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老猫 于 2014-4-24 19:29 编辑
1950闲云野鹤是女十二中66届初三二班的校友，1968年赴陕西原平县大林公社下大林村插队，2012年6月30日她在博客中转载了同是女十二中校友周殊平（初三三班）的文章《粽香•书香》，这篇文章详细地叙述了当年的插队生活和44年后她们为当地捐建图书室的故事。文章中捐书的18名知青中有10位是女十二中的校友，她们是初三2班的刘琮如、单秀、苏让、李学聪，初三3班的陈珊珊、马大华、柴然、曹志凤、周殊平和初一的周励平。 去年（2013年）6月她们又一次回山西为孩子们捐了电脑和书籍，她们的举动受到当地老乡由衷的欢迎。
转载周殊平文章--赴山西原平下大林的捐书之旅 (2012-06-30 14:01:02) 粽香·书香 又到粽叶飘香时，今年的端午节我们几个“北京知青”是回曾经插队的乡村过的，与我们同行的还有我们捐赠给那里乡亲们的近2000本图书。 四十四年前，上山下乡的强风将我们30名66届、67届、68届的初高中毕业生从北京送到当时的山西省原平县大林公社下大林村，从那一刻起就注定我们和那里的乡亲们有了一种缘分。 原平，位于山西北中部，地处忻定盆地，东临五台，西靠宁武，南与忻州、定襄毗邻，北和代县、朔州接壤。下大林位于原平县的中部，当时是有着2000多人口的大村子，我们去之前，学校的宣传说“原平县西部是聚宝盆，东部是摇钱树，中部是米粮川”，因为原平的西部藏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东部是水果之乡，尤其以盛产酥梨著名，中部以农业为主。聚宝盆聚了多少宝我们不得而知，摇钱树摇下多少钱也没人说得清，但是要说位于原平中部的下大林村是“米粮川”却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因为那里根本就没米缺粮，何称“米粮川”？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下大林，农业生产处于极其低下的水平，村里没有任何副业，农民的全部收入只来自农业。我们插队的那几年每人一年能分到的口粮（是带壳儿的庄稼，而不是磨成面的粮食）也就300~400斤，很少有达到500斤的年份，其中小麦或莜麦这样的“细粮”也就20~30斤，这是麦子，而不是白面。20斤小麦打出的最精面粉大约7~8斤，中粗面粉是4~5斤，最粗的大约4~5斤，剩下的就是麸子了。每天干着繁重的农活儿却只能吃到7~8两粮食，很多农民，特别是男孩子多的家庭，每到春季就进入“粮荒”季节。 就是这样一个穷村，对于我们这些不谙世事、没有任何谋生本领的十七八岁的城市娃却展开双臂，给予了热情的欢迎和真诚的呵护。我们30个人来了之后被分配到10个生产队，分住在农民家里，和农民一起出工，开始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生活。在老乡的指导下我们自己担水、烧炕，料理所有的生活琐事。我们和农民一起迎着春风播种，顶着烈日锄地，起早贪黑地秋收，凿开冰层深翻土地。在共同生活与劳动中我们学到的不仅是生存的本领，更是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和智慧、淡定的生活态度。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循环往复中，我们这些当年刚刚经过了“文革”浮躁时期的学生娃渐渐长成身强力壮、心智健康的青年人。物质的贫乏并没有削减村民们的爱心，桃子熟了，他们你六个，我八个地送来；杏子熟了，他们拉上我们到家里树下吃个够，再装满两兜子带回家；谁家的枣红了就会邀请我们去打枣吃枣。今天东家送来一碗香喷喷的高粱面“鱼鱼”，明天西家端来一瓶自己酿造的醋，后天不知谁家送来一大包自家腌制的萝卜丝。没有了北京城里的精米细面，我们吃得却更有滋有味；远离家人，我们依然过着充满爱的生活。逢年过节更是老乡们爱心大派送的时候，无论春节、端午、中秋，还是娶媳妇嫁闺女的大喜日子，我们都是宴席上的座上客。