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温爽的文章《母亲忌日说当年》（二）

老猫

         母亲忌日说当年（二）        (2014-02-05 12:43:22)

                                                                     温爽

      今天是母亲的忌日，不想用泪水洗刷心中的悲恸。追思母亲生前的岁月，往事在朦胧中叠印在一起，像一张张发黄的老照片……

      还记得，小时候看过一本小人书。讲的是有两个兔妈妈，它们都有一个兔宝宝。一个兔妈妈给它的兔宝宝一棵白菜，另一个兔妈妈给它的兔宝宝一袋菜籽。得到白菜的兔宝宝很快就把白菜吃光了，得到菜籽的兔宝宝把菜籽种在地里，收获了很多白菜！母亲，就是那个给我们菜籽的兔妈妈。

      七十年代末，大批拖儿带女的知青回到城里，“就业”，成了社会上最大的难题。1979年我带着女儿返城回到北京，成了知识青年待业大军中的一员。为了缓解就业困难，有些单位可以办理“接班”（有的地方叫顶替）手续。所谓接班，就是父母提前退休，然后安排退休职工的子女在原单位工作。至于安排做什么工作，这里的学问大了。全民单位与大集体单位待遇相差极大。有了全民单位的指标，就是找了个铁饭碗。就连找对象，也要问问是全民的，还是大集体的。至于街道工厂，就更不沾边了，工资低、福利差，返城回来的谁都不愿意去。现在想想，那时候就开始“拼爹”了。有“路子”的，可以去当兵，可以保送上大学。小百姓的子女没做成“共产主义接班人”，倒成了父母的接班人。

       母亲的学校属于事业编制，我和她商量，能否接她的班。母亲简直就是没有考虑就拒绝了！“你到学校能教书吗？你能干什么啊！再说，我还没到退休年龄。”母亲这番话，彻底粉碎了我的“接班”梦。    那真是一段悲催的日子！整日在家里看孩子、做家务，看着家里人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想着两地生活的现状、遥遥无期的待业，心中充满了烦躁。无端的发脾气、没有理由的落泪。有一次和大妹打了一架，大妹说“你上北大荒是自愿的，不是我留北京占了你的名额！你犯不着和我发脾气！”气得我嚎啕大哭。大妹和我吵完架虽然没道歉，倒是给我女儿买了好些好吃的东西。

       母亲看我情绪这么不稳定也很着急，她找到学校跟总务处说了我的情况，揽了刻蜡纸的活儿给我。那时候没有微机打印，学生做卷子全靠油印。这就需要先把蜡纸刻出来，再用油印机一张张的印出来。看着母亲带回家的钢板、蜡纸和刻字笔我挺高兴的，毕竟刻一张卷子有几毛钱的进项。我费劲儿地刻好一张让母亲看，母亲的脸色就不好看了。“这就是你刻的啊？这是给学生做的卷子，一定要认真！不能有错字。”我能说啥呢？

       后来，再也没出现过这样的失误。

       母亲的严格、母亲的认真，不但体现在对我们的教育上，更多的是体现在她对工作的态度。

       原来她是教历史课的，六十年代校领导调她去教英语。母亲回忆是说“几十年不看英语了，接受这样的安排困难还是挺多的！”母亲重新走进了教师函授大学。边工作、边学习。那年，弟弟才出生不久。四个孩子的母亲就是这样努力学习、不断完善自己的业务水平。身教胜于言教，大妹后来在工作岗位上考取了北师大，我后来读业大、考会计师，都与母亲的榜样有关。

                                             文革中，母亲（第二排左四）与学生合影

       母亲一生从教近四十年，真是桃李满天下！母亲爱她的学生，她的学生也热爱他们的老师。我说“妈，您一生最大的财富就是学生的有成！”这话，母亲爱听。文革前，母亲教书的中学是女校；文革中，成了男女混合学校，她很快适应了这样的变化。建立班委会，发挥班干部的管理作用。那时候叫“复课闹革命”，上课时间少组织活动多。学工、学农、学军；今天批判这个，明天批判那个；举着纸花参加长安街迎宾活动，打着红旗庆祝最新指示发表。

      “没有一个有能力的班干部哪行！”这个有能力的班干，就是住在钱粮胡同的刘L。刘L的父母都是外交人员服务局的，中美建交后刘L的父亲成了老布什的翻译。母亲第一次去刘L家访，就认准了这是个班干部的好苗子。“刘L把开了一道缝，露出半张脸说家里没大人。听说我是老师才把我让进门。”母亲回忆当时的情景。刘L头发剪得短短的，像个男孩子。她很谨慎，问什么说什么。还说他父亲叮嘱过，不能给外人开门。非常时期，这样家庭的孩子表现出不符年龄的成熟。

       母亲不喜欢弱弱的女孩，这与她自己的性格有关。“女孩，不能靠漂亮打扮取悦于人；女孩要和男孩子一样靠自己奋斗，才会在事业上有所收获”。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教诲中长大的。

