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老猫 于 2014-4-6 08:00 编辑
李吉是1969届166中学文革时期的毕业生，那时候学校改名“红卫中学”。 我与他的相识源于网络（至今没见过面），2011年10月6日，他从我的博客中借走了两张西花厅小学的照片，就此知道了我们是校友。在他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了分别49年的小学老师，并于当年11月25日与老师幸福地聚会，为此曾写博文《网络真奇妙——分别49年的小学师生见面啦 》(2011-11-26 20:11:44)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a767ba0100w75y.html#cmt_2286389记录之。 前不久，韩冰老师说目前没有69届的同学与学校联系，我马上想到了他，并邀请他写篇回忆母校的文章。昨天他将文章发在他的博客中http://blog.sina.com.cn/s/blog_63f907860101koka.html 因为他刚在论坛注册，还不大会发帖，我替他转载过来。 读这样的文章，心情不会好受，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该读书的时候，没有书读，不是学工就是学农，16岁就被送到茫茫的黑土地屯垦戍边，但是我们不能忘记那段历史。
我的母校北京第十二女子中学-----《红卫中学》150周年校庆有感 (2014-04-04 14:34:20) 李吉（网名勤奋吉子）
北京第十二女子中学（女十二中）在北京尤其是在东城区那真是赫赫有名。一流的教学水平，严谨的校风，造就了无数的才女，能够考上女十二中那是多少女学生梦寐以求的心愿啊。 我是1969届女十二中的毕业生，但要声明一下，我可是男性学生。我们69届毕业生开创了女子学校一百多年来毕业生的先河，因为从这一届开始，女校有了男生。我们是女十二中的第一届男毕业生，也是走进女校上学的第一拨男学生。 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情了，记忆有些模糊了，我们进入女十二中后，学校改名为红卫中学。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这个校名可能用了不长时间。后来听说改叫166中学了，那时我已经在黑龙江兵团落户了。 我记得我们的教室是在校园前院通往后院的夹道里，是东房，房子很破旧。记得非常清楚，李九如老师、王福全老师教过我们。我们上中学时，由于文革造成的原因，69、70届的学生入学的时候是一起被就近分到这个学校的，两届学生各招了八个班，都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怎么分出谁大一届呢。当时的校领导还是很聪明的：69届的学生大一岁，就叫甲班，70届的就屈尊为乙班。我是69届的，为甲班，我是甲八班的。70届的就是乙一、乙二....这在学校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吧？ 从我们这届开始，北京就再没有分过男校女校，都是男女同校了。这可是可以载入史册的事情。 男生进入女校，首先上厕所就是麻烦事。以前没有男厕所，我们入校时，厕所都是现贴的条，把一部分女厕改为男厕。刚开始，高年级的女生由于习惯的原因，还有走错门。进了男厕所，那在学生中可是个笑料。谁逮住了这个笑料就像有了让大家发笑的法宝，时不时的抖落出来，逗大家笑笑。 我们68年进入中学正是文革时期，男女界限分明，男女同学都不说话，教室里面先进了女生，男生就在外面等着，直到老师来了才一同进入教室。还得说一下，六九届毕业生怎么68年才入学呢。这都是文革给我们带来的“好处”，让我们多“玩”了两年。 入校后我们是怎么上课的呢，每天第一件事是早请示，就是由班长带领大家对着毛主席像一同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还要祝愿那个副统帅永远健康。然后唱《东方红》，背《语录》。这样一折腾，就占去了每天很多学习的时间。有意思的是迟到的同学进了教室，不管老师此时正在讲什么，掏出毛主席语录挥舞着大声做着自己的早祝愿。那时主席像都悬挂在教室的前面，他认真的、旁若无人地站在讲台边，面向主席，背对着我们，做着早请示，老师停下来，同学目视着他，直到他坐到位子上，没有人敢阻拦，大家都安静地让他请示完，没有人提出异议，谁也不敢提出抗议。试想第一节课如果有几个迟到的，还能学什么呢？还有时间学什么呢？ 我们那时上学简单，不用背书包，兜里要装着毛主席语录这是必须的。