虽然白面不多，但饺子做得精致味美，黄米油糕金光灿灿香气扑鼻。当我们和乡亲们一起大快朵颐的时候，真的不知不觉地就“把他乡当故乡”了。那时少不更事，连去别人家赴宴应备一份礼物的规矩也不懂，空着两只手，带着一张嘴就去了，吃饱喝足一抹嘴抬起屁股就走。而老乡们似乎并没有期待什么回报，在他们眼里我们就是些远离父母家人的“娃娃”，他们招待我们完全是出于朴实的“让娃娃们别想家”的想法。他们的款待在当下这个物质生活颇为富足的时代可能不值一提，但是要知道那可是一个“食不果腹”的年代，那些桃、杏、枣都是他们经济来源的一部分，很多人要靠卖这些果子换回粮食和日用必需品。很多人家一年也吃不上几顿白面饺子，甚至连高粱面的“鱼鱼”都不够吃。 端午节是最红火的节日之一，每年这时我们都能遍吃各家的粽子。都说山西人“抠门、小气”，可山西人包的粽子是我们有生以来见过、吃过的最“大方”最“大气”的粽子，看了、吃了山西人的粽子，山西人“抠门”的说法自然也就不值一驳了。与北京、上海、广州的粽子相比，山西的粽子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个头大，每个粽子大约6寸左右高，饱满实成。其次，山西的粽子都是黄米的。农妇们包粽子时将一片粽叶围成杯状，然后就开始往里面装黄米、枣、红豆，边装边往上续粽叶，大约加了三四片粽叶后，粽子就有五六寸高了，填进粽叶的黄米大约有四两，然后封顶、捆扎，紧紧匝匝，一个饱满壮硕的粽子就包成了。那粽子具有当地老乡的特征：茁实，没有一点儿虚浮。上大柴锅煮上四五个小时，一揭锅，粽叶香、黄米香、枣香，豆香，香气四溢。黄米实际上就是脱壳的黍子，比起南方的江米，黍子的生长期长，所以黄米的香味更醇厚，营养价值更高。端午节实际上是老乡一家团聚的日子，在这样的日子里他们没有忘记我们这些远离父母的“京娃子”。节日的早上，我们每个知青宿舍门口都会有几拨老乡等着拉我们去吃粽子，有时我们甚至不知该去哪家了。盘坐在老乡的炕上，面对香喷喷的粽子，口水油然而生。端午的宴会不仅有粽子，还会有饺子，凉拌菜，有时为了招待我们，老乡还会特意做碗红烧肉，炒盘菜。包开粽皮，黄灿灿的粽子上点缀着红红的枣，咬一口，粘润醇香，尽管嘴上粘上黄米粒，也顾不上斯文，一口接一口将一个半斤多的大粽子吃光。那些没有请到我们的人家会回家取上六七个粽子送来，这家送，那家送，粽子堆成了小山。没有冰箱，我们就用洗脸盆放上从井里打上来的冷水将吃不完的粽子泡上，这样至少能放一个星期左右。 端午正值夏忙季节，薅谷、锄地，割麦子都在端午前后，而割麦子是最能显示一个农民实力的活儿。别看平时翻地挖坑的活儿大家都一样挥锹担土，看不出谁干得快谁干得多，有时甚至让我们产生一种错觉，觉得自己干活的本领和农民差不多了。然而一到割麦子的时候我们就露了馅儿。那些日子每天天刚亮我们就和社员一起来到麦田。同长跑一样，大家站在同一条起始线上，面前是一眼望不到头的金灿灿的麦子。由队长分配，每人割九垄麦子，大家一起往前割，割到头每人能挣5个工分，按一个工分两毛钱计算，一上午能挣一块钱。开始了，目标正前方，只听见镰刀与麦子厮杀时发出嚓嚓嚓的响声。弯着腰，低着头，左手抓起一把麦秆，右手挥舞镰刀，不服输的我们暗暗地要与当地农民比个高低。实在腰酸了，胳膊累了，抬头一看，老乡们都跑到两米开外了，赶紧追，然而，谈何容易，心有余却力不足了。腰弯不下去了，胳膊疼得挥不起来了，汗水滴答滴答往下流。古诗说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其实不止是“锄禾”，干什么农活儿都会“汗滴禾下土”，割麦子更不例外。薅谷、锄地还都有可能偷懒而不被发觉，唯有割麦子，镰刀不到，麦秆不倒，一点儿懒也偷不得。这下心里真的服输了，离一个真正的农民还差得远咧，自己刚刚割了不到三米远的距离，前面的人已经看不见了，再看看周围的人，哎，就我们三个知青了，所有的农民都没了踪影，他们可能已经割到了头正坐在地头抽烟呢，或者已经转移到另一地块了，或者已经回家吃午饭了。硬着头皮一寸一寸地往前割，心急火燎地想，这啥时候能割不到头呀，连中午饭也吃不上了。正沮丧万分时，再抬头一看，咦？我前面的九垄麦子已全部倒下了，再看看那两位知青的九垄，也都倒下了。