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老猫 于 2013-12-17 21:52 编辑
陈三三是贝满五〇届校友，她和爱人陈子君风风雨雨60年，同甘共苦、相濡以沫，被称为模范夫妻。下面是陈子君先生在她们结婚60周年钻石婚喜宴上的发言，心系家园学姐感到非常精彩，在征得陈先生的同意后转发在论坛。
风雨苍黄六十年 〔在六十周年钻石婚喜宴上的发言） 2 0 1 3年9 月1 9 日 陈子君
我今年88岁，1950年初由重庆调入北京，在共青团中央学生部和全国学联工作，和陈三三所在的宣传部楼上楼下相邻，每日低头不见抬头见，从此开始相识相知，从同志、朋友、兄妹发展到恋人和夫妻。1953年9月19日结婚，至今已经六十周年。 当年由重庆往北京走的时候， 我是“光棍一条” ， 提着一支破皮箱， 里面装着几件破衣裳。如今，我已是枝繁叶茂，儿孙满堂，祖孙四代已经发展到将近二十口人。当年立志“要做一个彻底的无产阶级”的天真幼稚的幻想，也因为和现实发生矛盾而不得不放弃，转而奔向“小康”了。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我都是大大地賺了。这就是生活。 在中国现、当代历史上，有那么一批著名的“模范夫妻”，比如，钱钟书和杨絳，梁思成和林徽因，周有光、沈从文〔二人是连襟）和张兆和姐妹两个大美人以及胡风和梅志，吴文藻和冰心等等。他们对爱情的忠贞、热烈和深沉有口皆碑，同时又是知识界的大师级人物。他们的动人故事流传至今，成为我们这些后来者学习的典范。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优势：我们夫妻二人同甘苦、共患难，相濡以沫坚持了六十年，而他们却未必都做到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又是大大地賺了。（注：周有光仍健在，今年108岁，仍在接受采访并发表长篇讲话。杨绛也健在，年年102岁。）因此，我们也被一些朋友善意地称着“模范夫妻”。虽然我们深知，我们还做得很不够，但却非常高兴接受这个“称号”。 几乎所有的“模范夫妻”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不同程度上都有一个坎坷不平的人生。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经过严重的艰难曲折的考验，才体现出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可贵和坚贞、牢固、不离不弃的爱情的伟大。 我们从相识相知到恋爱结婚的发展是那么的自然，婚后的生活又是那么融洽和幸福，从根本上说是缘于我们的思想、兴趣、人生哲学和道德观念高度的一致。我们除了晚年在如何处理“破烂”的问题上有时有一点分歧外， 一辈子几乎没有什么矛盾， 这就是“缘分”。从1953年起，国家干部开始由供给制改为工资制，我们两人的经济收入由每月不到10元猛增到200元，不时还要得百八十元稿费，在当时低物价的情况下相当富裕。但我们一致认为，还是应当坚持勤俭节约，过简朴的生活。星期天到颐和园玩儿大多是骑自行车，午餐是自带干粮“馒头夹咸菜”，到餐馆吃饭一般是只点七角钱一盘的“鱼香肉丝”。抽烟吧，那时候“大中华”每盒只售五角钱，但我长期一盒未买过。不是舍不得钱，而是认为“我一不是大作家，二不是高官，不应当抽那么好的烟”。喝酒，我只取曹、刘“煮酒论英雄”之意每晚喝一杯青梅酒。直到1957年出差到哈尔滨，才在苏俄人开的秋林公司花4元钱买了一瓶茅台。在五十年代，我们睡的大床都是按惯例从机关后勤处借来的木板床，时间长了觉得腰痛。有一段时间两个人就商量想买一张弹簧床垫，花钱不多，只要156元。但考虑了很久还是下不了决心，理由只有一个：买这样在当时来说还是比较稀罕的东西，是不是搞“特殊化”“脱离群众”？那时在机关食堂吃饭等级观念太明显。我们两个报社的领导都是老革命和高级干部，他们吃“小灶”。我是中层领导，按规定吃“中灶”，其特点是“精米”、“精粉”，一个星期饭菜不重样。而“妹妹”只能吃“大灶”，饭菜质量和服务当然就差一些。这样的情况大约经历了一两个月，我立刻感到“不妥”。我不能拉下“妹妹”，一个人去追求“特权式的享受”，便立刻退了下来。其实，那时的“大灶”也不错，每餐也有几样菜可供挑选。二角六分钱一盘的“红烧小黄鱼”，至今仍在我的脑子里保留着美好的印象。 我们这种生活上严格自律和思想上的自我要求，有时确实到了近乎苛刻的程度，但主观用心绝对是好的。有了 “妹妹”的把关和监督，我就保证不会犯大的错误。