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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忌日说当年（四）
温爽 (2014-02-08 18:59:27)
一九六六年初夏，文革中的北京被“红色”风暴席卷。先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后是停课、揪斗。这股“红色”旋风，从大学刮到中学，又以势不可挡之势横扫全国。批斗对象从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到各领域的地富反坏右。抄家、带着高帽子游街，“文化革命”的烈焰熊熊燃烧。 学校停课了，“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杀！杀！！杀！！！嘿！！！”，“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歌声、口号声随着大串联传遍全国。 红色风暴很快成为“红色恐怖”，批斗校长执行的十七年的教育路线、批斗学校的“牛鬼蛇神”（文革前，女十一中的教学中坚力量中有海外归来的留学生、有黄埔军校的旧军官、还有摘了帽的右派。） 论造反精神，女校一点儿不比男校逊色！被关押在“牛棚”的教职员受到残酷的迫害。批斗会上，他们脖子上挂着沉重的木牌，木牌上写着“教育路线的黑打手”、“历史反革命”、“日本特务”等等。母亲的老同事李伯伯是黄埔军校毕业的，曾在国民党空军服役。他讲起一九六六年被关在“牛棚”的遭遇真是令人发指。剃“阴阳头”、用皮带抽，最不能忍受的是让他们喝尿、吃屎拌的面条。母亲学校体育哈庆慈老师在遭到百般折磨后跳楼自尽。 文静的女学生变成了狂热的打手，血腥的岁月不堪回首。说起母亲，还算是平安。贴她的大字报，只是说她穿高跟鞋、吃饭用叉子等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母亲沉默着、思考着。“文化革命怎么能随便把人打死呢？”母亲曾对我说。“这些老师历史上的材料，学生是怎么知道的呢？” 今天没被揪出，不证明明天不被揪出来。 教音乐的张老师，拿着存折到银行取钱。银行让她回单位开一个证明，证明她不是黑帮、不是牛鬼蛇神。学校当局给张老师开了一个证明。上面写着“此人至今尚未被揪出。”多么严谨、多么可笑的证明信。 王老师是大学毕业后的参军，后转业到学校。王老师的丈夫原来是军队的老干部，转业后在北京近郊农场当场长。这么一个革命军人出身的老师，因为劝阻打人行为被剃了阴阳头。这件事，对母亲刺激很大。那时她正在学校帮厨，给串联来京的红卫兵做饭。走！母亲和另外两个老师串联去了。 串联，网上这样定义：1966年，中央文革表态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经验，也支持北京学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1966年9月5日的《通知》发表后，全国性的大串联活动迅速开展起来。 大约六七月间，全国已出现“串联”师生。外地来京者大多是到首都北京取“文革造反经”和接受毛主席接见的师生，北京赴外地者大多是去各地煽风点火帮助“破四旧”的师生。 母亲去了广州，她不是去“煽风点火”，她是躲出去了。三十六计走为上！从广州回来，给我们背回来很多南国的水果。有荔枝、杨桃，满满地装了一网兜！ 1966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文斗不要武斗》，提倡在文化大革命中，要充分利用大字报，进行大辩论，大鸣大放。……让群众去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发挥自己的智慧和天才。 母亲的学校也成立了不少战斗队。母亲参加的战斗队叫“劲松”，开会、写大字报比给学生上课时还忙。所有单位都有两派、三派或者更多派在打派仗，真是口诛笔伐！无论哪派，都用语录武装自己，都认为自己是最革命的！现在想想，上面的事老百姓知道个啥？ 有一次在大街上看到一条大红标语，上边写着”打倒某某！某某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姓名上打着叉。 “这个人找过你爸，我们刚结婚那会儿。”母亲说。“那时候你大爷还在日本。这个人找你爸爸谈话，让他到日本去做日侨的工作。当然是秘密工作！我没让他去。” “为什么啊？我爸那时候要去了，现在也是大领导了！” “当领导？那时候不在日本丢了性命，现在也得被揪出来批斗！” 我看着标语上东倒西歪的名字，觉得母亲的分析不错。 私产房交公了，腾出来的东西厢房很快搬进三户人家；入党多年的姥姥无尽无休地检查，批判自己官僚资产阶级的出身；大妹在学校被人骂是狗崽子，上课时有人往她的后背扎按钉。厌烦了这一切的我，1967年冬去了北大荒。 