是谁帮我们割倒了前面的麦子？当然是村民们，也许是三个人，也许是所有人。他们割完自己的九垄就开始帮助我们将前方三四米的麦子割倒。此时他们正在前面地头上若无其事地抽烟拉家常呢。你不需要知道是谁帮了你，甚至连声谢谢都不必说。下大林的村民就是这么可敬可爱，他们总会在你需要的时候悄悄地帮一把，不声张，不求回报。 白天累得腰酸腿痛，晚上还要到场院打麦子。在紧张的劳作之余，除了正常的饭点，每天再加餐两三个粽子，令我们劲头倍增，不知不觉就熬过这最繁忙最炎热的季节，心里更是洋溢着暖暖的情意，再苦再累，每天也是乐淘淘的。 山西人的“抠门”实际上是“精打细算”的代名词，精明的山西人能把贫穷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他们不怨天不怨地，脚踏实地地干着自己该干的活计，细致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活，把盖房子，娶媳妇，生孩子，侍奉老人，供孩子上学，报答亲人，招待客人等等人生大事一件一件地干好。走进普通村民的家，你会看到窗明几净，墙壁雪白，灶台黑亮，精美艳丽的墙围画更是原平百姓家中的一景，“龙凤呈祥”，“松鹤百年”，“六合同春”五颜六色的画面寓意着吉祥如意、福寿双全等美好的愿望。只靠农业劳动收入却连口粮都不足的农民能把日子过得这样体面、有品位，不“抠门”怎么行？山西人抠门抠得有尊严，他们抠是抠自己，对朋友，对我们这些外来的“娃娃”们一向是慷慨、大方、包容的。 离开下大林，我们分赴各个工作岗位，有的去了工厂，有的当了兵，有的经商，有的上了大学。岁月流逝，我们从青年走到中年，又从中年迈向老年。在这一过程中除了刻苦学习辛勤工作，还有结婚、生子、照顾老人，为父母尽孝。期间遇到了数不清的困难，然而经过插队多年的洗礼，这些困难再也难不倒我们。当年的初中毕业生如今有的当了教授，有的成为会计师，编辑，银行管理人员，工程师……虽无大富大贵之人，但也都是各自岗位上的顶梁柱。这样的资质绝对不是一个当年的初中生能够胜任的，几乎每个人都是经历了读书、学习的艰苦过程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如今我们这些人已年过花甲，却仍被称作“知青”，这两个字已成为这一代人的印章，成为“自强不息”的代名词。陆陆续续从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退休，我们每年都聚会，回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谈论那乡，那人，那些往事，每个人心里都怀有一份“下大林情结”。这么多年下大林有来京旅游、看病、打工、上学的乡亲都受到我们在京知青的热情帮助和招待。 今年3月，我提议为下大林捐建一个图书室，因为我们都是通过看书学习才一步步走向事业的高峰，我们自己就是书籍的受益者，我们也应该成为读书的倡导者、宣传者和推动者。如今的农民已经不愁吃不愁穿，但是文化生活极其匮乏。下大林人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就在我们插队的那个年月，也有农民熟读四书五经，说起话来引经据典；即便在最缺衣少食的年月，甚至在北京等大城市的学校都停课闹革命的阶段，这里的乡亲尽管生活困顿还是执着地送孩子去念书。基于这样的了解，我们相信一座图书室一定会成为这样一个大村学习的殿堂。 我的倡议一提出，就得到知青朋友的热烈响应，实际上“为下大林人做点儿什么”一直是多年来萦绕于每个知青心中的愿望。从3月份起大家分头去找书，这个100本，那个200本地凑。退休后在“农家女”公益组织工作的陈珊珊立刻将这一消息告诉给下大林村委会，支书石栓牛立即表示欢迎，并指定贺全礼专门负责管理。很快村里腾出一间房屋作为图书室，并做了一块“知青图书室”的木匾挂于书室墙上，还请书法高手贺全礼将关于读书的箴言佳句写成条幅装点图书室。乡领导还向上级文化主管部门申请了20个书柜。在北京我们请知青中的印章新手陈磊创作了“知青赠书”的精美印章，陈磊又请中国书法家协会的朋友书写了有关读书的条幅。这印章和条幅将代表我们陪伴下大林的乡亲们阅读、成长。 