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对我们这个本来十分幸福的家庭，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们实际上已经面临着彻底瓦解和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考验。夫妻二人同时打成右派的不必说了，如果是一方打成右派，另一方为了自己和子女的前途，就往往会被迫和对方划清界限，直至离婚。在当时，这已经成为多数人可以理解和接受的现实。我也和刘宾雁等几位老右朋友商量过，一致认为，我们的问题让老婆孩子受牵连，心里实在不安，如果她们提出离婚，我们一定同意。但如果她们不提，我们也不提，因为我们都十分难舍和自己那一半的深厚感情。结果很好，我们几个的那一半都绝口未提离婚的事，而且表示要同甘苦共患难，一起走到人生的终点。 “妹妹” 一贯积极热情，迫切要求上进。自她正式参加革命以来，入党和工作提升，都一直是党组织重点培养的对象，前途正如旭曰东升，是蒸蒸日上的。在反右派运动中，她们单位的一位领导就不无感慨地说：“这个世界真是无可言状，连三三都变了。”惋惜之意溢于言表。他说的所谓“变了”，就是她已经从几年前那种单纯得像一张白纸的样子，变成了一个也知道独立思考，有一定政治头脑和个人见解的青年人。他们认定，这就是她和我结婚后被我带坏了的铁证。为此，有些自认为一贯正确的人就以组织的面目出现,动员她和我离婚，说：“你是要党还是要老虎？自己应当做出正确的选择！” 一听这话，她当时就陷入了极端的矛盾和痛苦中。凭着她多年对我的深入了解，她绝不相信她的“哥哥”和丈夫会“反党反社会主义”， 没干过任何坏事，言论也基本正确，怎么可能是“共产党的敌人”呢？而且，她也无论如何割舍不掉多年建立起来的热烈而深厚的夫妻感情，不忍心用离婚的办法以求自保，去追逐自己的所谓“光明前途”，而把自己心爱的丈夫推向极度的痛苦和绝望的深渊。因此，她坚决地表示：“我要党， 也要老虎”。 然而，她并没有，也不可能做到“既要共产党又要老虎”。在二者不可兼得的时候，她毅然放弃了共产党的党籍和自己伸手可及的光辉前程，而走上了孩子们要父亲和自己要丈夫的漫长而痛苦的路程。 她毫不后悔地离开这个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跟随我下放到一个边远山区的农村基层，准备终了 一生地和我同甘共苦度过漫长的人生岁月。她异乎寻常作出的第一个重要决定是，在家庭内部彻底封杀有关我的右派问题的一切信息，消除孩子们对父亲的不信任，要和父亲划清界限，直至“反戈一击”的任何可能性，使得我虽然在社会上受到极大的轻视和彻底的孤立，而在家庭内部，却仍然是一个备受尊重的父亲和丈夫。应当承认，她在这个问题上确实具有一种特别的创造精神。在那极端困难的日子里，她千方百计为我保留了这么一小块“伊甸园”似的幸福的天地。在这一小块天地里，我仍然具有作为—个人的正常生活，和一个革命者应有的人格尊严。在二十多年的痛苦生涯中，我这个“右派”的精神一直未倒， 能够挺着腰杆工作、学习和生活，并广泛而深入地思考一些问题，在文化革命结束，我的“右派”平反改正后，立刻就能打马上阵投入批左和拨乱反正的斗争，不能不说和这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她一到基层单位，就为自己定下了几条严格自律的要求：第一，要思想正确，处理问题实事求是；第二，要作风正派，不搞歪门邪道；第三，要尽可能处理好上下左右的关系。她吃苦耐劳，生活朴素，以诚相待，平易近人。在骑自行车跟随县委书记、县长下乡检査工作时，翻山越呤，穿越田畴，点也不比男同志差。人们都以新奇的眼光看待这位刚从大城市下来的知识分子女干部，认为不同寻常。没有多久，她就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获得了当地干部和群众的好评。有几位公社书记便争相向县委提出要求，想调她去当妇联主任。但是县委自有打算，很快就任命她为县文化教育局的副局长。作为“右派老婆”，在那个“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已经算是十分破格了。 她在文教局副局长任上三年，后又在重点高中副校长任上七年。前后十年中，以她自己出色的工作业绩和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做人风范，获得了全县上下普遍的信任和好评。后来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更成了似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人物。在她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打成所谓“现行反革命”而遭受残酷批斗时，她硬是挺着胸，吊着头，恰似刘胡兰和江姐那样在敌人面前英勇不屈和慷慨就义的样子。