红宝书一天不知要用多少次，早上请示要用，开大会呼喊口号要用，不知什么时候就要打开语录多少页朗读一遍。我们每天虽然按点上下学，可是文化课没有学到多少知识，记忆中英语课是一位姓周的老师教的，只学了英文字母和毛主席万岁，其余的老师也不敢教哇。没有发过教科书和课本，老师觉得怎么讲符合当前形势，就怎么讲，那时的老师也是不敢越雷池一步。数学课还不错，因为不牵扯政治，老师教的还算顺当。教了正负数、一元一次方程，同学们学的很认真，我数学的底子就是那时学的，到现在还记得非常清楚。 经过了文革，对于学习学生中也是分为两派，有渴望学习文化知识的，也有认为读书无用的。一些好学生回家按时完成作业，认为读书无用的人，干脆就不去做作业，也没有老师去指责，更没有家长的督促。这样的日子没有多久，我们就开始学工、学农了。 学工是在朝阳门的仁利麻纺厂，我们当时是十四五岁的学生，现在想起来就像童工一样，每天和师傅们一起三班倒。头一次进工厂看什么都新鲜，纺织行业的工厂不像机械局的工厂和钢铁打交道，相比之下还安全些。可能也是考虑到学生年岁小，怕不安全的缘故吧，才选中了麻纺厂。刚进厂师傅真是手把手教，学生更是认真地学，织麻袋布没有多少技术含量，时间不长我们就基本掌握了技术要领，能够独当一面了。师傅省心了，有充足的时间聊天喝茶抽烟了，我们小童工不敢走开半步，兢兢业业地坚守岗位一干就是8小时，白班还好说能够坚持下来，上夜班小小年纪真是顶不下来。凌晨困得不行头晕脑胀、哈欠连天。嘈杂的织布机发出的噪音，哐哐哐响起没完没了，让人恶心的油腻味儿，混浊的空气，使我们难以坚持。吃夜班饭时织布机关机后，厂房一片寂静，再也不用大声喊叫讲话，我感觉似乎血液一下落到脚底。头重脚轻一点胃口没有，抓紧时间赶紧找地方睡上一觉。女同学干的是缠绕梭子的活计，钢叉飞速旋转使麻绳一层层缠绕到梭子上，一不小心手就被钢叉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有时打得重了还会肿起个大包。我们是68年11月开始学工，那年没有放寒假，一直干到69年春季开学才结束。学工使我的体重降了好几斤。终于熬到头了，总算又回到学校闹革命了。 学校的工宣队是电车公司派来的，有一个工宣队负责人是影星周里京的哥哥。军宣队不知是哪个部队的。他们组织我们开展大批判。不知因为什么原因一个印尼华侨学生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各个班级开批判会就把她拉到班里揪斗。这班开完那班又接上了，没完没了的批判会，哪还有时间学习文化课啊。 春季回到学校，没过多久学农又开始了。记得通县城关公社是我们学校的学农点。为这次学农，军宣队出了个“好”主意---徒步走，目的是锻炼我们的意志，也借学农的机会，搞一次拉练。学校通知我们晚上九、十点钟到学校集合，徒步行军走到通县。同学们按班级集合排队，走在宽阔的长安街上，一边行军，一边拉着歌儿。刚开始同学们很兴奋，浩浩荡荡的队伍步伐整齐，雄赳赳气昂昂，迎来不少行人赞许的目光。走出城市后，队伍行进在通往郊区路灯昏暗的公路上，四周黑漆漆的，看不到什么景致，只有路旁的亮着稀疏灯光的村落和长着茂盛庄稼的田地。大家的兴奋劲完全消失了，那时同学们家中都不富裕，脚上的鞋也不适合长时间走路。有的同学脚上打了血泡，慢慢地就有掉队的了。经过大半夜的锻炼，天将亮时终于走到了目的地。 到达农村后先同当地的农民搞大批判，再进行“忆苦思甜”，吃忆苦饭。然后由农民带领干各种农活，干得最多的活儿是旱插秧。稻田在没有放水前先插秧，然后再放水，我们住在生产队的牲口棚里，铺上稻草就睡在上面，饭是学校借老乡家灶台做的。那时还是票证年代，我们交的粮票是粗粮票，所以天天上顿下顿都是窝头，菜只有一个熬西葫芦，没有一点油水。通县农村的稻田里，生长着很多青蛙，晚上窗外一片蛙鸣，同学们就想起捉青蛙吃田鸡腿改善生活，不过好日子只过了一天，吃了一次煮田鸡腿就被老师制止了。学农的时间有一个月的时间吧。我们还去过一次北京朝外的六里屯生产大队，去支农拔麦子时间不太长，也是背着行李步行去的。还去过北京西南郊苗圃为树苗除草，有两个星期左右的时间。这哪是上学呀，明明是劳动改造吗？ 劳动结束回校上课没多久，学校接到新的任务，要我们参加68年国庆庆典的活动，全体学生停半天课练队，这可是政治任务不可怠慢。68年文革的极左风潮还很浓，我们游行前面方阵的行进曲目是《四个伟大》，我们方阵的曲目是由八个样板戏拼凑起来的。我们跟着样板戏模型车的后面，边跳边舞。好几个学校的学生参加这个方阵的排练，总合练是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庙的广场上，坑坑洼洼的地面稍不注意就会崴脚，我的同学里面就有崴脚落下病根的。我们跳的算是忠字舞的改良吧，男同学身穿屎黄军装，每人一把大“铁锤”，女同学白上衣天蓝裤子，每人一把“镰刀”，用于表现和歌颂工农吧。练队又是一个多月过去了。