5月下旬，第十届北京国际图书节在地坛举办，第二届北京读书季“北青课堂换书大会”活动也在图书节期间举办，得知这一消息，我们立即与换书大会主办方小红帽公司负责人联系，向他们讲述我们插队的生活和对乡亲们的感情，希望他们能将市民们捐赠的书送给下大林乡亲们一些。主办方,被我们的一片真情所感动，经过研究决定满足我们的要求。5月26日北青报记者采访了到地坛换书大会与主办方接洽的知青代表陈磊、柴然、马大华，并于第二日在有关图书节的报道中对我们的这次行动明确表示了支持。27日下午，烈阳高照，四名年过六旬的知青陈磊、刘琮如、柴然、周殊平携三名知青子女段笑天、段娟娟、胡晓哲一起来到地坛方泽坛，将主办方赠送的图书从高高的方泽坛搬下、推出、装车，由陈磊和段笑天开车运回家中暂时存放。其余的人到各出版社的摊位前又选购了一些较为受欢迎的图书。在地坛书市，一些北京市民得知我们要为农村捐赠一个图书室时，立即表示支持，有的当场为我们捐书，有的留下通讯方式，约定日期，将书送来。此次捐书还得到以前在东北建设兵团，在山西其他地方插队的“知青”的援助，以及柴然所在的街道居委会及我们知青的亲朋好友的无私协助。 这次凡是我们能通知到的下大林知青大都参与了赠书，他们是：李志伟、陈磊、归文昌、林肖宁、赵兵、魏松滨、吴宝兴、陈珊珊、李学仁、马大华、柴然、刘琮如、单秀、苏让、李学聪、曹志凤、周励平、周殊平，有人几十本，有人几百本，涓涓细流汇成大海，最终我们汇集了近2000本书。 如何将2000本书送到近500公里外的下大林村又成了问题。都是61、62岁的老人了，有车、会开车者寥寥无几。于是知青柴然跑到六里桥长途汽车站，和那里的负责人及往返北京—-原平的长途汽车司机取得联系。他们得知我们是为农村捐书，说“既然你们是献爱心，我们也要为公益事业尽份力量，我们将免费为你们运送图书。”后来知青李志伟退休后供职的装修公司老板将公司的金杯车无偿借给我们，我们又请到一名在京打工的下大林老乡樊伟为我们驾驶金杯车。因身体或家务等原因不能回下大林的知青马大华、曹志凤、赵兵分别捐款600元，200元和500元。启程之前的几天陈磊开车将林肖宁的书取回，柴然让侄子柴天明开车将周殊平、周励平捐赠的图书、电脑取回，20日樊伟开上金杯车将吴宝兴、陈珊珊、单秀的书取回，李志伟为能挤出时间回下大林，一连几天昼夜加班加点，还派人将金杯车送去保养并协助樊伟去取书。 6月21日，离端午节还有两天，知青陈磊、归文昌和柴然的儿子段笑天开着各自的私家车，载着刘琮如、李志伟、柴然、陈珊珊、魏松滨和周殊平，金杯车载着我们捐赠的大部分图书、电脑、手风琴及一些衣物、鞋子和糖果点心等礼物上了京藏公路向山西原平驶去。那一天风调雨顺，路况极好，似乎一切都在为我们的公益活动提供方便。经过6个多小时的行驶，下午三点多我们回到了阔别37年的下大林。乡党支部书记石栓牛携村委会全体人员和一些乡民已在图书室等待多时。大家一起动手将沉甸甸的书搬进二楼图书室，来不及打开书箱，我们就三三两两地攀谈起来，大家谈过去，谈现在，谈将来。那浓得化不开的乡情弥散在20多平米的图书室，历久弥新。 下午我们急不可耐地跑到村里的各条街上去看看下大林的今天。原以为下大林也会像中国的很多乡村那样荒寂寥落，甚至破败，死气沉沉，只剩下留守老人和孩子。不是。也许是因为下大林是乡政府所在地，也许是因为这是一个有着2000多口人的大乡，这里居然有着商业一条街，街道两旁林立着百货店、餐馆、旅店、粮店、蔬菜水果店、洗澡堂、纸花店，饲料店，药店，乡里还有幼儿园、小学校、卫生所等等，街道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很是热闹，我们甚至看到有年轻人在店门前跳着交际舞。可以说老百姓生活所需要的一切都可以不出村就解决，而唯一缺的可能就是书店，或者说是图书馆，可以说我们这次捐建的图书室，实际上也填补了乡里的一个空白。 晚上村委会在乡里最大、也算是最“豪华”的饭店宴请我们。令我们感到意外的是他们还从原平城里接来了曾经在公社负责知青工作、后来成为原平市副市长的年过七旬的郭英同志。丰盛的饭菜摆满两大桌，当地干部和知青20来人边吃边聊。