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老猫 于 2013-10-8 09:58 编辑
我记忆中的老舍伯伯 臧小平
我十分喜爱书柜中摆放的那几件小玩意儿：一位面目慈祥肩背礼品袋的圣诞老人，一个举竿垂钓但却永远没有收获的俄罗斯小怪人，几组造型逼真各具情态的惠山泥人……然而，我最珍爱的，是那个似乎不能称之为摆设的万花筒。这个高高的深蓝色万花筒被安放在最醒目的地方，因为，它是跟随我时间最长而又历经了一番劫难的宝贵纪念品，寄托着我深深的怀念和哀思。是敬爱的老舍伯伯五十多年前从异邦把它带来，送给了那时刚满十岁的我。
我是老舍伯伯看着长大的。1952年伯伯从美国归来，去当时我家住的笔管胡同探望我的父亲臧克家，就看到了那个稚气未脱的小小的我。大约从三、四岁起，我就常常像条小尾巴一样缀在父亲身后，和他一起去看望老舍伯伯了。一跨进当做客厅的北屋的门坎，老舍伯伯就会笑呵呵地迎过来。和父亲亲热地打过招呼以后，他总要走到我跟前，弯下腰，用他那特有的洪亮的声音说：“大姑娘来啦！”伯伯把“大”字念得很重，那语调，那神情，令我至今难忘。当时，我总有些纳闷：“我才这么点儿，刚刚比伯伯屋里的红木桌子高出小小的一截，怎么就叫我‘大’姑娘呢？”这个疑问，在我的小脑袋中一直装了很久很久。
那时候，我总爱往伯伯家跑。在丰富胡同那柿树成荫的小院中，有老舍伯伯絜青伯母和蔼可亲的笑容，有从伯伯口中流出的逗得我前仰后合的笑话和顺口溜，有满柜子满架子的各色小玩艺儿，有好看又好吃的北京风味点心，有四季开不败的花和揽一叶秋风的丹柿。当然，还有伯伯全家的“宠物”——那只长着一身长长的白毛，令我“敬而远之”的大猫。那时，我好怕它喲！只要有它在，我是万万不敢轻举妄动的。在我稚嫩的记忆里，伯伯家的那个大书柜是个万宝山，好玩的东西永远也掏不完。有时是个布娃娃，有时是个能吹响的泥公鸡，有时是个竹片串成的小游龙，“大姑娘”每次总是满载而归，这已经成了惯例。到了丹柿飘香的季节，我定会捧回一篮丹柿小院的特产。它们带露含霜，极鲜极美，再缀上几片被秋风染成墨绿的叶子，真像是出自老匠人手中的美玉雕成的工艺品。父亲舍不得吃，总是先将它们摆在案头观赏，直到柿子软的几乎透了明，才不舍地分给家人，让我们共同分享友情的香醇和甘甜。 老舍伯伯重友情、爱孩子是出了名的。 每次从国外出访归来，他都要拟一个分配礼品名单，将一些珍贵的纪念品，送给老朋友和他喜爱的孩子。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榜上有名”了。每次的礼物上都附有一个纸条，上面用工整的字写着：“大姑娘的”。那个深蓝色的万花筒，就是伯伯在一次访问日本归来后送给我的。这只神奇的万花筒是那样地与众不同，你转动它的时候，它能将你捕捉到的景物，变幻成一幅幅美丽非凡的画面。当我刚刚从伯伯手中接过这件礼物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把它对准那个大书柜，立刻，万花筒中出现了那么多小猫的头、娃娃的脸和长了16条腿的长颈鹿；我惊呼着，奔到院子里，对着天上的云，对着葱郁的树，对着满院生机勃勃嫣红姹紫的花朵……我眼前这五彩缤纷的世界，是多么美好啊！ 我笑了，伯伯也笑了。 又有一次，伯伯从欧洲一个矿区为我们带回了一件非常精美的艺术品：在一块巴掌大的深紫色大理石断面上，趴着一条雕铸得极其精细的金色蜥蜴。它那摇头摆尾、栩栩如生的样子，真叫人担心它会一下子从大理石上窜下来，蓦地钻到什么地方去。我们全家人是那样喜爱它，把它高高地摆在客厅中专门摆放贵重礼品的地方，如同把老舍伯伯这份深情和爱心，摆在我们心灵的深处一样。 然而，“文革”中，这两件珍贵的纪念品也同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一样，遭到旷世的浩劫。它们被粗暴地扔进一个纸箱，粗暴地丢上卡车，拉走了。在这场浩劫中，我失去了老舍伯伯，也失去了留下哪怕一件可以寄托回忆与哀思的纪念品的权利。 关于深蓝色万花筒的故事并没有结束。 十年后，从母亲领回的被抄走的物品中，我意外而惊喜地发现了这久违了的万花筒。我小心翼翼地拂去上边的灰土，仿佛拭去了岁月的风尘。我珍藏起它，也珍藏起一份回忆与深情。老舍伯伯的儿子舒乙大哥，曾在多年前的一篇散文中，这样描述我对这件失而复得的礼品的爱：“当初万花筒的包装纸上特意写着‘送给大姑娘’。如今‘大姑娘’的‘大姑娘’都到了玩万花筒的时候。无奈，老‘大姑娘’偏偏不准小‘大姑娘’乱动。因为那是一件宝。连小‘大姑娘’的姥爷姥姥都很羡慕呢！”是呵，这的确是一件宝，它是从老舍伯伯那颗永不枯竭的爱心的泉眼中，涌流出的宝！ 从我能记事起，每隔一段时间，父亲、伯伯或者还有其他叔叔伯伯们，总要相邀着去逛逛公园或下下馆子。聚会前，伯伯都要特意叮嘱：“带上大姑娘” 。 一次，我随他们去北海公园。那正是秋风送爽金菊盛开的好时节。湖面上轻舟点点，绿荷片片；游乐场中不时传来孩子们的欢笑声。