同学们一个个晒得黝黑，刚刚收了些许的心又野了，哪还能静下心来学习文化课呢？国庆节游行后，毛主席最新指示频繁发表，学校规定听到广播只要是最新指示发表，必须到学校参加游行庆祝。发表最新指示往往都在晚上，同学们集合在校园里，按班级列队，鼓号队前面开路，同学手举红宝书跟在后面呼喊口号，一直走到长安街西标语塔才转回来，长安街上人山人海，都是庆祝最新指示发表的人群，场景热闹非凡。人们扛着语录牌、举着彩旗、载歌载舞、呼喊口号，直到半夜才告结束。现在回忆这些往事，简直是笑谈。可当年确实是这个样子，是人民群众愚昧吗？真是说不清。 转眼来到1969年，放完寒假，正式复课开始学习文化知识了，同学们学习的风气也逐渐好转。学校还派来高年级的学姐作为辅导员来帮助我们补习文化，我们还成立了家庭学习小组，同学们聚在一起做作业，互相帮助补习文化知识，那时的我们多么渴望汲取知识的源泉，来滋润我们文化枯竭的头脑。 可好景不长，暑假期间又组织我们这一届到酒仙桥农场去劳动，当年叫东风农场。原本计划劳动一个月，就在劳动期间突然接到通知，让我们回校准备分配，这突如其来的通知同学们都傻了，不知什么样的命运等待着我们。 高年级的学姐一拨又一拨地奔赴东北、内蒙、山西、陕西插队落户。我们上一届68届的有一部分留在了北京，分到了工厂。我们盼望着能天降良机，让我们这届留在北京，留在父母身边，我们还小啊，最大的才16岁，最小的才刚刚14岁。人间之事往往事与愿违，分配方案下来69届毕业生全部上山下乡，北京一个不留。高年级学姐还有少部分留在了北京，我们69届怎么是这个命运呢？消息来的太突然了，惊得我们目瞪口呆。 我们就要迁户口离开北京了。这对于我们来说简直就是噩耗，可是在当时的环境下谁也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我的心情是麻木的，我们还未长大成人。自己没有主意了真的不知该怎么办。这时黑龙江农场的人员已经来校接人了，他们给我们开会介绍农场情况。我们回家探听家长的意见，那时家长压力也很大，如果不支持子女上山下乡，单位也会对他们施加压力，让你的日子没法过下去。据说也有没有走的同学，家长被扣上了反对上山下乡的帽子，开除了公职。所以当时面对上山下乡的洪流他们也只有顺应的份。既然必须走，那就赶快报名和同学一起去一个地方，好有个照应。听黑龙江农场来京人员介绍的情况，相比之下还是黑龙江兵团好些，虽然寒冷但能够吃得饱还有工资挣。所以我们班大部分同学都报名去黑龙江兵团了，我也是其中一员。 一个月时间里，就决定了自己的命运了，紧跟着就是迁户口，办手续，买箱子，购置生活必需品，朦朦胧胧，懵懵懂懂，忙忙叨叨，糊里糊涂地我们于69年8月26日登上了开往黑龙江的列车。心里想的我们还是去学农，过不了多少时间就会回来的。不知别人怎么想的，反正我是这么认为的。 送我们奔赴黑龙江的是女十二中姓宁的一位女老师，她在我们分到农场各个连队后，到连队探望我们并一一告别。临分别时女同学流着眼泪拉着老师手说：“您就扔下我们不管了？"，老师和同学抱在一起哭了起来。老师走了，把我们留在了北大荒。自此以后我和女十二中就再也没有联系了。我是女十二中的毕业生，却没有发给我们毕业证，但我曾是她69届的毕业生永远写在了我的人生履历里。 这就是我在女十二中真实的生活、学习记忆，我保证没有一丝一毫的掺假。我是该怨天呢还是该怨地？我们69届毕业生为什么是这个命运啊？我们这一届是没有学到知识的冒牌知识青年。我没有说错吧！ 1969届的毕业生在166中学的档案里是一页空白，没有留下任何记载，这不难理解，这届学生在校一共只待了一年多的时间，还有半年多的时间离校去学工学农。文化课也就学习了半年多的时间就毕业了，而且这届学生基本都做了知青，离开北京上山下乡了。我们这一届对学校的感情不深，它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值得留恋的记忆。之所以69届的学生不愿参加母校的任何活动还是能够理解的，原谅他们吧。不过这次母校的150周年校庆我是一定要参加的。因为那里记录着我人生的一段经历，一段没有欣喜，没有色彩，没有浪漫，甚至有些灰色的学生时代。 让我难以忘记的母校，我是你的69届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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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6 08:00:45
发表于 2014-4-6 09:4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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