       刘L果然不负母亲的希望，很快表现出她的组织才能。那是一个唯成分论的年代，刘L不是“红五类”，母亲就安排了工人出身的男生霍当班长。这个人我也认识，老实厚道，毕业后常来我家看望母亲。几十年过后，他们班的同学聚会给母亲拜年。母亲说，那时候班里的事情大主意都是刘L拿，出面的却是霍。“老师有点儿计谋！” 刘L说。几十年后的她自己开了公司，打扮还是那么男性！

       “没有计谋行吗？”母亲笑着说“这当时，还有人说我阶级路线不清呢！”那时候，学生毕业分配工作出身是最重要的一条。比如，前面提到的霍同学就分配到了国营大厂。非“红五类”出身的，能分配去扫街就不错了！面对这一切，母亲只能尽最大的努力去帮这些学生。

       母亲有个学生叫崔K,出身一栏填的是反动军官。“安排到咸菜厂人家都不要！”母亲说。这学生有点自暴自弃，整天吊儿郎当的！“崔K挺聪明的，这样下去这个孩子就完了！”母亲到崔K家家访，了解到崔K的父亲是傅作义手下的军官，是和平解放北京的起义人员。母亲就问“那崔K的父亲有起义证吗？”得到肯定。母亲说“参加起义人员都是既往不咎的啊。把起义证给我，我去办这件事！”母亲说到做到，拿着起义证说服了工宣队领导，这才把崔K分配了工作。“贺老师真是爱管闲事！”有人说。更有“左”派上纲上线说母亲阶级路线不清。

       说起“管闲事”，还有这样一件事给我了很深的印象。

       大概是八十年代，我父亲那时在宣武区副食管理处的业余学校教课。宣武区副食管理处的下属商店有一个卖肉的，自己在北京上班，妻子儿女都在老家。他儿子该念高中了，想到北京来借读。有人说，温老师的爱人在中学教英语，你找找他办呗！”辗转着找到了父亲，父亲说“念书是好事，但不知能不能办成。”这孩子由他爸爸领着去见我妈，手里还提着点心和水果罐头。母亲一见这孩子，心里有点不塌实。“又矮又瘦像小土豆没长开似的，不带一点机灵劲”这是她的形容。母亲了解了他的学习情况，又用英语提出一些问题，学生腼腆地一一回答。觉得他的基础不错，母亲答应试着办办。不过，那些礼品坚持要他们全部拿走。作为一名教师，她从来不收学生、家长的东西。去家访，母亲连人家一杯糖水也不喝！她说，这是原则。

       学校不愿意收这个孩子，但又不愿意“驳”我母亲的面子。她毕竟是学校的骨干教师，还担任着英语教员组组长。校长提出给这个孩子单独考试，假如考试不合格就不能办理借读。结果，考试的成绩不好。原因是试题超出所学的范围，有高中的内容。母亲大怒“这事儿是谁干的？谁出的考题？不就是想念书吗？旧社会高玉宝要读书没有书念。新社会了，想念书怎么还这么难！”她这么一闹，学校同意暂时借读。但提出，中考必须在前十名，达不到目标还得走人。母亲嘱咐这个孩子“这回可就靠你自己努力了。”这个农村孩子真挺争气，中考名列十名以内，名正言顺办理了借读手续。后来，考上了复旦大学，给“恩师”寄来信和贺年卡片表示感谢。

       母亲爱学生爱到可以不惜得罪学校领导的份儿上，现在看来简直就是不可思议！一个两不相干的学生，母亲为什么就这样鼎力相助呢？这与她的耿直性格有关。有人在下边议论“她这么卖劲儿地给人家办借读，是不是受了人家的好处？”母亲说“我懒得搭理他们！”

       每逢春节，母亲教过的学生一批接一批来拜年。他们捧着鲜花、提着水果来探望母亲。顿时，家里话语不停笑声朗朗。母亲能分辨出每个学生叫什么名，说着他们几十年前的趣事。这时候的母亲是幸福的，从她洋溢的笑脸上看得出，她是多么的满足。

      来看她的学生，从地域上划分，有本市的也有外地的，还有从美国、英国回来的；从年龄段划分有50后、60后还有70后。母亲爱她的学生胜过爱我们。我上小学时和两个妹妹同时得了麻疹，她硬是没请一天假坚持给学生上课。在她的心里，学生永远是第一位，工作永远是第一位。

      母亲最后一次住院，她的学生们送给母亲一辆轮椅车。母亲强打着精神说，“老师老了，就收下你们这个礼物吧！”轮椅，寄托着学生们对她的真情。

      母亲去世后，丧礼上来了许多她的学生。他们向老师告别，送敬爱的老师最后一程！

教书育人，母亲用毕生精力写出一份合格的答卷。

                                                1965年母亲（前排左三）与学生在北海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