她的这种正义凜然的精神，立刻在全县的干部和群众中广为流传，被誉为“全县第一个硬骨头女干部”和“日本人来了也不会投降的女英雄”。 她的群众关系特好，县里的部长、局长、主任之类的中下层干部，以至普通老百姓，有三、四十人都是她的朋友，当然也就自然地成了我的朋友。他们都对我们抱着深切的同情，在我们人生旅程的每一个重要关口，碰到难题时总是有人自动出来给我们以帮助。她在客观上为我撑起了 一把遮风挡雨的大伞，在危难时刻保护我不受大的伤害。 特别是，我们的孩子小学毕业升初中和初中毕业升高中，都碰到一个“政治审查过不了关”，“右派子女不宜推荐上学”的问题，入团、招工更是难上加难。然而这些问题都靠着她的正义之气和良好的人脉关系， 一次又一次地冲破那些荒唐的"潜规则"而得到解决。我们四个儿女中唯一的正规大学毕业生，就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她，也就没有我们完整而幸福的家。她是我们全家的真正功臣。 当然，我也不是糊涂人，更不是再种。一到县里，县委书记和县长似乎就对我有着天然的信任，把我安排到身边，成了他们的不是秘书的秘书。无论是大问题、小问题，我都能够凭着参加革命多年的历练和学养，对他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议和帮助。至于写材料，更是得心应手，不久就获得了全专区十多个县都知道的一个“大秀才”的名声。县委领导对我的信任有时甚至达到了非常“出格”的程度，曾多次让我这个戴着右派帽子的人参加县委常委会议旁听，理由是：我写材料需要了解情况。这种高度信任带来的更好的结果是：由于县委领导的保护，帮助我多次躱过了极左路线的打击和可能造成的灭项之灾。 我的妻子在思想上、工作上非常要强，而在家庭生活上却又是一个贤妻良母。由于工作太忙，对四个孩子生活上的安排难免有不周到之处，但对于思想教育、道德要求和有关孩子前途的大问从不含糊。我们的四个孩子无论工作、学习和思想、道德修养都不错，在我们经历了那么多艰难困苦之后，我们的后代还能达到今天这样的水平，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在那物资供应极端困难的年代，如何安排生活，让孩子们吃饱、吃好、长身体、长智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她，总是能够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弄到一些东西来改善全家人的生活。比如，那时候油和肉都奇缺，她就通过自己一位杀猪朋友的关系，每月到屠宰场走后门买一两次猪下水，如猪头、猪蹄、猪肝、猪心、猪肚等等。当然，这洗、涮和烧方面的任务就都是我的了。八十年代初回到北京后，由于我的行政工作和社会活动总量猛增，我们两人之间的角色又开始朝逆向转换。她既是单位的中层领导又要作家庭主妇。我们刚回北京时连一张床都没有，其他家具更是空空如也。要到商店去买吧，一下子哪来那么多钱呢？只能走自力更生之路。她就利用自己从县里走后门买回的木料，在她弟弟的帮助下，自己动手设计、画图纸，到街上雇来浙江、安徽的木工，做衣拒、书拒、写字台和床等等，还自己学着刷油漆，这些都节省了不少钱。她每天騎着大男人用的28飞鵠自行车二三十里路去上班，晚上回家车头上挂满了大包小包的各种便宜食品：“堆菜”、“猪骨头”、“鸭架子”等等，力求用花钱不多的办法来改善家里的生活。刚回北京时，家里客人来往比较多，到餐馆请人吃饭我们没那么多钱，那时也没那个社会风气。她就下决心自己学习烧饭、做菜，花较少的钱就可以招待一次客人。她做菜的手艺迅速提高了，甚至掌握了若干个“保留节目”，在我们的朋友圈子中小有一点名气。在20世纪九十年代，我甚至还在家里设宴招待过台湾和澳大利亚两个儿童文学作家代表团，并由此获得了一个“大度”，和“大气”的美誉。 我的"妹妹"，我的爱人，我的妻子，同甘共苦几十年确实不易。记得六十年前年轻的时候读过一本小说，男主人公称他的妻子为"同志、朋友、妹妹和保姆"，我以为，我的妻子正是这样一个人。
我从《贝满人语续集》中找到两张有陈三三学姐的照片。 1994年校庆后一日在中山公园，前排右一为陈三三。
1998年在母校，右一为陈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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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16 10:06: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