山西话、北京话，欢声笑语，一支支香烟，一杯杯美酒，仿佛时光又回到过去插队时的某个节日宴会，然而眼前盘子中的鱼、肉，分明告诉我们这已不是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而各位头上花白的头发，满脸的皱纹，也都在提示我们，时光已经走过了三四十年。几位在座的村干部在我们插队时还都是正在读书的中小学生，而当年的村长、队长有的已经作古，有的行动不便不能前来了。书记石栓牛讲话，感谢我们的奉献，他说下大林就是你们的第二故乡，希望你们常回来看看。宴会上郭英和知青们还讲了很多我们插队时的趣事、糗事，直至午夜仍意犹未尽。 晚上乡亲争相请我们到自己家中留宿，陈磊和刘琮如到了樊还宝（就是樊伟的爸爸）家，李志伟、归文昌、魏松滨到了贺全礼家，陈珊珊、柴然和周殊平到了李会考家。 第二天，我们去拜访过去的老房东、老队长、老朋友。我去了房东绪堂大哥家，又去看望了当年任教时的领导王恩田校长。不幸的是两位刚刚过了70岁的人都患脑梗十几年，两人同样目光呆滞、行动迟缓。曾经粗壮敦实的绪堂，如今步履维艰，需要拄着拐杖，一步一步挪动，而当年精明帅气的王校长不仅行走困难，而且右手已经僵硬没有了知觉。令我感到惊讶的是，两位病人见到我，都是在停顿一秒钟后，便能叫出我的名字，壮汉绪堂还流下激动的眼泪，他说做梦也没有想到在有生之年还能见到我。40多年了！当年绪堂的大儿子美君只有5岁，如今美君已经当了爷爷。而王校长在妻子离去后又有了新的家庭，因为这次主要是带图书来，无法携带太多行李，也没能从北京给他们带什么礼物，我只能在当地的商店给王校长买了两件长袖T恤和无糖豆粉、蛋白粉，给绪堂和夫人留下100元钱和一个保佑平安的玉佛项链。离开他们我感到深深的内疚，为什么没有早点来看看这些乡亲们，为什么直到他们病成这个样子才来，这么多年都干什么去了？我去绪堂大哥家的时候，大嫂正好出门了，第二天一早，这个70多岁的老人一个人走了2里路找到我住的李会考家，说让我临走前无论如何再去一趟她家，她给我准备了带回北京的东西。第二天我又去了她家，带来两包7件从冬到夏的衣服，而她把足足5斤的红枣，3斤黄豆，1斤绿豆，2斤红豆，还有晒干的香椿叶和自己亲手做的盖帘等送给我，而且硬是把我送回驻地，再自己走回去。 下午我们开始整理图书，打包、分类、登记、盖上印章。郭英说要举行个仪式，还要请几位有关的领导来参加，并请电视台和报社的记者来采访。不巧的是，正值端午节公休日，机关单位都已经放假，再召集人也不容易了，况且我们感到这次带来的书有一部分不太对路，所以还是低调一点儿，待以后做得更好了再说吧。如果说要宣传，我们希望多向乡亲们宣传一下读书的好处，让读好书在乡里蔚然成风，以使乡亲们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提高文化素养，拓宽致富道路。离开北京前我曾让儿子在网上给下大林订购了3本最新出版的书，都是北青报连载过的，如果这种方法能够行得通，以后我们可以经常购买一些畅销书送给他们。 23日是端午节，一早房东会考就用粽子招待我们，他媳妇李培梅前两天就包好了粽子，端上来时已经剥去了皮，依然那样金黄剔透，那样香醇粘润，几十年间吃过无数粽子，都是超市里卖的，小枣的、豆沙的、鲜肉的、腊肉的，都是白色的江米做的，所以见了这黄橙橙的山西粽子还是感到那样新鲜诱人。几天来在好几位老乡家吃饭，他们变着花样给我们做有地方特色的饭食，除了粽子，还有黄米糕、高粱面鱼鱼、莜面窝窝、荞面碗坨、八宝粥、饺子等等，几位村干部、老乡几乎全程陪着我们，给我们以贵宾待遇，让我们倍感温暖、舒适。只可惜村子太大了，想要去看望的人太多，时间有限。
从羚羊的博文中借一张五位山西插队同学的照片，其中左1-4是捐书者苏让、单秀、刘琮如、李学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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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24 18:32:20
发表于 2014-4-24 18:4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