承受着生活的压力的母亲照样上学校“斗批改”，学校的对立面说“也没怎么着她，她跟着闹什么！”在那些人的眼里，没怎么着就是没有被抄家、没有被关押、揪斗。从不关心政治的母亲，变得敏感、激进。她说，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自古以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激励着一代知识分子，母亲就是其中之一。在她的教育下，弟弟在八十年代末的那次政治风波中被关押。后因病去世，年仅二十七岁。母亲承受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失子之痛。不到一年，又承受了我父亲去世后的孤单。她在日记中写道 “Dec . 8 1941年今天太平洋战争爆发。早上听走读同学说协和被包围。第二节课后，我们去公理会礼堂练习歌咏比赛。突然叫我们回教室。校长说日美宣战，学校无限期停课，住校生可以回家。我记得我放声大哭，教室里哭声一片。“我们从东北逃到北京，还是亡国奴”今天回想起来太幼稚了。其实北京已沦陷4年了。贝满（女中）又怎能成为世外桃源呢？我们这一代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又怎能轻易忘怀？ 1990（年）的今天，毛毛（我弟弟）从秦城回来了。7号晚士超（我父亲）回家告诉我，一时忘情来了个革命大拥抱。一夜都很兴奋。今日一上午去北大红罗场农贸市场，然后去黄亦进家，告诉他毛毛今日回家。又和十一姑通了电话。回了家，我仿佛看见毛毛被人扶着，满脸胡须步履缓慢从拐弯处出现。我奔了过去抱住他，心中暗自吃惊，我的毛毛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怎么这么瘦？这样没有精神？是26岁，还是62岁？受到了什么样的折磨？11月3日见面时比这时好得多呀！我下决心要把他养胖，在家庭的小窝里，再让他回复昔日的纯真。三姐、小马、王成和服装学院的张老师去接。我看到了，免于起诉的东西。正像人说的“狗屁”。当时是高兴、是决心。我认为我一生中还没遇到过我不能克服的困难呢。可是这一切都成为过去，我的毛毛一年后终于离开了我。带走了我的希望。 92年今天，士超离开我十一天了。我（被）运在3000里外的哈尔滨市。故乡的一切也难弥补我心灵上的创伤。表面上我在活着，我的心都在91年12（月）20日（弟弟去世的日子）已死去了。
母亲啊，母亲！我看到了你滴血的伤口，我看到了你孤寂的灵魂。 从1978年至母亲去世，她做过五次癌症手术。身上的刀疤记录着五次死里逃生。可是母亲一直用乐观态度对待疾病，三十年的抗癌经历，创造了癌症病人存活率的记录。 2007年我手术后，母亲被查出了骨癌。陪着母亲去肿瘤医院，挂了特需门诊，请了肿瘤专家。结论是残酷的，这次再不可能通过手术进行治疗，只能采用保守疗法了。 母亲又一次住进了医院。临出家门，她恋恋不舍地说“这次住院就回不来了。”我强忍着泪水说“这可不像是您说的话！医院离家这么近，哪天想回家就回嘛。”住院那天是2008年的正月十五，直至去世她在医院整整住了一年。 这一年，我亲眼目睹了母亲所受的折磨。她造血机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身体越来越虚弱了。医生问我，还要输血吗？母亲已经输了十几次血。我说“为什么不呢？无论是公费药还是自费药，只要能挽留母亲的生命……” 母亲熬过了春节。大年三十我在家包了母亲爱吃的酸菜饺子送到病房，她费力的吃了两个。这是母亲生命中最后的一顿年夜饭。母亲带着对我们的爱走了，母亲带着生命中的遗憾走了。 听母亲说，我小的时候，每天她去上班去我都要“例行”哭一次，以示欢送。母亲说这话的时候很有些调侃的味道。是的，我小时是个乖乖女，娇气、爱哭。我想告诉母亲，我现在不哭了。我学会了隐忍，学会了坚强！我要让天堂里的母亲放心，我会像她那样做生活中的强者。 我曾在2010年的母亲节写过一首《清平乐——母亲节思母》。
清平乐——母亲节思母 云连小雾，寂寞独思故。梦中千里寻娘路，不忍归来叹磋。 铭记良师严母，忧国慷慨陈词。大爱有谁能解？须疾风暴雨后。
《母亲忌日说当年》系列写到这里就结束了，母亲在相框里慈祥地微笑着。我用往事，再现母亲的音容笑貌；我用思考，追寻母亲一生的心路历程。母亲走了，但心依旧在等。等得痛不欲生，等得死不瞑目。 我，还在等吗？没有了希望也就没有了失望——这就是您的狗尾巴草要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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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2-13 09:14:52
发表于 2014-2-13 20:4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