我们三个人悠哉游哉地走得很慢。伯伯和父亲一边走，一边聊，聊文艺界发生的事，谈他们共同的朋友，有时又将话题拽回遥远的过去，这对从1935年开始就建立起深厚友情的老朋友，该有多少话可说呵！我呢，夹在他们中间，一手拉着父亲，一手拉着伯伯，低着头，两眼盯着身边两双穿着黑布便鞋的大人的脚，尽力使自己稚嫩的步子跟上他们的脚步。走到北海边上，大人们停了下来。海面上吹来的风，轻轻掀动伯伯那件半旧灰呢大衣的衣角儿。他双手扶着手杖，微微抬着头，眯着双眼，像在极目远望，又似在沉思遐想。那时，北海公园虽不似今日修饰得精美，周围也无高楼林立，但这儿已经成为广大劳动人民休憩欢娱的好场所。伯伯是在想它的过去呢，还是它的未来？ 从北海边，我们径直走进“仿膳”。那天到底吃了什么美味佳肴，我已记不太清，只知道那肉沫烧饼的香味儿，至今似乎还残留在舌尖。以后再去吃，总觉得味道赶不上小时候的这次。我是沾了伯伯的光呢！谁都知道，这饭店的店名“仿膳”二字，就是伯伯亲手所题呀！ 那时，一年中总有那么几次，老朋友们要到离家不远的饭馆去聚聚，这实际上是一种文艺聚餐会。“大姑娘”自然是有请必到的。这许多年中到底吃了多少次饭，我早已忘却了，但永远不会忘却的，是那一次。 那是国家发生自然灾害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翠华楼”。伯伯是这儿的常客，上至经理，下至服务员，都是他的朋友。哪位大师傅病了，哪个女服务员生了孩子，伯伯都记挂在心上。每次去，连许多不负责招待我们的厨师和员工，都要赶过来和他打招呼，问寒暖。只要伯伯一到，你看吧，大厨师们都会拿出自己的“绝活儿”，摆上丰盛的一桌，那真是色香味俱全，有的竟使人不忍下箸。但是，那次，当伯伯顺口点出那些熟悉的菜名时，一位经常接待伯伯的老服务员十分尴尬地说：“真对不起您，因为缺原料，这些菜都做不出来了。”一时间，刚才还充满说笑谈话声的屋子静了下来，大家都沉默了。只有无忧无虑不谙世事的我望望这个，看看那个，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老舍伯伯看着全屋的客人，低声和那位服务员商量了几句，然后侧转身子，轻轻地抚摸着坐在他身边的我的脑袋，大声说：“大姑娘，没关系，用不了多久，你瞧吧，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里游的，都得往咱们的桌上跑，让你吃得饱饱儿的，再喝上碗大姑娘喜欢的核桃烙。临走，还让你提回去一只扎着翅膀飞的大烧鸡！”我使劲点点头，笑了。大人们的脸上，却浮现出一种我那时还不能完全理解的神情。后来，当我长大了，懂得了生活和人生之后，我才明白：那是一种精神，一种信念。一种对困难的藐视，一种对人民必定战胜天灾人祸和对美好生活不久必将到来的坚定不移的信念。我想，伯伯就是带着这种精神，这种信念，和全国人民一道，度过那艰苦的岁月的。然而，老舍伯伯却没能和我们一块儿迎来“四人帮”倒台的日子。他走了。在那黑白颠倒人妖不分的暗夜里，在那非人的侮辱和殴打之中，他走了，走向了永恒。他以死做了最后的抗争。就在去世的前几天，他还给父亲打来了电话，讲他的身体，讲他的处境，讲他听说不少朋友挨批斗后他的非同一般的感想和心情……谁知，寥寥数语，竟成永诀！这些年来，我有时会冒出一个大不违的近似有罪的念头：如果老舍伯伯在那种景况下屈辱地活下来，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地承受一切，倒反而不像我所熟悉的伯伯的性格了。因为在他身上，有一种非常突出的精神和几块傲骨：耿直，倔强，宁折不弯。他是纵玉碎而绝不瓦全的。否则，老舍就不成其为老舍了。 从我的女儿菁菁开始蹒跚学步起，我就带她去看望絜青伯母了。一进丹柿小院和那间宽敞的北屋，菁菁就一点儿也不认生。当年令我生几分畏惧的大白猫的后代，被她追得满屋子跑。照样是满庭院的花木葱茏，照样是各色的北京小点心。吃够了，玩够了，临走，伯母慢慢地站起来，打开那依旧摆满各种小玩艺儿的书柜，拿出一只用绒线编织成的小熊，送到菁菁面前：“姑娘，拿上吧！”小熊洁白小巧，憨态逗人。看着它，我一时间感慨万千。此时此刻，我仿佛又回到了难忘的童年时光；此时此刻，我多么希望能在这间熟悉的屋子里，再见到老舍伯伯的身影，再听听那句“大姑娘来啦”的亲切的问候声，我多么希望再坐在伯伯身边吃上一顿饭，然后拿上伯伯早已许诺给我的那只扎着翅膀飞的大烧鸡呀！ 魂兮归来吧，老舍伯伯！
首发在江苏东方明星杂志1994年2期，当年获江苏省优秀文学作品二等奖，《北京文学》2011.11期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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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9-29 20:50:47
