怎么样，两人合不合得来，婆婆厉害不厉害，对她们来说，似乎都是次要的了。 我们生产小队有个小脚老太太李岚岚，大概五十七八岁了，还是整天出工。我们问她：“您这么大岁数了，不如像别的老太太一样，在家干点家务算了，天天跟我们出工多辛苦啊！”她痛痛快快地告诉我们，她的三个女儿都结婚嫁人了，家里只有一个老伴是疯子，只能靠她挣工分分粮食，家里家外的活都要靠她一人来做。 她的日子这么艰难，可我从没见她愁眉苦脸过。她整天和大伙说说笑笑，还把自己收拾得利利落落的。夏初时节，她告诉我们，她家的杏子、李子熟了，可甜了。我们说好傍晚下了工，到她家去买水果。我和大弟及几个知青刚一进她的院门，她的疯老伴就拿了一根棍子远远地冲着我们挥舞起来。我们正吓得要跑，李岚岚出了屋子，几句话就让疯老头安静下来，把他推进了屋里。 李岚岚把我们引到后院的果树前，摘下杏子、李子让我们尝，果然又甜又软。她要的价不比别家贵，我们高高兴兴地买了几大书包回来。过了几天，我们又去买，但是钱已经不多了。她爽快地说：“用全国粮票换也行！”我们兴奋不已，那一阵儿三天两头去她家换水果。去的次数多了，我们也不怕她的疯老伴了，趴窗往她屋里一看，没想到竟收拾得井井有条干干净净，连炕上的被子都摞得整整齐齐。这个老太太可真了不起！这么辛苦的日子她却过得这么有滋有味。 我可就脆弱多了，特别是到了第三年出身好些的知青都选送上了大学，或者在县城里分配了工作，我就觉得实在忍受不下去了。1972年，大弟把每个家庭可以有一个知青回北京的名额让给我，自己却仍留在苦不堪言的村里，等着在当地进工厂当工人。我这才得以脱离苦海，回到北京，进入一家大工厂当工人。自大弟出生以来的二十多年，我们俩一直在一起，没有分开过。此后，我们便只有短期的重聚却没有机会再如手足般相守了。 山西的四年，使我饱尝了物质极度匮乏、饥饿、赤贫、落后及愚昧的滋味。这种滋味恐怕是人类最深沉最基本的痛苦了。我不愿再过那样的生活，也不愿看到任何人再处于那样可悲的境地。回到北京之后，一想起那么多老乡仍在过着赤贫的日子，我就心如刀绞。怎么才能让我们村里的大爷大娘姐姐妹妹尽快过上好日子呢？我常常苦苦思索，也暗自庆幸自己出生在城市。中国的城乡差别真的太大了。感谢邓小平，中国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迅速，经济大大增长，我们山西的老乡终于有机会摆脱贫困愚昧，提高生活水平了。我希望，改灯、换灯和李岚岚的境况能渐渐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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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20 06:44:41
发表于 2015-4-24 18:3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